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港宣言的軒然大波
學生願當民主的齒輪
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英倫，回應外界對他們的批評時，第一句話就說﹕「時代呼喚巨人，但在推動民主發展上，我寧可踏實的做一顆齒輪。」香港大學學生會六月到北京會見政經界領導人，六月二十六日返港，二十八日發表《七一救港宣言》，表示「普選不是一切事情解決的方法」，隨即惹來傳媒、文化界以及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劉惠卿，甚至多個學生組織抨擊。他們指港大學生會被統戰、被洗腦。然而，這班支持雙方溝通的學生卻從未後悔發表宣言，堅持自己理念正確，只是「字眼可能幼嫩一點」。
延續七一三十五度高溫，馮英倫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又是一個炎熱天。二十歲的馮英倫一臉倦容，穿著整齊恤衫西褲，明顯為了會見記者。據說他在短短七日內連續接受二十個傳媒訪問，同一遍話重覆二十次，馮英倫仍忍不住在訪問開首不斷強調一國兩制平衡比「企硬（對著幹）」更重要。沒有激動，沒有憤怒，但這句話，他重覆了三次。
《七一救港宣言》由港大學生會轄下的時事委員會撰寫，陶傑罵他們語言空洞、思維官僚，蘋果說「港大學生會認衰」，學聯（專上學生聯會）會內有同學要求收回部份宣言，港大形容《蘋果日報》等傳媒只在訪問中抽用部份句子，斷章取義，才令事件火上加油。因此，港大將再發聲明，解釋「盲目的追求(普選)，最終只會倒行逆施」的真正意思。撰寫人之一的謝智衡也承認宣言有缺失，未有詳細解釋什麼叫良好公民素質，令人誤會港大所說的「白上街頭」是七一遊行。在一片支持「企硬政治」的聲音中，《救港宣言》可說是一個逆流。當眾人以為撰寫人必定左傾的時候，逆流而上的謝智衡卻因在民主派政黨當議員助理的經驗，加強了寫宣言的決心，他說「政黨只著重所謂的選舉工程，令我感到香港需要務實政治」，「要務實，就要打開溝通渠道」。
港大學生會一直是學生運動中流抵柱，八九民運上京支援、九十年代焚燒基本法、九八年又豎立國殤之柱，跟學聯堅持六四不平反、一日不上京。這次港大十五年來第一次上京，外界形容為破冰，馮英倫也承認是一個突破。但港大隨即發表《七一救港宣言》，容易令人聯想學生被北京「說服」。馮英倫解釋兩者並無關係，因為宣言上京前早已備好。隨行團友周伽然也表示，此類活動每年都有，一直遭港大拒絕，「但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因此當全國學聯邀請我們遊雲南，我們便要求上北京，整個活動都是自費的」。由全國學聯接洽，中聯辦安排，港大團員一行十一人會見了全國人大、國務院港澳辦、全國政協、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官員，談話內容觸及普選、七一與六四，馮英倫表示學生嘗試說服中央，中央當然也試圖「統戰」學生，「不過中方也很坦白，他們承認現時中國有很多問題」。其中一位團友更表示官員什麼都可以談，只要求他們向傳媒保密，「好像我們硬是要談六四、立法會直選，官員也提及利益均衡等問題。」二人異口同聲的說，北京很有誠意。
馮英倫去年是國事學會主席，雖有一個「親英」名字，卻內藏一顆中國心，曾踏足過蘭州、內蒙古、哈爾濱等黃土地。可能因為他公公住在東莞農村，馮對農民比較有感情，他說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中國，可說是我的根」。馮英倫笑言眼見國家愈貧窮就愈感情深厚，因為不想僅僅享受國家的繁榮，還有一份使命感，要服務國家。以前是理性上認知，但到北京以後，他確切感受到兩地互不了解，之前中央處理香港手法並不成熟，例如用愛國論口諸筆伐，香港人不會受落，因為「愛國自知，無需他人評價」，「不過，這並非代表中央管治香港缺乏誠意」他頓一頓後補上這句。港大看來比較傾向劉千石等人的「和解」呼籲，但學生會會長陳子堅思前想後，還是覺得不能單單依賴「和解」，要有良性溝通和配套，現時爭取的民主太單一化。
諷刺的是，學生會欲借宣言敲響民主啟蒙之鐘，結果卻成民主派眼中的「噪音」。馮英倫、陳子堅、謝智衡分別主修歷史及政治、電子公程和物理，談起香港，一個冷靜、一個樂觀、一個激情，獨獨牽涉普選，三人彷彿揮不去一些陰霾。網上有學生用粗言聲討馮英倫，甚至揚言趕他出校，令他承受不少壓力，「雖然意見分歧很正常，但淪為謾罵就非常危險」。從校園到社會，香港現時政治氣氛同樣緊張，對普選態度非黑即白，馮英倫也有感於中間路線荊棘滿途。不過，陳子堅仍抱樂觀態度，堅信自己並非代表香港一小撮人，只是大學生不介意身段高低，願意憑良心說話。
時代造就巨人，會室內一班學生卻寧可做小齒輪，忙碌的剪貼普選消息。五十年來，學生赤子丹心，以筆鋒、以行動、以生命論政，也許沒有七一，二千年的學運火焰早已冷得結冰。回歸七年，中央香港兩個一國兩制的學生摸著石頭過河，最終到底誰是英雄，誰是罪人，在敏感、混亂、困惑的後殖民時代，也許還是該用馮英倫的一句話：從嘗試中學習，在錯誤中──成長。
文章刊於《亞洲週刊》、《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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