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出口替代發展策略之爭
王作榮認為國府早在民50至53年的第三期四年經濟計劃中，曾計劃發展能源、鋼鐵、機械、造船、汽車、電子、資訊、醫藥、光學等資本技術密集的工業（四一一p75-7），但「穩定中求發展」「農工平衡發展」的發展策略，加上自由經濟學者以比較利益原則，認為台灣應繼續發展勞力密集加工業（p131,88）。這使得後來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的中小加工型工業成為台灣產業的主力（四一０p72-3）。
王氏認為在：一、人民勤儉精於計算冒險。二、穩定的社政經環境。三、採用自由開放的經濟。四、政府正確的政策。五、大陸撤台技術、人才及資金。六、美援。七、日本人留下的基礎。八、國際景氣等因素下，台灣出口替代導向階段的經濟雖快迅成長（四一一p116-130,
91）。
但王氏認為也出現了以下問題：一、整個流程都是一個簡單的加工過程，靠勞力賺取外匯，技術無法自立。二、國防工業無法建立。三、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力，使得農村在耕地面積過小，機械化企業化無法落實下，城鄉差距逐漸擴大（p82-5）。
可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加工出口型經濟，是在傳統寧為雞頭加上勤儉的家族主義之文化價值、50年代大量剩餘農村勞力、公營事業比重過大且效率不佳、比較利益均衡發展、及民生主義等因素下最有利的發展模式。
如果當時就依王氏所言由政府主導（因民間無力也無意願，比如十項建設的中船中鋼最初計劃是民營，但民間投資不足，最後還是形成公營，四一０p52），發展數十項建設，甚至包括當時尚屬高科技的電子、光學等，以公營之無效率，借大量外債來發展，勢必欠出口競爭力，甚至損及原有的加工出口之優勢。台灣大型企業成功者，若非該技術已成熟，在嚴格的成本控制及壟斷下，生產國內加工及建設所需原料（如中鋼、中油、台塑）；就是依賴進出口運輸如長榮。靠保護的大同及裕隆，無法自立（而是長期依賴日本）於必須靠不斷研發才有競爭力的電子、汽車界（一一二九）。至於其他非生產性的壽險公司、房地產投機性大財團，則百害多於一利。較具研發能力的集中於新竹科園區少數幾家中型的資訊及通訊公司。
即使是新竹科學園區也在黨國資本將本應由人民共享的資源，優惠給少數跨國企業、少數科研單位、留美學資訊回台的學人、和台灣本土少數資本家等，以少數精英的意志建構的特殊空間，此種空間有以下雙元性－－台灣成為國際分工的半邊陲，黨國資本和少數創業者享有優勢，大批下層勞工和區外居民只能撿剩餘，更重要的是這些代表台灣經濟新力軍的資訊業，其近口關鍵零組件和技術、代工、依賴性等之本質，與加工區時期的產業並無本質之異（一０六０p113－146）。以上論述乃1991年所為，經多年發展至1997，台灣的資訊業雖在黨國資本和少數創業者或加重要幹部享有優勢，近口關鍵零組件和技術、代工、依賴性，國際分工的半邊陲等特質上並沒變。但在中下層技術及人才、尤其資金上，已不再需要仰賴少數科研單位、留美學資訊回台的學人、少數跨國企業了（當年投資的跨國企業如菲利浦，反而趁台灣股市不合理地飆漲至近萬點之際，於1997年8月趁機售出手中的一億股，大賺而去，之後台灣股市便在一萬與九千間抄作不斷）。相反，壯大後的台灣的資訊業，以新竹科學園區為基地，挾著從黨國、財團及股市弄來的數千億元資金，在李政權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的號召下，正野心勃勃地揮軍南下，試圖另建一具有雙元性結構的特殊空間－－台南科學園區。當然台灣資訊業之所以壯大，是有其在全球分工中的比較利益之因素存在，但台灣朝野在這波的科技島及股市抄作中，似乎迷失了，忘了資訊業本身特有的產品生命周期短、市場波動大的特性，等三、五年後台南科學園區的投資量產後，台灣的資訊業市場將更形依賴大陸、美日、及東南亞，面對可能來臨的－－大陸對台灣的市場不開放進行報復、美日韓德等資訊強國強大競爭、東南亞不景氣－－稍有閃失，台灣的經濟將因而受重創。
（此種台灣自誇為世界第三的資訊產業，在享受了十幾年的保護後，即使在廿一世紀初，伝統產業衰退、高科技一枝獨秀時，仍和金控一樣享有免稅之优惠，以致台灣的財稅更形惡化更刼貧濟富，等要收稅時，高科技又泡沫了，反倒伝统產業因原物料价漲而大賺。）
台灣中小型加工出口企業，在研發、環保、行銷等方面較弱，甚至致使台灣在民70年代之後往技術資本密集轉型、發展策略性產業、發展關鍵性零組件等計劃均挫敗，即使高雄等三個加工出口區在最初的十五年內雖創匯36億美元，可是一直無法引進最新的技術，而只能吸取一些較島內進步些的行銷、技術及管理方法（四三七p160-2,194）。但憑著變形虫般的靈活及彈性，島內民50、60年代第一次出口替代的玩具、鞋、紡識等，被60、70年代第二次出口替代的電子、電器替代，又被70、80年代第三次出口替代的資訊產品替代。貫穿其中替國外名牌代工、及從日美進口關鍵零組件（因與二、三次出口替代相應的二、三次進口替代均挫敗）的屬性則一直未變。
所幸對大陸的投資及轉口貿易以1993年為例就替台灣賺取129億美元以上的順差（五四一p13-19），彌補了對日的巨額逆差，而繼續確保了台灣在國際垂直分工的半邊陲地位〔劉壽祥甚至認為台灣的泡沫經濟在歷經了擴張期（1986－1988）、退燒期（1990－）之後，未蹈日本一直滑至破滅期的覆轍，關健就在於大陸及東南亞市場（一０二０p114－9）。不過由台灣順差的來源在大陸，尤其東南亞在1997年8月爆發金融及經濟危機來看，關健應在大陸〕。但同時也造成對大陸經濟依賴程度漸增至超過10%的警戒線，這種危險在1995、6月以後的兩岸對立中暴露無餘，難怪李政權會不擇手段地以黨公營企業的南進東南亞來抗衡民間廠商的西進，可惜無效。其實這些根本上皆導因台灣加工型中小企業結構，而且經实証調查，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並未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也未危及台灣安全（一二九Ｏp.192-202）。
1996年7月之後又因島內投資意願低落，李政權進而減少對外投資，並對大企業投資大陸熱開刀，喊出與之前政策相反的「亞太營運不以大陸為腹地」「對大陸投資要戒急用忍」，統一、台塑等大企業首當其衝。由此可知李政權（和民進黨）為了虛妄的政治利益，棄國際化自由化不顧，逆世界經濟發展趨勢而行（中國大陸是當今及可見未來帶領亞洲甚至世界經濟向前走的火車頭，李政權的此種倒施逆行當然只會傷到自已，而無損於大陸，因經多年改革開放，大陸無論在資金、技術或人才上，已足以自立，更何況台灣不去投資，其他國家還占便宜可搶先機呢！故中共還肯如此優待台商投資大陸、寬容台灣市場對大陸封閉，主因是基於民族利益和統一大業，假以時日，對台期望幻滅之時，將是對台報復之日）。（由事後檢証，中共已強大到連陳政權也不得不在2005年的春節包机上被国共美強壓讓步，而中共則在經鬆（開放台灣農產品优惠進口甚至提出雨岸共同市場）同時，加緊了政（如反分裂法）軍（部署更多飛彈）對台的壓力。）
不只如此，李政權還在盤算著，即使兩岸皆加入ＷＴＯ，台灣也可用國家安全及防衛條款，來拒絕大陸「三通」及開放市場的要求（一０八０p108－116、136－146）。屆時雖然ＷＴＯ無法禁止台灣這樣做，但國際間甚至連反華勢力，可能更會支持大陸的對台要求。
李政權一再以涉及安全問題而拒絕「三通」，其實這根本就是個政治問題。中共雖一廂情願地（因一個中國的意含兩岸可各自表述）想藉三通達成統一，但台灣則或明或暗地想藉三通尤其直航來要求中共在談判時簽下承認代表台灣主權獨立（比如國旗、國號、司法管轄權……等）的文件（九九六p105,108,118,179,182）。
三通問題最好回到經濟面來處理，雙方都不可要求將自己的政治目的做為條件，但這不太可能為李政權接受，反之中共可能。
故吾人看到拖至1997年4月，李政權迫於香港九七將至，加上圖謀將大陸貨物來台、轉運甚至加工，以建設台灣成為「亞太海運中心」「亞太製造中心」，於是在「境外航運中心」的架構下（大陸一直不配合台灣的「境外航運中心」計劃），開放高雄港與大陸「定點直航」，不但只能航行兩岸掛外籍旗的「權宜輪」且不准大陸人貨通關，以示台灣主權獨立之意。但大陸也非白痴，豈不知台灣的圖謀。雖「三通」無法立行，為拉住台灣，乃開放福州及廈門兩港與台委蛇（台灣希望的是大陸開放更北更大的海港如上海，因為如此才有透過台灣轉運的可能，不然即使需要轉運也會透過比台灣優勢的香港）。結果如中共所料，在不准大陸人貨通關下，熱鬧首航儀式之後便面臨無貨可運的困境（之後仍有限，一年才十幾万个貨櫃），台灣的圖謀落空。
5月又通過台港航運協議，但在中共「一國兩制」原則強過台灣要求主權獨立的形勢下，台船竟然無旗可掛，而港船卻可掛「區旗」來台。事後李政權還在辯稱台港航運協議是特例，不適用於兩岸間，區旗只是港口旗。其實問題的關鍵是，台灣的外貿順差及台灣船商的命脈完全操之於台港間可直航。同理，如果兩岸間也有類似的依賴關係，台灣也不得不低頭。這也是李政權為何會急著要趁兩岸類似依賴關係尚未成形前，蠻幹「戒急用忍」之因。對李政權而言，畢意是政治高過經濟，外交關係優於兩岸關係。問題是，如此果真是台灣之福？這個問題其實是個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亦即是台灣意識、台灣情結、台灣民族主義優先至上的問題，只不過掌權者會用國家安全、人民幸福等實際問題來包裝，而此正合台灣當前的民粹所需，只是此股民粹之「瘋」何時會止？以亞里斯多德「理性民主政治繫於中產階級」的論述來看，有人會疑惑台灣經濟上的中產階級似乎已不少，但為何缺少與之配套的政治理性呢？其實從韋伯的經濟理性來看，台灣的中產階級在經濟上也是不理性的。
（二）國家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關係
東亞的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有以下類似：受儒家及佛教文化的影響、家族主義、出口導向、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一一０一）。
香港的發展之道是港府致力於基礎建設、治安、教育、住宅、及衛生上。再以自由進出的人員、原料、資金、及產品，配合低關稅低賦稅、及豐富的勞力，發展加工裝配業出口至美國。等加工業無經濟效益時，剛好大陸改革開放，香港又利用優勢的轉口運輸設備及位置，發展與兩岸、美國間的轉口貿易（四二五p27-8）。
新加坡發展之初也試過進口替代，但欠比較利益，故改採自由進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另外則發展轉口、金融、煉油等服務東南亞。當勞力加工業不再有利後，又迅速往資本技術密集的石化、造船、資訊等發展，而不像香港。另外新加坡的威權行政能力強且廉潔，公營事業效益也高（四二五p25-6）。故新加坡多年來在各項國際競爭力的調查與研究報告中均處四小龍之首，更在世界前茅。
在家族主義上。日本的家是種永續經營的場所，易於容納非血緣性的外人並由一人單獨繼承企業，再加上以銀行為中心聯繫本家與分家、聯繫中心企業與衛星廠商，構成一財團。南韓的家族企業比台灣有大家族的傳統，雖也採均分制，但在政府扶持下，造成南韓以大財團為重心。台灣則是標準的中國均分制下的中小型家族企業（四二七p74）。
在國際垂直分工上，日本與西方尤其美國處中心地位，NICs處半邊陲，第三世界處邊陲（四二九p22,43）。但南韓的技術自主性比台灣高，台灣的資金自主性比南韓強。
在政治上。日本企業對政府的自主性高於台灣，台灣私營企業的自主性又高於南韓（四二七p69-71，四二六p45）。就政府而言，國府的自主性因黨政間團結忠誠合作，高層技術官僚訓練有素，而未發生寄性掠奪型的國家機構（四二六p47）。同樣的南韓的政府以大企業利益為取向也未發生如Evans所說的大企業形成坐享其成並喪失市場競爭與打拼精神（p46），也未發生軍政府以本身立場決定經濟政策的情形（p48）。自主性不是指政府可以完全主導，相反，在国际分工及官商互謀的限制下，以台灣的汽車及石油業為例（一二二九，一二三Ｏ），不是陷於半邊陲便是被迫開放。
Deyo在《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的導論也肯定四小龍「為了經濟成長與重組，而使用的持續性的、發展式的國家領導策略的重要性」（九七七p8）。1979年諾貝爾獎得主Lewis在其《發展計劃》也一反自由經濟主流而強調指導性經濟計劃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一一七四p.249-259）。
如再比較拉美和中共，可知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政治穩定間的正負關係，須視個案而定（九八九p219-222）。一般而言，四小和中共正面性居多，而拉美則負面性居多。Overholt在比較過拉美、NICs、中共及蘇東等的政經發展之後，認為拉美和蘇東在經濟未發展前，冒然實施西方尤其美國政府、學界及媒體所期望的民主政治，結果造成經濟崩潰、民主倒退至威權。相對的，NICs和中共則在威權統治下，先從經濟發展到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及多元化，只不過中共因地大人多，故轉型的時間將更長也更艱巨（一０八一p6－20、85－103）。
但以上乃就發展利初級階段而言，當東南亞等新興国家試圖走向國際化自由化之後，官商的密切關係，便会給內部帶來效率低落、金融土地投机、及腐敗無能等的危机，而給外來的投机者有機可乘，以致造成亞洲金融危机，這就打擊了以國家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之典範性，進而衝擊這些威杈統治的正當性，於是吾人看到南韓、泰國尤其印尼等国的經政社陷於紊亂甚至崩潰。
（三）依賴理論之分析
１、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
50、60年代發展理論的典範－－現代化理論，由於在理論及事實上均存在謬誤，故普遍受到各方包括原先主張現代化者的批評，比如Einsenstadt的1973年論文便分析各種批評（四三０p48-53），認為傳統與現代並非敵對的直線發展，許多現代性的指標未必有利於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有二個基本假設：一、依現代化理論發展，未開發國家能發展到已開發。二、社會分配及國際分配將趨於平等互利。
但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則以拉美為例，認為依賴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只會陷於：一、低度發展，而非尚未開發。二、社會與國際分配的不平等（四二三p55，一六七p158）。依賴理論認為解決之道在切斷與西方關係，並引證認為切斷後問題反獲改善（一六七p163）。世界體系則認為中心－半邊陲－邊陲的關係，是建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憑著都市化、資本化、科技化、及官僚化下必然的結構（一六七p315,317）。會變的只是三者的擔綱者會隨時代而變而已，亦即依賴性的國際垂直分工是無法去除的（四三一p88）。﹝Wallerstein透過共四卷的《近代世界体系》之研究，在实然上雖指出此一体系的恆存性（一一八六卷一p.519-524）。但他在接受訪問時卻虛然地預測世界休系在未來百年內会崩潰（卷三p.430）。只是他已不像馬克斯幻想会有一共產主義社会取代資本主義，他只期望新世界更自由而已（卷三p.429）﹞。這點台灣知識分子似乎還沈迷反中國反中共反核反……，而不知該被反的，正是台灣在垂直分工中依賴中心且掠奪邊陲及生態的角色。
雖依賴關係不可避免且未必皆是負面（一六七p171），但早期的依賴主義者幾乎忽略了依賴的正面性及自己內部該為依賴負的責任，等到對比NICs尤其台灣之後，才稍有改善（四二四
下p88-9）。甚至認為「依賴」一詞無意義可言，重要的是依賴情境如何（四二四上p86）。假如能理解情境並找出脫困的辦法，則是否稱之為「依賴理論」並不重要（四二四下p97）。
蔡明璋依「新循環理論」和「國家主權理論」，用「路徑分析」方法，分析了63個第三世界國家從1975－1990年間外資與發展的關係，認為外資主要是透過原料市場而非通脹或貿易來間接影響發展，故NICs在減低原料輸出的情況下，產生了依賴成長。另外，1970年代之後第三世界國家逐漸增強的政經自主性，本土資本家的產生、及外資間的競爭等也造成多國公司支配力的減低（一０一八pp185－8）。
極端的依賴理論雖口頭上主張「切斷論」，其實真正意圖是希望透過區域整合來：一、控制初級農工原料，減少出口到西方，達到以量制價。二、而後協調各依賴國相互支援發展所需的原料、技術、資本、市場，加上關稅保護，以便建立足以與西方對抗的經濟體。三、最後再與西方競爭市場。但此一計劃因彼此的資源分配及政治利益不一致而失敗（四三三下p61-2）。
於是南方國家（第三世界為主的窮國大多在南半球）只好轉而求助於北方國家（西方為主的富國大多在北半球），希望減少甚至免除利息外債，希望優惠提供第三世界發展所需的技術、市場及人才，同意開放南方廉價勞力到北方就業（一一０六p93－124、252－270），這些希望最終當然是落空的（一一０七p116－8）。在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更因喪失了抗蘇的利用价值，而更形不利（一二四八p.27）。不但如此，在1992年巴西的首屆地球高峰會議上，北方還以保護地球生態為由，訂立種種對北方有利而限制了南方發展的公約，而不自省應先補償北方以前對生態的破壞並無條件提供先進合乎環保要求的生產技術給南方，才有資格要求南方。在歷次的國際人權會議上，際了玩弄人權干涉他國內政外，更反對開發中國家將發展權、生存權和民族自決權等視為基本人權（一一０八p277－287）。而這些相對於西方所強調的政治性消極人杈之第三世界所強調的積極人杈是現代人杈觀的新發展（一一二七p.101-132）。正因如此，中共才得以在第三世界支持下於九Ｏ年代多次挫敗西方尤其美國在國际人扠会議上對中國的提案，最後甚至迫使西方以對話方式處裡中共人權問題。
３、拉丁美洲依賴結構之形成
拉美依賴的形成須追溯到十六世紀西方的殖民重商主義，為了金銀、農工原料及市場，西班牙及葡萄牙（占有巴西）首先占有了拉丁美洲（四一七p166）。於是做為農工原料生產者及工業產品市場的依賴結構逐漸形成（p179,297）。統治方式是政府殖民及地主封建兼用（ch.6
），並形成少數的上層統治者（殖民官員、地主、教會），及大多數的下層印地安人、黑奴（p168-172,177）。
到十九世紀初時，由於殖民地對母國紛紛不滿、西葡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已消失、西葡在美洲地位遭英美挑戰、歐洲自由民主風潮盛行，造成拉美各國不斷獨立（p351）。
雖然獨立了，但社政經大權仍在於城市富人及鄉村地主（p365,368）。英美為主的資本主義取代西葡殖民，從事農工原料的投資生產，同時控制拉美的進出口（p373-4）。於是依賴經濟形成，此種情形也出現在亞非洲，故總稱為亞非拉美州依賴經濟或第三世界、南方國家。
此時的依賴特質是，西方投資於經濟作物及採礦，提供廉價的農工原料。生產利益大多流入核心國的貿易商及資本家，其餘由當地西方僑民及官員地主分享，同時又從西方大量進口奢侈品供上層享用，至於一般人民則淪為雇工，自耕土地被收購以轉種經濟作用（p233-5）。﹝此种依賴由美國南北戰爭的不同發展可看出（一三六五p.58-74）為何由北方主導的非依賴發展在戰後逐漸促使美国成為世界中心﹞。如此一來，貧富不均及土地集中比殖民時更嚴重，也造成土改之幾乎不可能、進口替代乃上層享用的的奢侈、出口替代產品靠政府補貼保護而無競爭力、大量的外援外匯及外債用於城市及資本技術密集產業。於是當國際農工原料價格下降、石油危機造成進口品價格大漲、國際性不景氣時，國內長期累積的貧富不均、城鄉對立且皆瓦解、失業、社會失序、政治動亂等，均爆發出來（一六七p235-7，四四六p59-63）。
張華葆早在1993年便以巴西墨西哥1970年代靠外債發展,到1980年代在NICs出口競爭下崩潰為鑑，對東亞的四小龍四小虎提出警告。張認為後進国在缺乏西式的健全金融体系及高科技，尤其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下，不能過分樂觀（一一三九p.163-170）。由之後的日台泡沫經濟尤其亞洲全融危机可知張之洞見。
依賴之初可能有利於經濟發展，但長期而言是不利的，比如阿根廷在1850年憑著出口農產品使個人所得占世界第十，但至今深陷依賴中（四三三下p59）。其因如下：
長期而言，國際貿易市場有降低原料進口或尋找人造代替品，及提高工業產品價格的傾向（一六七p176）。由聯合國統計可知，世界農工初級品的價格指數由1953年的118點跌至1972年的113點，工業產品則由94升至134（四一八p138）。第三世界出口的84.7%是初級品，另外14.9的工業品中的47.6%又為NICs占去。當經濟不景氣或競爭力弱時，西方又常違反自己的自由貿易原則，限制第三世界農工產品進口（p146）。
即便是經援，依「美洲國際經濟社會委員會」1969年分析，拉美經援的實質注入量只是統計數字的38.3%（一六七p177）。
另外經濟實力常比第三世界國家整年預算還強大的跨國企業（四一八p178-9），憑著技術及資本利用廉價的勞力及土地生產農工初級品，不但賺取暴利，且占據了當地市場，壟斷了當地經濟（p187-191）。依Dos Santos的分析，1946~1967年美國跨國公司在拉美的投資額44.24億美元，但所創利潤有147.75億美元，且總投資的88.2%是在當地所賺之再投資（一六七p179）。
其因是跨國公司有以下手段：一、雙重會計。母公司賣貨到子公司時售價很高，買進時價很低，如此在帳面上就成本高利潤低，即可逃稅。二、將新技術、專利權、管理知識等算入總投資額上可占1/3，另外的1/3又是機械設備。三、控制市場。如一國扣利潤稅很重，則母公司則提高當地售價，同時令鄰國的另一子公司低價傾銷到當地，結果獲利的仍是母公司而非子公司。四、控制重要的生產技術、零件、機器等（一六七p218-222）。
經濟學家將上述手段稱為「市場內部化」，即跨國公司利用自己的優勢和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來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並損及東道國尤其發展中國家之權益，這些利益如透過公開競爭的外部市場是達不到的（一０五三p32）。
３、ＮＩＣｓ與依賴
Evans在〈亞洲四小龍的階級、國家、與依賴性〉，以NICs的經驗為參考面，認為可使「正在式微的過分簡單、機械教條的依賴理論的相關假設提早煙消雲散」，同時「也對拉丁美洲研究中，許多傳統上被忽視的重要理論的可能主因加以一併考慮」（四二四上p85）。他的結論是「東亞的經驗對依賴理論構成的挑戰，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四二四下p94）。他認為東亞與拉美依賴情境相異之因是：一、東亞在進入戰後依賴之前，具企業精神的國家機構，其相對自主性及干預的效率，皆遠過拉美，拉美經濟則主控於跨國及私人企業。二、東亞在戰後進入依賴前即已完成了土改，但拉美因大規模經濟作物及欠小農經濟之傳統，故無法完成土改。三、美國在東亞鼓勵發展加工出口業並開放市場，但在拉美則繼續維持雙元經濟（p95-7）。
相對於Evans試圖補強依賴理論，Barrett & Whyte則以台灣經驗為例批評依賴理論的基本預設：（Ａ）一個國家對外資與外援的依賴程度愈高，則它的經濟成長愈緩慢。（Ｂ）一個國家對外資與外援的依賴程度愈高，則它的所得不平均程度將愈高（四二三p55）。及其子命題。
（Ａ1） 依賴國家遭受直接的剝削，外國公司將利潤帶出國外，而非將之轉投資於國內經濟，
因此限制了成長。
（Ａ2） 外國的供給者為經濟利益，企圖傾銷過時的設備與技術給貧窮國家，使他們在國際
市場上無法有效從事競爭或快速成長。
（Ａ3） 依賴外國的利益以及外國的經濟滲透，使得國家在保護本國的工業和促進經濟成長
上，無法有效地扮演其必要的角色。
（Ａ4） 依賴導致對國內及海外市場價格操縱的敏感性。國內市場充滿進口消費品，而出口
產品則受到世界需求與價格流動的損害。結果是時常導致貿易逆差、債務增加，缺
資本以投資於經濟成長。
（Ａ5） 依賴使得本國民族資本家較傾向於外國經濟利益，他們均從事現代經濟部門，相對
的國內維持著大量落後的經濟部門形成雙元經濟。
（Ｂ1） 依賴助了不平衡發展，傳統或新的精英、都市區域、及勞工新貴，取得較多的利益。
（Ｂ2） 本土精英與政府、外國利益相結合，反對所得再分配。
（Ｂ3） 壓制工資、工會、及工運。
（Ｂ4） 進口與國內工業產品侵入鄉村市場，破壞且取代家庭的副業活動，剝奪了農村家庭
重要的補充性所得來源，而助長不平等。
（Ｂ5） 外國公司未將技術及管理移轉至本國企業，故未造就許多中產階級，且造成所得分
配不均。
Evans批評完以上命題（詳見p59-66，至於反批，由本書的相關部分可知，不必明言），認為「台灣的特例並不能推翻依賴理論，但至少迫使我們質疑其中所包含的決定論」（p66），「事實上，依賴可提供清楚的利益」，這在南韓、新加坡、香港、台灣均適用（p67）。
以上反思忽略了土地金融面的析判，也低估了官商勾結下，錯誤的國家及企業之發展策略的危机。
４、陳玉璽的《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１）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人間出版社在陳映真一貫批評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立論下，於民81年出版了一套五本以「政治經濟學」為取向的《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其中陳玉璽的《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以同時批評現代化理論及依賴理論的方式，以科際整合析評台灣在依賴下的經濟發展，及其相關的政治社會。
陳映真在〈出版贅言〉批評實證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平面的、零細的和局部的考察和分析」，而要改用一種「對於台灣社會之結構性的、整體的、全面的研究」，希望能「把台灣戰後的社會從物質的、經濟的構成與相應的政治、文化、思維的構成所結合的整體，去究明其性質，探索其構造矛盾的本質與內容，更從而把握揚棄這矛盾，使社會和生活向前發展的歷史與趨勢」（四四二p2）。
實證計量經濟學當然不是如上所言是種平面、零細、局部、物質、經濟而已，相反它是在資本主義整體典範下運作的。而陳氏方法論則屬馬克思主義，其目的不在了解實相，而是試圖找出「階級的矛盾；變革運動的歷史規別；變革的主體力量；同盟者以及被變革的對象之社會及階級的屬性」（p1）。
（２）陳玉璽的方法論
陳氏批評資本主義或保守經濟學為維護經濟學的「科學性」，不許經濟研究旁涉非經濟領域，「常與現實社會經濟疏離，而成為先驗數理邏輯的推論」，使經濟事實從「社會及人之架構中抽離出來」，「成為一堆不具意義和失去因果聯繫的概念，對現實沒有解釋力」（四四二自序p1、p4）。故立基於經濟學或疏忽依賴效應的現代化發展理論，不但受到邊陲發展失敗的否證，也不適用於解釋半邊陲（p2）。
陳氏並批評依賴理論由於將依賴與不發達、客觀分析與道德批評等混為一談，所以不但無法了解台灣等的依賴型發展、將不發達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機械性外部所制約、看不清依賴乃世界體系內相互依存下中心－半邊陲－邊陲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的社政經文化之全面性宰制，更進而主張切斷論（p1-2）。
陳氏引Evans的話，認為依賴發展是「邊緣國經濟有了相當的資本累積和一種不僅僅表現在數量指標上的，而且是多部門同時發展的工業化，對該國的經濟及社會變化起著支配作用」（p22）。依賴的形成不單是外部資本主義機械性的制約，而是與該國的社政經因素有關，故不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依賴形態」（提要p3）。所以依賴發展的研究方法應透過科際整合，以兼具實證與辯證的方式找出發展的策略（p3）。
（３）依賴發展之批判
陳玉璽上述之論似乎面面具到，其實不然。首先他和一般人一樣不了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及自由經濟所具有價值、人文、社會及政治性。其次他不了解依賴理論的「低度發展」和他的「不發達」雖同是Underdevelopment，但二者含義絕然不同，前者依拉美經驗中的內外部及歷史因素認為依賴必然陷於低度發展，後者則在未能完全分析這些因素下，太快以東亞經驗來認為拉美等也可依賴發展。再次，因他存在著民主政治及社會正義之價值追求，使得無法正確地了解國府的威權統治和反對勢力的實相。
陳氏在中譯本的自序認為他1980年論文的三個主要觀點中的二個要修正。原觀點是：一、台灣的依賴發展不會對早期剝削的農業回饋。二、台灣的依賴發展，無法像西方由下而上，由中產、工人、農民階級向統治者爭取政權的民主運動，而只能「要求與軍方及技術官僚高層密切合作，以加強威權獨裁體制」（p4-5）。修正為：１、「資本主義發展理論所提出的工業對農業回滴利益，在幅員比較狹小而經濟比較發達的『半邊緣』社會，似乎比較有實現的可能，不能以一般『邊緣』社會的發展經驗而予以以抹殺。２、「低估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潛力，以及民間社會的防衛力量，同時高估了台灣威權獨裁體制自我延續能力」（自序p4-5）。
由於陳氏未正視德日等回饋農業的經驗、國府在大陸失敗的教訓、經濟發展的民生主義典範、經濟發展的社政經文化條件，所以其錯誤及修正是不可避免的，且修正地不充分。他和一般反國府者總以為國府對農業的回饋及民主自由的開放，只是或主要為了政權統治之不得不。這不但抹殺了國府的理想，也是對政治鬥爭的無知。故陳氏才會說反對運動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缺乏社會和文化基礎（p200-1）。他那知民進黨的壯大和李登輝的奪權，最大的法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
５、杭之的《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
杭之批評國府經濟發展的行政主體是技術官僚，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實證論。實證論將經濟發展視為經驗事實而排除價值，視價值為無意義，忽略了韋伯的價值關聯和哈帕瑪斯的公共論述，如此一來技術官僚的知識基礎只是一未經批評的意識形態（四０七p33-41）。
杭之認為：「一國之經濟是否為邊陲，並不決定於其成長率或國民所得之高低，而是決定於其經濟結構的特質……以中心之市場需要或其資本需要而生產的，因此，邊陲經濟之產業部門其實只是支配中心國之產業部門或資本之延伸而已」（p53-4）。又認為邊陲地區以落後的都市非正式部門－－沒有國家各種勞動跟環保規範保護的、自我剝削、技術性低、資源耗費、社會成本大之產業，推動資本積累（p52,57），並以台灣民70年代之後才有勞基法、環保法來證明台灣為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積累而放縱剝削勞工、破壞生態，就是邊陲（p50）。
杭之以上論述有三點問題。首先本書多處已析判實證論不是如一般所言無價值無意義。其次杭之邊陲界說不同於依賴理論的界定，杭之偏重於價值性的勞工及生態保護尊嚴，但依賴理論強調的是整個國家陷於低度發展。再次，杭之以沒環保勞動法令來判台灣剝削及破壞，失之主觀，而應以比較方式，來看台灣在這方面與其他相近國家及先進國的經驗。如此，台灣的表現應不會更差，甚至全世界包括先進國亦曾是邊陲。但這樣的邊陲論述有何意義？
三、清未的改革與革命
（一）清朝的統治及其危機
１、清朝的統治之道
（１）清朝統治中國的社政經文化結構之基底
中國歷史在唐之後，已有不同的結構－－中央集權不斷增強，透過科舉新的士大夫鄉紳階級取代了舊的累世士族，小農經濟下勞力密集的農業及家庭手工業制約著農業，產業及人口的發展。以上轉變可參見九九二〈緒論〉。
但同時也產生了改朝換代的瓦解因子－－皇室王族的耗費愈來愈大，皇權的統治力量受到外戚宦官的腐蝕（詳見一一０三，一一０四）。士紳階級產生了權力擴散及權力不夠分配的現象。在此情況下皇權及紳權的統治層在家族主義要求更多的資源及權力下，不可避免地隨王朝發展而腐化無能。但此時隨生產力而增加的大量人口及農工商社會問題，又正需有力的統治層來解決。這些內憂及叛亂、邊患，在西方殖民帝國從海入侵前，儒教統治官僚就已無力解決。不幸的是，統治層儒教意識形態對外來文化的漠視、否定及排斥，在明末清初及清中葉二次錯失了吸收西洋文化的機會。當然更不可能應付列強入侵了。
（２）以漢制漢
滿人在明末能迅速征服中國，除明朝本身的衰敗外，還得力於明叛將降將，如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率清兵入台的施琅，此即「以漢制漢」（四六七p663,668,672）。以漢制漢並非什麼新點子，早在魏晉南北朝及五代十國便已盛行。更進而論之，以漢制漢也不過是漢人「以夷制夷」的翻版。其實夷漢間相互利用及抗衡，早就是自上古以來就流行的權術。台灣從清代的閩客、漳泉械鬥，引日軍入城、投靠日本，國府時的阿山、半山，李政權時的中共同路人、賣台集團、台奸、漢奸等之扣帽子式攻訐並無本質上的差別。
本來中國自上古以來就不存在近世的民族國家觀，中國傳統是天下觀，即使在春秋戰國及後代所有的分裂時期均如此。由於天下觀下政權的合法正當性來自有德的天子，精英及百姓效忠的不是皇帝個人的主權意識，而是皇帝所代表的政統或道統。所以當王朝瓦解時即表示皇帝已無德，精英及百姓大多不會死忠，即使有，只要新王朝能認同中國的政統或道統，則其統治便有合法正當性，而不管統治者的身分、種族及統治手段。
中國傳統雖無民族國家觀，但並不表示精英及奪權者不會利用民族意識，也不表示精英認同分裂是正常。
中國傳統的文化天下觀表現於各朝代，比如左傳云：「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夏者」（引自四七五p1）。《公羊伝》更以文化大一統來判華夷（一三三二p.11-3,一三三三p.340-3,一三三四p.132）。唐．陳黯在〈華心〉亦云：「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嚮。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夏而心夷也；生於外城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全唐文卷767，引自四七六p8）。所以陳寅恪認為中國「種族之分，多繫於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p9）。
即便以反抗異族名義奪取政權的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也表現出以文化判華夷，如其云：「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夷狄居中國以論天下者也……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引自四七七p7）。
即便太平天國也是以耶教的「上帝」，而非民族國家的主權意識，來反清，故〈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云：「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自滿州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有人乎」（引自四七八p56）。
正因如此，曾國藩等漢人才會以中國道統來討伐太平天國而替異族滿清效命，如〈討粵匪檄〉云：「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久，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引自四七八p98）。
（３）高壓與懷柔
滿清在世祖順治三年（1644）攻下北京之前，清太宗便已開始設官治理漢人且對明降臣禮遇利用（如前所述此種夷漢間的權術乃自古以來便存，早在先秦已然，詳見一一六五〈東北各族互競雄長時代〉），到世祖入關後，更以多爾袞執行一套懷柔政策。禮遇明室君臣，為明思宗發喪。明臣死難者均予題謚，尚存者予以錄用。對明遺民則：「舉行科舉，以籠絡漢族的士人。考試辦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於空洞形式的文體及口頭禪中，而無暇想到其他。對於漢人百姓，也做了幾件收買人心的事，像是廢除明末的苛捐雜稅，撤除東西廠、錦衣衛一類的特務機關等」。
在懷柔的同時又以下列高壓方法來統治：「一、禁止結社。順治九年（1652）由禮部頒佈條例，禁士子立盟結社及建白軍民利病等，其後更屢申禁令。二、摧抑紳權。明代士紳的社會地位甚高，經常干預地方政務，清室於大局平定後，即著摧抑紳權。順治十八年（1661），江寧巡撫朱國治奏報江南欠糧士紳一萬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糧之罪。世祖死後，蘇州諸生以不滿吳縣知縣，聚哭於文廟，結果諸生以『大不敬』而被殺者十七人。三、興文字獄。……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將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譎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四、下薙髮令。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薙髮，令漢人薙髮留辮，不准蓄髮，並限於旬日內實行，違者格殺無論，漢人死者甚眾」（四六七p674-5）。
其他重要的高壓懷柔還有。以武力鎮壓各地反抗甚至揚州等屠城。從康熙就已開始的以士大夫修明史、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來籠絡知識分子，並趁機銷毀不利統治的史料（p679）。
在知識分子欠民族國家意識只知科舉功名，百姓逐漸在穩定秩序中過小農生產，各地勢力大自三藩小至土豪已被收買或鎮壓等背景下，清初康雍乾三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p673）。
（４）外來統治者的內政措施
滿清的行政體系延續著中央集權趨勢，大體上沿用明制（其他教育、科舉、法律、土地、稅賦等也大體依明制）（四六七p734-743），以內閣大學士取代首相，但清的外來統治之特性，使得中央官僚大多滿漢兼用，實權在滿人。康熙又設「議政王大臣」均為滿人，凡軍國重務皆交其議處。雍正十年（1732）對西北用兵，特設「軍機房」（p722-3）。加上清代的中央及地方各級長官均由皇帝全權選派及監督，且以滿人為優先（四六八p10）。
清初以滿漢「八旗」武力統治中央及地方，旗兵腐化，康雍之後漢人組成的「綠營」代之。乾隆末川楚教匪亂起，綠營已不堪用，而由各地鄉勇應戰。太平軍起，滿清全賴鄉勇組成的湘軍淮軍才得平亂。同治末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以西方的武器及方法練兵，甲午戰後更命袁世凱在天津建新軍（p732-3）。新軍非但無法應付內憂外患，反成為滿清滅亡及民初軍紳政權的亂源。
清末革命黨人以滿清乃外來統治者，批評其統治不但慘忍，且霸占了漢人的田產、官職、軍力……等。可是同為漢人的國府在台對農工商資源的汲取，對中央地方所有主要官職及軍警武力的占有，與滿清對中國，其比重有過之無不及。其實革命或奪權之異化無關乎個人或族群，而取決於革命奪權過程的順逆及需分配權力之多寡，國府在大陸有數十年與滿清、軍紳、中共等慘痛鬥爭經驗，來台之初又發生228及一連串的白色恐怖，加上幾百萬來台外省集團的權力分配，其結果當然是硬式威權。同理，李政權的本省集團歷經多次奪權鬥爭才取得政權，他如何不對政敵無情背信？！
２、危機的出現
清初三代地廣（蒙古、新疆、西藏納為領土，朝鮮、緬甸、泰國、越南、琉球成為藩屬）人多（已過二億，明人口最多時也只六千多萬）的王朝其實正是危機之所在，對外用兵耗費過多資源，人口增加造成個人生產力下降及精英權力分配不足、科舉之外捐官四起（四七０p198
）。故乾隆後期好比唐明皇，是盛衰的轉折點。軍事上綠營已不堪用；政治上，乾隆寵臣和坤二十年貪污達數億兩（四六七p679-680）；統治力上，苗民、白蓮教、天地會等相繼叛亂（p680,692）。乾隆之後百餘年（1796-1911）可說在內憂外患下苟延如下：
乾隆52年（1787）台灣天地會的林爽文之亂，58年白蓮教叛亂，60年貴州湖南四川的苗民叛亂。仁宗嘉慶元年（1796）之後白蓮教及苗民繼續叛亂，18年白蓮教支派天理教甚至在京師叛亂，沿海閩浙粵有盜匪為害。宣宗道光元年（1820）西北回亂。道光20年英軍以鴉片貿易為名攻打廣東，林則徐嚴守，英軍北上陷定海，後進軍大沽河口，清革林則徐，二年後定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道光30年南方太平天國叛亂，歷經15年到同治3年（1864）才平定，北方則有捻亂至同治6年才平定。外患方面，咸豐8年英法天律條約、中俄璦琿條約，10年英法北京條約。在內憂外患中，清廷雖進行自強運動，但光緒20年（1894）的中日甲午之戰，徹底失敗。到26年清廷竟用義和團攻打列強，結果招來八國聯軍。這一連串的列強入侵及被迫簽下侮國喪權的不平等條約，不但使四周的西藏、蒙古、新疆、台灣及藩屬一一被列強奪去，連內地也遭列強瓜分為勢力範圍。
盧瑞鐘在《太平天國的神權思想》中認為滿清中期之後有以下危機。
１ 政治方面：一、決策中心領導人物庸儒無能（四六九p19-20）。二、變遷過劇。1、人口增至四億，可耕地不足，且五、六成被富戶占有，一成被富商占有。2、對外作戰連連慘敗，政府威信掃地，以致叛亂四起。3、門戶開放，不平等的農工商競爭，導致農村破產。4、鴉片入侵導致白銀外流，軍民身心受殘。5、賠款增加，河工經費不足，水旱成災，無力救濟。6、天災頻仍（p20-1）。三、官吏貪污腐化，官民衝突加劇（p22-3）。四、滿人少數統治局面動搖，種族衝突激烈化（p28-9）。五、階層上升流動速度太快，垂直衝突加強。官途為少教人把持，大量失意的讀書人如洪秀全等成為反叛的道德基礎之提供者（p29）。
２ 財經方面：一、政府因應內憂外患的費用大增，這又進一步壓搾已貧困的農民。二、土地分配不均（p33-4）。
３ 軍事方面。從八旗、綠營、到鄉勇，清軍戰力不斷下降，不足以應付內憂外患（p36）。
４ 社會方面：一、人口激增，社會組織不良，宗族與宗族間、教派與教派間、土人與客人間、尤其滿漢間之衝突對立不斷（p36-7）。二、社會封閉階層流動低。官僚為少數家族及捐官者獨占，土地被富農、富商、及官僚兼併（p37）。三、各種秘密會社及宗教林立。四、社會變遷太快（p38）。
面對危機，滿清的自強運動進行了範圍廣（從產業、軍事、行政制度、到教育）但深度淺且欠計劃的失敗之改革，對此一般史書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四六八ch.6,7）偏重於文字的敘述或評論，而較少豐富的數據統計的分析，歐陽正宅的《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三五八ch.
2）有豐富的統計資料分析。
最後本書所論的危機是兼具內外，而非現代化論者的西方挑戰說，更非反帝國主義論者將一切歸於西方帝國和中國封建，亦即接近柯保年的以中國為中心來治中國近代史（八六二）。
（二）清代改革的實相
１、改革失敗原因之爭論
解釋清代改革為何失敗的最大典範是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的政治理性、經濟理性、尤其現代人性格，均與中國傳統儒教文化相對立，故儒家會成為靶子。在此先論統治階層是否腐化無能之爭。
李恩涵認為慈禧應為自強運動失敗負最大責任，因她「缺乏武則天沈鷙剛毅的個性，自私而毫無遠見，又喜歡虛榮與享樂，所見者小，無高瞻這矚的洞見與氣魄，因此而誤國、禍國。她是促致滿清領導層無法發揮中央集權的強大權力的第一項因素」（四八０p845）。
汪榮祖認為自強運動失敗的關鍵在官僚的腐化無能，他說：「康雍乾三世之盛未嚐不有賴於尚稱健全的官僚體系」，但乾隆末吏治即不斷敗壞（四八一p899），至自強運動時文武官僚皆貪贓枉法，有膽量、識見、品德者少數（p903-4）。
但張玉法認為滿清自強運動雖比日本明治維新失敗卻非完全的失敗，在外交、練兵、國防、工業、機械化、動力化、交通上均使中國開始現代化。張氏認為滿清以慈禧為核心的統治階層包括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張之洞、袁世凱等仍相當堅強，見識雖不足，但與人格無關，而是受到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組織和文化因素的局限所使然（四八０p871-2）。許介麟認為慈禧能力遠勝於頭腦不清的日本大正天皇，故自強運動成敗的關鍵在制度，中國不良的制度，即使伊藤博文來也沒用（四八一p915）。
謬全吉認為汪氏將自強運動敗因歸於吏治的腐化，有以下問題：一、自強運動時的吏治不見得比前後期壞。二、貪污舞弊能解決親友生活，累積資產形成中產階級，未必全是壞處（四八一p914）。汪氏則反駁認為自強運動吏治腐化並非一般，而是足以影響其成敗，腐化對政權的穩定只不過是「帶病延年，不足以言自強」（p910）。
以上爭論存在兩個問題：
１ 吏治的好壞根源於社政經文化結構。傳統儒家對統治精英的道德要求雖極高，但在家族主義、僚屬眾多、薪水微薄、權力分配不足、及科舉任官所費之回收等現實下，腐化的程度與王朝的衰敗往往同行。學者以現今官僚制標準來看傳統中國之吏治，除忽略了上述現實外，也忘了即便先進國家比如十七、八世紀時的英國，二十世紀前美國的分肥制，日本或台灣現今的金權政治等亦不免（一三二p230-1,244）。現代化的改革如缺乏一套能防腐化的制度，則改革所增加的機構及官僚權力，將加速腐化的深度及廣度（p233-4）。這由戰後第三世界，蘇東及中共的改革開放，甚至台灣李政權的改革均可看出。這些腐化一時表面上雖可能有助於政權穩定、服務效率、家族利益或行政較親切，其實是得不償失的，且會造成更嚴重的資源浪費、社會不穩動亂、削弱政府威信及能力（p234-241），更不可能助於社政經文化的現代化（p243）。
２ 由於清代官僚已儒教化，故現代化論者習以儒教的權威性格、文化自大、天朝心態、重人文輕自然、中體西用等來論證清代改革之失敗，此一觀點因東亞興起而失勢。
２、中日知識分子明清時面對西方的不同
日本從大化革新便有整體性和計劃性吸收外來文化的經驗傳統，故明治維新自然比自強運動來的成功；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受限重道德輕學問及忽視甚至排斥外來文化的傳統，使得少數精英對西方文化的譯著無法發揮擴散作用，而日本相反，更可透過現代化的教育系統來普及西方文化。李甦平在《中國、日本、朝鮮官學比較》認為实学的源头雖可推至儒家經典和宋明理學，因在中國因受限於科舉及伝統包縛，故实學功能不彰。同理在朝鮮也受限於掌權的兩班階級。但日本實學在開明性及普及化下，成功地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一Ｏ四二p.18-41,308-9,340-351）。
（１）中國傳統重道德輕學問的形成過程
先秦儒家雖傳承六藝，但因特重修身、出仕及教化人民，故對「器」用性的實用知識及科學知識，有以「君子不器」輕視之的傾向。此傾向在漢代尚非嚴重，因漢代經學在內容及人才上，對數學及天文均未疏忽，如劉歆、張衡、鄭玄（四八九p487-8）及《九章算術》，且中央的選才也顧及這方面人才。
但因中央及知識分子視數學及天文關係到國家命運、興衰及皇威，故成為少數宮廷專家的特權（四八九p304）。到唐科舉只剩文學和政治道德方面的科目，知識分子關心的自然就是這些，雖然國子學教育上仍有明算科，仍有《十部算經》之著（四八六p3）。
韋政通認為從唐韓愈到清之儒家，其內含有經世致用、心性之學、及經史文學，其中只有南宋到明偏重心性（四八二p921-2），可是大多知識分子關心的還是仕途所需的科舉。同樣的，歷代的數學、天文學、化學、物理學、尤其實用工藝皆有優越的表現（詳見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及四八九p179-271），但對比於西方，中國科技從十四世紀之後是急速地衰退（四八九p271）。在思想上，明末清初有以下特質－－理氣一元、道器一元、人欲即天理、重視經驗知識、重視功利與實用、重視民生、重商（四八二p1272-9），有以下科學精神－－懷疑、客觀、批評、實用、實行、創造發明（四八九p237-246）。
由上分析可知，所謂中國傳統重道德輕學問，不是指不具備學問、知識、科技、工藝等方面的人才及成就，而是說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並非如此。
（２）明末清初的西學
Ａ、西學的傳入與政教衝突
中國皇帝需要正確地預測天文現象以示天子權威及利於農耕（四八六p1），但中國曆法每隔約三百年，因誤差及後代疏於熟用，而導致急需改革。曆法的改進需要新的計算方法，比如南北朝祖沖之462年的「綴術」算圓周率至3.1415926與大明曆、中唐徐符的「二次內插法」與大衍曆、宋元王恂郭守敬的「平立定三差術」（即三次內插法）與授時曆（1280年），到明末大統曆正需改進之時（四八七p4-5）。
從明太祖開始以統曆推測曰蝕便已往往不準（四八六p45-6），但因拘泥古制、監官無知、民間又欠這方面人才（p46-7），加上數學經郭守敬之高峰後，傳承上中衰而無力修曆。即便引進比大統曆準確的回曆，也無法勝過傳教士傳入的西曆。在崇禎二年（1629）的實驗中，徐光啟使用的西曆勝過大統曆及回曆，故崇禎皇帝下令徐光啟負責成立欽天監來修曆（p49-50）。
徐氏早在南京時便心儀利瑪竇所傳之舊教，利氏深知科舉與曆算對傳教之重要，故徐氏於萬曆32年（1604）通過殿試當上翰林，並於1605至1606年共費時六個月，由利氏口述徐氏筆錄《幾何原本》13卷的前6卷（p15-6）。利氏並誇大宣傳說幾何可廣泛地用於天文、建築、機械、測量、繪圖、政治、財政、農業、軍事、醫藥、商業（p17-9）。另外李之藻也在利氏教授下，1613年以Clavius的《實用算術》為底本，並將一些中國有而西方欠的算法補進去，譯著成《周文算指》（四八七p410-1）。
明末傳教士對中國的吸引力除算曆、工藝外，尚有抵抗清兵急需的火砲。皇帝於1636年命湯若望設造砲局製520尊砲，但未用明即亡（四六八p28）。
憑著上述誘因，利氏1600到北京至1605年有信徒二百餘人，至1610年利死約2500人，至1640年時已達十萬人以上，且后妃入教者3人、宮女78人、太監40人、皇室140人，各省皆有教堂及信徒（四六八p27-8）。
舊教在曆算及傳教上的成功，招致反彈，萬曆44年（1616）發生了南京教案。南京禮部侍郎沈榷趁利死，在：一、耶釋衝突，蓮池法師與徐光啟間的爭論。二、攻擊耶教似白蓮教一樣圖謀不軌。三、耶教不許祭祖，破壞倫常。四、私習天文等名義下（四九０p65-8），對舊教展開了迫害，被判刑流放者達34人（p73），且全國各地紛紛掀起排教風潮，宮廷被迫於萬曆44年下令禁教（p90），幸賴徐光啟力爭才得解禁（四八四p21）。
Ｂ、明末西學的功過
跟大多文化互動時存在著反對、贊成、漠視、折衷一樣。徐李等絕對支持西方曆算，反之沈氏等絕對反對，絕大多知識分子則漠視，即便是顧炎武、王船山等大儒亦漠視（四八二p1038）。而黃宗羲可能是在清初諸大師中唯一公開討論過天主教义得失的人（一二一七p.161）。皇帝則折衷使用新舊曆（四八六p62）。方以智吸收西方天文、物理、科技但反對耶教，認為社會、人心、自然皆是「物」的存在，皆可用認知客觀觀察的方式來了解（四八二p1311,1314）。王寅旭（1628-1682）和梅文鼎（1632-1721）認為新舊曆算各有優缺點（四八五p139-140，四八六p77-80）。
明末西學雖對中國科技有所帶動，但傳教士所傳並非最新的哥白尼、伽利略天文物理學而是舊的拖勒密、亞里斯多德（四八三p159）。且當時中國所急需的並非《歐氏幾何》而是解析幾何（四八七p31）。
孫尚揚在《基督教與明末儒家》的結論認為反耶教的士大夫對耶教的批評未嘗不準確不具說服力，徐光啟等所傳乃封建宗教和科學。但孫氏以實用觀念批評前者不可取，後者才可取且不必苛責（九七五p259）。孫氏此論是將歷史研究工具化，並忽略了實用之異化、誤用及芻化（比如清末明初的改革、保守與革命之爭，日本明治之後的和魂洋才），此非正確的進入歷史之途。
Ｃ、清初的政教衝突
康熙無漢民族意識形態束縛，加上曆算乃皇威的表徵，故他熱衷於西方曆算甚至醫學解剖的研究，並以傳教士所製火砲平三藩之亂（四八四p28-9，四八六p69-72，四六八p29）。
法國耶穌會靠以上利因，加上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四八四p12-3），使得信徒由1650年的10萬增至1663年的25萬、1670年的27萬（四六八p31）。
傳教雖獲發展，但危機隨之而來。方濟會和道明會對耶穌會的成功，採取教義鬥爭路線，攻擊耶穌會允許信徒敬天、法祖、祭孔、拜天子乃是偶像崇拜。鬥爭結果，1704年康熙43年羅馬教皇下令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45年康熙下令驅逐禁止祭祖祭孔的教士（四八四p4，四六八p32），至1720年全面禁教（四九０p137-143）。
更糟的是，康熙死諸子爭皇位，耶穌會士穆敬遠等支持雍正對手，雍正登位後將反對者判刑流放，加上雍正多疑，唯恐中國舊教徒如同日本成為反政府的力量（四八四p14-5，四六八p34-5），故更加排斥舊教。
Ｄ、西學的影響
明末清初的西學雖在：一、傳教士傳入西學目的為傳教，且所傳未必合中國所需。二、政教衝突導致西學中斷。三、受限於科舉、儒家意識形態、漢民族中心等因素下，而未能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造成影響。但順著明末以來江南生產力增強，加上學風由理學轉為考據文獻，西學在清代的漢學及自強運動中，仍有所影響。
清初禁教後，西學被視為奇技淫巧，使得清儒戴震及徐光啟五世孫徐朝俊雖精研曆算，但不敢公開發表或講述（四六八p35）。可是乾嘉時漢學家們如戴震、錢大昕、李潢、李銳、汪萊、焦循等還是將中國的曆算典籍校對編輯，以補康熙時《數理精蘊》及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之不足（四八六p80-8）。
嘉慶年間王清任開始觀察解剖死屍，結合西醫，著《醫林攻錯》，改正了中醫對人體器官的一些錯誤，但遭傳統醫界否定排斥（四八九p484-6）。這如較之日本蘭學的杉田玄田和前野良澤1774年之《解體新書》深受歡迎，就可充分了解中日知識分子對外來文化的斥迎之不同。其實由整個蘭學的參與人數，認真態度，及對當時和後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影響，亦可充分得知（四八八，二六三p300）。
隨著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的新教牧師將西學傳入中國，新一波因科考失意而接近牧師的知識分子如李善蘭等，開始了新的算學之發展（四八六p144-），並逐漸地打開了中國對西學廣泛的認識（p158）。李氏除翻譯西書外（p168-），並與一批了解西學的知識分子，在太平軍之亂時，投入武器的改造，李著《火器真訣》深受曾國藩重視（p188-9）。之後平定太平軍功臣曾國藩、左宗棠就結合這批新的西學論者如李善蘭、王韜、魏源、憑桂芬等，展開自強運動，並壓制了保守勢力如張盛藻、倭仁等之反對（p191-204）。
由上分析可知，西學中斷並不表示完全消失，只是在大多知識分子的漠視排斥下，相對於日本而言，西學對中國的現代化作用較小。
（３）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西學
舊教傳入日本和中國一樣，是在葡萄牙殖民重商主義勢力下，由耶穌會傳教士傳入。但在日本因處戰國時期，故所傳以信仰為主，在亂世民間渴求宗教安慰及各藩國需藉貿易、軍火來壯己下，到1605年全日舊教徒已約70-75萬，其中流浪武士占很大比率。德川統一日本之初，因怕各藩國舊教徒反抗，故仍容忍（二六三p188-9）。但如同在中國一樣，耶穌會、方濟會及道明會相互爭奪地盤，使幕府懷疑他們有政治野心，同時又擔心他們會與豐臣氏結合，故德川在1613年12月頒佈「傳教士驅逐令」。德川死後，禁教及迫害又加強，從1614至1635被處刑者達28萬人。1637年肥前島及天草島農民在領主剝削和舊教信仰驅使下，起而叛亂，兩地軍民3萬7千人據守舊城，等待末日來臨，與12萬幕府軍周旋約2月，才平定。從此幕府更徹底禁教及鎖國，只允荷蘭及中國商人交往，並產生蘭學（p190-1）。
受到工商發展、蘭學、及自我反省意識等影響，日本儒者從十八世紀開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發展，比如三浦梅園（1723-1789）認為陰陽、理氣、氣物等均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山片蟠桃（1748-1821）以西方的天文學否定日本的創世說、佛教的須彌山說、及中國的各種神話；海保青陵（1755-1817）以朱子學肯定經商的合理性（p283-6）。
日本上述合理思想的產生，如對比於中國宋明清的新儒家，可知新儒家單在中國內在理路內即早已發展出深廣度均超之的合理思想。
日本雖鎖國，但諸藩國的殖產興業導致蘭學書籍大量湧入，影響所及，蘭學興盛（p299-300），到1811年幕府設蘭學翮譯機構，後因「西柏爾特事件」「蠻社入獄」而壓抑蘭學（p301），但此時倒幕之風已起，西學在明治維新中得到徹底的發展，到明治初日本男子能讀寫者已達40%以上（p304-5）。由此可知西學在明治維新前對日本的影響已超過中國（一七０p25-7）。何德功在《中日啟蒙文學論》比較中日的現代化，也說道：「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向西歐派遣使者、留學生直接輸入西洋文化。與中國不同的是，近代西洋文化的出版在中國大多出于傳教士之手，對中國昏聵無能、高傲自大的統治者，對固守傳統文化的士大夫階層，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的人民大眾不起什麼作用，沒有滲透到中國人的思想去；而在日本，西方文化不但滲透進日本人的思想和意識中，成為消化之後創立新文化的基礎，而且還應用到生活、習慣等方面。」（一０一一p5）
經由中日知識分子面對西學的不同態度可知，影響日中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大多知識分子能否接納西學，而不在中央政權或極少數精英是否接納，不然中國在明末清初這些人接納西學的質與量就已超過日本之同類；不在少數精英是否有合理思想，因這方面中國也超過日本；不在外力入侵，因改革前，日本遭列強的壓力不下於中國；不在社政經軍之內憂，因明治維新前，日本的社會紊亂、幕府藩國間征戰、農村武士經濟之破產等均比中國嚴重。至於中日兩國一些結構性差異（天命說－天皇制，小農經濟－封建經濟，中央集權－封建分裂，四民不嚴分－階級分明，中體西用－和魂洋才）也無必然性之影響，因其利弊隨時空不同可能有不同結果，比如家族主義、威權統治、小農經濟、儒家思想等在NICs就發揮了某些正面作用。
故新儒家如錢穆將中國現代化的挫敗歸於清初文字獄使學者陷於訓詁考據（四九一p2）是不通的，因這不只未觸於內在根本，還忽略了考據目的之一是想解決義理之爭，找出孔門真义，雖最終如古今中外各學派未免流弊，而異化成為考据而考据忘失了义理詮釋，並因此而產生了康有為等為政治而經學之反动。（二四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二六一p.1-6）。
至於一般將之歸諸明代開始的大陸性內向發展和海禁，這不但忽略了明初大敵在北方的蒙古，即使在海禁之後（將資源耗費於只具宣示國威性的「鄭和下西洋」是不合宜的一二九四p.84-95，但如果是像西方的所謂發現新航線、新世界，又是種侵略。Broudel在比較研究西方和鄭和的海上活动時，就開宗明義地說︰「遠航的目的是為征服世界的海上航道」，旣然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於此，所以即使鄭和航隊的船大且已用羅盤，但在外患來自北方的考量下，明代遠航活动便告終一一八五卷一p.478-480），民間海上貿易反大盛，甚至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並迫使明清政府開放海禁（九九四p1-7，四０五–二Ｏ一p.42,66）。
另外從阿拉伯勢力的興衰也發現，即使一開始便具外向侵略和貿易特質的默教國家，也同樣輕視西方在十字軍東征後的進步，最後也嚐到了被西方殖民侵略的苦果，及繼之而來的爭取獨立和現代化之途的困扼（一０九０p407－419）。
由此可知，以簡單化的閉關自守、自大、內向……等來解釋為何一民族文化陷於低俗是不通的，不然西方在70、80年代不也犯了類似的毛病，而讓日本、ＮＩＣs、東南亞、中共等後進有機會迎頭趕上。
黃連枝以中國的天朝礼治体系與西方資本主義体系相比較，認為以中國小農經濟煀基礎的東亞礼治體系在滿清的更形僵化下，面對西方入侵，徹底瓦解了（一三Ｏ四序言）。
不只如此，Broudel以中國的中央政權妨害了商人集团的市場經濟發展成資本主義，而西歐和問本的封建政權則有利於（一一八五卷二p.654-9），也是不通的，因為不同政体在不同時空下都有可能有利或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Wallerstein認為世界体系形成的前夕，十五世紀的歐洲与中固在人口、面積、技術水準等基本方面似乎沒有明顯不同，中國表面上似乎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官僚機構、發達的貨幣及可能存在的先進技術，事實上在欠歐洲傾向於養牛和种麥之下，於是中國仳向於向內部發展，歐洲則向外殖民，使得荷英美先後成為世界中心（一一八六卷一p.74-5）。由此可知歷史是門詮釋的學問，對同一現象猤同的切入便有不同的觀點。
３、改革與保守之爭
清末統治精英除少數死硬派如倭仁外，大多是保守或改革？一直有爭議，原因是二者常是相互滲透。所以Alitto、Schwartz等便創出「文化保守主義」，認為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等雖主張社政經軍的改革，但仍堅持傳統文化（一六五p9，四九五p33）。李孝悌、汪榮祖、賴澤涵則認為中國的改革家有其特有的改革哲學，以崇古、變通、緩進方式，以不變的倫理道統之體指導社政經文化器用之變（二二二p467-470，四九四p87,101-4，四七二p58-9
）。如此一來隨著改革之激進化，原先主張改革者如張之洞、嚴復、康有為等，便被激進派或後代的人批評為由改革蛻變成保守，其實就他們本身而言，無論前中後期均一貫的（四九四p104-5）。
長期來解釋清季變法的最大典範是現代化理論，它認為改革之因在西力衝擊（一七０p19-20，四七一p6）。面對衝擊從器物、制度、思想等逐層深化（一六四p183）。改革失敗主因在儒家傳統保守思想及勢力阻礙了現代化之可能（四七一p6，四九三p36）。
張灝在〈晚清思想發展試論〉批評西力衝擊說將中國傳統看成一種沒生命、被動、靜態的東西，並將之簡單化成農業社會、士紳政治、專制政體。忽略了傳統有其道德意識、宗教哲學、形上學等多層構造，也忽略了晚清思想已從考據獨尊、儒家獨尊發展到諸子、義理學、佛教等多元思想，故晚清思想同遭外力及傳統之衝擊（一七０p21-2）。
張灝雖認為清末現代化失敗不能單歸於傳統思想，而是跟制度、歷史、環境有關（p24），但他認為儒家天人合人的宇宙觀及以道德為主的價值意識，背離了現代化的自然宇宙觀及工具理性，可是他又認同梁啟超主張的理學工夫論可用以培養現代的國民性，認為經世致用等傳統儒家思想均有利於現代化（p23-4）。由此可知，張氏對現代化理論的種種，及中西的存有論（既內在又超越－絕對外在超越）、主體論（實踐理性－思辯理性）、科學觀（有機關聯之自然－機械對立之自然）、人生觀（既內聖又外王－做人與事業二分）等尚未透徹。
呂實強在〈儒家傳統與維新〉批評儒家傅統有礙現代化之說，他將清末反現代化者分成：一、認為西方的船堅砲利不可取，如王闓運、張自牧。呂氏批評此說不但違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認真篤實精神，也為大多深知西方船堅砲利者所駁斥（四九三p38-40）。二、認為中國科技勝過西方，不必向西方學習者，如倭仁。這違背認真篤實精神（p40-1）。三、認為使用機器只對少數人得利，大多勞動者將面臨失業、貧富不均、生活腐化，如王文詔、王炳燮、張自牧。此說違背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則（p41-3）。四、認為中西國情不同，西方科技在中國會造成災害，以鐵路電信為例會破壞山川之神、祖先風水，如劉錫鴻、陳彝。此說違背「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p43-5）。五、認為立國精神在正人心行仁政而不在科技，如倭仁。此說違背了「聖之時者」損益變通原則（p46-7）。六、認為西化將用夷變夏有違中華文化傳統，如倭仁、于凌辰、和德潤。此說違背損益原則（p48-9）。
除上述破之外，呂氏更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郭嵩燾、王韜、鄭觀應、康有為、嚴復及各省議員等的改革言論，認為清末改革家從器物、制度、到思想均主張改革，而這些人也都受儒家思想影響（p57-）。
呂氏又以戊戍變法失敗為例，認清末改革失敗主因不在儒家思想，而在滿族尤其慈禧及少數權貴為了種族利益和特權，而反對改革（p52-3）。
呂氏上述看法，如參見本書多處析判可知，他過於合理化儒家傳統、更將改革失敗主因簡單化為族群權力之爭。
（三）改革與革命之爭
１、百日維新失敗之因
中日甲午之戰滿清大敗，康梁等變法家深感國家危急，於是將改革激進化。他們試圖仰賴並無實權的光緒，大力推動表面上計劃龐大含政經軍教育的百日維新戊戍變法（四六八p318-9），實則是未經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深入分析國內條件考察國外發展，而是他們一套主觀意願極強的觀念。由於改革層面過廣，就當時而言無異於革命，但又未做革命的準備。相反，掌有實權的慈禧眼見大權旁落，這些改革又非出自其領導，故變法開始的幾天內，她便派親信榮祿任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崇禮任步兵統領掌握京師駐軍控制了首都（p320）。而變法家們非但被其他改革家視為惑世、野孤、心術不正，各項改革更危及廣大人民的權益及信仰，尤其廢八股、改書院、廢淫祠、裁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等（p321）。
所以康梁等百日維新就「改革」而言，心態上應理性務實而非情緒理想（四九四p104）；思想上應與主要改革家如嚴復、張之洞、何啟、胡禮垣等取得協調，而非將西學夾雜著引人爭議的公羊學，導致改革思想的分歧（p115）；行動上應有計劃地逐步改革。如此一來，康梁在主觀上是改革實際卻是革命，但又無革命手段，故迅速失敗是很自然的。
比較來看，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則以他過人的權謀忍術，躲過蔣經國的忠誠考驗，利用台灣民族主義為實民主自由為表，拉攏民進黨、自由派、地方派系、財團等，逐步地將政敵一一打倒。當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省籍矛盾、兩岸對立、國家認同危機、憲改紊亂、黨內獨裁、金權派系黑道式之民主政治、無法治之自由、人治重於法制（這可從太多大小政策如原住民正名、二二八道歉、台獨叛亂犯平反、總統直選、六萬元一坪住宅、土地不依實價徵稅、南向政策、參與聯合國運動、社區運動、文藝季、鄉土教育、教改、拯救股市房市金融危機……皆是在李氏開口後，下面的人就開始弄出一堆推動的法規及制度看出）、用人唯忠而非績效才能……等之代價。此一代价還不因李下台而消失，更禍及下任的陳水扁，說得更真實些是要整个台灣幾代人來付出。
２、梁啟超的激進革命
（１）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論
百日維新康梁敗亡海外，康在美成立保皇黨，但梁在日逐漸主張革命。梁在日前期（1899
-1903）藉《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排滿革命論，並積極與革命黨接觸，但從美回日之後期（1904-1911）又棄革命而主立憲（五０五p9-10）。這種轉變在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初稿》中，透過梁與康、黃公度、蔣觀雲間的書信往來表現的很清楚（四九八1902-1903年的年譜）。
梁氏前期認為慈禧不敢也不想變法之主因是怕漢人奪權（p87），如今推翻滿清的良方是民族主義。他在1902年給康的信上說：「今日是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州。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清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既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p157）。並認為若因怕破壞而不敢革命，將「愈遲則愈慘」，而且同門中人談革命者有人在，就算梁不主張，別人也會主張（p157）。康接信後連寫兩封長信，認為革命將使中國遭列強瓜分。黃公度也來信認為民主在西方仍行之不易，況且民智未開的中國。黃認為政治改革需有周詳的計劃和程序，不然一定大亂如法國大革命、遭瓜分如波蘭印度。且中國的專制並非滿族一姓一人所為，而是數千年累積下來的，只要有良好的國會、政黨、及人權，誰來當家皆無別，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實施要有一定程度的民智民德民力（p158-161）。
（２）梁啟超與革命黨的合分
梁在日主張革命時與孫中山的革命黨來往密切，並試圖擺脫康有為的束縛而與革命黨合作（五０五p121-6）。康了解梁之背叛後，便於1900年底命梁赴檀香山辦理保皇黨事務（p128
）。梁孫在排滿革命上雖接近，但康梁的師生之情，且梁的權力、財力及人脈之基礎全在保皇黨（p134-5），故自梁赴美後，梁孫合作便終止。二者間還因梁在1900、1903二次赴美奪去孫在美之革命組織、財源、及地盤，而交惡（p132-4）。最終於1906年在各自機關報展開了革命與立憲之大論戰。
（３）革命與立憲之爭
孫梁革命立憲之爭的焦點在於，革命黨認為救國之道唯有行三大革命－－民族革命驅逐滿清，民權革命行民主共和，社會革命行土地國有。但梁氏批評革命將帶來瓜分和內亂。梁認為中國並非以血緣而是以文化判夷夏，故滿漢皆是中華民族，且清末軍政經大權已逐漸由漢人掌有；中國條件不足以行民主共和，只能行君主立憲；中國經社問題在貧窮，解決之道不在土地國有而是要發展實業。
由於清末所有的社政經軍的內憂外患之矛頭均順著民族意識被導向滿漢之爭（五０三p233
），當時革命的攻擊也是集中於驅逐滿清（五０六p705-6,10-22），所以表面上雖有三大論題，其實只有滿漢衝突而已（五０三p176）。梁的立憲主張在此深層結構中根本不敵民族革命（當然他本身要負未能深入分析中國內外條件，而後選擇一貫的改革策略，反迷失在變法、革命、與改革間反覆不已之責，這不能以其「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五００p143，來推卸責任）。但勝利後的革命，其果實卻是族群分裂、軍紳政權、列強瓜分、農村破產、社會經濟瓦解、及內亂內戰不斷，這些均根源於革命的滿漢衝突之偏頗及孫中山三大革命之失策（故他後來才會將漢民族主義修正成中華族民族，將軍政訓政憲政異化成紳軍、軍紳政權、甚至國共合作，將土地國有修正成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可惜革命已摧殘了實現它們的環境）。
以上是本書對孫梁革命立憲之爭、辛亥革命、及民初政爭的根本看法，而異於國內大多研究者。其中兀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完全站在替革命黨合理化的觀點來批評立憲派（五０三ch.5）。
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認為梁氏革命黨三大革命之批評雖有攻錯的作用、有其道理（五０五p232,237,251），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當時及現今仍是不二法門（p221）。另外在《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又批評因為立憲派的紳軍參與辛亥革命，而導致革命之不徹底，阻礙了之後政社的現代化（p244-5）。
張玉法則混淆了中國傳統的民族意識與西方的民族國家意識（五０六p6），認為中國自湯武革命之後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革命大多成功（五０七p511）。
李劍農在《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政治史》認為梁氏所批評與事後發展有幾分相符，但這些與滿漢衝突及滿清的腐敗無能等眼前之事實相比，革命的青年總是只見眼前的不好，而不接受未來可能的不好，不然也相信有救濟辦法（五一三p115）。
但國外學者看法則異，Casster認為革命黨的反滿主義及共和主義對中國的現代化貢獻不多（五０九p84）。Dutt認為武昌起義的主力在新軍的共進會和文學社，二者與同盟會僅有模糊的關係，之後更將政權交給軍事領袖及立憲派的省議局（五一０p111-2）。Esherick更在《改良與革命》依起義時的革命之社會結構分析，認為辛亥革命的主力在城市改良派的上層士紳（五０八p121,311-2）。Young也認為立憲派的土紳在推翻滿清上比革命派出力更大也更重要，因此革命後中央會失去傳統對土紳的控制力，也造成民國之後土紳在土地工商上為害社會（五一一p67）。
甚至到民81年在台灣民族主義興盛的背景下，朱浤源在〈從「族國」到「國族」〉中仍在替孫中山合理化，他將革命黨人吸收了西方民族國家主義之後的反滿沙文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混同起來合稱為「族國主義」（民族優先於國家），認為孫中山當時只是將它做為推翻滿清的手段及工具，革命成功便改行中華民族為核心的「國族主義」（國家優先於民族）。其實華中興在同專輯（八六三）的〈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本源初探〉即指出梁氏是持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
由梁孫立憲與革命之爭可知，處於民族對立式的衝突情境中，任何改革或革命均會屈服於民族主義之下。衝突情勢的發展不是權術家們所想像的那樣，以為階段、工具性的操弄族群大旗，之後便可走回正途。相反，其他改革均會遭此工具異化。同理，吾人可清楚看出，李登輝便是在台灣民族主義的洪流中壯大，但同樣異化了許多改革。
四、孫中山之分析
孫中山的面貌如同Schiffrin所說的，由國民黨、中共、蘇聯、甚至軍閥、日本等各取所需來決定（五一五導言p1）。在此偏重於析判他的三民主義。
（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依孫自述其三民主義體系產生於流亡歐洲時，考察當時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問題，而將興中會時期原有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權之外，加上民生主義。但薛君度認為孫的三民主義在1910前並無系統的闡述（五一六p143）。其實孫的三民主張在歷史發展中，除一些基本原則外，並無固定的主張。
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會員盟書〉孫云：「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五一四Ⅱ5p1，指《國父全集》第二冊第五篇第一頁）。11月26日〈關於三民主義之著述與演講〉提出「三大主義」（Ⅰ1p173），同年在民報發刊詞則改為「三民主義」。
1906年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提出革命三期說－－軍法時期以三年掃除革命的障礙，修道路、設警察、辦教育、興農工商後，再行約法時期的地方自治，最後實施憲法（Ⅰ3p1）。同年〈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則提出五權憲法（Ⅰ1p178）。
由上分析可知，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同盟會之初，即孫梁論戰時已提出。只是孫氏一貫的妥協心態（五一五p1），並未將之貫徹實施。在辛亥革命後遭多次革命挫折，才認為革命黨人未確實依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並重及軍法約法憲法三期順序，而只知以種族主義排滿，並輕易讓軍紳滲入革命陣營，以致革命失敗（Ⅱ7p96）。
１、民族主義的前後不一致
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和孫的種族觀是「漢族中心沙文主義」，比如章太炎1903年〈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否認文化天下觀，批評滿清奉行孔子之教只是為愚民（四七八p426）。鄒容在1903〈革命軍〉認為滿人蒙人同是西伯利亞人種不屬中國人種（p492），認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滿清奴隸之代表（p497），主張要誅絕洗盡滿人使中國大陸成為淨土（p490）。此種偏頗當然激出滿人「殺盡漢奴」的主張（五０六P705）。以上可對比「台灣河洛中心沙文主義」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豬滾回去」「半山是台奴的代表」「客家人、外省人是台奸」。
即便後期因統一全中國之需要，而強調中華民族，但孫氏骨子裡均一貫地以漢人為中心（
Ⅰ1P86）（這就好比民進黨的溫和派和李登輝掌握了台灣優勢之後，也會說客家人、早住民、外省人只要認同台灣皆是台灣人，或李的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其骨子裡仍是河洛中心沙文主義）。
孫在民元年〈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說：「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民族之統一」（Ⅱ4p8），同年〈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甚至認為鐵路建設可促使各地方言消滅而形成統一的國語。到民8年〈三民主義〉認為漢民族應犧牲血統及歷史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合為一中華新民族（Ⅰ1p206），孫氏如此主張的背景是滿人附日、蒙人附俄、藏人附英之情勢已逐漸形成（Ⅰ1p214）（這就好比外省人逐漸從台灣國民黨疏離出去，李登輝又用各種權術想拉回或至少穩定情勢）。孫並辯駁認為中國漢族中心的種族帝國主義是種王道和平的感化（Ⅰ1p30）（對比起來孫還算誠實雖免不了美化，而民進黨、李登輝及一些學者，操弄了台灣民族中心主義，還誣指他人不認同台灣、是中共的同路人）。到講《三民主義》之前後，中國已淪為「次殖民地」（Ⅰ1p11），故他堅決反對聯省自治和世界主義，批評這些主張只不過是軍閥意圖分裂和列強意圖瓜分中國的借口。
２、民權主義理想的幻滅
孫在1906年即提出五權憲法，之後他認為西方的代議政治會造成人民無權政府能，故要改行全世界最完善的「權能區分」，使人民享有政權，政府有五種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Ⅰ1p99,119）。孫本來心儀直接民權，但地廣人多的中國不可能，故創出「國民大會」代行。民7年〈革命方略〉規定人民的直接民權限於縣級，在中央只能選舉總統、國大代表、立委，其餘對中央五院的選、罷、創、複四權由國大行使，五院皆對國大負責（Ⅰ3p14
6-7）。到民13年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24條規定國大對中央官員含總統有選罷權，對中央法律有創複權（Ⅰ3p371）。
孫之後國府的《五五憲章》充分地反映孫以國民大會為中心的五權憲法。抗戰勝利後，張君勱為抑制蔣中正權力，乃將蔣原構想的總統國大雙軌制，扭轉傾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蔣在台灣又透過臨時條款加強蔣總統實權。解嚴後，法政學界回歸內閣制憲法之理想，不敵民進黨渴求以總統實現台獨、和李登輝奪權的野心，而在修憲中陷於有權無責的直選總統制。以上申論後述。
３、民生主義背離革命實相
與毛澤東相比，毛成長於內陸的湖南，從小對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政經文化深層結構有種無意識的理解，而孫生於沿海靠殖民地澳門74里的翠亨村，該地土劣不宜耕種，村人多到外經商。據說孫從小就反對纏足、蓄奴及賭博。但13歲（1879）便到檀香山投靠大哥（五二七p
11-4）。1883回國不到二年又出走殖民地香港學醫，1892年畢業後在廣東行醫，但1895年廣州起義後便開始流亡海外，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回國。
孫一生雖為中國而奮鬥不已，也試圖了解中西文化，但由他認為中國自古便有民權且過於自由（Ⅰ1p56,63-71）、西方人權是爭來的而非天賦人權（Ⅰ1p99），由他的平均地權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民生主義（Ⅰ1p129,137）。可知他不了解天賦人權是西方古典民主政治的形上基礎，不了解政府權力的危險故主張五種治權是政府的能力而不予分立式制衡，不了解中國的民本不是民主當然也不可能自由，不了解民生主義並不合當時中國需要。當時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勞工受到軍紳、資本家的壓迫，故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是都市平均地權而是土改（孫雖也提耕者有其田），不是代表全民所有階級（Ⅱ4p61）而是農工階級（孫雖也說要解放保護農工，Ⅱ4p49,61）。中共尤其毛派就深深地抓著此要害，經長期鬥爭而打敗了國民黨。
難怪Young會認為孫和梁啟超、章太炎等精英對中國社會結構欠深入了解，對農民及工人只是傳統家長式的關心，而不知群眾運動和土地改革才是革命的核心（五五一p50）。
（二）三民主義餘論
由於孫對中西文化均欠深入了解，加上其妥協性格，未能建立嚴密的革命的武力組織、綱領及長期的宣傳、組織、動員和革命群眾（五一五p83p220）。這不但造成三民主義在理論及實踐上均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難題，也使得他的革命在十次革命、討袁、護法、北伐、容共中不斷挫敗。
相關於三民主義尚有二個議題值得討論。首先是正統之爭，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國共都在爭誰才代表孫的正統，以三民主義為判準，吾人可判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才是正統，同理，李政權及台灣國民黨均背離了從孫中山以來三民主義所強調的中國統一及中華民族、五權憲法、平均地權及均富。再來是孫所創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否尚存？國府在台雖極力為二者生存奮戰，但終不敵國際現實、中共壓力、尤其台灣民族主義。到李政權時，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只剩名號而已，其骨子已是台灣民國及台灣國民黨。
五、軍紳政權與聯省自治
（一）軍紳政權
廣義的軍紳政權是指從清中葉之後，中央統治力逐漸減弱，較不受中央控制的土紳、團練、及新軍逐漸所取得之部分統治權。狹義則指辛亥革命雖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孫中山的革命因欠嚴密的黨組織、無法動員群眾、又欠自主武力，在革命黨內部理論及方法的紛歧不一下，讓各地立憲派的土紳及軍人取得政權－－紳軍政權。從袁世凱之後，以軍閥為主土紳為副的統治政權，稱為軍紳政權。
１、陳志讓的《軍紳政權》
陳志讓以他所謂的近代軍隊的三個標準判中共之外的其餘含國民黨均是軍紳政權：一、近代軍隊是保衛國家主權，一方面抵抗外敵侵略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一方面敉平內敵分割政府統治下土地與行政權。二、近代軍隊從行政機關取得軍餉、給養、和裝備，軍民分治。三、近代軍隊能訓練和教育在役的士兵，使他們在退伍之後有就業的能力以促進現代（五二八p1）。
陳氏認為南北軍閥及國民黨，因在民26年抗戰之前皆不抵抗外敵侵略，他們的政權皆由軍權指揮，他們皆無法有效地統治而不分裂，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對農民的掠奪，他們統治之意識形態皆是傳統倫常，故是軍紳政權（p3-5）。
相反，中共的紅軍，是以黨領軍，是以外國帝國主義及軍紳政權為敵，是以地主和富農為軍餉來源（p5）。
陳氏上述標準及判斷真謬誤百出，首先，以其近代軍隊來判軍紳政權就已不當也不合史實，不然清末所建新軍便不屬廣義軍紳政權。其次，中共的叛亂內戰也是破壞主權，抵抗外侵只是名、實則藉以壯大自己，以黨領軍的另面是槍桿子出政權，掠奪財富不是現代而是前現代的匪行，游擊隊屬性大異於近代正規軍，中共及紅軍均不時分裂內鬥，這些與近代軍隊標準相距甚遠。再來，國民黨中央軍在捍衛主權，服從黨政領導，從行政體系獲取軍餉，現代正規軍之組織及訓練等方面，均遠遠地超過紅軍。至於意識形態及軍餉來源，以德日現代化之初來看，他們也依靠傳統倫常及農民，更合況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關稅、各種工商稅收等，大多並不源自傳統倫常及農民。
２、張玉法的軍閥論
張玉法界說下的軍閥（warlord）包含了軍紳政權，因這些軍閥以武力為後盾追求個人的私利，忽視國家法律，不受行政權限制，並擴張自己勢力（四七四p172-3）。依此，張氏認為漢末州牧、唐末藩鎮皆可算軍閥（p172）。張氏認清末民初軍閥產生的原因有：
１ 地域主義興起。清末漢人任督撫者由1821-1860年的54%增至1860-1911年的77%，且其權位由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不斷取得部分的外交權、軍權、及各省抽釐金之權等。這些充分地表現在1900年八國聯軍之後東南各省互保，及辛亥革命之後各省的獨立（p174-5）。
２ 外國勢力範圍的影響。清末及袁政權時，中央尚能統一全國時，列強只能間接地影響各地方勢力，但中央瓦解後各地方軍閥便紛紛與列強結合。
３ 經濟破壞導致失業及游民增加。清未以來農民、工人受制於地主、資本家，加上本土工業不敵外貨，導致城鄉游民及失業增加，這些人就成了軍閥的兵源（p179）。
４ 傳統中央威權喪失，人民對中央向心力衰退（p180）。
張氏以國民黨為中心分析了孫中山時代的以軍閥反軍閥（p211-），蔣中正建立黨軍時的東征北伐（p217-），北伐之後軍閥暫服於中央。但1929年南京國軍編遣會議上，李宗仁、馮玉祥、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等恐懼自己武力被中央收編，而聯合反叛（p230-2）。反叛的高潮於1930年閻錫山、李、馮聯合發動「中原大戰」，中央用兵百萬、死傷九萬、歷時六月才平亂（p234）。到1933年福建的十九路軍受中共煽動，發生「閩變」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p235）。1936年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廣東的陳濟棠又組「抗日救國軍」，以抗日倒蔣為名叛亂。1936年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又發動西安事變，劫持蔣中正要求停止國共內戰對日抗戰（p236）。整個軍閥分裂到七七抗日之後才暫止，但抗戰後期中央軍和各派系軍隊間也無法充分合作。勝利後，再因裁軍及剿共而分裂（p240）。
其實探討軍紳政權的最大意義不在其界說、成因、及過程，重要的是在清末中國周期性及外力入侵下陷於分裂時，試圖統一中國者，能否有一套嚴密的組織及以黨政領軍的武力，在分析國內結構和國外現代化的理論及經驗之後，將分裂的局面統一起來並展開有效的現代化。以此為判準，國民黨及中共在大陸均無法完成此一使命，中共的失敗在於只能有效地奪取政權而無法促使中國的現代化，國民黨由在台表現，可知國府是有能力進行現代化。
（二）聯省自治
李達嘉在《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認為聯省自治的興衰成敗決定於政軍勢力，就「勢」而言聯省自治是失敗了，但就「理」而言聯省自治是應行也可行（五二九自序），且因當時已無中央政府，故主張聯省自治並非軍閥割據（p2-3）。李氏理想中的聯省自治是聯邦制下各省自治以組成統一的中國，而非小民族主義（本省人治本省，如1902年的廣東國、1920年的湖南國……））及軍閥割據，但因運動主要是因各省軍人派系為爭奪地盤及對抗南北政府而產生，故「勢」迫使聯邦理想落空（p4-5）。
李氏上述見解，使他在以下的合理化過程中犯了一些謬誤。
首先，不了解聯邦制或邦聯制所需條件。以聯邦典型美國為例，在組成聯邦前各州是自治的，革命之後，為解決共同問題，才決定將各州的軍事、外交、關稅、貨幣等權交給聯邦政府。但中國的軍紳政權並非自治，而是各省軍紳為私利割據而成，怎可能共組成聯邦。以邦聯典型德意志為例，「關稅同盟」下的各邦有源自封建傳統下獨立自主的外交、軍事、關稅、貨幣、稅賦等權，只不過將關稅統一而已。但中國的軍紳政權並無這些合法的權利，更無任何組成或運作邦聯之情事，而只有割據而已。
其次，未能了解當時中國的統一之道只能像德日的由上而下，而不可能像聯省自立由下而上。孫中山革命失敗就在於與各省軍紳妥協，蔣中正雖在黨的組織及武力上有所改善但仍被軍紳所限，而毛澤東則成功於徹底改善且絕不妥協。陳氏反而指責孫過於偏執大一統和武力，所以才會造成與陳炯明失和，而陳主張聯邦制且被迫才兵變（p139,147-156,164-5）。
再來，陳氏以聯邦派的反駁來反批反聯邦派的批評。反聯邦派的批評有四：一、中國傳統為單一制。二、聯邦制是先有邦再聯為國，而中國本來一統。三、中國教育不發達，人民程度太低，易為野心家所用，不適聯邦制。四、各省軍閥割據，自治無異助紂為虐（p198）。聯邦派反駁如下：１、視中國為單一制統一乃頑固的情感而非史實。２、先邦後國未必史實，即使史實，理無必然。３、聯省自治正足以啟發民智教育人民。４、聯省自治正要解決割據（p198
-9）。
陳氏反批有以下謬誤：一、統一雖非史實卻長期來的理想，分裂雖存在卻無正當性，更遑論聯邦，即便西周封建也是統一制。二、就聯邦制之理論及範例而言，只能先邦後國，不如此，比如蘇聯並非真聯邦而是極權。三、在當時環境下，說聯省自治能啟智教民、能解決割據，完全是自自欺人。
由民初聯省自治之失敗可知，在中國傳統大一統下，已不可能行聯邦制，但可能以民主共和方式實現地方自治，如法國。所以現今一些人試圖以聯邦或邦聯來解決兩岸三地之統一並不可行，因為三地均非邦。
兩岸有關統獨方式的分析，如以中央集權的程度來排列如下，一國一制、聯邦制、一國兩制、邦聯制、獨立。由此可知一國兩制是比聯邦制還寬，可有些台灣人寧可當美國联邦的一州，也不顧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煀何？反中國要獨立當國父嘛！至於有人提出歐盟模式，那只能說說而已，乾脆國協算了。
六、蔣中正之分析
（一）學者對蔣中正的不同看法
有關對蔣中正的評價，由艾愷的《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可知，被負面評價者多（五三七p1）。艾愷認為其實這些評價大多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認為蔣太保守傳統故無法讓中國現代化，但蔣大致同樣的做為卻能讓台灣現代化，而毛卻不能使大陸現代化（p12-3）。
艾愷認為會如此評價是因學者在找蔣失敗的理由（p61-3），結果：「辯論的核心是，如果蔣介石不是Ｘ（軍人、儒教徒、頑固、權威主義等等），他可能不會把大陸失落於共黨之手。同時他們又辯解或承認（暗示或明示），蔣介石之成為Ｘ，也正是他成功的原因。在政治和行動的問題方面，蔣介石採取短視的Ｙ政策（派系權力均勢、派系彼此對抗、與地方當權者妥協、在實施社會改革前致力於軍事統一、喜好比較現代化、西方化的城市資產階級等等），而不採Ｚ政策（促進群眾組識、農村改革等等），是他最後失敗的理由。然而，他們同時也辯解和承認，如果蔣介石沒有採取Ｙ政策，他就得不到他那樣的顯要地位或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在基本上，他們的辯論是：使蔣介石成為一個成功的、甚至『不可缺少的』政治人物的因素，也就是他保不住大陸的原因」（p61）。
但艾愷認為：「他們為什麼不辯稱，蔣介石Ｘ因素不夠或Ｙ政策未能充分執行，這樣不是更符合邏輯嗎？」（p61）。
（二）蔣中正與孫中山
孫中山的繼承人是蔣中正，理由是蔣氏除清共、反共、及統治較集權外，其餘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之看法與做法均承襲孫。即便清共反共及集權，孫蔣易位，孫也會如此，不然只能對中共和軍閥稱臣，其實孫在討袁失敗後成立「中華革命黨」對黨員要求也是非常集權（五一四Ⅱ3p2，Ⅱ6p16），並造成黃興反對而脫黨。
至於中共所謂孫中山的「三大主義」（援助工農、聯俄、容共，五三八p290），也不過是中共在爭孫之正統（五三八p531,650,765）下所創出的口號。更何況孫的工農政策也非中共的工農運動，而是與蔣的主張一致。蔣在18年1月1日〈對於關稅之感想〉認為國民黨的農工政策不同於中共的抗租、罷工、怠工、減工（五三０p527）。
在民族主義方面，孫認為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而成，蔣亦然（五三二p2）。孫主張中國統一反對聯省自治，反對蒙、回、藏分裂，蔣在民33年的《中國之命運》也認為百年前尚未被分裂的中國疆界－－包含當時不被國府管轄的東北、台澎、內外蒙古、新疆、西藏－－是中國生存所必需（p7）。即便撤台，也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國，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合法的正統（五三０p2352,2356,2360）。
在民權主義方面。蔣繼孫厲行軍訓政。蔣也與孫一樣認為學生、軍人、黨員不可有個人自由，而必須為追求國家的自由而奮鬥（五三０p1701）。
在民生主義方面。蔣不但依孫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在民生主義增補育樂兩篇。
（三）蔣中正的基本特質
１、思想
蔣的思想主要來自孫的三民主義、中國傳統儒家、及日本武士道軍事教育，蔣對西方的理解和毛一樣欠缺。蔣類似孫強調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一四Ⅰ1p42，五三０p580-2）。蔣認為朱子的格物和陽明的致良知，陽明的知行合一和孫的知難行易，彼此可互通（五三四p32）。蔣批評日本的武士道在學習陽明學說時忽略了王道與仁，只知忠勇（五三０p578-580,594）。又批評中共的唯物辯證法是獸性奴性的，而易經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性善、承認天及神存在的辯證法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五三三
p22,11,53）。蔣認為從三十年的反共戰爭血的教訓，得到對付共黨的矛盾律，要使自己內部單一純潔決不容許任何一點矛盾或對立而被滲透分化；對付否定律，反共組織的精神必須自強不息，當你強彼弱時不可姑息，必須徹底消滅，當彼強你弱時寧可待機報復，切勿妥協共存；對付質變律，反共組識的精神必須嚴肅保密（p20-1）。以上促使在台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白色恐怖。
為對付中共，蔣除現代代的地方建設外，還大力推行傳統的保甲團練（五三０p630），並要求將領和官員熟讀曾國藩、胡林翼等清代平亂的練兵語錄及文集（p221,927）。這些做為在瓦解的結構中，如同蔣的反省，已成為「假公濟斯，招搖敲詐，公報私仇，勒索窮戶」的工具（p1267）。而建設農村的現代化計劃（含建立行政體系、警政、戶政、預算制度、銀行合作社金融業、財政、交通、水利、地政、教育、司法，p847），也因軍閥割據、中共叛亂、和官僚腐化無能（p561，五三三p104）而失敗。除上述政軍建設外，九一八事件後又發動新生活運動，希望藉類似軍事化、教條化的生活規範（四維、八德、整齊清潔迅速確實）來維持瓦解中的道德秩序（五三二p118）。
對以上現象的研究，Duara認為在伝統鄉村社会權力文化網絡瓦解下的清末民初，當各種新政權試圖以現代机搆或舊文化網絡來重建政權時，舊有的社会精英因無力保護鄉村杈益而被新勢力淘汰或逃避徵召，而新的掠奪者則乘机占領此一杈力真空，而與新政杈共犯來掠奪鄉村杈益，如此一來不但造成現代化失敗也更進而瓦解了舊有的文化權力綢絡（一二一八p.234-243）。
蔣到台後更加強地方的現代化建設和以大傳統教條改造民間的小傳統禮俗信仰，相對的中共則否定大傳統強調小傳統。而李政權則試圖以後現代的「集體記憶」，喚起已瓦解了的台灣前現代的城鄉情感及結構，藉以突顯其台灣生命共同體、社區運動、文藝季的政治目的。前三者所為，因皆存在某一國家意識形態（西方列強入侵，導致中國民族喪失自信心，故要復興中華文化；西方列強入侵，加上封建文化壓迫，故要解放中國小傳統的生命力；外來統治者尤其中國意識使台灣意識低落，故要重造台灣），所以都在美化某點的同時，虛構一個業已消失或正在瓦解的幻想，其實幻想能否實現對負責推動的官員、學者、及運動家在客觀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經由這些運動達到了國家意識形態重建及權力論述霸占的欲圖。至於民進黨陣政權更是大力搞文化台獨，因為其他形式的台獨已被美中聯手封殺了，難怪杜正勝幹教育部長幹的郥麼差也下不了臺，台獨嘛！只要頭頂台獨神祖牌，任誰也动不了他。。
２、軍事、教育、與政治
比較蔣在大陸及台灣的統治，前者重軍事後者重政治，這與蔣的軍事教育背景及當時面對軍紳政權有關，但深入反思大陸敗因後更加強調政治。
蔣從黃埔建軍開始就強調國民革命軍的使命在建國及實現三民主義（五三０p391-2），撤台後形成建國的近中遠程目標，近程是建設台灣成為模範省，中程是實現三民主義於全中國，遠程是弘揚三民主義於全世界（五四三p52）。對此，台獨、反國府、及台灣優先論者，展開了對國府在台含社政經軍文化等舉措的扭曲性批評，而不知國府的這些舉措均有其背景條件，主要並非出自將台視為過渡或剝削的工具，果真如此就沒必要建設成「模範省」（李的「新中原」也不過如此）。老蔣的近中遠程理想，隨著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的劣勢，小蔣經國改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李登輝奪權之初偽倡「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奪權中則操弄「台灣優先」「台灣至上」，已奪權則高舉「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其实李一貫的本質是投机下的台獨分子，所以下台後便原型畢露了，不！從年青時加入共產黨便已是个投機分子。還有陳水扁也一樣‧怪了？為何只有投機分子才能在力得勢，這顥然不只是投機者本身的問題，更嚴重的應是台灣人出了問題，不然怎会老是選出這些人？
革命軍的精神強調主義，軍紀，三信心（自信、信仰、信任），主義領袖榮譽責任，服從命令，親愛精誠（p393,408），這些成為國府在台軍隊及軍訓的政戰之核心－－五大信念、三信心（五四三p20，五四五p110）。
蔣並認為透過政工人員、革命警察、學校教育、新生活運動等，撤台之後更透過系統性的黨政軍教育、救國團、各式社團組織、傳擴媒體等，以威權統治方式，將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的理念，貫徹到整個社會國家（五三０p493,505,1055,477）。過程雖有效但最終還是失敗。
民國16年批評各級學校大對三民主義和當前中國問題欠了解（p481），這種教育教出的學生不知如何做人，不知本國歷史及立國精神，只知盲目地接受外國一切，不惜出賣國家民族（p1055）。蔣認為唯有依黨員十二守則而來的青年十二守則來教育，才是革命的、愛國的、人生的教育，才能建立民族自信及自覺（p1056）。
蔣的上述教育原則均體現在大陸及台灣的所有軍事、學校、和軍訓之教育上，只不過實施方式不同。在學校是透過正式的公民與道德、生活與倫理、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軍訓之課程，及非正式的朝會、週會、標語、口號、訓話……等等來完成。
由於蔣認為民主非長期訓練不可，有了知識和紀律才有民主可言（p552，民18年），加上軍訓憲政的革命方略傳統。蔣反思北伐之後列強侵略、地方武力、思想紊亂，所以要先訓政，不准罷工、罷課、示威遊行（p516，民17年）。認為青年救國的方法是刻苦求學而非呼口號搞小組織（p554，民18年）。之後中共又利用民主自由，發動群眾運動（五三一p408-9）。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共路人更鼓吹「國民黨退出軍隊、校園」「反內戰」「反美帝」「反飢餓」「反壓迫」等之學生運動（五四五p89,90,94）。
以上促使蔣認為在革命成功及全國統一前不能充分地實施民主憲政，表現在台的就是長期戒嚴、以黨政軍治國、反對美國以外援要求實施民主自由（五三一p266）。批評異議人士為反動分子，試圖以民主自由迷惑世人、擾亂社會、投機取巧（五三０p2015）。並認為立院的質詢要有分際，要考量當前的反共抗俄任務及國家民族利益，監院監察的敵人應是共匪而非國府（p1768）。又將憲法冷凍，如停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以臨時條款擴大總統權力（p2037）。
蔣的上述做為在國際冷戰、威權統治、及大力發展經濟下，在民60年之前雖有《自由中國》、雷震組黨、少數省籍政治人物、彭明敏事件、及孫立人事件等政軍異議問題，但統治上仍屬極有效。之後小蔣在內外情勢力變化下逐漸將老蔣的硬式威權，轉成軟式威權（到李登輝則是名為民主實為民粹威權，中共則還只是準威權）。反映在軍訓上的是，民41至49年軍訓由救國團主管，民49年之後由教育部主管。民64年開始革新，教官年青化、校外輔導時可著便服、校內則將重點置於軍事教育和生活輔導而減少思想政治的成分（詳見五四五）。但隨著社會運動及自由派師生之反對，軍訓及教官在教改的聲浪中遲早將被掃出校園，現今李政權尚需以它執行軍政任務而已。
蔣在軍事上除強調學自日本的正規軍訓練之操典外（五三０p417），從國共合作中學得蘇共式軍隊黨代表制，並在與軍閥及中共鬥爭中加強以黨領軍，加上克勞塞維玆的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五四六p1，五三一p310-320）。這些總和成政治作戰（五四五p98），並由小蔣負責「政戰學校」和軍隊之政戰。如此雖能有效地以黨領軍，有效地解決了大陸時代的幹部腐化、軍閥遺習、軍紀敗壞、及薪水補給遭貪污等弊病。但在台獨及反軍權的聲勢下，軍方成為反對運動的靶子，李登輝趁勢先除去軍方強人赦柏村，再迫使軍方認同其經營大台灣的政策，軍方表面上最附和李，但其實早在意識形態尤其國家認同上陷於紊亂及分裂。二蔣時代的國軍戰力在Cline的國力評估公式：國力=（基本人口領士+經濟能量+軍事能量）*（國家政策+國家意志），因後二項得分很高，故國力評估結果大增（五四七p269）。但隨著國家認同紛亂及族群對立，國力衰退。李政權採取強化台灣意識及增購尖端武器的方式，來加強國力，而正好對上中共的中國意識及更尖端武器，於是在1995年6月之後爆發了中共對李的文批武嚇。到陳政杈時玩的更兇，當然老共下手的也更狠，什麼三天亡台、斬首行動等都伝出來了，連老美也跟著起哄，當然其目的是為了賣武器及恐嚇陳不得盲搞台獨。
七、毛澤東之分析
（一）社會主義論戰
分析毛之前先要論及民初的兩次社會主義論戰。第一次是1920年的「社會主義論戰」，此次論戰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共在中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五四八p454）。第二次是1928-1933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此次論戰是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屬性是奴隸、封建或資本主義，並藉以找出階級鬥爭的力量及對象（p464）。
第一次論戰的背景是陳獨秀等主張民主自由《新青年》，由於欠實現民主之社政經條件，故從道德型的知識分子變成行動型，試圖以共產革命方式建設一套全新的社會主義政治。而當時的西方正處文化危機，蘇共則以全世界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保護者自居，向外含中國輸出共產革命（五五一p212,216）。此次論戰共有三方，社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分別從兩方夾攻共產主義（p455）。
社會改良主義（張東蓀、梁啟超、蔣百里、張君勱……）以《解放與改造》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攻擊共產主義：一、中國當時缺乏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革命所需的資本主義發達之工業，及大量的無產階級。二、中國當時急需的是開發實業以解決貧窮。三、社會主義者應自知自己沒有打倒軍閥的能力，而只能以教育救「無知病」，發展實業來救「貧乏病」。四、缺乏大量自覺的勞動階級、強行共產革命，將發生「偽」的農工革命（p456-7）。
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李達……）以《新青年》雜誌為基地，反駁如下：一、中國不但有階級對立，且有大量因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剝削下的貧富懸殊，所以應建立無產階級為主力的革命。二、發展實業建立資本主義只會增加貧富對立，故應行社會主義。三、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是全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四、社會改良方法是與資本主義妥協，根本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p457-8）。
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以《民聲》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批評如下：一、人應有絕對的自由和自由意志，人類社會也憑此而進步。二、國家是強權之最惡，必須反對並消滅之。三、政府尤其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濫用強權、壓制自由、剝削和迫害勞動者，故要全力反之。四、任何國家、政府、組織、紀律均違背人的絕對自由意志，故須取消（p459-460）。
馬克思主義者反駁如下：一、絕對自由不可能，強權如用於對抗資本主義則非罪惡。二、國家在共產主義之前不能消滅，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來對抗資本主義、封建階級、帝國主義。三、資產階級不可能自動讓位，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四、為了革命和建設，必須加強人民的組織和紀律，在共黨的領導下有計劃的生產與消費（p460-1）。
由上述批評及反駁可知，陷於政治意識形態者（不只上述陳獨秀等，從馬恩、列寧、到毛澤東均如此）在狂熱的信念下，不但會以保護帶來反駁共產主義既已存在或將會存在的弊病，而且能在背離教義下，深深地動員出革命力量，而取得政權。
雖然陳獨秀在1922年中共二全大會曾提出最低綱領的「民主主義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433-5）。但陳因：一、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而只依打倒權威之心態在批評軍閥、國民黨及中共的反民主。二、不了解革命組織和動員群眾之重要，故在任七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除前二年前參與北京上海的群眾運動外，其餘均只是名義領袖，且被排除在國共合作之外。三、不了解武力對革命之重要，故不但反北伐也反紅軍（五五三p367-371）。相反的毛則深深地掌握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五四八p449）。所以陳不但在國共合作失敗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也在1942年死之前的1940〈給西流的信〉中批評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了民主政治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並重新肯定傳統文化「國粹」的價值（五五二p335-6）。可惜號稱中國啟蒙運動大將和中共創始人的陳獨秀，由於對西方的民主科學、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等的理論及實際，均欠深入的了解，以致於在救亡心切下，導致了啟盲與滅亡的相互芻化。
第二次社會主義論戰的背景是聯俄容共政策失敗，1927年陳獨秀下台，瞿秋白繼任總書記執行農工城市暴動，1928年失敗又以左傾盲動主義被清算。在共黨國際方面，托洛斯基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尚無力量，農民又非革命主體，故中共的革命應是培養革命力量而非盲目暴動，此被與托奪權的史達林稱為「托派」（五四九p44-5）。史達林控制下的共黨國際則認為中國革命主力在農工，革命對象是封建、資本、及帝國主義，故李立三又繼續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又失敗。以上內鬥及失敗，刺激了爭論中國社會屬性之論戰，以便找出革命的主力及對象。論戰的過程及有那些主張參見（五四九，五五０p127）。重要的是中共經由此次論戰，將中國社會定位為「半殖民半封建」，主張以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推翻國內封建勢力、國內外資本及帝國主義（五四八p464）。
（二）毛澤東的奪權策略
研究毛澤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奪權策略極其高明且有效，只是奪權卻無助反損害了中國之現代化（就好比之前的革命黨人能奪滿清之杈而無力建設中国，之後的李登輝、陳水扁能奪二蔣中國民黨之權，但都種下经政社敗坏之因）。另外民進黨的美麗島及新潮流兩大派系的奪權策略與毛竟然神似。毛以分析革命的結構為基礎，找出可做為統一戰線的革命力量和被革命的對象。同樣的，美麗島系的張俊宏和許信良早在《台灣社會力分析》便已開始，到《到執政之路》張俊宏更進一步以革命方式分析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及民進黨應有的鬥爭路線，以做為民78年選舉策略的理論基礎。許信良以主席身分替民進黨民81年選舉失利負責下台後，更積極地建構台灣的民族主義，到84年提出《新興民族》及《挑戰李登輝》，做為黨內競選及85年參選總統的理論基礎，如能在黨內打敗台獨基本教義派支持的彭明敏，將有機會檢驗他的「新興民族」論能否做為革命的力量以對抗李登輝。至於新潮流的《到獨立之路》更加入葛蘭姆西的陣地戰及運動戰，定出獨立革命的方式。（結果許敗出走，之後成為陳水扁的批評者，而新潮流則成為陳的打手，直至2004年立委敗選，二者才鬧意見。）
毛每一階段的鬥爭策略都是經他本人獨特的方法，分析了革命環境的結構之後再採取的。依他自述，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分析〉調查的對象是，能夠從他們身上找出革命對象的弊病及革命主力的，中下級失勢官員、窮秀才、破產的商會會長和貧農（五三八p748）。毛辯駁這種方法「雖曾被人識為狹隘經驗論，我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發言權」（p749）。毛迷信這種非理性不科學的調查方法，難怪會發生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極悲劇。奈何這種歪理逆施不但能動員群眾和精英，還能奪權。執筆至此，真令人迷惑，為何歷史上一再出現這種非理性，果真是根源於人內在的邪惡？！
毛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正處國共分裂及清共的前夕，毛為找出中共革命主力及對象之所在，以進行統一戰線，認為當時中國社會階級如下：一、地主資產階級。他們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是反革命派。代表他們的政黨是青年黨和國民黨右派。二、民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反對聯俄容共，反對左派分子。但革命時這些人只能向左向右，不可有中間獨立的可能。三、小資產階級。含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小商人。其中的：１、右翼，有餘錢剩米的少數，膽小怕革命，相信中產階級。２、中立者，能自足，對洋人、軍閥、土豪、劣紳皆不滿，懷疑革命但非反革命。３、左翼，生活漸壞，是革命主力之一。四、無產階級，可分：１、半無產階級，含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２、無產階級，指現代工業的無產勞工，約二百萬人。３、游民無產階級，指丐幫、土匪、馬幫……等，引導得當可成為革命力量。
毛的結論是（一）和反動分子是主要敵人，（四２）是革命主力，（三）及（四１）是朋友，（二）左是友，（二）右可能是敵（p3-9）。
到1927年3月為反駁當時黨內外對農民暴動的指責，毛於是到下鄉調查，依長沙地區調查，他認為中國農民，貧農占70%、中農占20%、富農占10%，毛的結論是「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p20-1）。毛認為單就湖南地區就有農會會員二百萬，能動員群眾達千萬（p13）。
毛認為農民革命中所做的事均是被土豪劣紳逼出來的，在清算過程也算計的很清楚，一點也不冤枉，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誘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期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決不能矯枉」（p17）。此種坦白其實是所有革命皆有的合理化現象，只是有些「聖人」不會明言，而是透過「打手」來說。比如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對其對手決不手軟，無論速斷或迂迴，一定會用任何方法，包括抹黑、食言，必除去對手才干休。而他的「打手」則扮白臉，說什麼他的對手貪戀權位及反對改革，所以李必須除去他們；說李為了台灣利益，故食言不算什麼。
毛的農民革命主要有以下做為：一、以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遊街、關進監獄、驅逐出境、槍斃等來打擊地主，並沒收土地、減租、減息。毛認為土豪劣紳以前行白色恐怖，現在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的恐怖現象，很應該。二、以農民組織、共黨組識、農民武力、農民學校等取代舊有的縣府、團練、紳權、祠堂族權、淫祠神權、洋學堂、私塾等。三、禁止農民的舊習陋俗，如賭博、煙毒、花豉、鞭炮、道場、奠儀。四、清匪、修道路、興水利、廢苛捐、辦合作社（p22-42）。透過上述，毛認為農民運動在幾個月內完成了孫中山四十年國民革命做不到的事。
其實毛誇大其詞，兩湖農民暴動事實上失敗，且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所以毛在1928〈井岡山的鬥爭〉和1929〈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才會以工農武裝鬥爭需要：一、有很好的群眾。二、有很好的黨。三、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四、有利於作戰的地區。五、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等為由（p56）。為解決蘇區遭國軍封鎖所帶來的經濟困境（p69），首先對自耕農和富商讓步（p70）。毛並批評群眾有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毛病，所以必須由黨實施民主集中主義的領導（p71）。這種對私人經濟的讓步及對群眾的控制，隨著國軍的第五次而加強（p105,119）。
蘇區被攻破，紅軍逃往延安之後，毛在1936年12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分析了從國共合作以來黨內外的鬥爭情勢。毛認為國共合作因國民黨資本封建階級叛變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而失敗，之後中共內部又犯了一連串左右的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所以才導致蘇區被攻下，「長征」到延安（p169）。分析結果，毛認為除了要反對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外，應依革命的三大法寶，結合當前革命形勢的改變而調整鬥爭策略（p138）。
毛在1935年12月27日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抓住了當時抗日的氛圍，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成功地打敗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毛並策反西安剿共領袖張學良、楊虎城，而爆發民25年12月的西安兵變，挾迫蔣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毛除趁機坐大外，並宣傳西安事件乃國民黨不抗日的結果，且認為中共有調停張蔣之功（p228）。真是占了便宜還賣乖。
毛重拾中共早期的二階段革命論，提出最低綱領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649）。毛認為抗日時期革命策略應是聯合抗日各階級組成抗日統一戰線（p145），但毛認為最高綱領不能放棄，只要時機成熟就應為之（p146,239）。
西安事變後，毛除一面進行統一戰線，放鬆早先的農工暴動和沒收土地，改同意用立法解決土地和勞工問題外（p240,766），還一面進行內部鬥爭。利用抗日機會壯大自己，同時對國民黨的要求也隨自己壯大而胃口愈來愈大，最後鯨吞掉。
毛內鬥的高潮是延安1942年文藝整風運動，毛針對當時大量湧入的革命新力軍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紛亂，提出黨內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三股歪風（p770）。毛批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觀主義不了解來自群眾的客觀真理，批評黨內其他派系犯了不懂民主集中制的宗派主義（p779）。批評黨八股文章對群眾無煽動力（p790-7）。批評文藝作家忘了文藝家的任務在暴露敵人的殘暴，並歌頌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光明面（p828）。毛認為文藝是一種意識形態，只能反應某一特殊階級的社會生活，不能超越（p817），不存在超階級的人性（p827），所以文藝批評的標準，政治第一、藝術第二（p826），革命文藝要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p824）。
毛在1940〈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則露出了他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的尾巴，毛認為必須保證共黨占有領導地位，政權代表人數，中共必須占1/3，無黨無派的左派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p701）。這種原則中共日後一再用於奪取大陸政權時的民盟，和九七前的港事顧問。
毛對國府胃口與時激增如下：
１ 1937年8月25日毛向國民黨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毛高明地提出全國人民除漢奸之外，都享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等之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之政治犯。開放黨禁。動員蒙回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原則下共同抗日。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採民主集中制，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改良人民生活－－改善工人、公務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家屬的待遇、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賑濟災民。肅清漢奸、賣國賊、和親日派（p326-8）。
２ 1904年1月〈新民主主義〉主張：一、政治上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民主集中制方式，聯合反帝反封建者，專反革命分子的政。二、經濟上沒收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為國有，其餘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暫不沒收。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成為農民私有（p639）。
３ 1940年2月〈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要求：一、實行所謂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二、取締「軍統」「中統」等特務機關。三、取締利用兵役、公債、統治經濟、救濟難民等機會的貪官。四、保護青年的言論、行動、集社……等自由。五、抗議國府的「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受到不公平待遇（p680-4）。
４ 抗戰勝利後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批評國民黨武器比中共好，抗日戰力卻差，貪官污吏導致缺糧、拉夫、發國難財。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民主政府。懲罰親日分子、法西斯。取消特務、集中營。給人民一切的言論、集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撤消對解放區的包圍，承認解放區政權。懲罰貪官將領，改善中下階級官兵生活。實施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取締官僚資本，廢止經濟管制，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改善工人生活。取消黨化教育，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治權（p1013-4）。
當國府在國共內戰中不斷挫敗時，中共的胃口更是愈來愈大，最後是全面侵占、奪權、清算戰犯和反革命分子。
依蔣在《蘇俄在中國》的反思，蔣對毛的鬥爭策略是明瞭的，但蔣的回應受限於，他的威權統治必須像在台一樣能有效統治，不然更多的回應造成更大的腐化及民怨。蔣甚至無法讓國內外媒體及知識分子相信本來是事實的批評－－中共存在著民主及土改的虛假性、販毒（一一八七p.17,90,125,一一八八p.34）、走私、偽鈔、匪帮（中共如同孫蔣李陳，皆是對黑道旣利用又壓制，基本上是奪杈中利用、奪權後壓制，一二七一p.605-,721-,798。當然找个黑道來在自己鮪鱼肚上開个槍也無妨、只要能當上總統、一切值得。）等。基於以上教訓，蔣才會在台斷然地處置228、之後的白色恐怖、及各種以硬式威權對付異議。
由上分析可知毛的鬥爭掌握了以完善的軟體（黨的組織），結合各方力量（統一戰線），展現硬體實力（武裝鬥爭），彈性地（最高最低綱領靈活辯證地運用）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之原則。
就此比較，孫中山歷經十次革命、討袁、護伐、北伐等之挫敗，死前才從國共的合作中認知此原則，但這一切太遲了，且也僅於認知而已，就好比他透過書本來認知中西文化一樣，並未能在主客的深層對革命及中西文化產生無意識地體驗，所以他雖革命不斷但浪得「國父」虛名而無實權。
蔣中正雖從孫的教訓中了解軟硬體的重要，但卻無力完成「結合各方量彈性地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其因雖有外在環境之限制，但根本上還是他內在虛構出的仁愛慈孝（習自儒耶）異化了他完成鬥爭該有的精神意志。
相對的，李登輝個人深層地排他且不寬容的愛憎（習自耶教及個人成長之磨練），驅使他順台灣至上的勢，結合各方力量對其敵手彈性地展現實力，直至對手下台為止（或許有人會反對怎可將李的「民主之寧靜革命」與毛的「共產的暴力革命」比附，此種人若非基於護主心態，就對革命、共產、及民主無知）。
另外許信良大致上也掌握了毛李二人皆有的原則，但許面對的對手（蔣經國、彭明敏、李登輝）比他更強，因此勝利困難。雖然李許在修憲上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勾結，但李無時不警戒對手想吞噬自己，故李在86年5月「就職週年記者會」上，批評許的「國、民兩黨合流及共組聯合政府」，好比共產黨要滲入並瓦解國民黨。李許在台灣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中共及中國民族文化時，能暫時合作；同理，毛蔣在中國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美國及台灣民族文化時，也能暫時有默契。
最後毛李許三人皆共有實現其目標之彈性，故皆知情勢對己不利時應採取迂迴以待機再打擊對手，這可從李與郝柏村、林洋港、中共的交手可知，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李會妥協，甚至對一路為他衝鋒先陣的宋楚瑜也如此，就好比許信良對於張俊宏，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結果吾人看到當宋阻礙了李為台獨而廢省時，李宋便翻臉，從情同父子転為仇敵，即使下台後仍要組个台联、勾結陳來鬥連宋的泛藍。本書從十年前便已揭穿這些政客的面目，奈何台灣人連媒体學者專家都迷失。其实只要能拋開意識形態情結，無論從奪權理淪、人性本質及古今中外史实等來看，便可一目了然了，而無須當事後諸葛後悔不已，如此才是研究理論、歷史及時事之正途。
八、啟蒙運動
（一）運動的本質與背景
張玉法將民國時代的白話文運動、五四學生運動、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論戰、東西文化論戰、科玄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等統稱為「啟蒙運動」。其理由是這些運動均以思想文藝為核心，強調理性、以科學代替迷信、以思想代替信仰、以懷疑代替傳統的權威，帶動了整個社會政治及文化的革命性變革（四七四p253）。他認為稱之為「新文化運動」不適合，因運動及所影響之層面不只文化；稱之為「五四運動」亦不當，因五四運動的主體乃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p253）。
可是張氏「啟蒙運動」之判準也有問題，因西方啟蒙運動的政治理性（洛克）、科學理性（牛頓）、經濟理性（亞當斯密），以現今而言也是一種信仰、迷信或權威。所以並非反傳統、強調理性便是「啟蒙」。就中國而言，儒家思想是種異於信仰的實行理性。儒教社會才是一種權威、信仰或迷信。雖然二者並非絕對二分。
繼前述析判啟蒙，在此以三個標準來判啟蒙抑啟盲：一、徹底自覺到且批判自己思想及行為的基本預設之盲點，這種啟蒙在歷史上尚未出現。二、清楚地了解引入的及自己的思想制度之本質，就此而言，西方十八世紀啟蒙家對中國的理性、自然法、及典章制度等之崇拜，乃是一種「啟盲」。民初的新文化運動者對中西文化更是啟盲，甚至至今兩岸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大多仍是啟盲。三、運動者能否找到一有效解決分裂與衰亡的危機，並走出現代化的道路。就此而論，自由主義、國府、中共均是啟盲。
民初啟蒙運動背景如下：
１ 國際背景。知識分子未能深知西方傳統的外交及民族主義的理論及實際，所以在巴黎和會才會對威爾遜的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民族自決等產生幻滅。未能深知西方資本主義，故對它在西方所產生的成就和弊病，才會羨慕和迷惑，而試圖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未加深思地引入自己尚不明的傳統結構中。加上當時西方正處思想文化激變期，知識分子便各自帶回所學，而加劇了國內的紛亂。
２ 政治背景。知識分子在軍紳政權下，不但無法發揮民主力量，反招各種壓制。
３ 經濟背景。戰後民族工業遭列強威脅，知識分子對產業發展的期待落空，紛紛批評現況。
４、社會背景。知識分子喪失了先天的科舉仕途，又缺欠後天的工商出路。大量游離的知識分子，成為反對運動的同路人、外圍組織、及精英幹部，帶領充滿悲情的群眾，走上啟盲及滅亡之途。
５ 歷史背景。知識分子順著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將中國現代化之受挫歸於傳統文化，而將他們美化簡單化的西方文化，與醜化簡單化的儒教社會，對比起來，展開了世上少見的徹底地反傳統運動。
兩岸有關五四及啟蒙運動的爭議到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慶時又起爭端，台灣從几年前的去五四墜於貶五四，並認為極權獨裁的中共將五四定位為愛国科學民主，不合當時的民主科學，故無權庆祝五四。其實由本書析判可知，五四一開始即是一愛國運動，即使後來的民王科學也是種工具化教條化的口號，並不合西方的民主科學之基本要求，這不只在中國如此，後進國幾無例外，比如本書所析判之日本。
（二）陳獨秀之分析
陳氏在民4年〈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認為近代文明的人權、生物進化論及社會主義皆原創於法國（五五四p11-2）。雖然陳氏所謂的「人權宣言」包含了人生而自由平等、國民主權、司法獨立、生命財產自由的天賦人權等，但由於這些人權之屬性乃法國大革命背景下的「積極人權」，異於英國資本主義民主背景下的「消極人權」。故他會誤以為西方舊社會之制度，除了私有制外均已破壞無遺，私有制造成了社政經的不平等，故需以社會主義改善之（p13-4）。如此一來西方古典民主政治、消極人權、消極自由等之基石－－中產階級、私有財產－－便遭瓦解。〔當時知識分子對此之無知是普遍的，孫中山便如此，即使號稱最嚴守自由主義的胡適在民15年也主張社會主義（五五七p10-1），到民43年〈從《到奴役之路》談起〉竟然說他對此「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五五九p48）〕。所以當新一波共產主義浪潮來時，陳氏便將民主、人權等視為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工具（五五四p375）。
陳氏對中西文化了解的失真，也表現在以下的貶中褒西（其實到台灣的自由派均如此）：西方以個人及法治為本位，使得法律以保護個人自由、權利、及幸福為本務。中國以家族及感情為本位，使得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自由、平等等權利喪失，並形成依賴及奴隸性格、宗法倫常（三綱、五常、八德）加強了封建社會、專制政治、及家族主義的勢力（p36-8）。
陳氏會陷於徹底地反傳統，除了對中西文化了解失真、救亡心切、及個人情結外，更實際更直接的原因是，當時的袁世凱企圖利用祭孔等傳統儒教禮儀來達成當皇帝的野心，而康有為隨後又主張立孔教為國教，這可從陳氏民5年〈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及民6年〈再論孔教問題〉等充分看法（五五四）。
陳氏從《論語》《禮記》《孝經》及漢唐宋有關強調三綱五常之儒者中，偏找儒家傳統為封建禮教及專制政治之證據（p108-110），並判它們違反了現代社會要求個人經濟、人格、政治等獨立自主，男女平等，民主政治（p117-9）。
當時以《新青年》為中心，繼陳獨秀之後，吳虞將孔子思想等同於吃人的禮教，並將儒家、家族制度、及專制主義等三位一體化（五五一p45-6）。魯迅以驚心動魄的《狂人日記》小說，藉一患有「迫害狂」者的話來批評儒家：「我翻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總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引入五五一p47）。
（三）胡適之分析
胡適可說是標準的學術買辦，出國只學得皮毛，並將之視為無上信仰，來批評傳統及時事。他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夾雜著英國赫胥黎的不可知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易卜生主義、科學主義，以經他改造過的杜威實驗主義為核心，砍向一切不合他意的東西。
胡適認為依杜威思想，經驗應是「向前的，不是回想；是推理的，不是完全堆積的；是主動的，不是靜止的，也不是被動的；是創造的思想活動，不是細碎的記憶帳簿」（五五五p317
-8）。如此一來，「一切經驗派和理性派的糾紛，連帶休謨的懷疑哲學和康德那些支雜繁碎的心法範疇，都可以丟在腦背後了」（p317）。「真正的哲學必須拋棄從前種種玩意兒的『哲學家的問題』，必須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方法」（p320）。
杜威哲學專家吳森批評胡適所介紹的杜威哲學只能說是膚淺或次要的，比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重功利重實效（五六０p94）。並批評胡適忽視了杜威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行間的關係，在欠民主條件的中國高唱民主理論，是背離了杜威哲學的基本精神（p107）。批評杜威的倫理學並不像胡適主張推翻傳統禮俗而代之以理智道德（p103-4）。
如果胡適真能如他一直強調的自主獨立性，那他應鑽研從古希臘以來的知識論，尤其當時的邏輯實證論及現象學，而後得到自己的理解，而非將杜威哲學加以簡單化實用化。
如果胡氏肯對當時的相對論及量子論下工夫，就不會說真理是具體可驗證的了（五五五p296）。
如果胡適真要處理「人的問題」，真要解決當時的中國問題。那他就應鑽研當時的功能派社會學人類學、塔式心理學、韋伯社會學、馬克思衝突派社會學、及各種政經理論，深入中國的傳統及當時的社政經文化，並找出適合的改革方案，而非簡單地以美國社政來評判中國。
其實張君勱早在民29年〈胡適思想路線評論〉，就已批評胡適對西方的思想只知部分而非深入廣泛的研究（五六四p392），對歷史只知其惡習而非先研究傳統的真相（p395），且盲目地引用西方不適合中國需要的政治理論（p396）。
胡氏對西方科學及哲學的膚淺，也表現於他在《科玄論戰．序》所謂「科學的人生觀」，他認為此種人生觀可證實超自然的主宰及造物者是不存在的，所有人類的社會、文化、心理及道德等都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釋及解決。但他又認為會死的小我積極地服務社會將化成不朽的大我，「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最高的宗教，追求死後「天堂」「淨土」的宗教是自私自利的宗教。雖然有自然的因果律，但人仍是自由的。雖然生存競爭，但人仍能互信互助、仍有道德責任及美（五五一p136-8）。
胡適上述的「胡言胡語」充分地暴露他的科學主義心態（一四０p291-5）及對科學的無知，所以才會弄出什麼「科學的人生觀」。林毓生以他慣用的「一元思考模式」，批評胡適和其他中國近代思想家一樣，均承受了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一元有機思想，故才將西方的二元對立思想化解了（p298-9）。其實根本上還是胡適等不要求自己下工夫去深究中西文化。
早期對胡適的評價二極化，新儒家及左派否定之，現代化及自由主義者則肯定之。後期則批評民初的自由主義者所謂的人權，並非西方天賦人權下無條件地以個人權利為優先的個人主義，而是將自由當做反傳統束縛的工具（五五一p32,38）。如對比於日本的自由主義可知，二者雖皆將自由工具化，但日本是成為「大和魂」的工具，而中國則成為「反傳統的工具」。另外有人從台獨立場批評胡適在大陸時代對國府的獨裁法西斯曾展開嚴厲的批評（五六五p10，五六六p14-5），但對台灣的國府卻只是消極的批評，尤其胡適在「雷震案」中未能強烈地支持雷震並反抗國府（五六五p10,16）。勞棟指出胡適擔心的是雷震當時的組黨活動會造成「台灣人的黨」（p11）。
其實胡適早在民14年〈愛國運動與求學〉就已開始反省，學生群眾運動已變質為政治運動的工具（五五八p721-3）。在台並力勸《自由中國》對反攻大陸等有「希望象徵」的招牌不要批評（五五九p56）。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而只能是由「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p58-9）。此種在野時想當反對黨，在朝時又想當反對黨之迷失，似乎已成為從政者之本質，故見少數執政的陳政權会一再以為反對而反對、輸不起、逢扁必反等來批在野联盟，而忘了自己在此時的反對角色，更奇的在野者竟也怕彼貼上這種標簽，由此可見中國伝統反對禁忌之影響力。
由此可知，胡適對革命、群眾運動、及黨爭等之警戒才是他未能在「雷震案」挺身而出的主因。
（四）文學論戰
由於推行白話文運動者的最開始及最主要之動機和目的不在文學本身，而是將它做為改造思想的工具。蔡元培在《中國的新文藝大系．總序》說為何改造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呢？「因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五八一p8）。所以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才會提出文學革命的八原則－－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方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p74）。陳獨秀更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簡單的杼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到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p86）。
本來如果單從文學論文學，作家使用語文的原則在於能否表達其心靈感情，而不在什麼八點原則三大主義，因為文學用語並不等於口語，文學有文學的特質，如暗示性、意象、節奏、想像、象徵、甚至語文的自我顛覆，而這些正是中國古典文學擅長的。
其實胡適當時也知將所有古文打入死文字（p102）之不當，故主觀地認為木藺辭、孔雀東南飛、陶淵明、李後主、杜甫、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看成有白話素實質的古文（p188）（一二五三p.30-1）。林琴南批評水滸紅樓極具文言特質（p243）。並批評白話文運動的核心是想要「覆孔孟，剷倫帝常」（p241）。蔡元培辯駁北大並未主張「覆孔孟，剷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p234），認為《新青年》在校外有言論自由，更何況他們是針對孔教會而非孔子（p236），認為白話拼音文學運動不會造成分裂。蔡的辯駁皆謬，因運動者正想革掉傳統儒教與儒家，運動與各地尤其南方的獨立運動息息相關。
胡先驌在民8年〈中國文學改良論〉以西洋文學學術用語重聲韻抽象不同於一般口語為例，批評白話文運動主張文言合一有問題（p520）。羅家倫對此暴露了運動者常有耍無賴，他反批胡氏懂幾句洋文就拿洋文來嚇唬他們（p525），說運動者並不主張文言合一（p531）。其實運動者就是主張「我手寫我語」文言合一。
任鴻雋在民7年〈新文學問題之討論〉認為想廢漢文除非中國人先滅絕（p509），對此錢玄同重彈廢漢字之主張（p513）。運動會走上廢漢字行拼音是無法避免的，因表意性的漢字已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分離的載體，無論為了反傳統或重造易學易用的拼音文字，都非廢漢字不可，這對台獨的教會（五八二p232）及文學家（後述）亦然。當時主要戰將均主張廢漢字，但錢玄同最極端地認為最好改用世界語，不然就全用外語再加少許的拼音文字（p25-7），而胡適陳獨秀則認為應先行白話文，再以拼音代白話，最後廢漢字（p209-210）。
由於當時拼音運動造成嚴重的方言拼音分裂之問題，於是有人反思文言有利統一中國，白話導致分裂。蔡元培在〈國文之將來〉辯駁，認為白話文運動是要以北京話來統一各地方言，並以拼音字母來統一口語（p648）。
中國音標文字始於清末，受傳教士以羅馬拼音傳教，加上日本片假名注音字母等之刺激，有識之士認為使用羅馬字母、漢字部首、或注音符號，有利於教育學生、開啟民智、統一全國語言（四七五p146-8）。但後來卻導致廢漢字行拼音、羅馬拼音與注音符號、國語官話方言等的論戰。其中教育部公佈「注音符號」之後，由於各地尤其南方方言與官話格格不入，於是各地紛紛依自己需要製造拼音字母，而造成語言分裂的局面（p154-6）。
中國廢漢字行拼音的最大實驗是奪權後的中共，長期拉丁化的實驗失敗了，原因除了同音字太多外（五八二p237-8），主因在中國傳統以來視「文字」而非「語言」才是典範所在（一五九p7-9），造成了中文與中國文化的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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