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邱宏達先生，於1999年4月曾寫過「中共修憲與法治的根本問題」一文，提出無人知道中共如何「依法治國」，因而大多數的台灣人怎會相信中共憲法下的「一國兩制」。邱先生所言甚是，只是不能相信的不僅如此。
該文列出，中共在憲法的序言中明載：『.....，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此一段，就有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首先，證明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是規定在共和國的憲法裡頭的。姑且不論這項規定符不符合國家憲法的真諦，至少它真確的說明了一件事：「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太上皇。」
證之以中研院陳永發教授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共產黨「承包」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法院、檢調、軍警、企業，全國人士包括所有號稱民主政黨、民主人士在政府任官者，都只是掛名而無實際的權力；因而最後的、所有的權力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手上。
可是即便如此，這種小眾團體運作的模式，也常在強人的意志下變了質。比如毛澤東就規定政治局的決議（不論他是否與會），都必須有他的簽字，否則無效，因而做為辦公室主任的江青乃得以擅權。
而鄧小平在世的最後幾年，甚至沒有任何正式職位，其權力依然操控一切。此由鄧小平回憶錄第一章名為「1989年退休的那一天」，說明鄧在當時已卸下了所有的正式職位，然而1993年由國家主席江澤民參加的西雅圖APEC會議中，時任中共外長的錢其琛在回答有關中國的接班人情勢時，錢回答說：「在鄧小平同志退休之後，江澤民同志就是中國的唯一接班人。」證明了鄧到過世才算「退休」。
後來，我們又看到李鵬在99年3月訪問德國時，仍然堅持共產黨專政的報導；朱鎔基訪問美國時言必稱江澤民，可見出中共的本質一成未變，其統治真相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名，而以共產黨權力為實。如此憲法，只是政黨工具而已！
再者，中共統治大陸近五十年，什麼時候守過法呢？以過去一連串的運動，50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57年的反右運動，到66年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所有命喪黃泉的人，都是因為政治而被治罪。其中最值得爭議的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是在沒有任何憲法的罪名下，瘐死獄中。劉少奇沒想到他在反右時不遵照憲法，到文革時卻要憲法保護他，已經是妄想了。
可是共產黨雖不遵守憲法，倒也沒忘記他是「太上皇」的身份。為了讓劉少奇死得有名目，中共急忙在八大（第八次黨員代表大會）時做了一個決議：「開除劉少奇黨籍。」此巧妙猶如北京市長陳希同被逮捕之後，毫無動靜；直到十五大做出開除黨籍決議，法院方才判其刑責。再再證明了共產黨員身份比任何職位都尊貴，而共產黨的決議也凌駕法律之上的事實。
過去五十年，中共內部運動不斷，其宣傳的敵人不論所謂的高饒集團，反冒進資產階級，甚至是四人幫，沒有一個人不是共產黨。中共固然可以在每一次運動之後，大言不慚的說出：「黨再一次回歸正確的領導路線」，可是在過程中主導犯錯與奪權的人，不是別人，也一直都是共產黨員。曾經主導反右運動的鄧小平說他一生「功過七三開」，說得輕描淡寫，只是超過一百萬被冠以右派份子的民眾以及其家庭，其幾十年的苦難應該由誰來負法律責任呢？
就是因為要創造合理性，中共也就很會創造名詞，像「一國兩制」不是新意，想50年代當初對西藏也是這樣說的。像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也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代名詞而已。曾被招攬任職工商管理部副部長的大陸經濟學家千家駒就提到，毛澤東曾當面對他們宣稱：「你們都上了賊船。」中共可以在名詞上極盡彈性，只為了達成他的最後目的。我們豈能不注意！
香港納入中國之後，香港民主黨屢屢以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做為訴求，證明了他們瞭解事情的真相。而中共每每以「唯有愛國者才能治港」回應，說明香港民主不是他們關心的，他們要的只是能夠配合、有如他們一樣「愛國」的統治者。
今天台灣與大陸談判，不能只是在名詞上與之斤斤計較，而是要指出核心問題，讓兩岸民眾以及全世界瞭解，不是台灣不要和平，不是反對與大陸進一步交流，而是只要共產黨能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脫離，徹底回歸民主憲政，那麼兩岸的和平就有契機。
所以說，不是說中共有法，但從未守法的問題；而是說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憲法都只是在為共產黨服務的狀況下，「一國兩制」是一點兒也不能相信的。
（原寫於1999年四月）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