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郭熙的《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除可了解中外社會語言學的史、概之外，並能洞悉前評《大陸當代順口溜》《大陸新聞特殊用語》之所以然（詳見p85-95,115-133,199-203）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181255/20080912061211/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199863/20080913060026/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語言學
盡管語言是人們須臾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是信息的載體，可是，一般人在議論中國國情的時候，很少會議論中國的語言國情。中國的語言國情具有以下五個特點：首先表現在語言集團的複雜性上，其次是具有重文輕語的傳統，第三是中國人在語言上追求統一的傳統，第四是中國素有把語言作爲社會現象來研究的傳統，第五是語言規劃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中國社會語言學便是要在上述諸特點的基礎上，描寫、解釋語言變異的各種現象及其原因，爲不同時期語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解決中國社會語言生活中的各種問題。與此同時，要充分利用中國特有的社會資源和語言資源，爲世界社會語言學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社會語言學要探討的課題非常廣泛，主要有：語言和方言人口統計；集團雙語、多語、多方言現象；語言規劃、發展、規範化；語言的混合；對語言的非標准變體的描寫；中介語；語言的人種史；語域和領域語言；語音、詞彙和語法變化的社會因素；語言和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的關系；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和兒童語言學習的發展；語言體系的功能理論；語言的相對性；語言的變異；語言的環境；言語社區調查和言語社區理論；口語研究；話語理論；秘密語；詈語；流行語；語言的獨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漢語的傳播和維護；民族語言的保持和失卻。
上述課題既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中國社會語言學》（2003年增訂本）從這兩個角度進行全面的探討。
《中國社會語言學》（增訂本）是郭熙教授的近作。郭熙教授現任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博士生導師，馬來西亞韓江學院華文研究中心咨詢顧問。曾任南京大學—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蘇丹喀土穆大學客座教授、漢語系主任。郭熙教授多年從事現代漢語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指導研究生方向爲現代漢語、應用語言學(含社會語言學)理論等。近年來個人的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社會語言學。
1999年3月還在南京大學任教時，郭熙教授就出版了《中國社會語言學》。鑒于最近幾年中國社會迅猛發展，中國社會的語言也隨著社會的迅猛發展而發展變化，新的社會語言現象不斷出現，有必要從宏觀到微觀加以描寫並從理論上進行闡述。于是郭熙教授對舊版《中國社會語言學》動了一次大手術，這就是剛于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國社會語言學》（增訂本）。
增訂本對舊版作了不少更動、補充或調整。從章節上看，增加了兩章；從篇幅上看，從23萬字增加到36萬字。
在新增的內容中，最耀眼的課題是：語言協調和“華語”問題。作者以整章篇幅就漢語的協調和華語的定義問題進行論述。筆者饒有興趣地閱讀了這一章，發現作者將視線從大陸延伸到港澳臺灣，延伸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區，並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的共同語和漢語的關系爲例，作了非常詳細的論述，這在我國學者所撰寫的同類專著中是鮮見的。
在論述語言協調時，作者說：“中國社會語言學的重點是漢語和中國社會的關系。但是，由于曆史淵源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作爲一個學科，中國社會語言學同樣也應該關心漢語和其他華人社會的關系，注意本土漢語和域外漢語的關系，爲中國新時期的語言規劃開展相關研究工作。”（第340頁）作者在第九章第二節闡述了域內外漢語協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總原則，並以普通話詞彙和新馬華語詞彙爲個案進行分析、比較，以深化讀者對協調的認識。作者認爲，協調的目的是把協調的結果落實到社會的運用之中，並指出協調應當講究方式，應當廣大語言用戶的實際情況出發。作者說：“站在一個語言工作者的立場上，我們所采取的態度應該是寬容而不放任，引導但不挫傷。”（第365頁）對此，筆者深有同感。
在第九章第三節中，作者對“華語”名稱的由來從曆時和共時的角度進行論述後， “給華語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定義：華語是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爲標准的華人共同語。”（第365頁）筆者認爲這個定義在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
作者簡介
郭熙教授，河南省社旗縣人，198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國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地址：廣州瘦狗嶺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郵編510610），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馬來西亞韓江學院華文研究中心咨詢顧問。曾任南京大學-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蘇丹喀土穆大學客座教授、漢語系主任。
http://huayuqia.station198.com/xinshu/gx_shyyx.htm
第一節 中國社會語言學的對象
第二節 社地語言學和相關學科
第三節 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發展
第一章 社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
第一節 語言、方言和民族共同語
第二節 語言觀和語言態度
第三節 社會語言學的類別
第四節 中國的語言國情和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任務
第二章 社會變遷和漢語的發展
第一節 社會變遷與語言變化的關系
第二節 社會議化接觸和漢語的發展
第三節 現代中國社會分化和當代流語的形成
第四節 從“文革”語言看社會政治運動對語言的影響
第五節 社會人口變動對語言的影響
第三章 語言的社會變異
第一節 社會範疇
第二節 政治語言和社會流行語
第三節 秘密語
第四節 語域：以新聞語言爲例
第四章 語碼
第一節 多重語碼：現代社會的必然
第二節 語碼的選擇：社會的和個人的
第三節 語碼的混合、混用和轉用
第四節 語碼的轉換
第五章 漢語和中國社會結構
第一節 語言對社會結構的反映
第二節 語言對家庭的反映
第三節 人名
第四節 地名
第六章 語言迷信
第一節 語言的功能和語言的神秘化
第二節 禁忌語、委婉語和詈語
第七章 語言規劃和語文生活
第一節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
第二節 中國曆史上的語言規劃
第三節 建國後的語言規劃
第四節 當前我國的語文生活
第八章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程序和調查方法
第一節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程序
第二節 定性、定量研究以及抽樣的方法
第三節 社會語言學研究人員的素養
中國社會語言學：現狀與前瞻＞郭熙
摘要：社會語言學在中國出現以來大體經曆了3個階段：（1）初創階段；（2）迅速發展階段；（3）穩定深入發展階段。其主要特點是內容廣泛、注重應用、緊扣時代。加強學科建設，積極開展語言關系、語言的變化和變異、語言規劃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迫切任務。
20世紀60年代誕生的社會語言學80年代開始在中國起步。經過許多語言工作者的努力，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擬從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現狀入手，對相關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
中國社會語言學的起始問題學術界尚無統一的說法。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1）陳原的小冊子《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劄記》（三聯書店，1980）；（2）陳原的《社會語言學》（學林出版社，1983[3]）；（3）1987年12月召開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三種說法各有道理。考慮到70年代末還有其他一些語言學家開始譯介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我們這裏把陳原（1980）的出版作爲中國社會語言學的早期標志，因爲這是我們看到的國內第一本書名中含有“社會語言學”而又以漢語爲研究對象的著作。
中國社會語言學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的研究狀況，已經有學者進行過總結，例如高一虹（1996）、郭熙（1999）、周慶生（2000）等。上述文獻中雖然各自的關注點有所不同，但都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進行了較爲客觀的描述。
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到今天，大體上可以分爲3個階段。
（一）初創階段（1979-1987）：從自發到自覺
一般認爲，中國的社會語言學是舶來品，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中國最早提出社會語言學的學者之一陳原則指出，社會語言學發源比較早。自古以來，中外語文學家都曾討論過古語與今語、文語與口語、標准語與方言在社會功能上的差別。歐洲19世紀初的方言學家對于自己民族語言內部各種變體的調查，其實即是進行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事實上，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有沒有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是兩回事。進行某一方面的研究並不等于建立了某一個學科。當然，一個學科的出現決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一定是長時間學科積累的結果。現代中國曆史上的許多語言運動，如20世紀初期的國語運動、20年代的白話文運動、30年代的大衆語討論以及北方拉丁化運動，50年代的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範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但是這些運動或工作可以說是自發的，而不是自覺的。7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語言學”這個術語的出現，人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自發走向自覺。
這一階段，中國社會語言學的成果主要表現在通論性的著作和理論的譯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陳原的兩本著作外，還有陳松岑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遊汝傑、周振鶴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許國璋早在70年代末開始引進社會語言學，有關論文後來收入《許國璋論語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國語言學家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由林書武等翻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編的《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和前蘇聯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此外，《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語言與交往：社會語言學研究個案與應用”的專刊形式，發表了一大批社會語言學的論文，很有指導意義。可惜因爲發行上的原因，許多人沒有看到。
這一時期有兩大缺點：一是結合中國社會實際不夠，二是對社會語言學的對象和範圍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例如有的學者把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之類問題也列入社會語言學，這顯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國外的影響，也有熱衷于無謂的名份之爭的現象。
（二）迅速發展階段（1987-1993）：從引進走向結合中國實際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國社科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會議展示了7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現狀和水平，它標志著中國社會語言進入了一個火熱的階段，對推動我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學院深港語言研究所主辦了首次“雙語?雙方言”討論會。199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和蘇州大學在蘇州召開了首屆應用語言學討論會，其中有不少的論文也是關于社會語言學的。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社會語言學的專題研究。著作有張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會語言學的探索》（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國現代語言計劃的理論和實踐》（複旦大學出版社，1993）等。論文數量很多，結集出版的有《雙語雙方言》（1-4集）（分別由中山大學出版社等出版）、《語言?社會?文化——首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91）等等。
這個階段，繼續出版了一批關于社會語言學的譯介、概論性著作和教材。在譯介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國外語言學》等雜志連續刊登譯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語言和社會網絡》等）外，還出版了佐伊基的《社會語言學演講錄》（劉明霞等譯，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會語言學》（丁信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等的中譯本。其中有的還不止一個中譯本。著作方面主要陳原的《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語文出版社，1988）、《社會語言學論叢》（湖南出版社，1991）和《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幹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陳建民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孫維張的《漢語社會語言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會語言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慶廈的《社會語言學教程》（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等等。
據粗略統計，此期出版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譯著和論文集）達60本以上，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更是難以統計。一個學科熱到這種程度，實在少見。
除此以外，不少學校逐步開設了社會語言學的課程，還有的學校開始招收以社會語言學爲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國家學位辦也列社會語言學作爲3級學科。
這一時期也有一些明顯不足。除了缺少理論概括和材料積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現象比較突出。
（三）穩定深入發展階段（1994-）：從熱潮走向冷靜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國社會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後，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表現得相對冷清一些。除了兩年一次的“雙語雙方言”討論會在主辦者的不懈努力下繼續照常召開以及應用語言學討論會上還有人繼續關注社會語言學問題外，專門的社會語言學研討會從1992年起一次也沒有舉辦。這方面的論文從數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對中國社會語言學前途感到憂慮，甚至將其類比于日漸失式微的“文化熱”，提出要重振中國社會語言學。
事實上，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語言學不僅沒有走下坡路，相反，它顯得成熟起來。
一方面，學術界開始就中國社會語言學形成以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在總結成果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極其注意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了前兩個時期。其中主要有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臺）語源關系的解釋》（語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周慶生《語言與人類》（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鄒嘉彥、遊汝傑的《漢語與華人社會》（複旦大學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湯志祥《當代漢語詞語的共時狀況及其嬗變——90年代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漢語詞語現狀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袁焱《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網絡語言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雙語雙方言》繼續按計劃連續出版（5-6集）。其他論文集如陳恩泉主編《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李如龍主編的《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等等也爲相關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
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社會語言學學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會語言學的重要創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語言學自選集（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這爲中國社會語言學提供的理論“外援”。
當然，說這一時期社會語言學從“熱”到“冷”也並非沒有道理。8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語言學步履維艱的時期（郭熙，1996）。社會語言學的出現無疑給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熱一樣，成了學者們競相追逐的目標。言必“文化”、言必“社會”，成了一種時尚。90年代以後，隨著認知語言學等的興起和計算機科學對語言學成果的需求，回歸本體又成了中國語言學的一個趨勢。或許可以這樣說，今天在社會語言學領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認准了這條道路。
二
從研究內容來看，中國社會語言學表現出了一些特點。
（一）範圍廣泛
在研究範圍而言，中國社會語言學幾乎涉及到了語言和社會相關的各個方面。就語言方面來說有語音、詞彙、語法、語體、語篇、語域、文字等等；在社會層次方面有性別、年齡、階層、社群、職業等等；在語言生活方面有規範化、語言政策、語言心理、社會用語、廣告、命名、翻譯、身勢、教學、法律、政治等等；在文化的各個部門有文學、藝術、音樂、戲劇、民俗、宗教、曆史、地理、心理等等；在語言研究者的領域方面有漢語理論、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外語、對外漢語等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社會中只要有用到語言的地方，都已經有人予以注意。它已覆蓋一切可能的將語言與社會的文化背景聯系起來的研究，真可謂是“多角度”“全方位”（高一虹，1996）。
（二）注重應用
中國社會語言學之所以得以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語言工作者力圖改變以往在某種程度忽略社會需求的現象。因此，中國社會語言學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應用研究，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們在應用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以至于一些語言學者把社會語言學定義爲應用學科（陳章太，1991），還有的學者主張把社會語言學納入廣義的應用語言學（于根元，2000）。從已經發表的論著和許多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可以看出中國語言學者的這種追求。語言規劃、語言規範化、社會用語以及漢字的運用等問題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其中有的已經對國家的語言規劃以及政策等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三）緊扣時代
由于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語言和社會的關系，所以，在我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學者們注意聯系社會實際，尤其是當前的社會實際，進行了大量專題研究。例如“文革”語言的研究、新詞語和流行語的研究、語言社會變異的研究、語言接觸研究、交際中的語碼轉換研究雙語雙方言的研究、語言規範化的研究、民諺民謠的研究、語言倫理的研究、媒體語言的研究、網絡語言的研究等等。隨著學科的深入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們也正在開辟一些新的領域，例如語言消費的研究、各地華人社會漢語協調的研究等等。
從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來看，中國社會語言學在許多方面都有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下面主要按照1987年第一次社會語言學會議的議題對一些相關的研究領域及其成果做些粗略的說明。
（1）社會語言學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
關于學科的性質，主要的觀點有一下幾種：①“分支”說，這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爲社會語言學就是“社會＋語言學”；②“邊緣”說，認爲社會語言學是邊緣學科（陳原，1983）；③“應用”說，認爲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共變、語言與文化共存的一門應用學科（陳建民、陳章太，1991）；④基礎學科說，這是針對應用說提出的，認爲社會語言學的應用方面主要表現在它的社會工程方面，而它的其他一些方面或許更具理論意義，社會語言學的應用方面應該由應用語言學來承擔。因此，與其把社會語言學定義爲一門應用學科，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門基礎理論學科。（郭熙，1999）
除了上面幾種觀點外，還有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等的關系的問題。對此，邢福義（1990）、郭熙（1999）進行過集中的討論，這裏不一一說明。
一般來說，對學科性質的認識決定了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中國社會語言學界對研究對象大體上也可以據此分爲兩類。一種主張對象是語言和社會的關系，即研究語言和社會的共變；一種是認爲應該通過社會來觀察語言，社會語言學的歸宿仍然是語言。當然，對于社會語言學所說的語言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區分語言和言語，也有的則從整體進行考慮。
就範圍來說，看法也不一樣。有主張寬的，也有主張嚴的。主張寬的以陳原（1987）爲代表，主張窄的以蔡富有（1991）爲代表。陳原認爲社會語言學是交叉學科，和許多學科都有接合部，社會語言學都會和它們接合，形成邊緣學科。我們則認爲，過泛和過窄對社會語言學對發展都不利。選擇恰當的切入點是非常重要的。
（2）語言變異
語言變異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方面的研究最初只出現在年齡、性別、階層和職業等方面，例如胡明揚（1983）、沈炯（1989）、侯精一（1991）等等，後來又出現了對世界不同地區華人社會語言變異現象的關注。除了上面提到的鄒嘉彥和遊汝傑、湯志祥、李如龍等的專門性著作外，還有一大批專題論文，例如陸儉明等（1996）、周清海和蕭國政（2000）、郭熙（2000）等等。南京大學的一些學士和碩士論文也集中選擇了一些相關題目，如王會俊的《新加坡華語“域化”現象研究》（碩士論文）、顧惠詩的《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小學語文課本比較》（學士論文）等，取得了相應的一些成果。目前我們已經就有關課題獲得立項資助。但總的來說，中國社會語言學對語言變異的研究還不夠，尤其是變異的微觀描寫和分析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3）雙語、雙方言問題
雙語雙方言的研究在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年一次的雙語雙方言討論會及其會後的論文集外，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編的《中國少數民族雙語研究論集》（民族出版社，1990）、上面提到的《語言?社會?文化》等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在雙語方面，中國民族語言學界的貢獻尤其突出。
（4）言語交際
由于對應用的重視，所以言語交際研究也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成果有：劉煥輝《言語交際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姚亞平《人際關系語言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劉煥輝、陳建民主編《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等。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有所停滯。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點，正在考慮組織“言語學討論會”，力圖在這個領域有所突破。
（5）語言與文化
由于割不斷的關系，作爲社會語言學傳統研究內容的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在過去的研究中成果可能最多，涉及面也最廣，有關的評論和綜述也很多。但這些多和文化語言學交叉。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相關著作外，這方面還有曲彥斌的《中國民俗語言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鄧炎昌、劉潤清的《語言與文化》（1989）、陳保亞的《語言文化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等等。
還有兩個方面有必要特別提及。它們沒有被列入1987年的會議專題，但其研究意義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不能低估。
一是語言狀況研究。原來關心語言狀況的只有民族語言學界。1994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社科院民族所語言室集體編纂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一書，第一次系統地描寫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構成和使用情況。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在全國展開。這是中國社會語言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在進行過程中遇到過一些問題和困難。目前調查已經結束，但結果還沒有公布。無論它有怎樣的缺陷和不足，其意義是不可否認的。
二是語言規劃問題研究。中國曆史上有多次語言規劃,但是缺乏理論上的認識和指導。第三階段以後，語言規劃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大的進展。實踐方面最具代表性次成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通過和實施。缺憾是對這個法律的實施情況和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
三
毫無疑問，曆史給了中國社會語言學機遇，同時也賦予它無法推托的重任。中國社會語言學應該爲中國語言學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從這一點出發，今後一個時期裏，以下面幾個方面將繼續或應該成爲熱點，取得新的突破。
（一）學科建設
首先是理論建設。
理論建設一個焦點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範圍、對象和方法問題。經過多年的努力，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修辭學、文化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的關系好像清楚一些了，但它和其他學科尤其是應用語言學的交叉仍然非常明顯。例如語言生活當就跟這兩個學科都有關系。但是是否可以就有關問題作出分工，各有側重點？例如，是否可以把語言規劃的大計方針歸爲社會語言學，而具體操作歸爲應用語言學？此外，如何使用科學可行的方法研究社會語言學？諸如此類的討論都會對中國社會語言學體系的構建和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
其次是隊伍建設。
“我們不僅需要科學規範的社會語言學，尤其急需高質量的中國社會語言學。”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一支紮實的學科隊伍。早期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曾經給人一個印象，它只是從語言的角度談“一些社會上的事”（引自一位同仁給我的信）。一些人認爲是做不好本體研究的人才來做社會語言學研究。隨便談談的做法在初創階段或許是不得已而爲之，要使中國社會語言學上新臺階，必須做好學科建設研究。應該考慮設置系統的課程，編寫適用的教材，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或許應該有一本專門的社會語言學雜志。這也是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社會語言學的重要任務。
（二）語言關系
語言關系的研究是迫切需要中國社會語言學關注的問題。其中又分爲幾個不同的方面。
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語言間的關系的研究本來就是一件重要工作。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邊境貿易關系的頻增，少數民族語言也面臨這機遇和挑戰。處理好各民族語言之間的關系，保護民族語言，加快民族語言立法等都需要認真地進行研究。
其次，漢語內部方言分歧嚴重，直接影響到各方言區之間的語言溝通。隨著普通話推廣工作的深入開展，方言間的溝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同時也出現了各地方言向普通話靠攏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也擺在了社會語言學工作者面前。
第三，近年來全球一體化趨勢不斷升溫，語言間的爭奪戰初露端倪。英語的擴張片刻沒有停止，而漢語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也正在走向世界。有人已經提出“英語的霸主地位還能維持多久”的問題。在中國國內，如何處理好漢語和英語及其他外語的關系，無疑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重要任務。例如，能夠推行所謂的“漢英雙語教育”嗎？能夠不分行業，不分需要開展全民性的英語教育嗎？如何抓住社會機遇，擴大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傳播和影響？類似這些問題需要認真地研究。
（三）語言的變化和變異
語言的變化和變異問題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重頭戲。西方一些語言學家似乎已經有以它取代社會語言學的傾向。語言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語言的變異是絕對的。新的語言形式不斷出現，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交際環境等都會導致語言變異的産生。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現象？以非漢字詞的使用爲例。近年來，語言生活使用非漢字詞的情況越來越多，是把它看作“文化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結果，還是看成語言接觸中互補的産物還是其他？這些語言形式是否是漢語的？語言運用中出現這些語言形式會對漢語産生什麽樣的影響？社會對這些現象的心理認同如何？只有系統全面地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我們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進而促進漢語的發展。
（四）語言規劃
如上所說，前一時期對語言規劃的研究顯得有些薄弱，而社會對語言規劃的要求卻越來越高。中國新時期的語言規劃的一大貢獻是語言文字工作的立法。但隨之而來的是，立法的後續研究能否跟上？再者，規模浩大的“全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結果出來以後，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數據，從中發現不少問題，這些無疑會推動我國的語言規劃的研究。但是我們的語言國情自此是否已經非常清楚？恐怕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除了語言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外，語言教育規劃問題應該列入重要的議事日程。我們正面臨一個重要挑戰——進行母語教育的時間越來越少；然而，我們的經濟發展不應該以大量犧牲民族語言教育爲代價，盡管一些代價是必須付出的。我們應該而且必須有切實可行的語言教育規劃。還有一個與之類似的問題。隨著對傳統文化的關注，主張學好文言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現白話和文言的關系？此外還有如何對待國民的語言權利，少數民族的語言立法，以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與經濟發展、文化保護的關系問題等等。
社會語言學的論題非常多，拙著曾從不同的角度列出了20個方面的課題，今天看來仍然是適用的。我們覺得，只要目標明確，方法正確，踏實肯幹，未來中國的社會語言學一定能夠爲中國語言學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guoxi/guoxi6.htm
第六屆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主題: 數字化時代的語言接觸、語言規劃和語言發展
會議時間及地點: 2008年3月25至27日在香港舉行
主辦單位: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社會語言學與媒體語言研究室
中國社會語言學會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承辦單位: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http://gitll.nhcue.edu.tw/20071129.txt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的思想發端于索緒爾，法國社會學派和布拉格學派對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最早提出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概念的是美國語言學家丘裏(H. Currie)。他在1952年發表的論文《社會語言學的設計：語言和社會階層的關系》（A Projection of Sociolinguistics: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中使用過。1962年， 蘇聯的有關文獻中也開始使用這一術語。社會語言學這門學科大約誕生于1964年。是因爲美國與該年出版了由海默斯（D. Hymes）編纂的《在文化與社會中的語言：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相關讀物》（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 and Anthropology）等多部社會語言學著作。此書收錄了20世紀20年代起發表的有關于言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的名著69 篇以及長達39頁的書目。這一年的5月間， 布賴特（W. Bright）主持召開了首次社會語言學研討會。是年夏季， 美國語言學會語言學講習班上，各路專家一致贊成以社會語言學命名這門交叉學科。是年秋季，美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組成社會語言學委員會。不過也有說法認爲1966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社會語言學》是其標志。
研究範圍
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別，以及他們的社會因素。在傳統的語言地理學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會語言學出現以後，這些內容都算做社會語言學的範疇了。
對社會本質的研究包括：
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特點及其規律
語言、意識、社會在起源上的相互關系
民族語言和民族形成的關系
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語言演變與社會演變的關系
對語言差異的研究包括：
標准語與方言、行話的差異
發音差異
用詞差異
地位差異
同一語言在不同國家、地區以及社會所産生的差異：例如：英語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傳播中産生了變異，出現了美式英語、港式英語、新加坡式英語等
同一國家或社會中通行幾種語言所造成的差異：例如：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官方語言的國家或地區。加拿大（英語、法語），新加坡（英語、中文、馬來語）
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在語言運用上的差異：例如：性別差異導致男女使用有差異的語言。
社會場所不同所使用的語言的差異：例如：一般中國人在家庭環境中使用家鄉方言，在工作學習時用普通話。
研究方法
調查研究法對各地區、各行業、各階層等人的語言運用進行考察。數學分析法對口語材料和文獻資料進行數學統計和數理分析。對比研究法分析社會因素、研究語言差異。實驗分析法用語音或心理實驗儀器對語言差異進行實驗分析，並作出定量和定性的描述。
分支學科
社會語言學與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互相影響並産生了一些分支學科：
一般社會語言學
具體社會語言學
曆史社會語言學
透視社會語言學
比較社會語言學
語際語言學
功用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可以爲國家制定標准語、文字以及語言政策、語言計劃、語言教學，還可以幫助選擇國家的官方語言，名詞術語的規範統一。
語言與社會階層
威廉拉博夫在他的社會語言學著作《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分層》中引用了統計學的控制變量方法，控制語言變量及社會變量， 研究紐約市的社會階層情況。他認爲英語中的[r]音在紐約社會是一個很關鍵的發音，可以區分社會階層。他選取了“four floor（四樓）”這一英語詞組，在紐約市的三種檔次服裝店中，假裝是問路人進行訪問。這三家服裝店按服裝的平均價位從高到低排列分別是：Saks、 macy's和S.Klein。他事先已知道四樓是賣女裝， 但是在問路時還是裝著不知道的樣子。他會先問一句：“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賣女裝的在幾樓？”當對方第一次回答：“Four floor”他假裝沒聽清又問 了一遍， 仔細聽對方的第二句“Four floor”，然後就在一個沒人看見的地方偷偷記錄兩次回答的差異。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誘導方法， 他還可以得到人在不留心說話和留心說話的差別。 原先他預計[r]音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多，隨著社會等級（根據光顧的服裝店的價位高低確定其階層的高低）的提高而增多。可結果卻顯示：年齡越偏輕的人說的[r]音越多，並且說[r]音最多的是中産偏下的階層（lower middle class）的人， 而不是最高階層(Upper class)和中産偏上階層(Upper middle class)的人。他解釋道，這是因爲對語言過于講究（hypercorrection）造成的。他認爲[r]音是上層社會的語言標志， 中産偏下階層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要達到上流社會的語言標准，于是就在自身英語中刻意添加[r]音卻導致不是[r]音的也帶上了[r]音。 不過他的這一結論引起了一些語言學家的爭議。他們認爲人的發音還會受到生理、方言等因素的影響。
語言與社團歸屬
語言與種族偏見
語言與社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8%AF%AD%E8%A8%80%E5%AD%A6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在美國首先興起的一門邊緣性學科。它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對這個定義，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爲，此研究應以語言爲重點，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研究語言的變異；有的學者認爲是語言的社會學，研究語言和社會的各種關系，使用語言學的材料來描寫和解釋社會行爲
代表人物 研究範疇的界定、視角和特點：
布萊特（W. Bright, 1966） 他認爲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變異。研究內容涉及七個方面：說話者的社會身份，聽話者的身份，會話場景，社會方言的曆時與共時研究，平民語言學，語言變異程度，社會語言學的應用。 他的視角涉及語境、語言的曆時與共時。他的重點放在“語言變異”上，社會語言學本身也是以變異爲立足點。
費希曼（J. Fishman, 1972） 他將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分爲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微觀社會語言學以語言爲出發點，研究社會方言和語言變異，考察社會因素對語言結構的影響；宏觀社會語言學則以社會爲出發點，研究語言在社區組織中的功能。 費希曼是將社會語言學二分爲宏觀和微觀。他是關注的是不同層面的研究對象。
海姆斯（D.Hymes, 1974） 海姆斯提出，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目標有三項：（1）既有社會目標又有語言目標；（2）社會現實的語言學，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從事的工作 ；（3）社會構成的語言學，旨在探究語言在使用中的範圍廣泛的理論。 海姆斯特別強調社會語言學的目標應該具有廣泛性、“跨學科性”和“多學科性”。
祝畹瑾 她將研究內容細分爲五個方面：（1）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狀況，和按照各種屬性劃分的言語共同體使用語言的狀況和特征；（2）各種語言變體的構造特點及其社會功能；（3）交談的情景與選擇語碼之間的關系以及語碼選擇與人際關系的相互作用；（4）社會以及不同的集團對各種語言變體的評價和態度以及由此産生的社會效應；（5）由于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原因以及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語言變化的方式和規律等。 她的界定主要是關注言語共同體、語言變體、語碼轉換、社會與變體的聯系這幾個方面。
楊永林 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個語言學分支。社會語言學研究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語言結構，一是社會語境。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社會語言學試圖透過社會文化現象分析研討言語行爲。並通過語言使用現象說明社會結構及其內在機制問題。 語言結構是傳統語言學關注的一部分但是社會語言學的特點是把語言和會話者的背景，所處的語境作爲研究的部分。重視社會與語言的相互影響。
遊汝傑、鄒嘉彥 指出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學科名稱是由社會學（Soci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複合而成，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Social Linguistics，基本涵義是：從語言的社會屬性出發，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從社會的角度解釋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二是Sociology of Language，基本涵義是：從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的事實，來解釋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演變和發展的過程。 從研究方向來界定社會語言學，簡而言之，前者是從社會研究語言，後者是從語言研究社會。
社會語言學現在已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隨著60年代以後語言學家對語言異質性的認識的加深，社會語言學又發展出交際民族志學、跨文化交際、交際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會話分析、語言變異研究等學派。
1. 交際民族志學主要從語言的文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研究語言的使用規律，它側重于用文化人類學的觀念來描寫語言的運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團、組織、社區以及社會中因文化習俗的不同給言語運用所帶來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區的社會語言學資源、實際言談活動中上述資源是如何被開發和利用的等等；
2. 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語言文化環境中的交際策略和具體差異；
3. 交際社會語言學注重研究一個種族內部的交際差異，例如同一種族內男女性別差異對交際策略的影響，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種族的交際策略；
4. 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的研究把語言的本質看成爲一種社會現象，因而兒童的語言習得就與他所處的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
5. 會話分析是一個專門的學派（在英文文獻中常用大寫的CA來替代），主要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的對話，爲其他關心實際言談的社會語言學派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
6. 語言變異研究則是以拉波夫爲代表的"變異學派"。1966年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發表了《紐約城英語的社會分層》（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産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精心調查了紐約市上中等級百貨公司裏職員的語音，並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爲調查手段。他發現，不同的r 發音，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人清楚地發r音，有人發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發。經過統計，他發現，上層和中層的職員，發r音的百分比比較高（分別爲62%和51%），而下層的職員發的比例則相對低得多（只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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