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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勉的《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人民，2000）是本十平八穩之作，旣介紹了各式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的理論，更具體地詳述並比較了：中美外交政策的政策目標、基本原則、以及決策和執行外交的機構之異同。

可惜網上不易找到相適似論文，只能以下權充：

中國的外交政策

一、地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國的對外政策
二、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 1、獨立自主是我國對外政策的首要原則； 2、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 3、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宗旨； 4、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准則； 5、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立足點； 6、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往，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491.html

美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外交政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208598/20080423064903/


國際政治理論與美國外交政策理論

I、十三個與美國外交政策相關之理論

A. 攻擊-防衛理論(Robert Jervis)。此一理論有兩個衍生理論：
1. 衍生理論#1(威脅衍繹)：國家面對的安全威脅越大，就越具侵略性。
「國家會尋求安全，且因為他們鞏固自身的努力，威脅到他國的安全而彼此衝突。」安全的尋求造成戰爭、帝國、干預、與武器競賽。
推論：「當征服是容易的時候，戰爭的可能性增加；征服困難時，可能性較低。」
2. 衍生理論#2(機會衍繹)：越容易發動征服的國家，就越具侵略性。「國家在其力量所及的範圍內肆行侵奪；帝國隨著它核心力量的興衰而成長或內縮。」 一個相關的理念：「安全困局」

B. 結盟理論(Kenneth Waltz, Stephen Walt)
1. 「恐怖平衡」：「國家以結盟對抗最具威脅性的強權。」以力量、攻擊性、與不甘示弱的功能進行威脅(vs.「盛行中的」：「國家與威脅結盟」)
2. 「同類相聚」(vs.「同類相斥」)：「共同意識形態→結盟」vs.「共同意識形態→為爭奪盟主地位而衝突。」

C. 國家主義(Carleton Hayes, Louis Snyder)：「國家主義排除帝國主義；而且國家主義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因此帝國時代結束了。」

D. 馬克思主義者理論：
1. Rosa Luxemburg的說法：「資本主義國家為生產過剩尋求帝國做為市場，並因而拯救經濟衰退。」能解釋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嗎？
2. Harry Magdoff的說法：「資本主義國家為保護其跨國公司而進行海外干預。」能解釋1954年中情局支持的瓜地馬拉政變嗎？

E. 和平的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之間鮮少彼此戰爭；因此，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會是和平的。」以及一個相關的理念‧‧‧

F. 文弱不堪的民主國家：「自私自利的民主大眾不會為了維持充足的武力而付出代價；自由社會不會容忍個人權利受到戰爭的侵害。」

G. 易開罐式的民主國家(Michael Beschloss)：「美國政客在選舉期間，向選民兜售危險卻無法在就職後拋棄的外交政策立場，因而陷國家於不義。」
(Wildavsky)：「組織追尋規模、財富、自治、和『本質』的維護(亦即，組織的任務不變)、墨守標準作業程序、無法進行自我評價。」

I. 心理學理論(Robert Jervis)：
1. 「諉過理論」─國家傾向於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環境，卻將他國的行為歸因於他們的本性。(因此，他們以基於需要為理由，而原諒自己的惡行，卻把他國的惡行視為無事生非。)
2. 一個相關的併發症：國家傾向於將他國的良行歸功於自己的努力；卻把他們的惡行歸過於他們本性。
3. 信念的固執─國家惰於吸收與他們菁英份子現存信念衝突的新事實和現實。
4. 國家傾向於誇張資訊共有的特質，因此當他國的觀念與他們分歧的時候，他們經常不會注意。
5. 國家傾向於誇張他國行為的集中化、紀律化、和協調化的特質。

J. 「螺旋模式」vs.「嚇阻」(Robert Jervis)：
1. 螺旋模式：「戰爭起因於國家為期望他國的順服而施以懲罰；不過，懲罰只會點燃一個衝突-螺旋而激起報復。」
2. 嚇阻：「戰爭起因於國家對攻擊者的安撫；這導致攻擊者期望更進一步的安撫，並且忽視了安撫終止時的警告。」

K. 性別理論：「男人比女人更具攻擊性；由男人制定的外交政策反應了男性特質。」
L. 信度理論(「嚇阻理論」─Thomas Schelling)：「承諾雙方的信度是互相關聯的；一方的毀諾也摧毀了另一方的信度。」
M. 骨牌理論：「一個攻擊者對一個國家的征服，使它輕而易舉地征服鄰國。」

II. 十個理論/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族系(與衍繹)

A. 應用於美國的一般性理論：

1. 安全困境/地緣政治學：以安全威脅的消長與軍事機會解釋美國過往的行為。
2. 結盟理論：美國的締盟反應了(1)恐怖平衡以及/或(2)與國情相似的強權形成共同的訴求。
3. 錯誤認知下的結構：
對錯誤事實和理論的信念，使美國對環境的錯誤認知火上加油。
1. 誇張的安全困境：美國誇張了它的不安全感與對假威脅的反應。
2. 結盟理論：美國誇張了時興的趨勢與同類相聚的傾向；這兩個錯誤的認知都對假恐懼火上加油。
3. 國家主義：美國忽視了自己的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
4. 螺旋模式vs.嚇阻：美國把各模式的處方誤用在對方掌管的情境中。
5. 骨牌理論、信度理論：美國給予這兩個理論過多的信任。
4. 馬克斯理論：它們能解釋美國在1898年的行為嗎？冷戰時的行為呢？
5. 組織的程序/官僚政治：美國外交政策反應出政府各官僚單位的利益和神經衰弱症，而非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美國也低估了官僚在其他國家中能力。
6. 心理學的理論：菁英份子患了Jervis的認知併發症。

B. 為美國外交政策量身打造的理論：

1. 菁英文化：角色：

a. 外交決策中的大學預校/大企業文化─普林斯頓畢業生掌管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外交政策偏袒企業界，對海外的民主政治冷漠以對(註解與H5的假設衝突)
b. 國家安全體制與軍事世界觀的角色
c. 男人與他們的男性賀爾蒙→陽剛的外交政策
d. 菁英的世代性創傷(Roskin)：「孤立主義者與干預主義者都因他國政策導致的災難而出現。」
e. 歷史的濫用：菁英份子選擇並且誤用著名的歷史類推。
f. 菁英份子對世界事務的無知，1900-1970年。
g. 「集體思考」─對內在歧議與政策評價的壓制。

2. 民意、流行文化、意識型態：

a. 政策的賣空：政策發展出自有的生命。
b. 大眾的無知→政策失誤vs.理念的自由市場→大眾的啟蒙→明智的政策。哪一個是真實的？大眾是無知的，還是啟蒙的？
c. 學術的失責，自掃門前雪的風氣盛行學術界→大眾是無知的。美國學術界是導致大眾無知的肇因。
d. 被操弄的新聞界→不追問艱鉅的問題，漏失關鍵事實→大眾是無知的。事關政府領域的新聞報導是大眾無知的肇因。
e. 美國的「自由傳統」→美國出口民主政治
f. 種族主義→美國的政策(從廣島到越南。)
3. 遊說團、利益團體：外國遊說團驅動美國外交政策。
4. 科技的理論：攝影機和CNN驅動美國外交政策議程，例如，拉高流行的人權議題，又例如，1900年代之索馬利亞與波士尼亞。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X_-kA_DxL8YJ:www.myoops.org/twocw/mit/NR/rdonlyres/Political-Science/17-40American-Foreign-Policy--Past--Present--and-FutureFall2002/F757CC7B-77AA-4C5F-8040-224D88FB540A/0/theories_tw.doc+%E7%BE%8E%E5%9C%8B%E5%A4%96%E4%BA%A4%E6%94%BF%E7%AD%96%E6%A8%A1%E5%BC%8F&hl=zh-TW&ct=clnk&cd=9&gl=tw

冷戰結束後中共對美國外交政策之轉變＞唐仁俊

壹、前言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以戰後從未見的速度出現令人目不暇給的變化。不論從宏觀的戰略發展，或微觀的戰術最為角度來看，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的崩潰，共產陣營的具體威脅消失，及美國國力的衰退，華府對亞洲地區積極干預的主要意願、客觀能力都受到了限制。然而，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雖然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已經降低，但是區域性小規模的衝突卻依舊不斷。若從未來世局發展的趨勢觀察，在國際事務中，經貿影響力的提升與區域性意識的抬頭是其主要特質。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實施經濟開放改革以來，中美兩國雖然政治制度上有所差異，但在經濟上的互賴則越來越高。中共如何在與美國政治制度的矛盾上，發展經濟上的雙邊關係，並抵抗來自美國的和平演變，皆為中共當局所注意的外交主題。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已經改變，以往中共與美國發展外交關係，除了經濟考量外，主要的還是在於「聯美制俄」的戰略顧慮，所以對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持贊成的態度。現在，蘇聯因素已然消失，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變成中共向外發展的阻力。中國大陸現今所面臨與美國的外交困境是，如何在不影響與美國經濟合作的前提下，順利填補蘇聯在亞太所遺留下來權力真空，以增加對亞太的影響力。在美國方面，中共的崛起將會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基於國家利益，美國並不願意見任何區域霸主的產生，成為霸權的潛在挑戰者。
從以上所言，中美雙方在國際立場對立的情況下，中共如何因應冷戰結束後的亞太新變局，發展對美國外交關係，對於中共未來及亞太局勢的發展，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本文將針對中共於冷戰時期因應當時國際環境在不同階段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作回顧。並分析冷戰結束後亞太的新局勢及中美兩國兩國在異中求同外交關係中，中共的因應之道，最後說明中共對美外交政策可能的發展。

貳、冷戰時期中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在冷戰時期，因中、美、蘇三國的戰略需要，所以中共、美國及蘇聯三國間，外交政策制定息息相關，並且相互牽制。回顧中共於一九四九年政權建立到前蘇聯於一九九一年瓦解前，中、美、蘇之間的三角外交關係中，大約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49-1960）

為一面導向蘇聯時期，此一階段因為中共的政權剛成立，一切國內 外事務皆有待整頓，蘇聯正可以給予中共各方面的援助。再加上與蘇聯的政治意識型態及反美的立場相同，一九五０年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中蘇蜜月期並沒有維持多久，至一九六0年六月，蘇聯突然對中共全面撤援為止。

二、第二階段（1960-1966）

為反美反蘇時期，約從一九六0年蘇聯對中共撤援至一九六六文化 大革命為止。在此階段中共的主要外交政策有二個特點，第一是中共與蘇聯關係持續惡化，同時中共與美國對峙也因美加入越戰而升高，第二是在反美反蘇的同時，中共轉而積極的與第三世界國家拉攏關係以達到反美反蘇之外交目的[2]。但是以中共的國力及國際地位皆不足以與美蘇兩大強權對抗，所以成果有限。

三、第三階段（1966-1969）

為造反外交時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展開，導致中 共與外國正常的關係全部中斷，進入全面的鎖國階段，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在內外交困難的情況下，中共的鎖國外交的政策也開始衍生變化，聯合美國來對抗蘇聯已成為當務之急。

四、第四階段（1969-1982）

為聯美反蘇時期，中共「聯美反蘇」階段從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邊境衝突迄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宣佈「獨立自主」外交止。在這階段，中共主要外交政策的發展之一就是聯美，聯美不同於五０年代的聯蘇，前者意指聯合、後者意指聯盟關係。聯美包含三部曲，即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平，一九七九年元月，雙方正式建交，以及此後進而發展的戰略關係。中共外交政策發展之二即反蘇，主要原因是一九七０年代後蘇聯軍事威脅不斷升高，而蘇聯對中共威脅難以緩和是造成中共同資本主義頭號敵人美國聯合，且不斷發展關係的重要原因。在經濟方面，中共也因經濟改革的需要與美國關係更為緊密。

五、第五階段（1982-1991）

為同蘇聯再和解時期，此一階段是中共對美蘇政策的再度修正，從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至前蘇聯政權瓦解止。同以往比較，中共在一九八二年以來同時與美蘇發展關係的獨立自主外交實踐，原因在於自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需要建立和平的周邊環境，一方面可降低與蘇聯的衝突，中共的國防預算亦可以降低，以便於全力發展經濟。如此，又可在中美蘇三角關係牽制美蘇並從中獲取利益。

六、冷戰時期影響中共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之因素

從中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五個不同時期看來，冷戰時期，影響中美 外交的主要因素概括可分為以下二個因素：

（一）蘇聯因素

中共在冷戰時期每一階段對美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其時代背景 的需要。從以上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來看，中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完全是視當時與蘇聯的關係而定。在世界兩大強權對抗中，中共周旋於美、蘇兩方。藉由美、蘇雙方極力想拉攏中共，以達到牽制對方的戰略考量下，來獲取本身所欲獲得的國家利益。如建國初期一面倒向蘇聯以對抗美帝；一九六九年於蘇聯發生珍寶島事件中共實行「聯美制俄」的外交政策，以抵抗來自蘇聯的威脅。一九七九年因應中共的經濟改革及蘇聯威脅並未解除而與美國建交。整體上來說，在冷戰時期，中共並未跳脫依附美、蘇兩大強權的外交範疇。而美蘇兩國也因要強化本身的實力而不得不與中共唱和。與蘇聯的關係成為中共訂定對美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經濟因素

中共自政權建立以來，即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推行 一連串的社會改革，如「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鬥爭」、「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以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和制度與剷除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阻力。在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之前是政治掛帥的年代，常因政治的鬥爭，造成社會極大的動亂，每一次的政治改革就造成社會的大風暴，老百姓一窮二白，直接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當局也意識到再不改革，將會威脅到中共政權。況且經歷了這麼多次的政治風暴，老百姓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產生懷疑。老百姓不禁要問到何以由共產黨統治這麼多年，不但理想中之各儘其力，各取所需的太平共產世界未實現，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成問題。在如此的社會背景下，中共當局不得不改革，以因應社會的變局，經濟改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發展過程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個會議上不僅檢討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中共發展過程中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時，在經濟層面上，更決定將工作的重點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強調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強科技發展，以及積極地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換言之，「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了這一時期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具有極深遠的時代意義。一九七八年中共實行經濟改革，以改善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推行四個現代化，美國顯然是援助中共經濟改革的重要夥伴，在中共缺少資金、技術的情況下，美國可以給予資金援助及技術指導。美國也因中共潛在的市場，而有近一步發展中美關係的必要，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雙方一拍即合。

簡言之，在冷戰結束之前，中美關係在軍事上，中共可藉由美國 來對蘇聯進行牽制，以減輕蘇聯在軍事上的威脅。在經濟上，中共經由與美國的各項經濟合作，可獲取美國在資金及技術上的援助，以推動經濟改革。即使在政治制度的理念上有所不同，仍能為獲取彼此的利益而成為合作的夥伴。由於經濟改革，中共的經濟起飛，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為了建立平和的周邊國際環境，以利經濟的發展。所以在冷戰末期，雖然中美蘇之三角戰略依然是三國的外交主軸，但中共已經朝不依附任何大國的「獨立外交」發展。

參、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局勢

冷戰結束後，蘇聯因共產勢力瓦解及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而自顧不暇，遂將其軍事力量從亞太撤出，而美國也因國內經濟問題無法負擔龐大軍事費用，而紛紛關閉其亞太的駐軍基地。由於美俄軍事勢力逐漸的淡出，使得亞太地區成為權力真空，原先美、俄及中共三角關係成為中共獨大的不平衡關係[7]。針對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局勢，各國皆作了調整，以下針對俄羅斯、日本、東協及中共作一簡單的探討：

一、俄羅斯

八0年代蘇聯與美國的核武競賽，拖垮了蘇聯的經濟，造成九一年 蘇聯瓦解的因素之一。蘇聯的瓦解結束了冷戰美、蘇的對抗，相對的也使亞太各國勢力重整。俄羅斯因為國內的經濟問題，短期之內，對亞太的局勢較無影響力。然而，冷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大批先進武器及科技人員，對亞太的穩定將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共就極力利用俄羅斯國內的經濟困境，向俄羅斯購買先進武器及加強兩國的合作生產計劃，以加速軍隊現代化的時間。就戰略地位言，俄羅斯位屬中國北方，對中共有一定的牽制作用。雖然俄羅斯國力大不如前，但是在中美的外交政策上，仍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二、日本

進入後冷戰時代，日本因美國在亞太勢力的減弱與中共此一大陸國 家的興起，必須在亞太海、陸局勢的變遷中，採取更為平衡的軍經發展策略。首先，日本藉著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首要的安全支柱，而大幅提升國防武力的同時，也設法改善與亞太各海洋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日本是積極尋求與中共關係的改善，試圖從美國與中共勢力消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作為一個「普通」國家自主的立場。

三、東協

冷戰後，中共和東協國家的關係潛伏著更多不穩定的因素，首先越 南不再作為雙方共同防禦的敵人，這樣就使彼此享有共同安全利益這點成為歷史。事實上，越南加盟東南亞國協反映了兩者共識中共為共同威脅的心態正形成。其次南沙問題曠日不決，會經常性地為中共與東協關係注入麻煩；再次，台灣與東協的良好關係是中共與東協關係中的又一不穩定因素，對此中共並無有效回應措施。然而就主流看，中共與多數東協國家的友好關係還會有進一步發展。現今中共欲更積極地推進其周邊戰略以達到三個目的：1.中共力圖緩解「中國威脅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2.中共會繼續視東南亞各國為其抵制西方人權壓力的盟友。3.中共將努力擴大和東協國家的經濟往來，以便其出口擴寬新的市場與渠道。總之，中共在東南亞的陣腳比較以前是鞏固了，這不能不歸因於中共對鄰邦外交政策的調整。

四、中共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中共欲填補前蘇聯所遺留下的權力真空，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加上經濟改革的成功帶動軍事改革，因此，中共的國防預算自一九九０年開始便維持著高幅的年增率，其一九九一年至九六年間官方公開的國防預算編列情形如下表：（略）
前蘇聯的瓦解，北方邊界威脅已舒緩，再加上台灣問題及海南島主 權的爭紛，擁有遠洋作戰的現代化海軍及空軍，就成為中共軍方最迫切需要的。中共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自九０年代起，即積極將以陸戰為取向的軍事戰略與軍力結構，調整為以海洋戰爭為主的發展。當然，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高科技戰力的展現，也是促使中共亟於提升海、空軍力的主因之一。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動作，不但引來亞太各國的恐慌，連帶的也使美國在亞太的經濟利益及安全利益受到極大的衝擊。因此有中國威脅論的傳播，以達到圍堵中國成為亞太區域霸權甚至世界新霸權的目的。防止中國的崛起，避免與美國對抗，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共也就繼冷戰時期蘇聯之後，成為美國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制定的主要考量國家。

肆、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快速經濟成長，對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產生了直接的威脅。而中共的軍事改革也引起亞太各國的恐慌。美國對中共強調人權外交，希望能藉由使中共民主化，減少中共的不穩定性，以整合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規律來。對於美國的和平演變及散播中國威脅論的圍堵策略，中共也提出強略的抗議，並一再重申與各國和平共處五大外交原則，以消除國際間的疑慮。如此外交考量，皆在建立平和的國際環境，以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與美國建立和睦的外交關係，是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美國的技術及資金對中共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以下針對中

美關係中的矛盾點作簡略的分析：

一、軍事

冷戰結束後，中共雖然積極的改進軍事結構及軍事現代化，以增強 海洋作戰能力，並進而能在亞太站穩腳步。但是又因本身並未強大到足以與美國為敵。因此，對美國的各項圍堵策略也只能以較低的姿態對應，況且在經濟上還須美國的援助。故中共近來對美國態度漸漸軟化，八十六年十月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成功訪問美國，雙方並同意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雙方關係近一步加強。八十七年六月，美國總統柯林頓亦回訪中國大陸，兩國關係互有往來，極為熱絡。然而，美國對於中共在亞太的擴充感到憂心忡忡，尤其冷戰結束後，中共有鑒於波灣戰爭，美國高科技武器的展示場，讓中共體會到現代戰爭已不能像以往以量取勝的戰爭思想，而是必須朝以質取勝的高科技戰爭邁進，加上於蘇聯的軍事威脅已解除，軍事現代化也就成為中共目前的軍事改革方向。近年來，「中國威脅論」所以激起各國廣泛的注意與討論，一方面是因中共的經濟迅速成長，嚴然成為亞太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亞銀用語）後，不僅削弱亞太地區美日領銜之「雁飛型」經濟發展模式中雁飛型秩序的意義；更對亞太地區現存依雁飛模型所建構，並以美日為主導的地區經濟發展秩序，造成極大的重組壓力。另方面，中共因經濟供輸能力加強而大幅增加國防經費，特別是海、空軍戰力之際，美國由於經濟的衰退及蘇聯的垮台，開始大幅縮減國防經費與亞太駐軍。如此皆足以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
具體地說，前蘇聯的解體改變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政策中的戰略地位， 直接給中美關係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負面因素：首先，中國不再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戰略夥伴，中美關係對於美國不再具有冷戰時代那樣重要政治和軍事意義。其次，中美之間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變得突出起來，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對立的國家。中共與美關係的關係雖然有許多的矛盾點，但是彼此都了解，兩國關係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對美國來說，中共有廣大的領土及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共經濟改革後更發揮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實力，邁入二十一世紀，將可預期是中（共）、美兩國爭霸的局勢。在經歷兩次大戰及核武的發展，使得各國對戰爭的可怕心有餘悸，因此，經濟已經取代軍事，成為各國影響世界及其地位的指標，中國大陸必定成為不可或缺的要角。美國也希望在邁入二十一世界後能繼續扮演主宰世界的角色，對於中共日漸壯大的既定事實，只有謀求相互合作，建立有利於兩國經濟發展的雙邊關係，並能藉由經濟的交流，達成「和平演變」的結果。如此，方能使中共對美國的威脅降到最低，達到互利共存及世界穩定的目的。
然而亞太地區還是有發生軍事衝突的潛在可能性，就中美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言，亞太地區最有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的原因可分為以下三項：

（一）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

北韓擁有核武，必將引發亞太各國核武的競賽。日本與南韓在北韓擁有核武的情況下，勢必重新評估其現行的核武與傳統武器政策，以尋求戰略上的平衡，影響所及，中共與台灣也將修定其既定的核武政策，進而引發亞太地區核武的競賽。

（二）台灣海峽潛在的軍事衝突

自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一直是中共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危機的發 火點，在三次的台海危機中，美國雖沒有直接的軍事接觸，但對台灣有給予間接的軍事援助。對臺海兩岸來說，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共方面，如何在不放棄對台用武的承諾下，避免擦插槍走火與美國交戰，是中共當局值得注意的。以目前中共的國力，仍無足夠力量與美國交戰。在美國方面，如為台海問題與中共交戰，必引起國內人民反對聲浪，況且就算能夠打敗中共，美國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但是美國如果在緊要關頭放棄台灣而不顧，必將引起國際與論的攻擊，美國的國際地位及亞太影響力必定大大降低。這也並非美國所樂意見到的情況，如何避免與中共發生軍事衝突，是美國對中共政策的一大課題。中共及於國家的利益考量亦不敢輕舉妄動。

（三）南海領土主權爭紛

南海領土主權爭紛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1）以資源的蘊藏量而言，南海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各種 海洋礦藏，是區域內各國發展經濟重要的資源，尤其是，屬於基本能源的石油與天然氣更是各國經濟能否進階發展的關鍵，而這也正是引發各國因領土歸屬爭議、爆發軍事衝突直接的原因。
（2）就航線的安全而言，南海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的區域，是連結太平洋與印度洋重要的海域，也是中東石油航線通往東亞必經之路，銜接歐、亞與北美三大航線中的兩大航線：「泛太平洋—歐洲主航線」經麻六角海峽；「泛太平洋—中東石油航線」經龍目海峽，都必須通過南海區域。這是美、日等海洋貿易大國一再宣稱必須確保航線暢通，甚至在必要時將以武力維持航行安全的理由，也是美國得以順理成章介入南海問題的憑藉。
綜觀中（共）美在亞太局勢中的衝突點上，在互有立場及以國家利 益為前提上，發生衝突並非不可能，這是中共與美國所不願意見到的情形，即將邁向二十一世紀，中共如何在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情況下，分階段配合經濟實力增加對亞太甚至是世界的影響力，是中共目前的國家發展策略。從中共自一九七八年經濟開放改革以來，經濟發展配合軍事的現代化，以厚植本身的國力。畢竟軍事力量仍是擠身強國之林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中共雖然提高國防預算，但是仍然一再宣稱以和平五大原則的睦鄰外交圍棋外交主軸，其用意是要建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平和環境，換句話說，中共目前還沒有強到足以與美國對抗，如能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有助於中共經濟發展。

二、政治

冷戰結束後，一般人都認為，民主自由已戰勝共產主義，僅剩的共產政權國家不久後也將崩潰，世界將邁向和平。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著歷史之終結一書，就認為民主自由可能成為「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將構成「歷史的終結」。換言之，以前的統治形態有最後不得不崩潰的重大缺陷與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許沒有這基本的內在矛盾。但是冷戰結束後，並沒有如大家預期，因為前蘇聯的崩潰而出現世界和平的新世界，反而因為冷戰時期隱藏在世界兩大集團意識形態下的問題一一出現，中國的崛起被視為世界最大的威脅。美國政治學者杭停頓（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就認為，在後冷戰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是文化。中國的崛起及回教的復興是對美國世界霸權的主要挑戰，唯有聯合文明與美國相同之西歐國家才有可能與之對抗，並獲得最後的勝利。雖然這是美國以自我利益本位來看世界局勢的一種說辭，主要目的是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相對於世界各國國力的衰退，尋找對策。使美國邁入二十一世紀後，仍能主宰國際事務，而不被新崛起的霸權取代。但是文化、制度上的差異仍是兩國急待解決的問題。
中共近年來在經濟軍事各方面的發展令美國的世界霸權受到威脅。加上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幾乎與邊境的國家都有發生軍事衝突的前例，在不能忽視中共是具有世界影響力及中共經濟市場具偶潛力的情況下，對美國而言，最佳的權力運用方式是，建構一套使他國必須且願意遵循的國際規範與制度。因此柯林頓政府上台後，即積極增強以自由民主及市場經濟為主之國際多編體制的功能，使美國成為國際間主流價值體系與遊戲規則的詮釋與界定者。在相同價值制度的交往中，不但可以與中共維持經濟的往來，解決美國面臨的經濟困境，減低美國國內的失業率，也可以減低亞太駐兵，降低國防的支出，又不至於影響美國的亞太利益。東西冷戰體系的瓦解、波灣戰爭爆發與蘇聯的解體等一波又一波的重大國際事件，雖使贏得冷戰勝利美國逐步成為全球唯一軍事霸權的地位。然而，在此同時，美國支撐此一軍事霸權的經濟基礎，卻在進入後冷戰之際因持續惡化的雙赤字（財政與國際收支）、長期低迷的景氣與龐大的債務壓力而受到動搖，而難以繼續獨立擔負巨額軍事支出。所以與中共的經濟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這可從美國在對中共人權、智慧財產權及環保等問題的處理一再讓步，並給予最惠國待遇看出，中共在美國心中的份量。中共也必須淡化軍事上及政治上與美國的對立，改進當前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厚實本身的實力。

伍、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中美外交政策之比較

綜觀冷戰時期，中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大致可以分為蘇聯因素及經濟因素。冷戰結束後，為因應蘇聯解體，及改變中的世界局勢，中、美兩國皆對世界新局勢做了一番調整：

一、美國方面

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介入亞太事務以來，及試圖在戰後依 美國利益整編亞太的政經秩序；尤其是，將美國在亞太的經貿利益與軍事戰略部署，整合於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之下，一直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課題。美國雖先後在四０年代界調停中國內戰、五０年代參加朝鮮半島戰爭、六０年代大舉投入越戰，乃至七０年代自越南撤軍即聯中共以致蘇聯，以及八０年代改由強化美日關係來替代中美關係等政策，來落實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冷戰結束後，為了防止中共在亞太擴展太快，影響到美國在此的利益，美國於東亞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中心目標包括促進政治穩定，保持對區域市場之接觸，確保航行自由，並防止任何敵意霸權之崛起。說得更明白點美國的中心目標應是確定，任一亞洲國家的經濟力量不致轉變為對美國採取敵意的軍事力量。

二、中共方面

（一）利用穩固的陸地局勢與中國大陸龐大的經貿誘因積極吸取海洋國家的經濟資源與利益，並以之作為介入整編海權國家利益與亞太秩序的憑藉，進而取得有利的戰略位高。
（二）藉由「睦鄰外交」達成與美、俄關係的和解，特別是增進與俄羅斯 的關係，一方面拉大因應海、陸局勢變遷陸地戰略的縱深，另方面，則積極由俄羅斯引進先進武器，強化其推展海洋戰略的軍事籌碼。透過操弄與亞太海洋國家間的利害關係，建立「多層次統一戰線」的架構，化解來自美國這一海洋霸權「和平演變」，甚至是，切割中國領土完整性的政經壓力。
比較冷戰時期及冷戰後中共對美國外交原則的改變，可以知道，影響目前中共對美外交政策的因素，已由冷戰時的蘇聯因素及經濟因素到現在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因此必須建立平和的國際環境，拓展「睦鄰外交」。

陸、結語

簡言之，中國當前對美的外交指導原則是鄧小平一九八九年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針。具體分析之，這兩句話包括了中共後冷戰時期的二個主要的外交戰略：前一句「搞好周邊以自重」是中共自九０年代初以來推行的睦鄰外交，或稱周邊戰略。後一句「借重多邊以制衡」，內涵著中共在冷戰後處理世界及亞太地區的其他大國關係的指導思想。也可稱之為大國戰略。這已經跳脫冷戰時期的外交模式，採取不依附任何大國，並與各國建立和睦關係，以利於發展經濟。中共一方面積極的與周邊各國建立平和之外交關係，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周邊環境，使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另一方面從事軍事現代化，從原來內向型的戰略佈署，發展成外型的戰略佈署。如此方能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增加本身對國際世界的影響力。

在當前的國際大環境下，對中共而言，重大的威脅並不存在，差別在於，如何能從當前的國際格局中，獲取最大的利益，才是中共最關切的問題。雖然鄧小平以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預料江澤民未來仍將繼承鄧小平生前所定下的路線，繼續發展，在內部方面，維持穩定繁榮，在對外方面，繼續努力「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盡量尋求作為「平衡者」的機會，聯合其它大國，以平衡美國的單方面領導，並且尋求成為地區性霸權。
http://www.cafa.edu.tw/emmy/10/%E8%AB%96%E6%96%87/emmy/ass5/%E8%AB%96%E6%96%87%E9%9B%86/%E5%86%B7%E6%88%B0%E7%B5%90%E6%9D%9F%E5%BE%8C%E4%B8%AD%E5%85%B1%E5%B0%8D%E7%BE%8E%E5%9C%8B%E5%A4%96%E4%BA%A4%E6%94%BF%E7%AD%96%E4%B9%8B%E8%BD%89%E8%AE%8A.htm

從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冷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朱聽昌　黎 翔

　　1991年，超級大國蘇聯崩潰與一旦，中美共同的戰略對手消失，致使兩國失去了基於安全考慮的戰略合作基礎，雙邊關係受到了巨大衝擊。而此時的世界，已打破冷戰樊籬的隔閡，擺脫東西對峙的束縛，走向全面的大融合。國與國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不斷加深，非國家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不斷增強，軍事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相對下降，經濟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議題。相互依存已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一種重要現象和顯著特徵，中美關係也深深印上了這一時代烙印。本文嘗試在吸收相互依存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再將國家視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而是以冷戰後中美兩國迅速發展的經貿聯繫為切入點，對中美關係相互依存的新特點進行歸納總結，並對非國家行為體（國際組織、經濟利益集團、跨國公司等）和次國家行為者（政府官僚機構各部門）的互動和隨之而來的影響進行研究，還對國家外交戰略的選擇、國內決策過程以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過程進行探索，最後提出作者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建議。

一、冷戰後中美經貿關係日趨加深

　　1990年代初，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中美兩國深深地捲入了全球生產體系。中美本來就在資源條件、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消費水平等要素腽賦結構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加之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的連接和推動，兩國經濟逐漸成為一個密切聯動的有機整體。據中方統計，中美兩國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142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04.9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18%。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增長率平均為31.43%，進口年增長率平均為16.08%。按照美方統計，中美兩國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252.7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215.1億美元，10年中平均增長率達到17.2%。另一方面，兩國雙邊貿易在本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也增加了。1977年美國同中國的貿易在美國貿易總額中只佔0.1%，但到了1992年已佔到2.5%，中國成為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1996年又升為第四大貿易夥伴。1977年美國同中國的貿易在中國貿易總額中只佔2.2%，到1990年卻佔到了17.6%，成了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1996更是一躍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
　　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進口美國高技術產品和先進設備。美國主要進口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製造業產品。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成本降低了鞋、服裝、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價格，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使美國消費者得到實際好處。世界銀行1994年的分析報告指出，如果美國從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同樣的商品，美國消費者每年需要增加140億美元的支出。對於美國來說，中美經貿交流不僅使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直接獲利，而且對美國宏觀經濟增長也產生重要影響，有助於美國優化資源配置和調整產業結構。美國大量進口相對廉價的日用消費品等，提高了國內的有效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貨膨脹，為美國經濟實現低通脹下的增長創造了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據估計，如果沒有中國的消費品，美國的物價指數將上升兩個百分點。
　　通過與美國進行經濟交往，中國引入了先進的機制、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提高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與美國的經貿往來，促進了中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豐富了中國的國內市場，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美國的廣闊市場還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在參與中發展壯大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鄧小平曾指出：經濟上互相幫助應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中美之間雖然存在著一些糾葛和分歧，但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互補性。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曾表示，「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後，經濟貿易關係將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幾個基軸之一」。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加深使雙邊關係破裂的經濟代價愈來愈高昂，從而減緩了安全和政治領域的分歧給兩國關係帶來的衝擊, 成為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中美關係趨於相互依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相互依存產生聯帶作用使兩國政治關係也出現相互依存的趨勢。兩國政治關係雖然仍時起時落，但這種波動的周期明顯縮短。緊密的經濟聯繫拓寬了兩國交往的渠道，使其多樣化、多層次化；還加強了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這些群體對兩國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日趨擴大和獨立的影響。中美關係逐漸趨於一種相互依存狀態：

　　（一）非政府行為體的作用大大加強。

隨著經濟交往的加深，美國跨國公司與中國建立起直接的、日益緊密的聯繫，並且開始獨立地觀察或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法律體制、社會穩定等各種問題。由於跨國公司長期在中國投資和經營，對於中國的政經情勢與社會狀況都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訂的重要參考來源。在中美關係發生波動時，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在中美間進行疏通和調解，並經常創造一些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個人接觸，為兩國領導人傳達信息、溝通思想提供了便利。中美兩國都希望利用美國跨國公司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來平衡兩國關係，增加權力運作的條件。中國以市場的經濟利益為杠杆，借著美國跨國公司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力，在特定的議題中發揮游說、溝通作用，來增加中國對美談判的籌碼。另一方面，由於美國跨國公司與美國的依附關係，跨國公司成為美國謀求全球經濟霸權的有力工具，美國政府利用治外法權控制出口以約束海外子公司的行為，通過限制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由於中美貿易的不斷擴展，在中國本土也興起了一大批以對美出口為龍頭的企業，這些企業大多具有發展快效益高的特點，對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起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企業要求一個穩定、開闊的美國市場，拿出大量經濟數據向中國高層表明維護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通過對經濟、貿易部門的官員施加壓力來直接推動特別是中美經貿關係；這些企業往往是中國地方當局主要的稅收來源，它們的發展與地方建設休戚相關。各地紛紛根據自身特點與美國地方建立直接聯繫，並出台一系列優惠政策來吸引美國企業，盡可能為當地企業創造一個優於其他地區的發展環境。
　　這些行為體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們所進行的活動促進兩國的交流，而且還在於它們所起的傳帶作用使兩國政府對彼此的政策更為敏感。政府國內活動範圍的擴大，再加上公司、銀行等做出具有跨國影響的決定，使兩國國內政策相互影響日益增加，各種跨國交往又加強了這種相互影響。

　　（二）國家內部出現利益分化。

中美之間的交往對各種團體和組織產生不同影響，某些團體得到了更多的機會，而另一些團體則遭受了更大的損失，兩國國內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利益分化。在此情形之下，國家內部的各個機構將追求自己所關注的目標，儘管若干機構可能會就一些對他們全體都有影響的問題達成妥協，但是要經常維持一致的政策將變得困難。在美國，勞工、產業部門與國務院、財政部等部門對華態度就不一樣。勞工、產業部門試圖修築更堅實的壁壘以保護美國競爭力較弱的行業，而國務院、財政部等希望擴大與中國的交往，前者試圖通過接觸來謀求政治利益，後者則看重經濟利益。
　　中國政府具有較高控制力，各部門在對外交往中保持了很強的一致性。但隨著中國與外界聯繫加深，也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例如中國國內各部門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利益得失差別較大，對於中美在關係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產生了一定影響。中國問題專家江憶恩(Alastair I. Johnston)認為：
當中國從國際體制中得到利益並開始認同時，新的利益集團就會隨之出現。與國際體制協調一致將反映那些在國際體制範圍內進行運作而獲得好處的集團的利益。例如，中國的那些因自由貿易和開放國外市場獲利的團體，會熱衷於通過支持中國參加那些保護自由貿易的國際組織，以求保留自己進入國外市場的權利。
中國在1996年春天購買歐洲空中客車客機而不是波音客機的決定，是在否決了外交部美大司的建議後做出的。在這一決定中起關鍵性作用的行政部門是外經貿部，它希望報復美國對其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提出的尖刻批評。中央和各部門各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多樣化趨勢，中美關係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利益的分配問題。例如，北京同意擴大市場准入的範圍，而許多地方政府卻可能採取變通的做法，保護自己的市場不受美國產品的競爭。北京保證堅決支持保護知識產權地，而地方政府卻可能為增加體地區的收入，積極支持剽竊知識產權。

　　（三）兩國間議題多樣化。

與經濟利益相關的一系列議題取代政治關係和軍事鬥爭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軸。正如美國蘭德公司前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新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國家安全觀正從傳統的軍事實力均衡擴大到經濟領域，商業與技術力量同軍事力量一樣，都是國家實力與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一國的經濟狀況受到相關國家和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如該國經濟結構、產業政策、金融政策、資源開發、國內分工、產品開發、外貿出口等。經濟力量強大的國家可利用市場、金融、科技和國際分工等手段來影響乃至控制別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政策的走向。而作為實現國家政治利益的手段，軍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軍事手段的運用更加側重於威懾，更注重於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軍事部署和軍備建設著眼於加強旨在防止地區衝突的快速反應能力。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兩國都意識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紛紛將資源投向經濟建設，將國家經濟利益的維護和擴展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最主要出發點。中美打破國界限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展開了大範圍、多層次、高效率的經貿合作。兩國都根據國內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界的要求確定自己的國家利益，積極展開「經濟外交」，時而推動雙邊的經濟合作，展開技術交流，舉辦貿易洽談會，時而發動經貿戰、金融戰，實行進出口限制，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在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打擊販毒、國際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問題上；在加強雙邊經濟發展、貿易、法律、環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與合作以及兩國軍隊往來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潛力。」兩國在這些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協調和合作的同時也就人權問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台灣和西藏問題及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三、相互依存對外交戰略的影響

　　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發展，給兩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同時也影響了彼此對對方的看法以及對利益的界定，促使兩國突破舊有的觀念和規則，在對外行為和決策中認可相依共存的現實前提，愈來愈重視在接觸中施加影響、在交往中尋求國家間的共同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擴大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經濟往來，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二十多年的成功經驗使中國認識到 「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和發展需求，美國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巨大的物質力量，兩國之間有著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中國的潛在市場同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優勢結合起來，就能形成眾多的發展機遇和強大的發展活力。」。中國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壯大自己，才能有效地對美國以至整個世界施加影響，從而為自身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對世界的認知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再以打碎現存國際體系為目標，而是力圖融入國際體系，在參與國際博弈的過程中，對涉及人類前途和中國切身利益的決定或規則體系施加影響。中國正在以一種和諧的主體意識、主動的進取精神參與國際社會，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平等協商、友好交往，避免用武力等激烈的方式打破現存的國際關係秩序，避免提出過份的利益要求與表現出過度的擴張性，並設法消除他國對自己實力的增長而產生的疑慮，致力於構築一種務實的、靈活的中美關係，從而形成對雙方都比較有利、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雙贏局面。
　　美國在華取得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使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直接獲利，而且對美國宏觀經濟增長也產生重要影響，使得美國開始以較客觀眼光來看待中國的發展，採取更務實、更靈活的方式來處理中美關係。特別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使美國看到中國目前正在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國際社會，中國正朝積極地方向發展，是一個負責任的、可以合作的大國。美國學者內森(Andrew J. Nathan)和羅斯(Robert S. Ross)指出：中國「一直是支持維持現狀，致力於參加各種國際機制，而不是破壞這種機制」。 美國意識到中美在經濟發展上和安全環境的相互依賴程度明顯加深，只有保持彼此的溝通與合作才能促進自身利益的發展，而對抗和衝突則會給兩國帶來滅難性後果。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指出：「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正常的經貿關係，這樣就有機會最終在某些對於美國乃至世界至關重要的問題上，與中國達成一致。」「如果美中商業關係惡化，中國在美國所關心的非經濟問題上進行合作的積極性就不會高。」美國認識到中國「將在下世紀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強國，中國勢必對全球工商、金融、政治發揮日益增長的深遠影響，二十一世紀時中美關係將具有首要的重要性」 ，「應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個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設性的參與者」。美國對中國實施接觸戰略，日漸把中國作為地區與全球大國的崛起看成是一個進步現象，改變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消極看法，重建兩國間機制化的全面交往，盡可能多使中國參加國際組織，從而力促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使之能真正參與制訂並切實遵循有關國際規則。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提出 「接觸必須意味著不僅僅給中國以遵守規則的機會，它要求承認中國的利益並就符合美國和中國目標的解決方法進行談判」,此外，「接觸還要求與中國的利益進行多邊協作」。

四、相互依存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中美雙邊關係全面而深入地發展使兩國各種利益交織愈來愈緊密和複雜，在交往過程中某些群體得到了更多的機會，而另一些群體則遭受了更大損失。在美國，對華政策有關的利益集團開始根據自身利益重新去界定中國問題的框架，並試圖通過不同途徑對美國對華決策施加影響來實現各自的目標。這些利益集團的活動使得許多國會議員「加大了將其有關中國的投票與熱門問題相連的趨勢」。而且眾多決策部門也從各自的角度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提出外交政策建議，「每個重要的部門似乎都能實施最符合自己優先考慮的各自的對華政策：商務部極力促進中國吸收美國的投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不斷揚言要就知識產權和其他問題實行懲罰性的貿易制裁；國防部促進軍方對軍方的接觸，國務院的一些部門則抨擊中國所謂的核擴散活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中美經貿關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在給美國工商界在帶來巨大出口和投資機遇的同時，也加劇了對某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衝擊。經貿關係的發展擴大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加強了支持穩定中美關係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但隨之而來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如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市場准入等問題。
　　在眾多問題之中，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最為突出。該問題屬於一種處於國內和國際事務之間的中介事務，涉及的利益也十分複雜，以美國工商業、進出口業、農業和零售業為主體的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利益集團和以人權、勞工和極右宗教組織為主體的反對派陣營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奪。反華利益集團利用北京政治風波後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急劇惡化的大環境，通過新聞媒介大肆渲染中國所謂「破壞人權」的行為，並指責美國工商界缺乏道義感，要錢不要人權。他們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煽動了美國民眾對華逆反心理，給美國政府改善對華關係造成巨大阻力。人權組織還與政治保守派以及東南部紡織業州的議員同盟，合作提出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或對其附加條件的立法案。如1991年反華利益集團聯合部分國會議員炮製一系列要求限制中國出口的提案，藉口限制中國勞改產品出口，為兩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以美國商務部、美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和美國外貿委員會等機構都認為中國是它們合作的夥伴，支持美國政府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商業集團或聯名公開致函克林頓總統和國會議員，或者發表聲明、在國會聽證會上陳述自己的立場。如1993年5月，美中貿易商界聯盟中的298家大公司和37個團體由美國緊急貿易委員會副主席卡爾曼．科恩發起共同聯名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信中指出對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採取任何限制都將會引起適得其反的結果。在以美國商界為主導的對華積極派地推動下，美國政府擺脫了反對派的層層阻撓，每年都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且在2000年9月，美參院終於以83票對15票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議案，從而結束了美國對中國貿易地位年度審議所引起的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
　　由於中國經濟與外界，特別是美國聯繫更緊密，中國努力將良好的國家政治關係轉化為實際經濟利益，防止國家政治關係的惡化過多地影響雙方的經濟關係。大量專業性人才，特別是熟悉國際金融和貿易的人才，進入重要的國家機構，他們致力於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國際貿易。中國對美決策相對集中，但隨著相互依存關係的發展，雙方聯繫日益廣泛，與之有關的部門、領域和地方也有增多的趨勢。除了傳統的外貿、外宣部門外，對美決策還要涉及教育、文化、軍隊、法律、人民團體的非政府機構、公司企業和地方省市等。在對美關係決策相關單位增多之後，有效地控制管理和協調各種關係和利益成為中國對美關係決策進程中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22中國一般採取內部、學術討論和徵求意見等各種途徑充分展開討論。現在一些公開出版的書籍也會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提出批評。現在中國的一些思想庫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等對關於中美關係的許多研究成果被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所採納。中國政府在重要政策出台前或是中美之間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後，愈來愈多召集有關學者參與商議。

五、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的特點及對策

　　在相互依存關係中，對等的依存關係和純粹的依附都是很少見的，不對稱相互依存是最常見的情形。中美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兩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也是不對稱的，目前中國對美的依存程度要高於美國對中國的依存程度。
　　從貿易額來看，根據2000年中方統計數據，2000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對美出口已超過對日本和香港的出口，達521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21%，加上從香港轉口的221億美元，比重高達31%。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為224億美元，僅佔美國出口總額的2%，中國只是美國的第11大出口市場。另外，中國對美貿易一直是順差，2000年為297億美元，而該年中國外貿順差總共才242億美元。不言而喻，如果沒有對美貿易的順差，則中國外貿就會出現逆差。
　　從貿易結構來看，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如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訊設備和化肥等含有相當先進的技術的產品。中國對於動力設備、電子器件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的依賴要大於美國對於紡織品、服裝、玩具這些消費品的依賴。美國可以較輕易地從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而中國則需付出高昂的代價才能獲取不見得好的替代品。例如信息時代的基本元素個人電腦，它關鍵性硬件電腦芯片以及關鍵性的軟件操作系統的生產都處於美國的絕對控制之下。不僅如此，美國同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繫、融合程度遠大於中國，美國具有選擇替代性市場的足夠空間以及操縱世界市場的經濟能力，這是中國所不能匹敵的。而且，美國作為全球軍事大國，在各個重要的戰略區域都有軍事存在，例如中東這一能源中心以及由中東經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到東亞的戰略通道都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情勢危急時，能源的控制可成為美國制約中國的重要手段。
　　但是中國是一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政府決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當某項決策作出以後，中國全國上下都能全力以赴承受政策改變所需付出的代價。中國政府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企業界和輿論界對於政府決策的干預非常有限。而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權力分散，相互制衡，決策過程十分繁瑣和複雜，其弱點是效率低下、缺乏連貫性。各種地方性的、行業性的組織和圍繞特殊問題形成的利益集團，特別是實力雄厚的大財團積極參與並影響著美國政府的決策。所以一旦中國政府下定決心為了適應新情況而改變政策，中國能夠付出所需代價並將政策按既定方針貫徹下去；而美國一項新政策要經過各方論證再通過繁瑣程序才能出台，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政策還會出現反覆。所以在脆弱性問題上，中國在政府意志方面較美國具有一定優勢。鑒於這種形勢，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在中美相互依存關係中，中國與美國總的力量對比處於弱勢，對美國有較大的依賴性，中國應當積極主動地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當兩國在影響中美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上產生激烈矛盾時，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實施靈活的外交策略，在具體問題上根據力量的對比、利益的大小做出適當讓步。中國也應發揮自身長處，如在脆弱性、國家政策實施能力等方面較美國有一定優勢，謀求在中美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利益最大化。
　　（二）中國在參與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前提下，必須尋找和創造更為廣泛的經濟合作範圍和經濟增長點，減少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性，爭取最大程度地避免中國的經濟發展受美國外交政策或經濟形勢的影響，同時也可以使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降到最小程度。在高度重視中美關係的同時，要注意避免外事工作以美國中心的錯誤傾向，切實展開多邊外交，減少中國對美國政策調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三）中國要更加重視非政府行為體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特別是利益集團和大眾傳媒的影響，在交往中要適當照顧它們的利益，鼓勵和引導它們對中美關係產生正面影響。積極發展中美多渠道、多層次的交往，保持兩國信息傳遞的暢通，避免因誤解而產生不必要的矛盾。
　　（四）中國要充分重視由於交往而帶來的利益分化，一方面認真分析美國政府內部的不同利益傾向，針對性地展開工作，積極發掘和利用美國政府對華決策中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注意本國各部門間、中央與地方的分歧，做好統籌協調工作，對外要保持高度一致。
　　（五）中國要建設性地參與國際制度建設，在尊重其現有規則的基礎上務實地提倡漸進式的改革從而使國際制度更加公平、合理，能夠充分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此同時，在多邊體制中以相互有益的方式協調兩國關係，建立中美協商機制，推動中美關係不斷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以期加強溝通、增強互信使中美關係更加平穩地發展。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20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