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讀白先勇的小說《台北人》，可能只有十來歲，長老教會學校的中學生，還穿著白上衣藍摺裙，當時的台灣還未解嚴，剛經歷美麗島事件，還是反共抗俄的年頭，沒有網路沒有手機，除了閱讀之外，青春，找不到其他出路。
《台北人》《寂寞的十七歲》《孽子》……
我在台灣南部城鎮出生，白先勇小說描述的年代，對我來說，都很遙遠，不管是上海，還是台北。
我閱讀的《台北人》版本，是晨鐘出版的硬皮書，當時已經是首刷七年後的第二版，對於〈孤戀花〉的注目，還少於〈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我曾經在台南二中對面的「育樂堂」看過一個規模不大的劇團演出，舞台上的金大班角色與我想像中的金大班相去甚遠，後來港星姚緯演出的電影版本，我仍舊不中意，早期電影時興配音，演員的聲音情感硬生生被抽離，像堵了一層紗在心口，悲喜都難盡興。從白先勇文字輾轉堆砌得來的記憶，跳脫成活生生的人物，總覺得少掉文字醞釀的味道，倘若將文學作品影像化有所謂的障礙，肯定是如我這般死心眼的讀者不肯輕易妥協的挑剔使然吧！
每隔幾年重讀《台北人》，閱讀的情緒緩慢起了化學質變，小說裡的人物是觸媒，過往歷史成了入喉之後甘苦自知的滋味，緩緩在內心進行一場場寧靜革命。時代不同了，政治的氛圍也變了，因為政治與戰爭操弄的人生悲喜離聚，變得雲淡風清，再回過頭來看《台北人》，竟有幾分驚懼，文學的預言，竟是這般犀利貼切。
幾天前，看了曹瑞原的電影作品《孤戀花》，那是所謂的「五四」特別放映場，白先勇就坐在我後面一排座位上，感覺，就像尹雪豔或金大班突然從書裡走出來，穿著那時候的旗袍衣衫，擦著胭脂花粉，我的視野身形瞬間縮小成中學生的高度，手裡彷彿還捧著晨鐘出版的硬皮版本，頭也不敢回，怕錯亂了時空濃度，白先勇一下子就縮回書內，豈不可惜。
看電影之前，其實我看了三集的電視版《孤戀花》，銜接電影版，好似提前做了一場總複習。
相較於小說原著，影像化以後的《孤戀花》，比較美，比較仁慈，也比較浪漫。
記憶中的五寶與娟娟，更苦，更悲，更淒慘。
書裡的五寶與三郎，根本沒有過上海那段戀情，而娟娟遇到的柯老雄，「一對豬眼睛，眼泡子腫起，滿佈著血絲，烏黑的厚嘴唇，翻翹著，閃著一口金牙齒……還沒走近，已經聞到一陣帶魚腥的狐臭。」
蕭颯與陳世杰以白先勇小說為軸而改編的戲劇版本，對五寶與娟娟稍稍寬容了些，但李心潔與蕭淑慎的眼神，卻等同於原著小說文字勾勒出來的悲苦，甚至更苦。
歌聲、光影、旗袍的身型、百樂門的舞姿、東雲閣的那卡西……
我不是專業挑剔的影評，沒有能力談論技術手法，從純粹的讀者與觀眾角色望過去，我看見自己閱讀白先勇小說的青春年頭，好似重新活了過來。雲芳就該當是袁詠儀的樣子，眼神與說話的口氣都嵌著深邃不外露的憂愁，同性之間的情戀話題盡留給宣傳的媒體炒作就好，倘若滲入角色人生底層當可體會，任何在那種飄搖年代裡苦過來的人，都有可能像雲芳那樣疼惜同樣命苦的姊妹，不管在上海，還是台北，都相同。
三郎的生命往前拉長，去了上海，又別了五寶；娟娟在書裡發瘋收場，在電影裡，則穿了五寶的舊旗袍將柯老雄痛快砸斃……
其實，我已經不想拘泥電影與原著作品的異同了，拿白先勇的文字來挑剔曹瑞原的電影，或拿曹瑞原的電影來比對雲芳、三郎、五寶或娟娟的人生，對創作者來說，都不太公平。
一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知道，自己的長輩親人，也跟《孤戀花》片中的三郎一樣，曾經從台灣，去了中國，去了上海；而外公與外婆，也曾經跟電影中的五寶與三郎一樣，一趟海上船程，阻隔了整整一輩子，生死不再相逢。
太平盛世裡安逸過日子的人，無法體會亂世兒女的悲歡聚散與生命韌性，我看《孤戀花》，從久遠泛黃的書冊版本到華麗考究的影像作品，青春涓滴如逝水，隨著電影電視重新洗盤，當年懵懂不知的情境苦楚，這回解密重來一次。
「青春欉啥人害，變成落葉相思栽」
多年之後，我的記憶與《孤戀花》再次山水相逢，感覺，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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