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 在路的那一端盡頭 任何人都不允許去否認這個事實， 那就是自已一切行為都負有社會性。 更不允許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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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城市的變化不是在某一天突然發生的。它更像是在長夜之後，醒來時發現窗外那棵老樹的葉子少了幾片，街角的招牌悄悄換了顏色，而我們一時說不上來變化究竟是何時開始的。

 

近年常聽到一句「香港不太像以前那個香港了。」這句話像是一種隱約的感嘆。

 

這種轉變，曾經直覺地以為是「價值觀改變了」、「人變了」。
但若仔細觀察，真正先變的往往不是人心，而是制度；而制度的變化，才會慢慢塑造出新的行為模式，並在時間拉長後，影響價值與文化。

制度之所以能先改變行為，是因為它掌控了現實的「可行性」。它只是悄悄讓某些舉動變得麻煩、代價昂貴、或令人心生不安。這些都不需要人「同意」，只需要人「適應」。

當某些行為不被充許、變得危險、麻煩或無法實踐，人們自然會收斂、保持沉默、避免受到牽連。
不是因為他們支持，而是因為知道現況變了。

 

於是「沉默」成了保護色。
「避免」成了日常語法。
而街上的急促步伐，也代替了曾經的批判與直言。

 

久而久之，是制度先老去，而不是人心變冷。外在的行為便會產生「習慣化」效應。
人們開始記得什麼「不能說」、「不能做」，開始預期他人也會避免某些話題。社會氛圍遂由多元收縮成單一，同時也削弱公民自主、公共討論與道德自律。

因此，是制度讓人「被迫活成某種模樣」，而不是人們真的從心底接受這些價值。
這並不是人心的變質，而是制度的力量正在重新雕塑行為，並試圖透過時間來改變文化。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人變了」，而是「制度讓好人也不得不沉默」。而當沉默成為習慣，社會便真的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令人憂心的是，「未來的某一天，我竟然習慣了這一切，並誤以為這就是世界本該有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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