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0 07:31:10| 人氣1,678| 回應47 | 上一篇 | 下一篇

《在中國發現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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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一切以台灣為優先的時代,你還評中國史,而且是大陸出版的,未免太不合時宜了。
可悲啊!台灣優先的口号將歷史文化政治化,其短視近利與國府中共無異,都會付出代价的,台灣此刻之淺薄即是。

少拿老美中國史學權威來壓台灣,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二刷)中譯增訂本的附錄<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就已在反批自己的「中國中心觀」,他說:

「如果中國中心的研究取向並不是處理中國境內的非漢族社群的觀點和經驗的最佳分析工具,它也不一定适合於研究那些已經移居海外的華人。」(p.259)

旣然如此,台灣史當然要以台灣中心為研究取向了。

是啊!問題是誰的台灣?早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南台?北台?……細分下去那還有啥是中心,最後就成了「大便中心觀──研究大便當然要以大便中心為研究取向」。

垃圾!台哥!別以為將一切「大便化」,全世界就會去中心化,相反,任何社會包含學術社群一定會存在某種程度優勢的主流。

所以柯文才會說:「即使近年出現了許多新的學術發展,我認為中國中心的研究取向仍然大有作為。」(p.261)

看來柯文的史觀誠如譯者林同奇所言具有美式折衷實用主義的特色(p.32),在批判伝統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與共性、追求歷史現家的個性與獨特性之餘,仍不放棄歷史的中心意義。

那當然,不然豈不成了後現代解構主義,這些「xx中心論者」都是在去掉別人中心之後捨不得自己的中心,這也表現「台灣優先論者」在反中國中心之目的在建立「台灣中心論」,「女性主義中心論」亦然。

中共更甚,中華書局編輯部(政治壓力?)竟然在再版說明中言:「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一文涉及對我國境內『非漢人群体的研究』…的某些觀點,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因為並不符合歷史與現實。」

善讀書者不計小節,重要的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譯著和中国古史一樣,都往大陸轉移了。

這實在令人感慨,重讀本館《台灣共犯体》的下段結論,不勝唏噓:

「本書所論的(清末民初)危機是兼具內外,而非現代化論者的西方挑戰說,更非反帝國主義論者將一切歸於西方帝國和中國封建,亦即接近柯保年的以中國為中心來治中國近代史。」
  
 
變動不居的曆史,讀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 
 
    近日讀柯文的這本書(02年增訂本),有很多並不成系統的想法,其中一些是強化了過去的看法,另外一些則是新的。該書系統批判總結了美國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中國史研究,包括沖擊——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以及帝國主義模式,我無意在這重複歸納作者的觀點,也沒那個全面把握的能力,僅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
   
在轉換的視角下
   
     這本書總體是闡述過往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史之理論的錯繆,並提出可能的修正方法,那就是把研究的視角從中國之外轉向其內部,當然,這種轉換的前提是盡量的脫離自己的一套曆史經驗,不再使用西方這一把尺子來衡量,作者認爲他所提到的三種以往模式,其相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有意無意的都將西方作爲明顯的或者潛在的參照系。作者提出的辦法是脫掉自身西方的這張皮,鑽進中國這張皮中去,由局外人變爲局內人。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
     一,如果他們真能做到這點,他們那種山外觀山的優勢還剩幾許?當然,這點僅僅是出于研究層面的考慮。事實上他們只能部分做到,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意無意的將自己的那套思考模式、概念詞彙引入其中,從而削弱中國中心的取向。
     二,作者批評了幾種以西方爲研究背景的取向,提出研究他國曆史要以他國爲背景的取向,這在加強局外人的尊重意識以及局內人的內部關照會有積極的作用,運用的好也可以更客觀的把握曆史,繪描出一幅和以往不同的曆史面貌。可是,這樣做的一個潛在隱憂是,把西方中心觀剔除後,我們自身將成爲自身最重要的准繩,參照系從橫向爲主變爲縱向爲主,那麽,既然以往認爲中國19th中葉後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力量才發生如此轉變的觀點勢必被削弱,當其被邊緣化了,是否會形成一種思維:對于我們而言,看來自己得對19th、20th的曆史負主要責任,(西方的影響有,但不再是決定性的,以反殖民化爲主線的調子不再是主旋律。)必須要考量的是既然西方因素縮小了,那麽我們自身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又爲什麽會走到這一步?又能否走出一種不同的道路?(無論是過往還是未來)以及不同的曆史前進步伐?(多半不會再是以近代化命名的那條路徑)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奏?;對西方而言,似乎也不用再過多糾纏在過去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情緒裏,不用再爲以往的所作所爲過于感到內疚、懊惱, 因爲無論是費正清的大多數人認爲的西方沖擊促成了中國近代的曆史和帶來了苦難,還是墨子刻樂觀取向的認爲的中國人在近代自身正在渴望這樣一個沖擊來克服曆史的桎梏,從而繼續王安石變法以來被中斷的可能道路,不管西方因素是積極還是消極,不管認爲西方到來時中國是靜止還是動態的,都在柯文的批評裏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因素,于是無疑可以卸下對中國19th、20th苦難曆史的責任了。由此,可以問問,柯文的這套理論是否在推卸責任,多少有爲西方人隱蔽洗罪的嫌疑(即便他本意未必如此)?
      三,由第二點可以看到,如果接受柯文的看法,那麽,我們的曆史必須重構,且不管西方人如何鑽入我們這張皮來體驗,來理解。我們要面對的是,畢竟本國的曆史不能等著別人來書寫,必須有一套自己的解讀。且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套能不以西方史境來書寫的曆史,可是,我們能超越嗎?如若這樣,我們似乎要對每一個西方提出的概念、模式、理論在中國的適用範圍做出評判與界劃,其中定有不合時宜的,比如“封建”等詞的情況,那麽,此類詞彙是抛棄不用,還是重新注入內涵再推廣?更有可能是像後現代史家一樣,造出大量除了作者,幾乎無人理解的新詞彙、新概念、新模式或理論?這樣書寫出來的曆史,其承認與普及將是個麻煩。
     可能性最大的,還是援引西方理論爲我所用,諸如區域研究(打破行政區劃的藩籬)、從下而上的曆史、學科交叉,盡量對曆史提供精細化的描寫,注重曆史人物的隨機作用和廣大民衆的確切需求,力求“對曆史進行最大的闡明和最小的扭曲。”當然,這樣做,僅僅是理論的借鑒,絕無對西方亦步亦趨的追隨,也不是承認其一切都高人一等。
 
還原與書寫的困境  
   
     如此多的疑問或多或少反映在每一代史家的著作中,柯文也是有了許多不同的著作,才有可能從中總結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再加以逐一評介,因而該書對曆史撰述具有啓示意義。上文說柯文認爲造成三種模式缺陷的一個原因在于各個模式的研究者都拿西方爲標尺,用各種理論(西方經濟侵略、近代化、帝國主義等等)來爲中國把脈,但其實在下意識裏承認西方的優越方面卻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事實上,這裏說到了一個關鍵點,即,這些學者在研究中國史時,自覺或不自覺的從一開始就有了一個預設(西方是發展的唯一方向,不遵循這個方向的就是怪物,因而遵循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焦點所在),且這一預設自始至終伴隨爾後的研究。不過先不要急于批評他們這種似乎狹隘的視角,因爲任何一個史家都無法避免類似的問題。或者說,這是曆史研究的一個通病,他是一個終極矛盾,即曆史研究者的主觀和曆史本身的客觀間的差距,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想辦法把他的影響減至最小,那樣也就離曆史本原最近。
     其實,當你在做一篇論文時,已經在其中把這一矛盾表現的淋漓盡致。從一開始,你其實就有一個預設,或者說是假設,假設了一個自己認爲正確的結論,准確點說是一個你需要的結論在那。接下來的事就是搜集資料、事實,當然,你會很自然的搜集那些對你有利的資料,千方百計找尋那些支持你的預設的材料,而對于那些對預設造成威脅的資料,就會去盡量避免,甚至視而不見。就如柯文說的:“如果史家想尋找的事實是甲,他就不大可能發現乙或丙,因爲即使他碰上乙或丙,也不會認爲他們有什麽重要意義。”(頁61)資料搜集後就是撰寫了,這時,我們會看到三種情況:
     一、一個有良心或是秉持客觀理念的作者,當他利用搜集到的材料證明了他的假設,那麽這一假設就是真,但很多時候他會去考慮那些不一致的材料,並可能爲此修訂其假設,甚至得出與假設完全相反的結論,也就是說其假設現在是真假,不過卻得到了另一個真,因而也不妨礙研究的進步,這是良史。
     二、這種人采取逃避的辦法,盡可能不去招惹那些對他的假設不利的材料、事實,也就是說他堅持己見,除非搜集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假設,否則一定會現與假設一致的結論。但這樣,至少在方法上無差錯,可能只是觀點偏頗,內中也還可能有正確的元素。
     三、這一類是一定要證明其假設(禦用史家大多如是),他的假設是真正的預設,爲此,他可以無視其他事實,爲達目的不惜胡亂系年,甚至篡改事實、材料,功底好他可以弄得像模像樣,功底差就錯漏百出了,不過,再怎麽都是歪曲史實,離曆史真實最遠,是穢史。
     從上,可以看到,預設最大的威脅是他強烈的目的論傾向,如果把預設限制在假設的範圍還可以多少避免這一威脅,一但爲了證明預設而證明,我們得到的可能就會是許多後設的結論。讀一本史書,最怕的就是遇到證明預設所采用的誘導式推斷,得到一個如此推論下必然的後設結論。一元的單線的曆史。
     故而,我才覺得,曆史是真實,但一切皆有假。這個假就是指解構的文本的曆史。也正是這個原因,才有人說,每一代的史家幾乎都會或多或少的把前代史家的書寫的曆史重新書寫一遍。這樣看來,似乎曆史學是個很悲哀的學科,不斷的追尋真實,給其他學科標榜客觀,卻是真正意義上從來不曾真實、不曾客觀的。于是有人說,曆史學是藝術。
   
曆史可以被理解嗎?
   
     葛兆光說過:“曆史是移動的”。對于這門和時空這個最奇妙的東西打交道的學科,它的無數理論,就和物理學上的理論一樣,都有一個適用範圍,只要把這個範圍界劃清楚,那麽曆史可以成其爲科學(事實上,我們沒有必要定要抱著符合“科學”這個重擔,因爲就“科學”這個概念而言,其出現也才數百年,它就一定能囊括所用現象,知識,信仰?),可以指導當下,就如,牛頓三定律無法應用于超宏觀與微觀世界,難道就該廢棄嗎?難道物理學就是騙子?顯然,人們的欲望是造成這些非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爲人最大的欲望就是全知全能,因而一直就想有一個能解釋和操控所有的萬能理論,這從人們對大一統理論的野心可見一斑。在曆史學科上,也同樣想找到一個絕對可以掃除一切秘密,解釋所有現象的“天眼”,可是,如果人真掌握這樣的一種理論及其對應的力量,不就成上帝了嗎?所以有人問,曆史(此概念是二義合訓:1,獨立于人類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2,人類參與了解過往並記錄下的精神産品,本文中未作詳細分別,請讀者自己鑒別,此僅指有人參與的曆史)的終極動力是什麽?我只好說是人欲。
     對曆史理論及其文本抱一種相對主義的看法,看來是解決這一矛盾的一種折中和比較穩妥的方式。面對變動不居的曆史,無論是事實的曆史本相還是後人解構的曆史文本,有時我們需要克制自己的探究欲,太多的好奇心可能會使你窒息于曆史中,要明白,你自己就在曆史中,這是一個“永遠就在此山中”的狀態,畢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也許只有能做到“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之人才能穎悟其中真諦。可是問題仍然存在,因爲無所向既是向。所以覺得還是列文森說的對:“無人能掌握衆規範之規範。”
     故而有時,我以爲,曆史是混沌的…
                                                             冬季風2007年10月16日于康定
 
馬克布洛赫說過,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追逐人,人是他研究的中心(大意)。也看過一句話說,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展現他對曆史的理解和闡釋能力。曆史學要做的並不是完全揭示史料的真實性(當然這是最基礎的),也應該有自己主觀的思維貢獻。中國中心觀的提出只是對以往美國的中國研究中過于意識形態化的表述的一種反思和反動,理論對話的意義大于實際操作方面的貢獻。在實際的中國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一方面,曆史進程本身就有很多西方的因素摻入,包括事件、人物、思想、社會變動方面,如果剔除了西方的因素,整個中國近代史就沒法做了;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如我們,無論是思維理路,還是學術訓練,即使在使用的詞語和表述方法上,都不知不覺被“西化”了,所以,要完全從中國出發是不現實的,也是無法做到的。

冬季風回複南方的天空下說:

呵呵,同意你的看法,我也很喜歡年鑒學派。曆史首先是人的曆史,所以人才是曆史的主角,我們應該在曆史研究中去關照人,理解人,才能接近曆史的本原,抱著一大堆沒有血性的理論在那呼喊,確實顯得很機械。
曆史學能不能成爲科學,其實沒必要去糾纏,我們先要思考如何讓曆史有用,于是,不管你是從西方出發還是東方出發,角度的不同,本身已經提供了互補和對照的參考,這總比一言堂好多了。 換位思考,這正是當下很多人缺乏的。2008-12-09 14: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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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發現在中國的曆史”讀後  
 
    第一篇:    羅志田:發現在中國的曆史
 
  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國的強項;即使在中國從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實際也要回應兩個方面——既要關注國外的整體史學發展(不僅是近代中國史研究),又要適應中國內地本身的學術語境。盡管我們今日的學術作品從思考的概念、使用的術語、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論文、評述、書評和專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們自己的學術都處于日益變化之中,當各方的變化未必同步時,同是“西式”的研 究之間也可能出現新的差異。
  也許可以說,我們的學術表述實際面對著兩個或更多“問題意識”相當不同的“對手方”(這裏當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國情”的差異,此非我所欲討論)。這就要求我們對中西“學情”的差異有充分的認識:中國內地的研究雖然越來越多地關注國外的研究,其“對話”的程度似仍不足;一些外在的研究動向,如近年杜贊奇(PrasenjitDuara)、王國斌(R.BinWong)和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的著作,都較多針對著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中國/東亞研究的現狀(後兩者也涉及西方對“世界史”的整體認知),不 一定都特別適合于中國大陸的學術語境。
  如柯文(PaulCohen)總結出的“在中國發現曆史”取向,近年受到許多國人贊賞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說,他寫該書時“心目中的讀者主要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專家”。他們閱讀此書,好像“舊友之間正在進行的‘談話’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談多年,因此對表述討論的語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擔心“中國同行們由于對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多年以來努力探索的爭論焦點不甚熟悉,對于用來表述這些爭論焦點的一套慣用術語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這本書的論證,從而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後來因看到“相互隔離的兩個世界已經變得 不那麽隔離”而“終于打消疑慮”。
  以《在中國發現曆史》一書中譯本出版十五年的後見之明看,我沒有柯文教授那麽樂觀。盡管該書引用率甚高,“在中國發現曆史”一語幾成口頭禪,但就像李大釗曾說的:“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爲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爲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半個多世紀以來,國人支持或反對傅斯年關于“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提法,便率多視爲口號,卻很少認真審視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國發現曆史”亦頗類此,故此 語流通傳播雖廣,其“形象”倒還真有些模糊。
  從我看到的國人對該書的接收和反應看,不少中國讀者不僅未曾有意去“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有時無意中反倒從中國史家 的立場去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該書譯者林同奇教授在《譯者代序》中曾特別申論“移情”的作用,我們有些讀者對《在中國發現曆史》一書的解讀,就比較接近 “移情”在精神分析學中的本意。 
  一方面,確如柯文所說,“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曆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這使西方史家曾試圖“采用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而不能得。換言之,中國史家的中國史研究也不夠“中國”,在基本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層面,與柯文等“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觀點”並無大異;不過是從各種“局外人觀點”中選擇了某些部分而已。這大致是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常態,甚至可以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達到離不開“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 架”的程度了。
  不過,任何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受學術積累的影響雖可能無形而實相當深遠,對史學而言,資料、專門知識、學者習慣、學術傳承、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到學術傳統的形成,特別是一定時期內相對定式化的學術思維方式,對具體研究的制約甚大。而柯文所見“兩個世界”曾 經“相互隔離”的時間對任何個體學人而言其實很長,在此隔離期積累而成的學術傳統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故其改變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有形的“隔離”即使全不存在,無形的難以“溝通”還會持續相當的時日。在努力溝通對話的同時,也要覺察到 從“問題意識”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的既存差異。
  許多贊賞或仿效“在中國發現曆史”的國人似乎並未注意到,這本是不少中國同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家長期貫徹的研究取向。熟悉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兩個過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若認真看,毛澤東在論述“兩個過程”中列舉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將此與以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以及辛亥革命爲三大高潮,並以之爲主線來認識近代中國(據當年的分期,僅指1840—1919年)的取向作一對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說實際淡化處理了十九世紀三個重大涉外事 件——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
  我不能說胡繩等提出“三大高潮”是主觀上有意識地通過對“兩個過程”進行詮釋以凸顯中國本土因素(盡管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澤東的一貫傾向),但從客觀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對次要的地位,的確體現出以中國本土事件爲核心的取向。當然,這只是就傾向性而言,實則近代中國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幾乎都不能脫除外國印迹,而中國的馬克思主 義史學也從來強調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惟其體現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個案研究。
  “三大高潮”與“兩個過程”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系,至少體現出傾向的不同: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來說,“三大高潮”顯然更多呼應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無論如何,“三大高潮”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影響了中國內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個後果可能導致不屬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無意間被研究者所忽視,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夠充分,遑論更廣義的所謂“西方沖擊”了;但其另一後果,卻是很早就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本 土傾向(盡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說,“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實際挑戰了以中外關系爲中心的既存中國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國的和外國的)。今日不少中國學者忘卻自身的傳統,專從外國學者那裏重新輸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國既存的取向,提示著中國自身學統的中斷,而且很可能是一種“自覺”的中斷:一些學者對以前的,特別是所謂“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視而不見的態度。我想,要總結過去幾十年中國內地的近代史研究,這一可能是無意之中形成的傾向,特別是其怎樣形成的發展過程, 還值得進一步深入認識和分析。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既存研究關注“半封建”勝于“半殖民地”這一客觀後果大體可立,則今後的中國近代史恐怕還要增強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研究。由于被侵略的中國當地條件制約甚或決定著侵略的方式和特性,應更加側重侵略行爲實施的場域以及侵略在當地的實施,特別是侵略與被侵略雙方在中國當地的文化、政治、經濟沖突和互動過程。對更廣義的“西方沖擊”亦當類此,不僅是簡單陳述中國的“反應”(如所謂“開眼看世界”及引進外來觀念體制等),或應更具體地探討在中國的西方的言與行,對這些的“沖擊”有更深入的 認識後,必能更易領會中國朝野的各種“反應”。
  其實“西方沖擊、中國反應”研究模式與“中國中心觀”未必勢不兩立。費正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指出,對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清廷甚少主動提出修訂,這主要反映出中外條約並未從根本上打破中國的政教體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條約,也不認爲有必要修約。他那時就提出應從提問層面移位到清人方面的主張。此文可說是所謂“中國中心觀”的早期嘗試,說明只要更加凸顯中國“反應”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國發現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體時段裏“在中國之人”的所思所慮,並將其落實到提問層面,則不論發現者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那被“發現”的內容仍是受外在預設影響或制約的“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帶有異國眼 光的“中國史”。
  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W.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國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觸所産生的忽視中國”自身的“精神錯亂”現象,前引柯文所表述 的西方史家曾試圖從中國學者著述中尋覓“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而不能得的現象表明,中國學者自己“忽視中國”的傾向仍長期持續,故美國學者感到他們有責任來提倡“在中國發現曆史”。但這一研究取向産生于外國這一事實意味著被“發現”的“中國史”很可能帶有異國眼光,畢竟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受西方整體史學的影響甚大,其具有的“問題意識”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當中國學者轉而“引進”並仿效這一取向時,進一步的可能是中國人“發現”的“中國 史”也帶有異國風味。
  我這裏絕非提倡什麽“中國人自身的中國史研究”或“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史研究”。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幾乎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更多參考非漢語世界的中國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結論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體研究中更進一步地與外國同行真正進行“對話”,而不是將國外研究作爲“通貨”一樣進行“流通”。實際上,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長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這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濟很早就從學理上論證了異國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他多年來一直提倡一種對某一“文化”的雙語互 證研究模式,惜未受到應有的關注。
  早在1922年,李濟就提倡一種“在心理學基礎上研究語言學”以認識“文化”的人類學研究,在他看來,這類研究的困難在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有時難以用心理習慣形成于其間的那種語言來描述某些文化現象,若研究者掌握與母語判然不同的第二種語言(這裏具體指的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這樣具有根本差異者),如用拼音文字描述象形文字對思維方式的影響,然後對結果進行反向鑒別,則可能認識到特定文化那“心智的起源”,即思想的原初形式(反之,用象形文字描述拼音文字的文明亦然)。這一“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互證的方法”或許是“以最客觀的方式研究最主觀的自我的方法”。
  40年後,李濟再次對西方學者說,他當年論文的主旨是:“要想了解中國文明的本質,首先需要對中國文字有透徹的了解。”針對有些西方漢學家以爲“無需對中國文字有足夠的知識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文明”這一觀點,李濟提出,像“中國的思想和制度”這樣的研究計劃應當在一個嚴格人類學的基礎上進行:參與者“應達到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必須學會用中國話和中國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須能用中國語言文字客觀地內省自己的思維過程,並用他同樣熟悉的另一種語言文字 把這一過程記錄下來”。
  我想,李先生對西方中國研究者的要求同樣適合于他更關注的中國自身的中國研究者。由于“語言符號與思想的發生、成長、形成和變動二者之間,存在著十分錯綜複雜的關系”,母語研究者應該說有著某些先天的優勢。但李濟也充分認識到文化認同這樣的“自我意識”對于人文學研究可能是負面的影響,他在1922年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科學研究的普世性問題,即中國 學者在剝奪科學之“歐洲籍”的同時,自身也應體認到
  “超越自己國籍界限的緊迫性”,主動“擺脫國籍的限制”。從這一視角廣義地看李先生提出的雙語互證研究 模式,異國眼光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就更明顯了。
  進而言之,顔師古早就提出“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的見解。從20世紀20年代政府在學校教育中正式確立“國語”(即白話文)的地位後,古文在中國已是幾乎不再使用的曆史文字,今人讀古書與學外文實有相類處,讀錯的可能性幾乎是人人均等。在這一點上,中外學人大致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讀“懂”的程度主要靠後天的訓練。套用韓愈的一句話:中國人不必不如外國 人,反之亦然。
  對史學而言,所謂“地方性知識”或應包括時空兩個層面。空間層面似不必論,而時間層面的“地方性知識”主要是說:即使在相對穩定的地域(空間)裏,對同一文化系統內的今人來說,古人實際已是“非我”或“他人”。《莊子》中的師金論世變說:“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其所說的雖是禮儀法度當應時而變,也暗示了古今之間的“斷裂”猶如周魯之爲“異國”(當然,先秦“國” 的概念未必等同于今日流行的“國家”)。若本陳寅恪所倡議的“以觀空者而觀時”的取向,時間層面的“外國” 或“他人”亦自有其“地方性知識”。
  馬克思曾說,19世紀中葉的法國小農“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或者可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已逝的往昔其實是無語的, 它不能在後人的時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後人表述。
  既然西潮早已成爲今人面對的近代中國“傳統”之一部分,既然我們過去的研究也未曾離開“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國發生的曆史”,即將“在中國發現曆史”落實到“發現在中國的曆史”。如柯文所說,史家“提出的是什麽問題”和“進行研究的前提假設是什麽”往往決定著在數量無窮而沈默不語的往昔事實中“選擇什麽事實,賦與這些事實以什麽意義”。若能嘗試依據特定時段裏“在中國之人”(包括在華外國人)的所思所慮所爲進行提問,並探索怎樣解答,或者真能産生包括時空兩層面的 “地方性知識”。
 
   第二篇:    朱紅萱:讀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筆記
 
    這本書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現存的三種西方中心模式,即:"沖擊-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帝國主義"模式。其實柯文並沒有全盤否定上述三種模式而是就其程度有不同的看法。這本書整個框架結構圍繞三種西方中心模式爲中心,樹立自己的中國中心觀,其中大量的涉及中外史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等的諸多觀點, 作者的寫作方式就是圍繞者不同學家的不同的觀點談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在此基礎上堅持一分爲二的立場,充分的就他人的觀點的利、弊進行剖析。並且還運用了一些設問的方式來引起讀者的思維。作者的這樣一種以主體的立場來思考問題的方法是無法挑剔的,其實可不可以說他的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實際上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把握同出一轍。三種西方中心模式對中國近代曆史的把握就柯文看來是不是就是沒有把握問題的主要矛盾,而片面的、一概而論的將中國的近代發展的力量歸結爲外來的力量,而忽視了或者說淡化了中國自身的內部力量。在他的這本書中我尚有幾點想法,如下: 
    1.柯文的中國中心觀,重點在"中心"二字,他並不否定在中國的近代使當中西方入侵對中國社會的推進,而是更以中國爲中心來闡述中國對外國入侵所持的態度,就像他所闡述的一樣中國對外來的態度是多種類的,(各階層共有的以忿怒爲核心的排外主義;沒有受過教育階層的以恐懼爲核心的排外主義;受過教育階層的以蔑視爲核心的排外主義;中國雛形民族主義者所特有的以自愧爲核心的排外主義。) 
    2.在柯文的文中Said說過:"所有的表述,正因爲是表述,首先就得嵌陷在表述者的語言當中,然後有嵌陷在表述者所處的文化、制度與政治環境當中。"在我們今天討論的"本土化"問題的時候,是否在無意之間已在明確外國學者的進一步深入或者帶著外國學者很難真實反映中國問題的心態,而選擇性的排斥外國學者在中國有些問題上的指手畫腳。因此我認爲有的時候當中國學者在研究外國問題時同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一樣,他們之間進行的是一種程度上的較量和爭論,而非事實上正確與否的判斷。 
    3.讀了柯文的這本書以後,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現存的任何理論都有可能被否定掉。以柯文列舉的"1840年作爲中國近代史總的分期目標"來看,那不是意味著中國的一切曆史劃分都可能變動,同時也是柯文在文中引用的Said的那句話說:"所有的表述,正因爲是表述,首先就得嵌陷在表述者的語言當中,然後有嵌陷在表述者所處的文化、制度與政治環境當中。"這個道理本來沒有什麽問題,如果我沒有將他的這句話的範圍予以擴大的話一旦將這樣一個問題放在曆史當中的話 ,這將是個大問題,我們今天的曆史其真實的可信度是多少?我們的曆史不就是史家對其所處的曆史朝代的記載和表述嗎?按照這種理論的話那將是一種"勢力"和"另一種勢力"的較量,如果真的要承認曆史的真實性的話,那也就是兼顧公平的曆史,而非純粹的真實、客觀的曆史。如果說中國人在看待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的時候都會陷入自身的語言和環境當中的話,當外國人在進一步討論到中國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立場和心態又值得進一步的把握。單個人相信他們所站的的立場是客觀的並不能使絕大多數人信服,很難排除外國史家對西方入侵逃避責任的想法,又以"中國自身爲基礎從中國的情況出發來對待中國曆史"爲新姿態,在以中國爲中心的理論基礎上回避帝國主義的副作用 。當然我在此並沒有借此抨擊柯文先生研究中國曆史的誠意以及其人格的正直,僅僅就打著"中國中心觀"的非"中國中心觀"者提出的看法。 
    最後:柯文的這本書使我明白了一個一早就知道卻從來沒有深刻體會的道理:曆史學家的任務是讓曆史重現,而非用假設的曆史合理性來替代曆史的真實性。
 
    第三篇:    破立之間——讀《在中國發現曆史》

    “不是曆史學家的人有時以爲曆史就是過去的事實。可是曆史學家應該知道並非如此。當然事實俱在,但它們數量無窮,照例沈默不語,即使一旦開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無法理解。史學家任務就在于追溯過去,傾聽這些事實所發出的分歧雜亂、斷斷續續的聲音,從中選出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①*
    柯文在其“前言”開篇就形象地點出了作爲史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本書不是對某一曆史史實或曆史事件、某一國曆史的研究,確切說來應該是對史學研究成果(即美國學者研究以中國爲研究對象)的研究與探討。柯文首先對既有的研究成果,其所運用的研究範式和建構的理論模式(即沖擊——反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和帝國主義取向)所隱含的“西文中心觀”、“種族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導致的歪曲與局限進行了批判和挑戰,在此基礎上,其倡導以中國爲出發點,深入精密研究中國社會的內部的變化動力和動向,力主進行多學科的協作研究,他稱之爲“中國中心觀”或“中國中心取向”。②*柯文實際上在本書所作的內容,我稱之爲“破”與“立”。破即對既有研究的理論模式或分析方法所進行的批判;立即在批判的基礎上所試圖建構新的更具解釋力的或更趨近于能真實解釋中國的理論框架和努力倡導新的史學研究價值取向。
    破,緣于中西之間的張力的存在,即西方的理論、概念、詞彙、分析框架、思維方式等與中國曆史的真實形貌或曆史的獨特性在表述與被表述之間,在分析與被分析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

    柯文利用前三章來探討和評判既有的三種理論模式:

    沖擊——回應模式:這種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回應上,嚴重誇大了西方沖擊的曆史作用,把本來並非由于或主要不是因對西方做出反應的發展錯誤地解釋爲是對其做出的反應。這一部分主要以晚清政治體制的變革與國內動亂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等爲事例而作的分析。柯文認爲,爲糾正這種歪曲必須把19世紀的中國曆史看成由若幹不同層帶所組成。他把中那段曆史分爲三個層帶:最外層帶、(即就其地理或文化含意而言,包括晚清曆史中那些顯然是對西方入侵作出的回應,或者是入侵産生的後果);中間層帶(它所包括的曆史側面不是西方直接産物,是經由西方催化或賦予某種形式與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國運動,同治中興,某些自強措施,宮廷和官僚政治,排外主義和中國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等現象);最內層帶(包括晚清文化與社會的最少受西方入侵影響的側面,如本土思想、宗教、語言、生活風俗習慣等)。
    傳統——近代模式:這種模式的另一面貌實是“落後與發達”、“愚昧與文明”,它的錯誤在于從一種來自外界的關于什麽是變化?哪種變化最重要的界說來強加于中國曆史之上。認爲西文的近代社會將是中國的乃至全世界其它各國最終走向的藍本。
    帝國主義模式:它假設中國曆史本來有一種自然的或正常的發展道路,但這種道路卻被帝國主義的入侵而改變。認爲,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各種變化的主要動因,中國對傳統模式的循環往複的或停滯不前的現狀的突破必須靠西文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震蕩。
    柯文把這三種模式統稱爲“西文中心模式”。柯文認識到這三種模式在分析研究中所産生的張力,並沒有完全否定它們所內在具有一定的價值和解釋力,但它們確因采取了預先設定的框架來分析預先設計的問題,勢必遮蔽了史學家們在研究中國真實曆史中的視野。
    爲了能夠發現並認識中國曆史的真實,並對理論研究與事實展現之間的張力得到消解或緩和,柯文在最後一章正面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即爲:立。其特點可歸納爲四點:“(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研究中國曆史,並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繩來決定中國曆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曆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爲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曆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爲若幹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曆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曆史)的撰寫;③*(4)熱情歡迎曆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曆史分析結合起來。”④*柯文強調指出,中國中心觀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方法論體系,而是自七十年代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趨勢,是“一組趨向”,而不是“某種單一的,連貫的取向。”*⑤
    在破、立之間,柯文一直在以中國爲研究對象的史學研究中做著反思。這種反思本身不僅對以中國爲對象的美國史學的研究,並對整個史學界的研究都起著積極甚至是“革命”的貢獻,並在整個史學思潮發展史中留下“痕迹”。整本書中,一直都反映出了柯文的史學研究中所秉持的信念或理論信條。他“對曆史現象的個性與獨特性有一種追求,認爲史學的任務就是按照個別曆史事件豐富多彩的特性重建過去,不是探求曆史發展規律與共性;他反複駁斥曆史發展的單向聚集觀點,要求根據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設計不同的理論框架,追求曆史描繪的精細化,倡導通過移情方法理解曆史,主張采用生動的敘事文體描述曆史,把曆史視爲人文科學,乃至他的曆史相對主義,以及對描繪曆史共性的理論框架存有戒心等等傾向都與曆史主義思潮,特別是他對獨特性的追求是一脈相通的。也許可以說,中國中心觀與柯文史學思想在方法論與認識論方面的前提假設,主要淵源于實用主義與曆史主義兩股思潮。” ⑥*
    柯文在對一直以來存在的二元對立模式的反思之中,努力追求超越,或走向二元綜合(或折衷主義),或走向二元思辯。這種二元思維方式似乎是社會科學研究天生所帶有的一種難以超越的困境。⑦*比如:柯文在對帶有總括性理論框架進行批判的同時堅持曆史描繪的精細化,即在對中國進行研究時,注重對中國進行更加細致的區位劃分,在這種區分的同時,卻低估了綜合的重要性,從駁斥宏觀而走向另一極端:即對微觀的過重傾注。比如在提到“移情”分析方法來克服“局外人”對“局內人”世界進行理解和把握的困難。然而,“一旦史家進行‘局內人’的世界,他就失去了‘局外人’的優勢,失去了從曆史全局上,從整體上把握這一事件的可能。”⑧*當然了,這還涉及史學在移情過程中所采取的立場問題。于是,我們可能在反問一個問題:曆史真相能否被我們所認知?這個問題似乎目前還有找到肯定答案。“所有的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進大量主觀成份。選擇什麽事實,賦予這些事實以什麽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提出的是什麽問題和我們進行研究的前提假設是什麽,而這些問題與假設則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時期我們心中最關切的事物是什麽。”⑨
    柯文在引導我們走向史學研究的新的進步的同時,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即對“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經驗史實與分析框架;‘局中人’的觀點與‘局外人’的觀點分散多元的視線與統籌全局的觀察者;曆史真理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史學的任務是描繪獨特的事件還是尋求規律;史學實質上是藝術還是科學”等一對對矛盾的思索。⑩*在每對矛盾中,柯文都偏向于前者。整本書既是在探討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的情況,同是也是作者作爲“一位史學家內心演變過程的某一時刻的狀態”的反映。在本文的結尾,還是用柯文的其前言中的一句話,來對應本文開頭同時也是對對史學研究工作的一個評介,“這件工作並非易舉。”

注釋:
①: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年,“前言”,第P41頁
②:我認爲稱之爲“中國主位”更適合一些,從方法論看,這一取向與人類學學科的主位研究法頗爲一致。
③:既有的研究往往注重上層社會或人物,而較少把民間的曆史納入視野之內,而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不僅從學科的綜合運用方面是一進步,更主要是的使民間曆史走進史學家的視野。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所采用的方法論,關注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曆史,就是此意。
④:本書,第201頁
⑤:同上。
⑥:本書,第33頁。實證主義是流行19世紀下半葉的史學思潮,曆史相對主義是20世紀初興起于歐洲的新曆史主義,兩者的合流對20世紀的美國史學思想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⑦:對社會科學中的這種二元思維方式,我曾在對人類學和社會學著作的閱讀中産生過這方面的看法,並寫成讀書筆記,可參閱“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二元思維”一文。
⑧:本書,譯者代序:“中國中心觀:特點、思潮與內在張力”,第24頁。這種“局內人”、“局外人”之間存在“理性的解釋”的張力,實與胡塞爾提出的“主體間性”概念自身存在的內在張力一致。此點在社會人類學的學術研究中也同樣存在,即“他者”與“自我”之間的文化理解問題。可參閱“人類學田野工作與本土經驗發現”。
⑨:本書,“前言”:第41頁
⑩:本書,譯者代序:“中國中心觀:特點、思潮與內在張力”,第35頁

    第四篇:近代中國研究中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     by苗文龍
 
柯文的這本《在中國發現曆史》是針對美國當時的中國研究的方法論而做,是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反思而做。在這一點上,柯文是成功的。作爲一個美國的中國曆史研究者,柯文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現狀了如指掌。其嫻熟運用材料的工夫令人佩服。該書作爲學術史研究的模範是沒有問題的。這是該書最成功的地方。按張靜老師的說法,一個學術史的研究應該恰好地放到學術史的脈絡中。該書的研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美國的中國研究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恰當估量西方入侵對中國近代史産生的一系列沖擊作用。在柯文以前,美國占主流的研究範式是不同類型的西方中心論。柯文恰當地將其概括爲三種模式並用前三章對之進行批判:
(1)“沖擊——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這種模式認爲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西方的入侵起到了最大的主導作用。柯文認爲該種模式嚴重擴大了西方沖擊的曆史作用;
(2)“傳統—近代”模式(tradit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認爲西方的道路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標准道路,西方已經實現了近代化,而其他國家還處于傳統時期,而其他國家遲早會按照西方的模式走向近代的道路,柯文認爲該種模式對于社會發展做了過于簡單化的處理,不同形態的社會發展不可能只是一個模式,中國和西方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發展模式;
(3)“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認爲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史各種變化的主要原因,詳細言之,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以來所有災難的源泉。柯文認爲這種模式是前兩種模式的變種,實質上都是西方中心論。
針對以上三種模式的弊端,柯文在最後一章正面提出“中國中心觀”,並把這一範式歸納爲以下四點:
(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研究中國曆史,並盡量從中國內部而不是從外部來決定中國曆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曆史重要性;
(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爲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性和地方曆史的研究;
(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爲若幹不同斷層,推動較下層曆史(包括民間和非民間曆史)的撰寫;
(4)熱情歡迎曆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學科,但不限于此)中國已形成的理論、曆史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曆史分析結合起來。
柯文同時也在最後指出,該種範式並非已經成熟,而是在逐步成熟當中。截止該書寫成之時,還沒有人對該種範式做出系統明確的描述。
     
我覺得柯文的研究還是有一些問題的。問題之一在于,柯文寫該書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在于試圖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讀完該書,我覺得柯文只是在形式上作到了該點,而在實際上柯文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另外一種西方中心論。正如柯文在指出“帝國主義模式”與“沖擊—回應模式”和“傳統—近代模式”是同一種實質一樣,認爲該種模式只是說明西方在中國的影響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沖擊—回應模式”和“傳統—近代模式”認爲是正面的,而“帝國主義模式”則認爲是完全負面的,有一句話來概括這三種模式,就是西方在中國近代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主導的作用。柯文認爲中國的近代的發展跟中國自身關系重大,而跟西方關系並不大,因此應該從中國內部因素來研究近代中國。我可以把柯文的研究範式和以上三種研究範式可以概括成一種模式。就是西方在中國近代發展中的作用問題,前三種認爲作用大,而柯文認爲作用小,這四種範式爭論的實質並沒有擺脫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問題。詳細論之,“沖擊—回應模式”和“傳統—近代模式”認爲影響是正面的,帝國主義認爲是負面的,而中國中心觀則認爲影響是微小的。總的來講還是一種研究範式。
    
這樣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西方的影響終究在中國近代發展中的作用應該如何評價?說“影響大”有問題,說“影響小”也有問題。那我們真的就陷入了困頓了嗎?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盡管韋伯提倡進行“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但我還是認爲“價值中立”同樣是一種價值立場,問題不在與采取還是不采取價值立場,而是采取什麽樣的立場。“價值中立”這樣的立場可以最大地確保學術研究的價值,因而是一種最值得推崇的方法。這才是“價值中立”方法的意義。柯文批評西方中心論而提出中國中心觀,實際上在方法上也沒有什麽值得推崇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在于,到底是西方中心觀還是中國中心觀在研究近代中國發展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最符合曆史的真實的。(當然曆史的真實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我覺得做近代中國研究首先應該做的是盡量挖掘中國近代的曆史材料,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這些材料,最後得出結論,到底是西方在中國近代發展中占了中心地位,還是中國自身因素在其中占了中心地位。而二者到底誰重要,我個人認爲,實際上對于曆史研究並不重要。
    
柯文的研究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于其方法論上的,柯文爲了論證西方的沖擊因素在中國近代發展並不是那麽重要時,其分析是很難說的過去的。柯文舉例說近代中國很多的改革是處于對自身的反應,而非對西方的回應,柯文還認爲中國近代的變化在很多方面采取了中國古老的形式,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今昔的。我認爲這兩方面的指責是很難成立的,對于第一個問題,我個人認爲,中國近代的問題確實有中國自身的問題,但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卻有很多是由于西方的進入才得以凸現的。我們可以假設以下,即使沒有西方的進入,中國古老的社會運做機制當然會有一些微弱的變化,但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這是中國曆史發展所證明了的。我個人認爲,中國社會的流動性保障了中國社會運做機制的穩定性,中國社會可能看起來的是不穩定的,但從曆史的整體而言,中國社會幾千年並無根本變化,這應該說中國社會是穩定的。只是由于西方的進入,這些問題,再一次出現,幾千年的曆史傳統使得改革者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古老的方法,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問題不在于采取什麽方法,而在于什麽方法在中國近代構成了同中國以前並不相同的變化,從中國近代發展而言,古老的應對方法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盡管采取西方的變革方法直到目前爲止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畢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也相信,真誠地按照這樣的方法進行下去是會取得最終的成功的。另外一點,采取古老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爲了“托古改制”而已,只是爲了減小改革的阻力,而並不能說明,這些改革完全是應對中國自身的變化。我覺得柯文之所以出這樣的問題,根本在于,柯文的研究在一開始就先設定了結論,並把所有的材料試圖運用到論證這樣的結論中去。遺憾的是,這樣的論證並不成功。
    
盡管,柯文的研究存在以上的問題,我仍然認爲柯文的研究是有開拓性的,是中國研究的一本經典之作。
http://hist.cersp.com/kczy/xwss/200606/3089_10.html
 
 
柯文>百度百科  
 
柯文(Paul A. Cohen, 美國, 1934- )1934 年 6 月,柯文出生于美國紐約。1953 年入芝加哥大學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 師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教授和史華茲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開始致力于中國思想史和中西關系史研究, 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62 年至 1965 年,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安默斯特學院任教。1965 年到麻州衛斯利學院任亞洲研究和曆史學教授,兼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衛斯利女子學院曆史系主任,並將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學之中。于1990年、1992年分別編纂了紀念史華慈和費正清的論文集《思想穿越文化:紀念史華慈中國思想論文集》與《費正清的中國世界:同時代人的回憶》。2003年,柯文教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近十年發表的論文,以《變換中的中國曆史研究視角》爲名出版,對自己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進行了一次回顧與總結。

  學術研究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紀中國之改革》(1976年與石約翰合著)、《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年)、《曆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過柯文的幾部著作的介紹,了解他史學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認識的發展曆程。
  基督教運動與《中國與基督教: 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在東亞曆史學習中,由于受到語言條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課題是關于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因爲畢竟有許多傳教士們留下的英文傳教資料可資參考。1957年,柯文在《中國論文》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對傳教士們在中國的不同傳教方式進行了比較。1962年,柯文又在《中國社會期刊》上發表了《關于清末反傳教士情緒的一些資料》,較爲全面地彙集了清末以來基督教運動的曆史資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國與基督教—1860-1870年間中國的傳教運動及排外情緒的增長》這本完成于1957-1958著作,該著是柯文的博士論文。關于這本著作的撰寫原因,柯文說,首先是便于利用資料來研究中國。因爲傳教士的資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國,利用這樣的研究機會可以比較快地進入對中國問題的探討。這是柯文自己對早年研究經曆的解說。在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這被很多曆史學家視爲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情況和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産生的影響。而在被選入《劍橋中國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傳教團及其影響》,則更爲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傳教活動在中國的起源、曆史和發展情況。
  在《中國與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著“傳教士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威脅”和“舊制度的反應:反基督教的暴力運動”這一思路,來論述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認爲傳教事業有許多不同的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引起了中國人一些不同的反應。他特別強調了傳教過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傳教士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紳士階層在思想文化上的沖突,認爲“一旦把傳教士對紳士的敵視與紳士對傳教士的怨恨擺在一起看,人們對于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出現的文化沖突的深度和強度便有了一定的認識。”譬如:當時中國許多官,特別是下級官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紳士比中國任何其他社會階級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堅持中國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張”所以,他們面對傳教事業的擴展,爲了維護舊有的思想傳統就拼命反對基督教的傳播。總之,在柯文看來,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傳教士與代表“中國的”、“舊的”、“傳統文化”的紳士階層之間的沖突和鬥爭構成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演進的一個側面;傳教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沖擊是一個遠爲巨大的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具體表現在“外國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相互誤解上。柯文觀察問題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就提出尖銳的問題。他認爲當時研究中國的學者,往往過于重視西方沖擊與中國回應的過程,而忽略其他。包括從另一方面,審視中國沖擊——西方回應的過程。他說,傳教士到達中國時,碰到不少沮喪的遭遇與仇恨的眼光“這是他們來中國之前難以想象的”“他們警覺到這種蛻變,加上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本來就不滿意……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中國的情景中怎樣作出回應”。這是柯文在他這本著作的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和想法。這一想法實際上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治學道路。柯文說,正是從這樣的思想出發,他醞釀研究西方沖擊——東方回應問題。王韜研究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開始的。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 :王韜與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從1964年著手寫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曆時十年。這是一部關于王韜與晚清社會改革的評傳,書中,柯文主要討論與王韜有關的幾個變革問題,諸如改良與革命的關系、時代變遷與曆史變遷的區別、以內部的變遷爲基准量度社會變遷、“傳統”與“現代”的複雜關系、器物之變與價值觀念之變的對立、 世紀19與20 世紀中國的變遷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書一反“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研究模式的偏頗,注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柯文指出:“現代性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所有社會——無論多麽現代——都會保有某些傳統特點”,而過去把傳統與現代性當作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社會文化標志,是一種非常僵化機械的認識,它排除了傳統文化中某些本質上並非“傳統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現代化的侵蝕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學家沒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現代的”與“傳統的”這兩個範疇之間,因爲每個社會的組成元素中,總有些並不是正好符合這兩個範疇的東西。就王韜來說,盡管他對受“西方”影響的各種變革十分贊同,並成爲19世紀70年代制度變革的最早倡議者,但他思想深處的認同仍是“傳統”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響中國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度作爲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度,把19世紀後半葉較爲激進的變革形式大都歸結于‘西方的挑戰’”,這種挑戰,在書中被轉化爲沿海對內地的挑戰。在書的最後一章,柯文對王韜一代知識分子作了整體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只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
  柯文在是著中所闡述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學術轉化時期的中國史觀。柯文開始寫作時所持有的關于“中國”與“西方”、“近代”與“傳統”的假設,在著書的十年中受到了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使他對以前的研究模式産生了懷疑,開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國史觀。
  此書對“從中國發現曆史”雖然有所強調,但根據後來柯文自己的反思,當時的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沖擊和中國回應問題上,還是比較多地重視西方影響的因素。盡管如此 ,柯文自己沒有忽略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說 ,70 年代初期以王韜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鋒報人爲主題的研究 ,已經“標志我漸漸向尋找中國內部的變革的動力的方向發展”。
  《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
  柯文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剛出版不久就著手于新著——《在中國發現曆史》的撰寫工作,力圖通過對戰後美國中國史研究史著的整理,解決久已積壓在內心的思想矛盾和理論問題。該著在全面批判戰後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他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
  柯文在這一著作的前言中,從史學家的任務與寫作前提入手,結合史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群體派別,介紹了本書是探討了美國史界研究中國的情況與演繹了一位史學家內心演變過程中某一時刻的狀態兩方面的相關寫作主題情況,同時也以早期的著作爲線索簡單地闡述了寫作此書的背景經曆心理思想變化,特別強調指出了寫作時所持的批評公正性態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柯文在序言中點明了寫作本書的主題,他說:“研究中國曆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後中國曆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譯者代序第7頁)即對普遍影響美國史的三種模式前提假設進行界說、分析與批判,分析了産生的原因,說明了中國近代史研究側入角的探討的問題,概括介紹了這些問題的相關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趨勢,並逐一闡述了自己對三種模式進行批判的思路、理解與創新性的見解。
  本書的寫作特色是先“破”後“立”。作者以四章篇幅從正反面闡述 “中國中心觀”這一主題,前三章分別批判三種種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第四章正面闡述“中國中心觀”的涵義。
  第一章《“中國對西方之回映”症結何在?》主要闡述了“沖擊—回映”模式;介紹了這一理論框架模式依據的前提假設,舉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鄧嗣禹與費正清合寫的《中國對西方之回應》等,這些著作都把研究視角注意力過多集中局限在中國對“西方挑戰”之回應上,帶有非常明顯的主觀性,沒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範圍交代清楚,並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很容易使讀者和史學家陷入認識與理解上的錯誤境地。作者以晚清曆史及與之相關的曆史事件(如叛逆運動、改革運動、抗外運動)入手反駁該模式。他提出了從事件本身著手進行研究的觀點。
  第二章《超越“傳統與近代”》,該章通過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國及在近代命運》,費正清等《東亞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等論點,提出“傳統—近代”模式並得出相關聯的論點:中國只有通過外來的強刺激才能從沈睡中驚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發現這一強激;這一震擊過程已經開始,其結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國文化。接著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問題的症結: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象只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了任何中間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曆史能量守恒的假設”,認爲在一定特定的社會中,花費在成對的兩極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變的;它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最後通過重新界說傳統與近代的兩極對立對傳統的“傳統與近代”提出挑戰。
  第三章《帝國主義:是現實還是神話?》主要闡述了帝國主義模式;開頭簡單介紹了帝國主義這一詞語的相關來曆與含義,從而指出帝國主義取向與反對派(贊成帝國主義在政治領域曾起過某種限度的作用)兩種派別。接著分別從帝國主義的新版:世界經濟論、大象和跳蚤;壯志未酬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問題的存在等方面進行逐一分析,旁征博引,指出其優點與缺點。同時認爲此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實質上都同屬“西方中心模式”,仍是強調西方的影響。
  總之,這三種模式在當時的曆史環境條件下確實促進了當時美國史學研究的發展,但它們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與認識上的局限,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從總體上說就是“柯文認爲前三種模式實質上同屬于-西方中心模式.,因爲它們都認爲西方近代的工業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國社會的內部,始終無法産生這種工業化的前提條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這些條件,因此它們都認爲19、20世紀中國所可能經曆的一切有曆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式的變化,而且只有在西方沖擊下才能引起這些變化,這樣就堵塞了從中國內部來探索中國近代社會自身變化的途徑,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引入狹窄的死胡同”。……(譯者代序第8頁)
  第四章《走向以中國爲中心的中國史》,該章是作者觀點的集中體現。作者重申三種模式的弊端及共性:認爲都是認識論的問題。提出把中國曆史的中心放在中國並例舉了70年代以來,美國思潮的轉變,及一些代表作,並對這些代表作進行全面評價。認爲只要從中國內部來觀察 19 世紀、20世紀的曆史,才會産生一幅與傳統看法不同的圖景。
  柯文把“中國中心觀”歸納爲以下幾個特點:(1) 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的曆史;(2) 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爲區域、省、縣、城市,開展區域與地方史研究; (3) 把中國社會再“縱向”分爲不同階層,推動下層社會曆史的研究;(4) 運用曆史學以外的諸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技巧,並與傳統的曆史分析方法相結合。這些特點集中反映了柯文對于超越西方所界說的“現代化”是如何沖擊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這一思路的執著追求。
  該書首先是一部學術史的回顧,作爲方法論上的反思,是一部規範性的學術研究,該書不厚,便學理脈絡非常清楚。其次,該書全面地介紹了戰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及趨向,涉及的美國當代史學學者125 人,對其中的代表人物進行了詳細評介。讓我們有幸在一本書中結識了100多位學者及思想代表作,並傾聽他們的對話。同時每章附有詳細注釋,共319條,爲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創造了條件。
  《曆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
  《曆史學的三把鑰匙—作爲事件、經曆、神話的義和團運動》通過對義和團運動個案的研究,就“曆史學家究竟幹什麽?怎樣幹?”這一史學界千百年來的老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全書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作爲事件的義和團運動”是曆史學家筆下的義和團運動的史實,以敘事爲主;第二部分“作爲經曆的義和團運動”,討論了事件直接參與者的各種經曆:思想、感受和行動等,指出他們對正在發生之事的看法與後來重塑曆史的曆史學家的看法大爲不同;第三部分“作爲神話的義和團”,考察了後人是如何圍繞事件的本身,而産生各種神話化了的曆史。作者認爲,就上述三條認識曆史的不同途徑而言,後兩條途徑對普通讀者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作爲事件的義和團,代表的是對過去的一種特殊的解讀;作爲神話的義和團,代表的是以過去爲載體對現在進行的一種特殊的解讀,對現在仍發生深刻的影響。
  柯文在書中,旨在借義和團這一“典型”事件來說明一個曆史認知方式。他指出:“‘我’並不是對曆史任何方面都感興趣,而只對直接影響了曆史學家和神話制造者的觀念感興趣。”這就暗示了《曆史三調》關注的重點不是義和團運動本身,而是不同的曆史認知主體對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觀念。
  所謂的“曆史三調”,實際上就是關于曆史學的三個認知層面。第一個認知層面是“事件”,它是由曆史學家建構起來的,以敘事爲主,描述作爲一個完整事件發展序列的義和團運動,有明確的起始點和終結點。第二個認知層面是“經曆”,是指對曆史過程的參與。在義和團運動中,參與者包括外國傳教士、清朝官員、華北農民、中國知識分子等各種不同的人。他們留下的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日記、書信、筆記、口述史料,爲我們留下了一個充滿亢奮、不安、恐懼等個人感受的義和團運動。第三個認知層面是“神話”,是由神話制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識精英根據現實需要而構築的曆史,也是一種不確定的曆史,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三個層面的認知主體各有其特點。曆史學家和神話制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結果,因而他們具有曆史參與者所不具備的廣闊視野。但是,曆史學家旨在發掘所謂的“曆史真實”,著重研究曆史的複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話制造者則是爲了尋找思想資源,常常會用片面的觀點看待曆史,從曆史中找出個別特點、特性和模式,把他們當作曆史的本質。因此,這兩者在處理史料時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相對後者更加追求曆史的真實性。曆史參與者無法超越時空局限,在對曆史過程進行認知時不夠全面,但曆史參與者卻擁有前兩者所不具備的體驗和感受,他們所留下的資料爲曆史注入豐富的內容。
  柯文認爲,事件、經曆和神話,作爲不同的方式來喚醒過去,都是建立在曆史史料的不同體驗上。曆史學家對過去的“重新描繪”,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過去發生了什麽?爲什麽發生?”。“經曆”(experience)是指“各個不同層面的人們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覺和行動。例如,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北部中國曾經發生過,並促使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春夏迅速發展起來的長時期旱災、外國妖魔的壯大、地方軍事化運動的擴展,以及人們對魔法、謠言、狂熱、早死或暴死輕信,都是一種“經曆”。柯文認爲“經曆”作爲已經過去了的事實不可能在現實生活空間中再現,它們“總是獨一無二的”,“那些摻雜在義和團運動的經曆,就象任何經曆過過去各個階段的經曆一樣是唯一的和不會重複的。”但當現實生活需要這些“經曆”時,就馬上被“加工成神話的形式,這樣的神話便成了社會的一個重要部分。”《曆史三調》爲我們展示了解讀曆史的另一種方式。

  學術評價

  美國漢學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矚目的是在1947年。此時,費正清在哈佛全面實施其地區研究規劃,開創新漢學,或稱“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顯的政策性和現實性明顯區別于傳統的“漢學研究”(Sinology)。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過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純學術研究。而隨著90年代費正清的逝世,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哈佛時代”結束。一大批學者開始對其前輩的研究提出質疑和批評,美國漢學研究進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這一新時期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就對以往美國漢學研究進行了一次批評總結,並提出“中國中心觀”這一新的理論方法。此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強烈的對策性色彩逐漸消退,一輪以研究中國爲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漢學研究和中國學研究的壁壘開始打破。
  可以說,從那時起,在美國的中國曆史研究學界,柯文就一直自覺地扮演著一個內部批評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對自己及同行們的中國曆史研究進行學術批評與總結。
  中國學者對柯文的曆史研究開始關注也是始于柯文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國中心觀”這一觀點後。今天,《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這本書幾乎己成爲曆史學或海外漢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從這本書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確實影響了相當一批中國曆史學史家的研究。
  柯文的恩師史華茲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贊柯文。他說“柯文確切地掌握了曆史學和一些很困難領域的學術研究手段。他也始終注意關心一些總的問題,並很注意在必要的時候運用比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觀察問題立意很高。他的所有這些素質可以見諸于其著作,並且也將繼續見諸于其未來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師。” 柯文的學術曆程驗證了史華茲給予他的評價。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102.html?tp=0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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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流行的關於希臘光明、先進而波斯黑暗、落後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時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臘人在內的周邊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使人們在一周之內即可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連希羅多德也將之視為奇蹟: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希羅多德《歷史》)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歷史上稱為“大流士改革”的時期,大流士劃分了行省、軍區,統一了鑄幣,開通了運河……。在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德語三種文字記錄了這一時期帝國治理的事蹟和原則,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為正義是帝國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寬容方面,正是波斯國王居魯士二世讓陷入“巴比倫之囚”的猶太人獲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稱為“彌賽亞”。
  希臘達不到這種文明成就,因為在一個城邦林立、各自為政、相互征戰、連最起碼的統一都沒有實現的地區,談不上高度文明的發展。波斯帝國從大流士一世時起,就有四個首都:蘇撒、愛克巴坦那、巴比倫和帕賽玻里斯,蘇撒的宮殿用埃及的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亞的黃金、粟特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裝飾而成,國王及其宮廷一年四季輪流駐於每個都城。對於小小的希臘來說,這根本無法想像。
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侶》一篇中寫道:“我從神奇富饒的東方來到希臘……那裡有著沐浴在陽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著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著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
  除了波斯,在亞洲這個“帝國的搖籃”中還有很多遠比羅馬帝國更偉大的帝國。突厥帝國的早期歷史到底是怎樣的?阿拉伯帝國的崛起過程是怎樣的?第一個實現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國是如何實行統治的?最後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個大陸的奧斯曼帝國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還有,自秦漢以來兩千年不斷崛起和再生的中華帝國,又是一個怎樣的奇蹟?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國,而兩千多年來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國”實際上都是亞洲的帝國。一旦我們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個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史觀,就很容易接受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正是這些亞洲帝國,包括東亞的中華帝國,才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中心和主要的發展路徑。
  換位到這樣一個世界史觀的立場上,我們還會藉西方的理論來批判中國的大秦帝國嗎?
2017-03-21 13: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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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為中華歷史上的大秦帝國辯護、回應針對《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批評聲音的第三篇文章。沒有正面討論大秦帝國,而是反思了我們自己心目中那個“西方中心論”的來源。探求到這一步之後,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說了,這一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結束。
  當然,無論怎樣,很多人還會一如既往地言必稱西方,一如既往地嚴厲批判大秦帝國,批判中華歷史、中華文化以及中國的一切。這顯然超出了正常討論的範圍,恕不再作答。
  最後,要對近三週來參與本輪討論的所有觀網網友表示感激,正是你們的精彩評論和誠懇批評,提供了推進討論的主要動力。在此深表謝意!
  回應
世界文明不是永遠不變的,不要總是活在大唐夢境中。
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的,不過我一直都相信,歐洲雖然強但潛力遠不如中國。
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7_03_21_399718_3.shtml
2017-03-21 1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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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你的歷史觀: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作者: 謝宏仁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6/12/25
  內容簡介
西方知識體系用三支畫筆所描繪的歷史,是真的史實嗎?拋下這三支畫筆,重新審視歷史,東方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弱!
  從開始學習歷史以來,東方就是弱的,西方才是強權,如果不是西方人挾帶槍砲打開中國的大門,現在的中國不會有這樣的富強?這樣的世界觀是誰勾勒出來的?東方有如西方所說,是個貧窮、沒有理性、欠缺法律觀念的弱國嗎?因為課本這樣寫,所以以上這些都是事實?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才開始殖民新大陸,但早在哥倫布之前,明成祖時代就已經知道地緣政治,為了控制麻六甲海峽,進行朝貢貿易,因此鄭和才會下西洋。而且海上除了印度洋霸權之外,還有另一條海上絲路的存在,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等精美工藝品送到太平洋的那端,而帶回了許多的美洲白銀。這一條太平洋的海上絲路,是由馬尼拉大帆船,從江南所生產的絲綢運送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橫越太平洋,到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科城。
  這些歷史課本上看不到的史實,全都是因為西方知識體系的三支畫筆,第一支畫筆是二分法,分成西方/東方、 進步/落後、資本/封建等等;第二支畫筆是費正清以1842年為分界,1842年以前的中國是傳統、封建、落伍的,不值得研究的,西方社會才是進步的;第三支畫筆是華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非西方國家只能等待西方列強來使其「併入」世界經濟之中。
  在這三支畫筆下,許多歷史事實是被掩蓋的。因此,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被掩蓋的事實,連歷史老師都不知道的事實,究竟真相為何?
  目錄
推薦序 啟發質疑與批判的精神
導論 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
第一章 美洲白銀的奇幻漂流
第二章 消失的印度洋海上霸權
第三章 引領時尚的明清江南
第四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第五章 真相大白:西方知識體系建構下曲解的中國傳統法律
第六章 東方的理性化過程
第七章 歷史視野中的世界都市:長安、泉州與蘇州
結論 那些年,我們憶起讀過的高中歷史
2017-05-31 11: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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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為什麼長著一張豬腰子臉? 2018-11-15

讀明朝歷史,朱元璋的長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
然而,歷史上的明太祖確實以這兩種長相傳世。
古代宮廷有專門的機構收藏歷代帝后圖像,南薰殿所藏曆代帝王畫像中,朱元璋的畫像最多,總計有13幅。如今,這13幅畫像,除了1幅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其餘均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13幅畫像,呈現了兩個朱元璋:一是端莊的圓臉俊像,計有兩幅,分別呈現盛年和老年時期的朱元璋;一是怪異的長臉醜像,計有11幅之多,不過相貌大同小異,基本都是額頭、下巴突出,隆鼻如蒜,拱嘴如豬,有的臉上還畫滿麻點。
  1.問題來了:到底哪一張臉是朱元璋的真容?
明朝中期的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記載,他任職南司空時,曾入值武英殿,親眼瞻仰了朱元璋、朱棣的畫像。
他說:“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像大不類。”
萬曆時人張萱之父在雲南作知縣時,曾于黔國公府“摹高皇(朱元璋)禦容,龍形虯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
後來張萱在京為官,才看到內府所藏朱元璋、朱棣的畫像,驚歎:“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髯皆為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虯髯、十二黑子也。”
從張瀚、張萱的經歷,可以看出:第一,朱元璋圓臉俊像才是官方認可的圖像;第二,長臉醜像最晚在明朝中期已經在民間流傳,甚至登堂入室進入王公貴族的私家收藏。
  關於第二點,最愛君後面再討論。現在說第一點。
兩幅朱元璋的圓臉俊像,雖畫於不同時期,但在細節處理、繪畫技法上,明顯是宮廷畫家的水準。與朱家歷代接班人的畫像風格也極為一致,所以是朱元璋的標準像無疑。相比之下,那些長臉醜像,無論是服飾、場景、畫風,都很粗糙隨意,有的連衣冠的搭配都漏洞百出,來源和出處十分可疑。
  朱元璋盛年與老年標準像
然而,標準像不代表就是真實容貌,畫家有可能達不到寫真的水準,也有可能受迫於皇威作了美化處理。
關於宮廷畫家的水準,大家可以放心。自宋代以後,帝后肖像畫的可信度已經很高了。當時皇家有畫像以備百年後供子孫瞻仰祭拜的需求,宮廷畫家的水準也足以為帝后們畫出形似的肖像畫。
2018-11-15 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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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歷史的都知道,宋代起那些皇帝畫像,基本都好辨認,也不容易誤用,而此前的皇帝畫像,都偏虛,有的還像一個模子畫出來的,時常誤用也沒人發現。
具體到朱元璋畫像,很多人會引一些段子,說他喜歡殺寫實的畫家,只有那些把他畫好看了的畫家才能倖免,以此反證朱本人長得很醜,傳世的標準像都是畫家違心美化的結果。還說,有個畫家倖免之後,憑記憶摹畫出朱的真容,這就是長臉醜像傳播的起點。
朱元璋嗜殺嘛,所以段子這樣傳,也沒人覺得他在背鍋。事實上,現在能考證出來的、給朱元璋畫過像的畫家有四五個,比如孫文宗、沈希遠、陳遇陳遠兄弟,而這些人無一被殺。
最愛君發現,歷史上流傳的朱元璋殺畫家的段子,是有範本的。舉個例子,後唐開國皇帝李克用有一隻眼睛是瞎的,被稱為“獨眼龍”。畫家給他畫像,難度很高:畫出兩隻眼睛,則不像李克用,可能被殺;如果只畫一隻眼睛,也可能犯死罪。結果,一個聰明的畫家,把李克用畫成了閉上一隻眼睛射箭的樣子。
類似這種故事,附會在很多人身上。真實性十分可疑,所以最愛君稱之為“段子”。
其實,畫家的壓力,並非來自於畫醜或畫美,而是形似與神似之間的尺度拿捏。
明初大畫家王紱在洪武、永樂年間曾幾次供職宮廷,對於給皇帝畫像的問題,很有發言權。他說,給皇帝畫像最難,因為天威就在咫尺,壓根兒不敢正眼端詳,能畫個形似已經不錯了,沒心思考慮如何達到神似。
但光畫得像,體現不出皇帝的氣象與個性,並不能博得朱元璋的認可。明朝中期的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那些把朱元璋畫得很逼真的畫家,自以為可以得到獎賞,然而皇帝並不滿意,只有一個畫家在形似之外,加上“穆穆之容”,結果朱元璋大喜。
“穆穆之容”,大概可以理解為給朱元璋的容貌加進一些顯示尊貴的符號,比如長耳垂輪、天庭飽滿等,即在形似的基礎上,追求帝王相的神似。
綜上,我們大致可以得出結論:傳世的朱元璋像,圓臉俊像更接近他的真容。但不能說“就是”他的真容,只能說“更接近”,因為畫家還作了一些神似的處理。
  2.又有問題:另一種傳世畫像為什麼把朱元璋處理成豬腰子臉呢?
  通行的解釋是,滿清入關後對朱元璋的醜化。
這種解釋極不靠譜。第一,正如前文所說,最晚在明朝中期,已經出現了朱元璋豬腰子臉的畫像。第二,清朝皇帝對前朝基本不存在詆毀的情況,相反,為了拉攏漢人,修《明史》、祭明孝陵都有神化朱元璋的傾向。
2018-11-15 1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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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在朱家統治時期,豬腰子臉版的朱元璋畫像還能廣泛流傳,甚至進入王公貴族的收藏,基本可以斷定,這是官方認可、默許乃至鼓勵的結果。
一系列的證據表明,明太祖“被”長著一副異相,是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策劃和推動製造出來的。
  朱棣信奉相術。明初最著名的相士袁珙、袁忠徹父子都深受朱棣信任,但凡起兵打仗、選拔人才,朱棣都要找他們算一算、相一相。相傳,朱棣奪取侄子的帝位,跟早前袁珙相他為“太平天子”有關。
在朱棣任上,官方文獻記載的朱元璋長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比如,那時編修的《明太祖實錄》在“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條記載:“上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這是說朱元璋做了個夢,夢到自己脖子上套了個玉璧,然後融入肉中,變成異骨隆起了。
有意思的是,這一神秘事件被安在“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這個具體的時間點,當時朱元璋正籌備稱帝,次月即戊申年(1368)正月乙亥日就登基了。用意這麼明顯,不用多說了。
再比如,永樂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聖德碑時,朱元璋的長相變成“龍髯長郁,項上奇骨隱起至頂,威儀天表,望之如神”。
到了袁忠徹在景泰二年(1451)編纂《古今識鑒》,其中說朱元璋還未發跡之前,就有個叫鐵冠的道士給他看過相。鐵冠說他:
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
這個相貌描述很經典,與傳世的長臉醜像頗為接近。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天地相朝”,說的是天庭(額頭)和地閣(下巴)突崛相對,這正是我們看到的兩頭彎的豬腰子臉(鞋拔子臉)。
再後來,附會出朱元璋一臉的麻子,有12顆黑痣、48顆黑痣、72顆黑痣等版本。這是把劉邦左股有72顆黑痣的傳說移植到老朱臉上了。目的也不是為了醜化他,而是強調他一臉的帝王相。
  在古代相術家眼裡,乃至普通人的觀念裡,長相決定命運。一個人長一副什麼樣的相貌決定著他終身的爵祿、年壽、運勢等等。他們對帝王命、富貴命的評價也不以美醜為標準,而是看長得奇不奇。朱元璋這副被異化的“尊容”,就叫“雄奇異于常人”。他一個屌絲能夠逆襲當皇帝,這是天命,天生的,是老天爺賞飯吃。
2018-11-15 1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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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君很懷疑,目前傳世的朱元璋長臉醜像是當時的二三流畫家根據相士對朱的面相描述畫出來的,或者江湖相士自己照著帝王相的符號按五官一個個拼接上去的,用於作為富貴相的範本。什麼長相最發達?光說很難說清楚,看一下朱元璋像,就一目了然了嘛。帶著範本,游走江湖時,方便貧下中農接受。
按理說,這些朱元璋異像可能僅限於江湖術士之間的流傳,但從張瀚、張萱等人的記載來看,它們在明朝中期廣泛流傳於民間、王府,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是,明朝中期以後,政治腐敗,人們開始借懷舊宣洩不滿情緒。社會各階層對朱元璋的建國之功,強力反貪肅腐的偉大功績,越發嚮往,所以就借掛他的像表示懷念。這有點像很多地方掛毛主席像。
久而久之,社會更願意相信朱元璋長著這張豬腰子臉。這張臉,比起中規中矩的帝王畫像,內涵更為豐富。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文率眾參謁明孝陵,供奉的就是一幅朱元璋異像。
朱元璋為什麼長著一張豬腰子臉?
  參考文獻:
胡丹:《相術、符號與傳播:“朱元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讀》,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
夏玉潤:《漫談朱元璋畫像之謎》,載《紫禁城》2008年第4期
金致淇:《明太祖像真偽考》,載《考古社刊》1935年第2期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2844s=syfwqtzr&page=2
2018-11-15 12:14:13
阿楨
保爾:這部帶著“哈佛光環”的中華帝國史,究竟什麼水準? 2019-10-15 觀察者網

最近幾年,新編中國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組織專家編寫新通史。本土產量已經不俗,卻似乎仍不足用。在國外,不僅《劍橋中國史》尚在繼續編修、翻譯中,日本《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也接踵而來。對於有志收藏中國通史的讀者而言,這些年怕是要準備好荷包嘍~
  數量很多,那麼品質如何呢?評判書籍品質,向來是個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別是外國人寫的書。說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說太差,又難免有“坐井觀天”之譏諷,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尤其如此。
……….
細細品讀史料來源,《哈佛中國史》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這套書刻意輕視主流歷史文獻,似乎是盡可能避免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四位元作者更樂於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詩詞歌賦,甚至山水畫作中獲得資料,發現證據。如此寫作固然提高了文學性與藝術性,讓歷史變得更有趣、更好看,卻難免失掉了真實性與嚴肅性。主編卜正明編寫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讀者批評為“志怪小說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通過探討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歷史線條、形成帝國脈絡的敘事思路,恐怕很難讓所有人信服。這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故事雖然精彩,但它們能夠承擔起數千年的帝國歷史嗎?中國歷史的發展動因,真的能夠脫離朝堂、拋開王侯將相嗎?傳統政治史的敘事需要改變,但不重視政治而談“帝國”、“帝制”,似乎仍然難以服人。
2019-10-17 08:09:32
阿楨
三、學界的盛宴,還是出版社的狂歡?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缺點,特別是學術界的批評意見,諸君或許以為,這本書會遭遇和《萬曆十五年》相似的待遇:民間叫好、學界唱衰。然而恰恰相反,這本書叫好又叫座。在國外,叢書得到了一大批漢學家的推薦,西方學者盛讚這套書突破了傳統敘事模式,真正做到了跨學科研究。在國內,每一冊封底都有數位頂尖教授寄語推薦,可謂群星薈萃
……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對中國讀者而言,這套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換個眼界讀一讀、想一想。若是非要以崇拜的眼光去看,或是用挑刺的目光去審,怕是都會得不償失。說句玩笑話,太過較真,反而對不起付出的書錢。
  回應
 還是很佩服西方人的,做學問的歷史傳承還是有的。我國至今連鄰國的情況都介紹不清楚,日本、韓國、越南等,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正經學問。我國的科技史也是西方人寫的。泱泱大國,十三億人,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學問,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兄台,中國是有史官的,鄰國好多小國連史官都沒有,怎麼給它編,中國編史雖然有些會歌功頌德,但基本大多數還是屬實的,外國的你怎麼考證,連史官都沒有的。總不可能按神話來吧,中國人一向還是實事求是的
 我更期待北大版英國通史、清華版美國通史、復旦版法國通史……別讓西方人成天對中華文明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我們也應該正兒八經地評點一下西方人的歷史才對。作為史學連綿不絕的唯一文明古國,這應該是我們當仁不讓的學術職責
https://www.guancha.cn/baoer/2019_10_15_521299_2.shtml
2019-10-17 08:12:53
阿楨
“不合適,原因,河南人”,女子起訴招聘單位 2019-11-12 中國青年報

今年,23歲的河南姑娘閆文投出簡歷,應聘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的職位,卻在次日收到這樣的應聘回復。閆文認為自己的平等就業權利受到侵害,決定起訴招聘單位,要求該公司登報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6萬元。杭州互聯網法院已受理此案,並定於11月26日開庭。
  回應
我也反對地域歧視。但是,如果一萬個人對哪個地方風評比較差,那我覺得自己也該思考一下到底問題出在了哪裡。不是說來自哪個地方的人就怎麼樣,但是我認為還是有地區整體風氣還是存在的。
對河南人沒有異議,但是親歷過一些事情之後,我反正是在廈門再也不敢打的士了(97%廈門的士是河南籍,掃黑前曾經有幫派,亂收費態度差,起爭執馬上手機叫人來圍)。
 我是河南人,出門在外出差日久,沒讓其他省國人說過咱啥不是,不期待你能因個例改變看法,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河南人口基數大,裡面狡黠滑頭的人顯得基數也大,但是行走諸多城市,我認為不管城市鄉村,河南省內人民樸實憨厚的個性還是主流。歡迎沒事來走走看看,河南多的不只是名勝古跡,咱中華民族傳下來的優秀品質沒有丟失!另問,國外反華勢力猖獗,毒媒控制輿論,導致偏見頗多,是否代表中國人就是自身有問題?

看西方學者的理論,總讓我懷疑:他們說的是中國嗎? 2019-11-13 復旦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

最近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國家與暴力》,書中多次提到中國,想來是討論全球問題與普遍理論的西方學者視野中,已經有了“中國”的存在,儘管他們常常是帶著西方人的居高臨下,或者是把中國作為映射自身的“他者”,不過西洋那些頂級理論中,中國不再是可有可無。不過,當我讀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時候,卻大吃一驚,突然讓我起了一個疑問:“他們說的是中國嗎?”或者真的是本書譯校者王銘銘所說的,中國只是他們理論書寫時的一個“想像的異邦”?...
2019-11-13 09:41:09
阿楨
回應
 有色眼鏡不是現在才戴,那是有歷史淵源的。所以,話語權必須要爭!
 西方對中國瞭解的太少,對當代中國現狀瞭解的也太少。中國在努力讓西方瞭解,接納世界各國留學生,但就是這種努力,也被網路噴子說成是崇洋媚外。西方研究中國竟然要到日本去,因為那裡的獎學金高,諷刺!

歐洲商業評論:中國在希臘人眼中的形象 2019-11-12 觀察者網

自2008年以來,希臘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這吸引了國際媒體的關注。很多觀察家都在猜測,希中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將走向何方呢?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希臘人如何看中國、如何看兩國之間日益發展的關係,希臘國內卻鮮見相關的全面研究結果問世。...
  回應
 "希臘民眾之所以對中國抱有好感,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希臘與歐盟之間的嫌隙。"——果然,這才是真相。
 這篇文章缺少一個簡單明晰的結論:只要中國能幫助希臘人掙錢,那麼關係就會親近;如果有一天中國不能滿足希臘人掙錢的期望,那所謂的“友好關係“就煙消雲散。
https://www.guancha.cn/EBR/2019_11_12_524863_1.shtml
2019-11-13 09:42:19
日本藤素
2020-01-11 01:39:47
阿楨
石峁遺址出土石雕遠超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判斷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20-01-10透露,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石雕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
石峁遺址的主體內涵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三部分構成,內、外城共同拱衛皇城台,目前考古資料顯示,皇城台為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區域。
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圓角方形,邊長約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牆包砌。大台基南護牆處最為重要的發現是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數出土於牆體的倒塌石塊內,部分還鑲嵌在南護牆牆面上。絕大多數為雕刻於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少量為雙面,以減地浮雕為主,還有少量陰刻、圓雕。雕刻內容大致可分為神面、人面、神獸、動物和符號五類,其中神面石雕體量較大,雕刻最為傳神。
這些石雕可能與中國北方地區的石雕“傳統”密切相關,也可能影響了“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綠松石“龍”,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楨:饕餮紋)。
考古工作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
  回應
一看就是商朝青銅器(楨:饕餮紋) 他爹
這是堯舜、大禹時期的遺址呀
夏存不存在,不用爭論了吧
如果有一個學術意義上的夏朝,那麼這個時段應該是夏早期,夏早期都這水準,複雜的社會分工必不可少,這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牧獵部落幹的事,夏之前是什麼?
雖然總有懷疑論者說中華文明其實不過3千年,但現良褚遺址已經證明最最起碼5000多年了。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10_531180.shtml
2020-01-11 07:44:57
阿楨
許倬雲:為何宋代以後,中國文化形成了穩定結構? 2020-06-15 觀察者網

遼(金)和西夏,與宋時戰時和,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因此,宋不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宋因此重文輕武,雖自居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這是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
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安史之亂以後,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
兩宋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歷史的吊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
2020-06-18 07:52:10
阿楨
中國社科院哲研所趙汀陽對話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德佈雷:未來的世界會是“天下”一統嗎? 2020-07-02 觀察者網

趙汀陽:今日很多西方人對中國都有一種刻板印象:中國就是專制的帝國加上傲慢的朝貢體系。但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卻被忽略了,我認為它足以被視為世界體系的普遍概念:一個所有國家共同治理、所有文明共同分享並服務於全人類的共同體。
“天下”既不是一個通往完美世界的承諾,也不是歷史的終結,它對文明衝突這個政治問題提出了一套本體論的方案。就像康得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並不僅僅針對德國而言一樣,一個普遍的天下體系也是為世界謀求永久和平,而不是中國支配他國的工具。
我的好朋友雷吉斯•德佈雷(Régis Debray)擔心天下觀會導致“中國治下的和平”取代“美國治下的和平”。但這種擔心並不恰當,因為在天下體系裡沒有君王的位置,天下體系就像瑞士,各個語言族群和其所在州幾乎平等地共存於一個聯邦之內。
  雷吉斯•德佈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沒有猶太教-基督教的“上帝造物主”概念,也沒有古希臘“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理念。這種哲學更偏好關聯而不是對立、連續而不是斷絕、逐漸演化而不是突然斷裂、漸進緩和的改變而不是革命。中國傳統文化不贊同那種典型的西方二元論,後者把高與低對立起來、靈與肉對立起來、理與感對立起來、冬與夏對立起來、理念與實體對立起來、善良與邪惡對立起來、上帝與魔鬼對立起來。中國傳統文化排斥這種摩尼教式二元對立理論。這種文化使得中國能夠在不過度想像的前提下踐行社會資本主義。這在西方世界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它把一黨執政和市場經濟這一對我們眼裡的矛盾給統一了起來。
…..
這種思維方式與我們當前的時代非常合拍,天下觀接受經濟全球化、生態關懷和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大流行病,把我們的星球想像成一個整體,把人類看作是一個獨特的物種,將生物圈看成是最基礎、最終極和無所不包的。
……
  回應
天下是一種宇宙生存的哲學,天下體現更多的是人的公義,西方資本主義體現更多的是人的私利。
2020-07-03 08:22:41
阿楨
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 2020-09-11觀察者網

說到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紂王一點不紂,原名帝辛。妲己也不是蕩婦,從妲己這個名字就能看出,她是一方勢力的首領。帝辛,妲己,他們兩個的名字裡都帶出自天干地支,辛,己。商朝只有王一級的人,名字才能從天干地支裡取。
….
  回應
如果歷史不能給當代提供敘事,那麼它就是死歷史,正如歐洲的歷史遠遠早于古希臘,但它不是歐洲敘事的一部分,所以很少被討論。周朝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商朝是死文化,死文化就讓它徹底死去。
商代的歷史意義,就一個甲骨文就已經震鑠古今了。人家說的是歷史敘事有時代背景,你丫直接來了個釜底抽薪。簡直和日本的崖山之後無中華異曲同工。但你這不是壞,是蟲蟲蟲啊!自我閹割,腦袋有問題是吧。中華復興可是包涵中華文明溯源,而且這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兄弟,麻煩不要閉著眼睛在這激揚文字!太瘮人了!

秦漢與羅馬有著相似的基礎與挑戰 為何發展不同 2020-09-10 觀察者網

  秦漢與羅馬是大致時期形成的文明,所擁有的基礎與挑戰也很相似,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中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潘岳先生看來,兩者各有高峰與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
2020-09-13 09:21:41
阿楨
另外,任何制度都不能光靠本身取得成功,運行制度的人也相當重要。因此,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此文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斯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瞭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資訊,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聼塗説,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
2020-09-13 09:29:55
阿楨
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我們工業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複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份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
  回應
寫得真好!尤其是對梁啟超的描述,正面回答了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困惑,具有時代進步意義。
秦漢所奠定的這些東西如果能完全持續下來就不會有明中期以後的衰落。原因在於朱熹理學“聽天命滅人欲”,造成中國由秦漢一直秉持的開放轉變為明清的封閉。之後就是吃老本了,一直吃到鴉片戰爭。到了20世紀則發生了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思潮。這都是災難性的…..
你這是倒推歷史。西方崛起了,你就說理學不行。如果西方沒有崛起呢?
好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西化盛行的中國,應該是一篇充滿自信的文章。
https://mil.news.sina.com.cn/history/2020-09-10/doc-iivhvpwy5912276.shtml
2020-09-13 09:30:45
阿楨
文揚:“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的觀點錯在哪?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9-23 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有一種網路論調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文揚:對於中華文明在所有人類文明中是唯一延續至今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這一點,在任何一個文明理論大師那裡都沒有爭議。而對於其他文明,無論從起源上、發展上,還是從是否單獨構成一個文明的問題上,都爭議多多。
………
  回應
完全版是:
崖山之後無中國, 明亡之後無華夏,中華正統在倭奴!
明治之後無日本,廣島之後無大和,東瀛正統在呆灣!
林肯之後無美國,布希之後無白種,米國正統墨西哥!
希臘之後無哲學,羅馬之後無上帝,歐洲正統土耳其!
母系之後無能人,部落之後無智人,猿猴正統在非洲!
直立之後無靈長,用火之後無哺乳,人類正統在狗窩!
2020-09-26 08:05:42
阿楨
葛劍雄: 反常的“歷史熱”, 正變成誤導民智的權錢工具2020-10-15文化縱橫

【導讀】葛劍雄教授認為,當前日益流行的“歷史熱”現象背後,除了純粹的史學愛好者外,出現了一種史學民粹化的發展傾向,一些非專業人士、商業人士積極爭取歷史的解釋權,其身後則有著特定的政商利益。他指出,這一趨勢,與“公共史學”的現代發展並不是一回事——事實上中國歷史研究一直都有濃郁的公共性的傳統。公眾參與歷史演繹,是知識生產體系日益多元化的表現,是歷史知識普及與傳播的重要工作,但是一些人對歷史解釋的肆意歪曲和片面理解,無形中干擾了嚴肅歷史知識的傳播。葛劍雄教授認為,在歷史研究上,歷史學研究者責無旁貸,要成為研究的引領者。歷史學界有責任引導公眾歷史興趣,而非片面迎合;一方面要繼續發揮歷史研究的公共功能,另一方面仍需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避免歷史研究陷入“民粹化”、商業化的泥潭。
……..
  回應
 說實話,中國自九十年代末以來開始的傳統文化回潮,以及2000年後開始的本土意識回歸。這兩次重大社會人文潮流裡,中國的專業文史學者幾乎沒有發揮什麼太大的作用,也沒有起到引領社會潮流的功能。這些社會思潮我們的相關學者絕不是不知道,而是自我設限太多。私下裡牢騷滿腹,公開出來大多是P話廢話。
 這些貨不敢硬懟袁騰飛之流,老是拿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來說說,自己研究脫離了人民群眾,現在媒體走偏了又大呼小叫地說歷史不應該被消費,真不知道拿那麼多公糧養這些人幹嘛?
 網路上議論良莠不齊是真的,但有些專家自己最好首先端正心態,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澄清事實循循善誘,不要動輒給他人扣帽子。其一,網上議史之人,年齡、專業、目的極為不同,除搗亂的敵對分子外,大多還是對歷史研究有興趣的人,認識水準有限也正常,以專業知識説明他們提高認識,本就是社科工作者的重大責任,而不是先否定他們。其二,由於教育的普及,一些非史學專業出身的歷史愛好者有自己的獨特思考,也應該允許。其三,歷來思想大家,包括基於歷史研究的思想家,非學術專業出身的多了,難道非得科班出身嗎?不要太狹隘了
2020-10-16 08:38:18
阿楨
清代“中國人口大爆發”,真的是因為番薯推廣嗎? 2020-10-18 朝文社

中國人口在清朝迎來大爆發,順治九年(1652年),清朝首次人口統計是1448.3858萬;順治十八年(1661年)1913.7652萬;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576.3498萬;雍正十二年(1734)2735.5462萬;乾隆六年(1741年)14341.1559萬;乾隆六十年(1795年)29696.8968萬;道光十四年(1834年)40100.8574萬。
  “番薯推動人口增長”論,的誤區有兩點。
  第一,清朝在乾隆六年之前單位都是丁,不是人,而一丁等於4-5個人。
  第二,清朝人口增長不是因為番薯而導致的。
  番薯是在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由福建從東南亞引進到中國。此後明清政府都曾努力推廣番薯種植,但效果並不明顯,較大影響是在19世紀中期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且當時是集中在南方山地地區,口密集的南方平原和北方並不在番薯推廣的主要範圍。
  清朝番薯具體種植面積不得而知,1914年番薯種植占總種植面積的1%/產量2%(玉米是4%/5%),番薯對清朝人口暴增的作用實在有限。
  那清朝人口為何會突然增長呢?
第一,基數太大。清朝統一中國人口已經近9000萬,加上隱匿人口。第二,清朝政策鼓勵。
康熙下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攤派到田畝之中,極大地減少了隱匿人口。清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土地開墾,順治十八年,田地是5265068頃;到康熙六十一年,8510992頃;雍正十二年,8901387頃。
  清朝廣大農民對種植番薯熱情度並不高,首選還是水稻、小麥。因為賦稅,可以要錢,也可以要糧,卻不會要番薯、玉米和土豆。
  番薯後來得到進一步推廣,是因為清朝人口壓力太大,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種植番薯。
  事實上當時清朝農民不僅種番薯,還種罌粟、種煙絲,種番薯可以救急,種罌粟、煙絲則可以換錢,後者遠比前者更具誘惑力。
  回應
作者不知番薯玉米相對稻麥是省工時!所以農業社會指望種植麥子和稻穀做主糧,很難,但番薯和玉米做主糧卻很容易,因為不太費力,產量卻不低。
我小時候紅薯吃夠了,都現在都不想吃。我認識一個河北的,還有好幾個福建的,五十歲上下的人,在泰餐館或者什麼地方,看到紅薯怎麼說嘗都不嘗一口,都說小時候吃夠了,堅決不吃一點點。
2020-10-19 08:42:10
阿楨
華夏文明的起源,為什麼西方學者認為只有三千年?雙重標準的西方2020-10-19

  從初中開始,學歷史的時候,歷史老師就給我們講解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其他三大文明相繼消失的時候,也只有東方這個古國屹立不倒。然而西方學者是以文字的起源,作為文明的標準,而中國的甲骨文出現的時候是在商朝,他們認為中華文明只有三千年。那夏朝呢?
  河南洛陽的二裡頭文化可以證明夏朝的存在,然而還是不被西方所謂的三條標準(要有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認可,國內學者還加了一條標準:要有冶金術的存在。不過,後來這些標準都有爭議,美國考古學家研究認定,雅瑪文明的繼承者印加文明就沒有文字。而中國最早的冶煉技術,出現在西元前4600年~前4400年的姜寨遺址。
  而紅山文化的最新檢測,更是把中國的起源推到八千年前。良渚文化更是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對玉的製作更是豐富,數量之多和精美。
  至於西方為什麼不認同我們的歷史,最大的原因還是:感受到中國歷史的可怕,在中國考古,越考出現的文明越多,歷史就越往前推,他們根本不敢相信,而西方國家他們考古,只能前往中亞,而中亞的歷史斷層嚴重,文化交集複雜,他們發現考來考去也得不出個所以然來,今不像中國這邊系統化的考古,因此他們最擔心我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再來看看西方國家是怎麼雙重標準的,在中國,史料記載的東西,他們一概否認,必須用文物來證明。然而,古希臘盲詩人荷馬著作的《荷馬史詩》,是根據民間流傳的短歌編寫而成。西方學者卻把它當做史料,去研究西元前11世紀到西元前9世紀的社會和邁錫尼文明。中國可是有史官這職位的,為什相信《荷馬史詩》,卻不認同中國龐大的史料?果真是雙重標準,好吧,你們高興就好,中國的文明就擺在那,我們相信就好,期待我們重回巔峰的時刻,而文化是我們重要的基礎。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96829&s=fwzxhfbt
2020-10-21 09:09:13
阿楨
美國加大歷史系教授黃宗智:中國該如何去內卷化發展? 2020-10-21

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老師借用內卷化概念(involution)用於分析中國小農經濟,近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黃宗智老師的一系列著作,並邀請黃老師就內卷化展開討論。
  一、人多地少的農業內卷化
迄今關於內卷化的論述主要聚焦於兩大領域。首先是筆者論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和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由於其內”(或過密)狀態,甚至能夠抵禦、排除質變。
  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高度依賴輔助性、副業性的高勞動投入的棉花—紗—布經濟便是最好的例子:棉農們以18倍的按畝勞動投入來獲取僅數倍於水稻的每畝收益的回報,形成一個農業與手工副業緊密結合的頑固生產體系,完全消滅了之前還可以看到的一些較大規模、依賴雇工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農場。
  其中的關鍵機制在,一個小農戶家庭相對一塊小耕地而言,憑藉自身的僅具低機會成本的廉價輔助性家庭勞動力,能夠承擔比營利型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亦即地價,借此完全排除了後者。那樣的農業甚至能夠頑強抵制機械化的進入。
  在一個仍然是相對可用資源而言極高人口密度的中國來說,在眾多領域中都會呈現類似的改而不變的現象。
…….
  三、去內卷化的小農農業
在農業方面,以下因素的交匯已經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其中至為關鍵的是,國家使用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賦權(經營權)、賦能予小農戶。在城市快速發展所導致對高檔蔬果、肉禽魚的市場需求的大規模擴張下,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轉入了相應的經營,特別是一、三、五畝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節蔬菜)種植,幾畝地的果園,和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的小農戶農產品生產。國家則在提供肥料、塑膠、優質品種和技術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結果是“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的大規模興起。如今,那樣的農業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總耕地面積的1/3,這種新農業大規模提高了小農戶的收入,堪稱一個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革命”。
2020-10-22 10:41:27
阿楨
四、新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
在小農業之外,治理體系方面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動向也容易被人們忽視。人們大多將中國的“改革”簡單視作向西方的“市場經濟”的“轉型”,有的更簡單將其視作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現代科層制化的轉向。殊不知,從中國自身的演變歷程來看,它實際上代表的是一個從高度內卷化的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體系出發,有意識地讓權、賦權予社會的改革:
  先是將土地經營權賦權賦能予小農戶,而後是將市場創業權力和權利賦予不僅是小農戶,更是城鎮市民。同時,還由中央賦權賦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體系中廣泛採用了(中央)發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過“項目制”發包予社會人員(包括學術界人員),借此來激發由下而上的積極性。這些做法與其說是來自西方,不如說是來自傳統的“集權的簡約治理”中的“簡約治理”。它是個有實效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政策和機制。
  國家如今已經基本拋棄了過去革命傳統中的、由上而下的群眾運動,不再借助可能趨向極端的高度感情化、甚或群眾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端群眾運動。代之而來的是上述的有序賦權和賦能。
  其背後的理論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國家權力的“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更不是其所虛構的“無為”國家,而是一個政黨—國家體系。
  如今,國家已經朝著放權賦能予社會的方向邁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釋放了強大的能量。
這樣的方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同於西方的社會vs.國家二元對立建構,更符合中國式的簡約治理傳統,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傳統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憲法和黨章所申明的謀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針和理念。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對政府的“民主主義”,也不是革命時期的“群眾主義”,而是一種更為中允、更可持續的新型“人民主義”。政府積極納入民眾的參與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參與和主體性來克服長期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內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現代中國治理模式的走向和願想。
2020-10-22 10:43:30
阿楨
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認為衝突能帶來善果 2020-10-20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

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註定是衝突的。但各大文明都希望通過消除內部衝突來實現和諧。無論是中國上古的宗法還是中古的禮教法家。各宗教文明,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還是諸亞伯拉罕宗教,也都希望通過教義消除社會內部的衝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講階級衝突,但目標卻是一個大同世界。
  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不僅允許衝突,而且要論證衝突的合理性、道德性,甚至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就反對和諧論。
  資產階級起初並不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在教權和貴族的籠罩下,它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鬥爭。所以它強調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和商法-民法規則。後來它俘獲了國家,手裡有了權杖和槍炮,就用來保障它在世界上進行競爭。等它進一步強大,就甩掉國家,躲在政府背後監管著靠法律和契約運行的社會。
  經濟上,自由主義聲稱自由競爭會改善人類總體福利,從亞當•斯密到福利國家理論,雖然在干預問題上有不同立場,但都屬此論。
  國際上,聲稱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最終會提升各民族福利。
  政治上,主張政治多元主義,聲稱各種社會利益自由衝突博弈,最後會導向公正的結果。
  法律上,主張法治,所有矛盾都可通過訴訟來解決。
  文化上,主張各種觀點、信仰、身份自由競爭。
  這些聽起來都挺有迷惑性的,中國的社會科學幾十年來大多淪為這些觀念的傳播和再生產機制。但是只要到真實的世界中看一眼,所有的這些自由主義原則,無一例外地有利於強者,有利於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
  針對今天網路上的輿論狀況:看似每個人都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實際爭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實現改進,還是僅僅為了表達情緒,陣營劃線,黨同伐異,為撕而撕?
  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不會自動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五段論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中國本來就要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衝破封建主義而已。
 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文明所制約的。
2020-10-22 10:54:11
阿楨
清朝的成功,靠的是「漢化」還是不同於漢族的統治方式?| 歐立德汪榮祖對話

2016-10-22,北京師範大學「思想與方法——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上,其中一大看點是對「新清史」的爭論。無論是兩位對話人葛兆光與歐立德的演講,還是兩位評議人——汪榮祖(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寶力格(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教授)的回應甚至聽眾的提問,都涉及到了「漢化」問題。
  「新清史」的論爭正是發端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羅認為清代乃「多民族帝國」的統治,清朝的成功正是源於其多民族國家的起源,正因其少數族群的身份及其異於漢族的統治方式才能建立一個超越中國的帝國。何再次回應羅的質疑,在題為《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的文章中,何認為,對於清代來說,儒家化就是「漢化」,儒家化和中國化是一回事,因而其隱含的一個結論就是清朝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
  歐認為,通常對「漢化」的理解就是漢族化。但有意思的是,很多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學術造詣高深的滿族學者仍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認為「漢化」的終點站就是漢人。
  汪則不同意歐。他強調「漢化」是文化接受,並不等於民族認同。例如一些少數族群接受漢文化,但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更指出,Chinese不等於漢人,少數民族也是Chinese。
  葛認為「漢化」不是漢族的本質化,而是漢族的制度、文化對少數族群的影響,通常還被理解為一種文明化的進程。
 「新清史」在羅何爭論之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
  例如2014年汪主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一書所引起的汪與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的論戰。
  汪對歐論文,提出征服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滿清入關與明朝爭天下,仍然是中國傳統王朝的歷史延續。清人入關取代明朝,成為中國的執政者。康熙的滿文遺詔就自稱是中國的皇帝。清朝對明朝的承繼關係非常明顯,乾隆的《御批通鑑輯覽》,將歷史的連續性表達得非常清楚。
2020-10-23 11:02:38
阿楨
他還提出,對關內來講,滿洲並不是域外的地方。《史記•匈奴傳》記載的破東胡,建遼東、遼西郡,尤其是明初馮勝收復遼東,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都是例證。明末熊廷弼與努爾哈赤曾相持於遼東,明朝勢力擴展到遼東和滿洲一帶,其言下之意是,滿洲本身並不算明代的「化外之地」。
  針對歐認為中國學者的民族主義立場,不願意動搖舊的歷史敘事的觀點,汪稱,翻案問題其實在中國史學中是很普遍的,但翻案也是需要有充分的理據。此外,汪認為歐誤解了雍正。雍正為什麼要花大量時間來談《大義覺迷錄》?一個是排除傳位的不正當性,第二是要強調華夷一家,論證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關於「帝國」,他首先反問:有皇帝是否可稱為帝國?帝國本身也有很多種形態,如清帝國以及現代的蘇聯帝國。而中國古代沒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在馬列主義的語彙中誕生的。

人大清史教授劉文鵬:一篇為肢解中國而“構建歷史”的奇文 《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

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羅友枝(Evelyn Rawski)《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簡稱《再觀清代》)被視為“新清史”旗幟性之作。該文發表於1996年,系統表述了“新清史”的代表性觀點。兩年後,華人學者何炳棣以《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一文激烈回應。此後,“新清史”成為海內外中國史學界的熱點話題,迄今未歇。
…….
要之,羅友枝一方面杜撰所謂“漢民族主義”是清末民初邊疆地區離心傾向的原因,另一方面,極力推崇蒙古、藏、維吾爾等族的 “民族主義”,構建一種“非漢”民族主義的、政治化的歷史敘事,解構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事實,其危害不僅是要跟我們爭奪學術話語權,更是為瞭解構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而“構建歷史”。對這一本質,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和警覺。
2020-10-23 11:04:21
阿楨
前海南廳官 為秦檜翻案「造福蒼生」引爭議 2020-10-28

《秦檜大傳》對秦檜的介紹令人大跌眼鏡,不僅定義其為「南宋傑出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救時真宰」,還稱頌其「為造福蒼生、結束戰亂做出卓越貢獻」。這樣正面的形容與多數網友心中被打上「陷害嶽飛」、「金國奸細」等罪名的秦檜形象大相逕庭。更讓網友驚詫的是,該書作者是前海南省社會保險事業局局長、海南省人事勞動保障廳助理巡視員的鄧光華。
  相關新聞
秦檜跪在岳飛墳墓前幾百年了,秦檜後代要取消跪姿,這個要求合理嗎?
即使沒有秦檜 岳飛在高宗手下也必須死: 岳飛違抗君命是導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高宗登基時,其實非常信任岳飛,朝廷3/4兵馬都歸其統領,軍隊應該以忠誠為第一位,遵守命令是軍人的天職,
秦檜和岳飛之爭:宋朝最後崛起的機會在將相爭鬥中徹底消失

秦檜翻案,真正被冤枉的是秦檜?而嶽飛死的不冤? 2017-04-28

以小編之見:嶽飛死的並不算冤,而且真正冤的是秦檜。
皇帝趙構主和,這決定了嶽飛政治上的不正確。
岳飛主張「迎請二帝還朝」,對趙構的地位是一種威脅。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趙構是絕對不希望二帝還朝的。趙宋家從興起以來,就刻意防範軍人勢力。
  回應
 從百姓角度看,長久的戰爭已經促使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聲載道.從門閥角度看,戰爭能發財,誰擋了財路誰就是罪人就得跪.從皇權角度看,家都要成爛攤子了,而休養生機才是正確選擇,誰反對就治罪誰.
 歷朝歷代,凡有黨爭,必然導致王朝分裂,最後覆滅,王安石變法為何不了了之,皇權黨和地方權臣黨相互爭鬥,何曾管過百姓死活?再說,秦檜也是皇權黨的一員,是皇帝用來鉗制權臣黨的。
2020-10-31 10:20:16
阿楨
NASA去年那張說中國讓地球變得更綠的照片 又有後續了

2020年10月29日,一篇發表在《自然》雜誌的學術文章《從大氣溫室氣體濃度估算出中國陸地碳匯量巨大》引發媒體關注。
  2010-2016年,中國陸地生態系統(尤其是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新種植森林)年均吸收約11.1億噸碳,吸收了同時期人為碳排放的45%。

  簡言之,至少近六年來,中國人為排放二氧化碳總量的近一半,都被我們所種植、培育的森林吸收掉了。據文章指出,其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中國重要林區,尤其是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新種植森林。
  作為一直以來被公認 “全球碳排放量最大國家”,一旦所排放二氧化碳的近一半能夠被日益茂盛的森林所直接吸收,那麼這麼多年來圍繞碳排放等氣候議題而形成的話語場無疑將發生深遠變化
,對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借中國碳排放量說事兒的一次有力回擊。
  而有了這些資料的支撐,無論是在曾被發達國家佔據主場的氣候談判中,還是對未來中國承諾的踐行中,中國的底氣和信心都會更足——今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中國領導人作出鄭重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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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只有中國做到了讓沙漠面積逐年減少,為此我感到自豪!
法國人說:中國推廣的環境綠化不符合科學,對環境保護有害。公知們也可勁的吹捧轉發,看到這篇文章,公知們又要忙了。
2020-10-31 10:25:32
阿楨
鬧出荒唐笑話:明朝的人口統計為何如此離譜2020-11-06 觀察者網

  眼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在各地展開,人口統計在中國由來已久,早在戰國時的齊國,就已有“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秦統一天下,“上計”就有戶口一項,中央要求地方呈報戶口數字的消長。
  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明代是一個重要時期,大部分研究人口史的學者認為,晚明的實際人口已經突破了1億,還有學者認為明末人口達到了1.9億。
  從制度設計看,從戶帖到黃冊,明朝的人口統計雖然比不上今天,但嚴謹程度也頗為可觀。學界普遍認為,洪武十四年約六千萬的全國人口統計數字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那麼,既然黃冊每十年一修,是否意味著此後的人口資料同樣可信呢?我們不妨先看看幾組數字。….
  全國性的資料統計明顯不靠譜,地方的人口統計也未可盡信。地方誌中同樣出現了許多荒唐的統計數字。比如紹興府,萬曆十四年上報有男子約40萬,而女子只有不到18萬人。
  再如湖北沔陽縣,據報嘉靖元年全縣男子25346,女子13876,如此奇葩的男女比例,顯然不正常。
  許多地方誌記載的人口數量也明顯存在問題,比如嘉靖年間編修的《吳江縣誌》記載,洪武四年該縣有口361686,可到了嘉靖十五年,竟然只剩下了95667。在繁華富庶的蘇州府,經歷了一百多年太平光景,人口竟然銳減了七成以上,簡直不可思議。
  今天的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發現這些問題,明朝人自然不會熟視無睹。
…..
  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4)》中給出了這樣幾條解釋:地主豪紳庇護形成隱漏戶,官員營私舞弊,並戶,變亂戶籍,以及由於軍籍歸兵部掌管,故而不入于黃冊。但不止於此。
  自先秦以來,歷朝歷代統計人口,重點都是為國家賦役提供依據,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家收入逐漸取決於來自土地的田賦,而不是人頭稅與徭役。一個地方有多少“丁”,反映的通常不是人口的多寡,而是納稅單位的多少。正因如此,沒有納稅能力的婦女、兒童,特別是女童,不會被記入統計資料,所以出現了男女比例極其懸殊的情況。同理,地方誌中屢見不鮮的“半丁”,並非“半人”,而是半個納稅單位。
  諸如蘇州府的吳江縣,為什麼會少了這麼多“人”呢?科舉士紳不承擔徭役,甚至連田賦都未必會交,所以江南越來越富,士紳越來越闊,而國家納稅冊上的人頭卻越來越少,作為賦稅統計的戶口數字自然也隨之減少。
2020-11-07 07:23:25
阿楨
《燕雲台》楊家將疑成反派被指歪曲歷史,作者蔣勝男回應:沒楊家將戲份2020-11-05

“我寫這個系列的初心是希望以史為鑒,探尋在當時為何會形成宋遼夏三朝並立的情況,宋有什麼缺失錯誤,遼和西夏又是為什麼能傳續下去。‘粉歷史’如果只走向閉目塞聽和黨同伐異,與當下無益,于未來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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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文娛方面要進行再次整頓了,最近一些人有點跳呀,為秦檜犯案的,為各種小人翻案的。
李鴻章都成英雄了,這不是滑坡,是塌方。

怎麼就不能站在遼的視角拍遼宋之戰了?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改朝換代的,都是侵略戰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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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好像只有外族人屠過城似的。漢人自己內戰,掠奪的野蠻的甚至屠城的,多了去了。在中國就只有正統視角,你如果是日本人當然無妨你用日本視角描述日本的立場。同理你是其他國家也可以是他國相應的視角。

華夏文明以漢文化為主體,從遼的視角來拍遼宋之戰,就是混淆主次? 2020-11-06

作者主次都沒搞准吧,雖說遼元清都是華夏文明歷史上分分合合的疆域上的少數民族建立的,但華夏文明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歷史線當然是以漢王朝為基準。
一旦這種模式成熟,等到大家對外族入侵的概念麻木、模糊不清的時候,恐怕有人就要為日軍侵華重新定義洗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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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你該反思楚國為何被秦國滅掉了。
所以作為一個湖北人,我討厭《大秦帝國》。我們是楚人的後代,有愛國詩人屈原留下的偉大愛國詩篇,為什麼要站在侵略者立場上去思索歷史,為殺人狂魔白起叫好,這讀的書是讀狗肚子裡去了?

本人純東北人,“不少東北人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這說法不對 20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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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耳聽到過某些長春人說東北過去日治時代的好……只是客觀事實,網上跟很多東北的聊過,不少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不承認不代表不存在。
日治?臺灣網軍露出了馬腳!
2020-11-08 08:55:24
阿楨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
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回應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2020-11-23 08:50:46
阿楨
為什麼西方沒有中國式的王朝興亡迴圈? 2020-12-04

西方社會從來沒有一個道義,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當權者有“是非、善惡、人性”地管理社會;人民沒有任何物質力量可以和權勢抗爭。所以貴族統治千年不變的、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所以權貴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獨裁。
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紙上空談的標準批評、醜化、攻擊中華文明。只要用實踐來檢驗西方自己的做的怎麼樣,只要用實踐來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差別,是很容易批駁西方的宣傳、欺騙。今天的西方,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在社會真正起作用的是潛規則。權勢總是輕而易舉操縱多數,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相,什麼是真假、是非、善惡,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
…..
皇帝的過失與罪行是非人民內部矛盾。當換皇帝不能解決問題時,就換王朝。“君主視人民如草芥,人民視君主如仇寇”,這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理論的核心,但西方統治者是從來沒有的。
人民沒有辦法過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惡,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廣泛接受的改朝換代的理由。中國的王朝興亡迴圈背後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沒落,不能正常管理國家了。
  回應
作者跳出了西方理想主義,又紮進了東方理想主義,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封建剝削屬性不是偶然的。
歷史迴圈不一定好,存在不一定就合理,如果存在就合理,叢林法則就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要看王朝興亡背後的原因,不被黑格爾所欺騙。以王朝興亡迴圈來攻擊華夏文明是黑格爾為了攻擊、抹黑製造的理由。黑格爾是歐洲的從敬仰華夏文明變成歧視華夏文明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2020-12-06 10:10:17
阿楨
中國南北差距為啥越來越大 2021-03-30 風聞

最新公佈的經濟統計結果,天津掉出全國排名前十的城市,在北方已全面落了下風。
1、經濟轉移不是一天形成的
在唐宋之前,南方自然環境太差,山地多平原少,江河湖泊縱橫,水患也多;那時候工具也不行,鐵器不夠廉價不夠鋒利,也沒法通過水利工程把南方潛在土地開墾或改善出來。
安史之亂之後,大批的北方流民跑到南方,搞水渠,排幹沼澤,研究農具;到了唐朝中後期,南方糧食產量暴漲,朝廷的主要稅收是南方。到了宋朝,各種水利工程更加改善南方種地環境。尤其南宋,北方徹底被女真人佔領後,技術官僚們帶著大家瘋狂搞基建,擴充農田,研究絲綢、陶瓷工藝,讓江南生產力大解放,順便還跟東南亞搞起了貿易。南宋小朝廷憑著那麼一小塊地,竟然在蒙古鐵騎下苟延殘喘一百多年。到宋末,經濟重心已經完成了南移。元朝統一中國後,就開始從南方往北方運糧了。
而此時北方飽受戰爭蹂躪。最重要的是北方水資源一直成問題。
到了明朝,南方經濟強、北方軍事強的格局已經完全定了下來,當時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
此外南方依託出海口,大量跟海外做買賣,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通過海洋貿易換回白銀後,中國境內貨幣太多,出現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和現在搞外貿賺美元以至於自己通貨膨脹多麼的相似。
等到清末開始五口通商,上海迅速成了整個亞洲最繁華的城市,江浙當時是中國最富有的地方,這也是為啥江浙起家、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蔣委員長最終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
2.新中國成立後
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外貿斷了;計劃經濟,北方資源多,煤鋼複合體又在東北,所以北方經濟要重於南方。南北經濟一反千年常態,出現短暫的“反轉”。隨後改革開放,中國當了世界工廠,主要是中國南方在生產。

中國各朝代統治年數:
夏朝:450年
商朝:600年
周朝:795年
秦朝:15年
西漢:210年
東漢:196年
三國:61年
兩晉:156年
十六國:116年
南北朝:170年
隋朝:38年
唐朝:290年
五代:54年
十國:89年
遼朝:218年
宋朝:320年
西夏:189年
金朝:119年
元朝:98年
明朝:277年
清朝:268年
2021-04-02 07:41:14
阿楨
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比较如何? 知乎

嘉隆万之后就是泰昌、天启、崇祯,距明亡不到30年光景;所以与之相比的应该是嘉、道、咸比较合理,咸丰之后,清廷还撑了近50年。当然和康雍乾也并非不可比。隆庆号称中兴,但皇帝其实也是垂拱,未必比那两个不怎么上朝的干涉得多。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一蹶不振,后来明帝多启用宦官以遏制文官集团,故名臣、权宦都不少;清帝则始终以满制汉、以汉制满,其折冲余地相对从容。(康熙朝索、明用事,诸子争嫡,亦可见此时勋贵难制,汉臣相对还弱势;雍正杀隆科多、诛年羹尧,囚废允禩辈后,满汉势力此消彼长,乃趋平衡。)湘淮军兴后,满蒙勋贵疲态尽露,无法压制汉臣,胡曾左李也是名臣辈出啊。
2021-05-02 10:27:14
阿楨
美媒:文化偏見讓西方忽視中國考古成就

美國《華盛頓郵報》2021-05-11這是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但西方正置若罔聞 副題:與中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發現相比,(西方對)埃及考古發現鋪天蓋地的報導暴露文化偏見 今年4月初,有消息稱在盧克索發現距今3000年的“失落的黃金城”阿托恩(古埃及信奉的太陽神)。該發現得到美國多家(主流)媒體突出報導。這與美媒對中國三星堆遺址一系列驚人新發現的缺乏關注,形成鮮明對照。三星堆發掘出500多件文物,包括大型黃金面具、象牙、青銅器等。這當然值得關注,因為這將徹底改變我們對中華文明如何形成的理解。
埃及和中國的考古對我們理解人類歷史都至關重要,那西方對二者的關注為何存在如此強烈反差?兩個原因使埃及考古在西方引發共鳴。首先,西方存在一種實為殖民主義遺產的浪漫主義情愫,如今的有關報導是帝國主義傳統的產物。其次,對地中海地區(考古)發現的關注凸顯一種持久偏見——把美國列為地中海文明的直系“傳人”。
相比之下,中國考古被視為與美國文明無關。但這種觀點應被重新考量。首先,約6%的美國人為亞裔,是“美國故事”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所有古代文明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都值得研究探討,而非取決於是否與希臘-羅馬-歐洲“血統”存在地理或所謂的文化聯繫。所有陌生的生活經歷對歷史研究皆有價值。與其他地區相比,沒有任何理由說明打造埃及文明“紀念碑”與美國的多樣化根基存在更緊密關係。
說近來針對亞裔的暴力源自美國媒體忽視中國考古,或許牽強。但認為中國歷史並非“我們的”故事,絕對是一種隱秘的有害想法,這會加劇所謂亞裔美國人是“異類”的觀念。美國社會源於不同地理和文化根基,我們應努力承認並讚美這些多樣化來源,包括更關注中國激動人心的考古發現。
2021-05-15 09:51:14
阿楨
為何幾個超級帝國都短命?而英美卻可以稱霸世界一段時間? 2021-06-13

歷史上最強大的的幾個超級帝國,比如亞歷山大帝國、帖木兒帝國、蒙古帝國、拿破崙帝國、大英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秦帝國、隋帝國等等都是短命王朝,這些帝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而這個強勢的領導人一旦掛掉了,這些個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要麼四分五裂,要麼崩潰,要麼被推翻!
  回應
只說秦、隋二世而亡,不說漢四百年國祚,唐近三百年綿延的,都是在惡意解歷史。
美國從建國開始才多少年,給他面子不提蘇聯就算他是從二戰後就開始稱霸也才七十幾年。
因為英美可以利用金融霸權把國內危機轉嫁給殖民地/他國!
英國從1815年打敗拿破崙帝國算起到二戰結束,世界霸權130多年。二戰後,是冷戰時期,美蘇平分世界霸權。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才真正的獨霸全球,也不過30年!
2021-08-01 07:41:15
阿楨
史學家余英時去世,享年91歲

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美東時間2021-08-01離世,享年91歲。
余英時籍貫安徽潛山,1930年生於天津,1950-1955年,余英時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1956-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
余英時著作凡數十種,包括《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余英時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學的羅志田等人。余英時還是《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回應
哈! 果然還是等不到中國的崩潰!這麼一位仇共的學者,竟然能得到北京日報的發文,嘖嘖!
統一戰線工作,沒毛病
2021-08-06 08:20:29
阿楨
「歷史就是維護當代政治、政權合法性」 學者葛劍雄言論掀爭議 2021-06-18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歷史》的演講在社交媒體傳播,其中「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就是維護當代政治、政權合法性」的主要觀點引發爭議。
他認為,「任何國家、政黨、羣體講的歷史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質疑,更不許否定的。學術研究仍應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但在成果發表時要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內部説,或直接報告當局。」
葛認為自己「只是把一層紙捅破了,不知為什麼有些人會大驚小怪?是一些人想象的『歷史』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還是我説的不是事實?」
有支持的觀點認為他捅破了「現實政治虛偽性」,但也有認為其言論與身份不符,還諷刺稱他「想當國師」、「跪着搞學術研究」。
對於相關輿論,葛劍雄6月17日發微博回應稱,「請問我的話哪一點不是事實?我説這番話,意在告誡青年人、天真的讀書人不要以為近代史是學術,可以自由討論。」
他還表示,「我變了嗎?這些話我並非第一次説,至少已經説了五六年了。我一直主張,在學術上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觸犯政治的底線,更不應走極端。如果想搞政治,就堂堂正正搞,不要打着學術的旗號,更不要混在學術界累及他人。」
  楨回應:「任何國家、政黨、羣體講的歷史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實然,但應然……
  另參【圖博館】《實然觀》
https://mypaper.pchome.com.tw/jsoujsou/post/1375011544
  另參【圖博館】 習中國夢
  中國影視的發展趨勢,從最早偏向男性的正戲如《雍正王朝》《三國演義》等,到戲說類如《還珠格格》已現女性化,至青春校園、宮鬥和奇幻劇,因解脫了左北意識形態如民國劇、社會禁忌如寫實劇和正戲之歷史束縛,充分滿足了現代女性對劇中女主演技所表現的「人美心善情真、膽識智謀雙全、風情萬種」之小夢想,難道只許習發中國大夢嗎?但中國非主流市場的左右編導們,卻以左意識形態和右學院藝術教條、反批這些女主是沒演技的花瓶,賣座全靠資本炒作和對腦殘粉賣弄「白富美」「白甜寵」,其實正是靠「白富美」(如范《武媚娘傳奇》)和「白甜寵」的軟實力才受到東北和東南亞粉絲追捧、進而發揮影響力。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555972
2021-08-06 09:11:44
阿楨
中國朝代為什麼大多持續兩百多年,不會超過三百年? 2021-09-05

1972年,竺可楨老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國五千年歷史氣候可以分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但在這個大週期之下,也分很多中週期,溫度都是在上下波動的,甚至每一次小週期,都會引發王朝的滅亡,相關性非常之高。只有清朝這一個例外,在氣溫暴跌後還熬了幾十年沒死。
  回應
 開國時,因為戰爭,無主的土地多,人口少,儘管開國功臣封得的地很多,但普通平民也能有一份地,隨著時間推移,人口逐漸增多,土地兼併現象卻愈演愈烈,最後普通人沒地種,要麼餓死,要麼當佃農,國家向掌握大量土地的豪強收不到多少稅,只有下狠手往死裡收尚有自己田地的平民,導致平民要麼賣田,要麼造反,基本上,這個兼併輪回過程大抵就是兩、三百年……
 不衝突,背後就是氣候變化。當這些社會矛盾積累到頂點時,寒冬、乾旱…接踵而至。王朝管理失能已無力對付天災,大饑荒來臨。北方遊牧民族面對天災更是聽天由命,為活命只能南下。王朝末日來臨。等所有軍事勢力打出一個結果時,一方面人口數量低於土地承載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趕上氣溫回升,則盛世來臨,如漢唐。要是命不好沒趕上氣溫回升,新王朝轉瞬即逝,典型如西晉,王公大臣都被餓死。緊接著就是五胡亂華、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氣候變化就是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
2021-09-09 07:59:05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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