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見証中國改革開放30年巨變
http://chinanews.sina.com 2008年01月02日 04:23 北京新浪網
新華網專稿：美國《新聞週刊》年前刊發署名文章稱，30年前中國到處都是廢墟，人民愚昧而貧窮。那個時候和現在的真正差距，其實要比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更大。儘管這個發展歷程一般有很多硬數據來衡量，但是如果以人類的標準看，其間的變化甚至更加驚人。文章題為《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要點如下：
經濟特區
1979年1月1日，機會終于來到，美國與中國全面恢復了外交關係。當時沒人能肯定中美關係的蜜月期能夠持續多久，因此我立刻就申請了簽證。2月20日傍晚，我拖著沉重的旅行箱，帶著給親戚們的禮物，踏上了從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車。簡陋的硬臥車廂中繚繞著香菸的煙霧，其他乘客都好奇地盯著我看。他們用來裝行李的不是廉價的旅行袋，就是破布片縫成的挎包。天氣寒冷，但一些人只穿著舊式的布鞋。整個車廂里的人都興致盎然地想聽我講美國的事情。
從北京到蘇州共有700英里，這趟列車卻走了21個小時。那一年我哥哥37歲，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全家與岳母住在一起。他5歲女兒一見到我就圍著我團團轉，嘴裡喊著姑姑是個”外國人”的話。哥哥的家就是一間方形的屋子，中間由大櫃子分成兩個面積在12平方英呎左右的區域，沒有衛生間，只有夜壺。哥哥知識分子氣很重，說話輕聲細語，生性樂觀。他在一家絲綢廠做夜班工人，月工資只相當于26美元。然而他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家裡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個能養點雞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遺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失去了所有藏書。
那時毛澤東已經去世，鄧小平釋放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力量。前一年的夏天，黨的領導人邀請外國記者到與香港接壤的地方參加一個奠基典禮。而我當時就是駐香港的記者。深圳以前是個小漁村，是鄧小平選擇了這個地方，把它作為自己開始偉大實驗的區域。深圳隨後成為了一個具有試驗性質的”經濟特區”。與我同行的西方記者不屑一顧地看著這片代表中國未來的泥濘地，很多人把這樣的設想看成笑話。然而，30年之後，深圳成為一個擁有1200萬居民的大都市。當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辦公大樓。
如此巨大的變化已經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的各個地區發生。30年前和現在的真正差距，其實要比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更大。儘管這個發展歷程一般有很多硬數據來衡量，但是如果以人類的標準看，其間的變化甚至更加驚人。
我很幸運，從當年乘坐119次列車開始，中國這段時期內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蘇州之旅的第二年，鄧小平放寬了控制，《新聞週刊》聘用我負責在北京的分支機構，那是共產黨執政之後，美國雜誌首次在北京設點。從那以後，我親眼目睹了這場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快、最深遠的變化。對於推動中國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崛起的諸多力量，我們沒有辦法概括。但是，通過觀察這些力量對個人生活的改變(譬如我的和光遠的)，是能夠判斷出它們的影響和規模的。
市場改革
1980年的時候，我的辦公室在前門的一家飯店裡面，每寫完一條新聞，我就要跳上自行車，狂奔到幾英裡外的電報大樓去，然後在古老的電碼機上重新把新聞稿打一遍，最後把打好孔的紙帶子，送到大廳另一頭的櫃檯上，再懇請工作人員做他的分內之事：把電報發出去。為了確保不出現意外，我一般會坐在那裡等到電報發完，有時坐在長凳上都會打起盹來。整個過程要花費幾個小時，當然不包括我寫報導的時間。
在我到達北京的幾個月之後，公共市場開始活躍起來。我採訪了一些中國人，發現”人民公社”解體為家庭生產單位後，帶來的變化令他們一時間不知所措。在安徽一個集體農莊，農民不但分了地，而且還把公社的其他資產也給分配了。
這樣的機會給很多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親屬。從哥哥光遠家離開之後，我去了上海，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經是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萬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舊”罪惡”在老家又被翻騰了出來，家庭成員被迫與他劃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時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政府在他家門口貼了一張紅告示，宣告恢復他的退休金。街區的醫療中心甚至給了他個講授保健知識的工作。伯父對鄧小平的改革相當贊同，認為改革來得很及時，使他還有機會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報效祖國。伯父說：”我們走了許多年的錯誤道路，現在必須迎頭趕上，如果年輕人自己不能學習和管理，我們老一代就必須回來幫助他們。”
致富時代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們全家遊覽了一趟雲南，因為昆明是父親上世紀30年代遇到母親的地方。
昆明已經因為商業發展而變得熙熙攘攘。道路兩旁儘是小型私營小攤。在石林風景區，身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女士圍著我母親，向她兜售家庭製作的裝飾品。不過，母親唯一的不滿是說，昆明的天空已經不像她記憶當中那麼藍了。
如今，生活在北京必然會與永遠揮之不去的陰霾為伴。1992年，鄧小平趁視察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的機會，向外界暗示了這樣的信息：忘掉過去，著眼未來。正如他所說的那樣，”致富光榮”。
對此，千百萬中國人完全不需要動員。1992年我去了深圳，當地人熱議的話題就是”下海”風潮。下海的意思是辭去國家分配的工作，進入私營企業工作。
這樣的變化一直在加速。1995年，在路過成都的時候，我幾乎已經認不出那個地方了。周圍儘是彩色氣球和廣告牌，雕塑伸出的手臂下方，就是”堅持改革開放”標語的英文版本。在拉薩，布達拉宮下面的廣場周圍，已經被美發廳和卡拉OK廳占領，我也第一次聽到一個西藏朋友說，想讓自己的孩子學普通話，以便找個好工作。
對於大陸經濟所發生的這些巨大變化，台灣人利用其機會的熱情非常高。到1996年，台灣對大陸的投資至少達到了240億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數以萬計的台灣人居住。我的一些台灣朋友也紛紛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學讀書，台北現在甚至有了專門出售大陸商品的市場。
香港回歸
父親對中國的看法更新之快總令我感到驚訝。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將在香港報導主權回歸的重大事件。他當時已是耄耋之年，剛剛接受過心臟手術，但他說：”我也要去！”這個計劃聽起來很荒唐。乘坐飛機的時間長達18個小時。再說，他為什麼要慶祝香港回歸？他說，他只是想親臨現場，”成為見証這個時刻的無數中國人之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中國收回這塊在軟弱無能的滿清時代喪失的領土。他說：”小時候，大人反覆給我講過鴉片戰爭的歷史。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恥辱。我們為此憎恨英國。”他回想起當年。在20世紀30年代，他曾親眼看到包頭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毆打中國乞丐和妓女。
父親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觀看了交接儀式。我記得查爾斯王子表情殭硬地致了告別辭，汗水涔涔而下。參加降旗的是3名高矮參差、步態不一、衣著雜亂的英國士兵。中國的儀仗兵則姿態挺拔，動作一致，制服筆挺，與他們形成了鮮明對比。無數中國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親也不例外。
”海歸”感受
2001年7月13日，大批民眾湧上了北京街頭。焰火和激光照亮了夜空。20萬名狂歡者聚集在天安門。汽車行進在長安街上，裡面坐滿了揮舞紅旗的年輕人。中國剛剛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人們欣喜若狂：他們的國家終于作為國際社會的合格成員得到了承認。
中國需要這次機會。他們需要不斷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把中國航天員送入太空，建設全世界最大的水庫和海拔最高的鐵路。從某種程度上講，所有中國人都懷有重現昔日輝煌的夢想。
與此同時，中國意識到，巨人猛醒會令世界其他國家感到恐懼。中國迅速發動了一場國際”魅力攻勢”。疲于應付一連串國際危機的美國根本沒有注意到中國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
在國內，老百姓現在敢講話了。一年前，中國政府取消了對外國記者的舊有規定。奧組委的高級官員屠明德告訴我：”中國只會越來越開放。我們不會走回頭路。”
也許他是對的。從我的廚房窗戶向外張望，人們正在建設國家的未來。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北京最高建築--國貿三期--的工程不斷取得進展。旁邊是不可思議的中央電視台大樓。我在朝西的陽台上看到，公園、地鐵站和豪華公寓樓取代了從前低矮雜亂的平房。
社會像城市面貌一樣日新月異。從前，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儘管是華裔)被視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國可以找到各種稱心如意的工作。比如說，一個美國人在上海做了牧師，為中國新人主持婚禮。不過，形勢發生變化的真正標誌是大批中國人從西方返回祖國。大家稱他們為”海歸”。許多人擔心，如果他們留在海外的時間過長，就會錯過最新的發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長大，但還是驚訝于中國的變化速度。他說：”我在短短幾年後從美國回來，就聽不懂朋友們的談話內容了。他們說的商業’平台’是什麼意思？”
我的父親到2007年聖誕節就滿91歲了。他堅持要到北京去看奧運會。我們的許多親戚肯定在盼望他的到來。光遠的女兒喬伊絲一家就是”海歸”，如今生活在北京。光遠已經退休，大部分時間住在蘇州。他和妻子在美國工作了若幹年，在那裡有一套3000平方英呎的高級公寓。他們在家鄉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過，他們說，回家的感覺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