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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旬我朋友給我看姜尚中的『悩む力』，我把它翻一翻，注意到作者讀了佛洛姆的《逃避自由》，後來在小小書房以及我房東的書架上找到佛洛姆的書。

讀了這些書之後，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丟臉，我這些年來一直困惑的問題，其實佛洛姆早就幫我準備回答了，而且他的書籍在自己喜歡的書店和自己房間裡有，只是我太笨蛋了，都沒有發現它。

我這次又覺得，無知、愚昧就是形容我自己的詞彙。

我曾經相信，新的論述是根據過去精彩的研究成果，所以新的論述一定超越了過去的論述。  如今我徹底地瞭解，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以下是《理性的掙扎》抄錄，還有很多錯別字，等我有空再修改：
 

極易使人們對於社會成員精神狀態產生錯覺的原因，是人們觀念中的「共同認為正當感」。大多數人共同擁有某種觀念或感覺，就證明此觀念或感覺為正當，這實在是天真的想法。再沒有比這更錯誤了。這種一致認為得正當性，與李姓或精神健康是毫不相干的。（33）

如今我們所碰到的是這樣的人：行動與感覺有如機器人一般，從來不會真正有他自己的經驗，他所經驗的自己完全是他以為人們眼中的自己；他造作的微笑取代了真正的笑聲，無意義的廢話代替了坦誠無隱的交談，陰沉的是忘代替了真正的悲慟。（35）

我可以買一座圖書館，儘管只為了炫耀之用。我甚至可以毀掉買來的繪畫或書籍，而除了損失金錢之外，我一無所失。僅僅是金錢的擁有，就賦予我獲得所要的東西，及隨意處置所有物的權利。「人道的」獲得方式，應該是做一種在性質上與我所獲相稱的努力。麵包與衣服的獲得，應該基於維持生存的前提；書籍與繪畫的獲得，應該基於我在瞭解上所下的功夫，以及使用它們的能力。（104）

汽車、冰箱、電視機，的確是因為它們有真實的用途，可是也因為它們有炫耀作用。這些東西表現了擁有者的身份。（105）

我們喝的是廣告。一瓶可口可樂在手，我們喝的是漂亮的少年男女在廣告上暢飲的那幅景象，我們喝的是「一瓶令你精神百倍」的標語，我們喝的是美國人普遍的習慣，因為覺得味道好而喝，所佔的份量倒是最少。（106）

我們消費的方式，必然導致永不滿足的結果，因為我們不是以真實具體的人，來消耗真實具體的物。於是，演變成越來越需要更多的東西，作更大的消費。當然，只要人的生活水準低於一種顧及人性尊嚴的生存水準，就會有更大消費的自然需要。而且，隨著人類在文化上的發展，人只需要作更多的消費，以及需要更好的食物、更高尚的娛樂、更佳的書籍等等，都是合理的。可是，現在西方人對消費的渴望，已經跟人類真實的需要，完全沒有關連。本來，消費的意義在於給人一種快樂、更滿足的生活。消費是導向快樂者一目的的方法。而今，消費已成了它本身的目的。不斷增加需要，逼得我們必須做不斷增加的努力，它是我們依賴這些需要，並依賴能協助我們滿足需要的人與機構。（106-107）

消費方面的疏離態度，不僅存在於物品的獲得與消費，它還遠超乎此地支配著我們的閒暇。我們到底在期望些什麼？如果一個人跟他所做的是沒有真正的關係，如果以一種抽象與疏離的方式，購買與消費，那末他又如何能以主動而有意義的方式，利用他的閒暇？他總是個被動而疏離的消費者。實際上，他沒有享受他的閒暇之自由；他消磨閒暇的方式，早就為外界所決定，就像他購買物品的情形一樣；他的味口就早為外界操縱，他想看與想聽的，全是被先訂好要看與要聽的東西；娛樂也像任何其他東西一樣，是門實業，消費者被模鑄成去購買玩樂，就像購買衣物鞋襪一樣。玩樂的價值，視在市場上的受歡迎度而定。（107）

可是在一種疏離的尋樂形式中，在我內部什麼也沒發生，我只是消耗了這個或那個；在我內部什麼也沒改變，所有留下的，只不過是些回憶而已。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拍攝快照了，這已成了目下最重要的消閒活動之一。（108）

→私は今でこそよく写真を撮るけれど、誰かの話を良く聴きたいとき、どこかにでかけて、その場所が大好きになり、その場所を五感すべてを使って感じたいときに、写真を撮ることを好まない。写真を撮るためには、一度話を中断し、感じることをや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だ。最近はほかの人と一緒に出かけるときは、なるべく嫌がらないで、みんなに合わせて写真を撮ったりとられたり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る。ほかの人がそれを望んでいるなら付き合うほかないからだ。でも、それだけではちっとも満足できない自分がいることは自覚している。

「人跟他自己」的關係如何？它走的是「交易方向」。朝著這個方向，耴所體驗到的自己，像是一件在市場上發賣的東西。他無法體驗到自己是個主動體，是人類權力的持有者。他跟這些人類全力起了隔閡。他的目的，是在市場上成功地發賣自己，賣得好價錢。他的自我意識，並不是從它做為一個能愛、能思想之個體的行動中源發出來，而是源自他在社會經濟市場上的角色。（110）

現代人心目中有一個新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生命是否值得一活」，這也就是說有感於生命有「失敗」與「成功」之別。這種觀念是基於把生命當作一種企業的見解，而凡是企業就應該有盈餘，才是門成功的企業。失敗的生命，就跟破產的生意一樣，損失的要比賺得多，即收支不平衡。這種觀念實屬荒謬。我們也許快樂，也許不快樂，也需達到某些目的，而達不到另一些目的；但是，沒有什麼天平能夠顯示得出，生命是否值得活。從「收支平衡」的論點來看，也許生命根本不值得活。生命必然以死為結束，我們有許多希望受挫，生命包含了苦難與奮鬥；從「收支平衡」的論點來看，根本不出生，或者在襁褓中就死去，似乎更有意義。另一方面，誰又能說愛的一刻歡愉，或是在一個明媚的清晨散一會兒步，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難與奮鬥？生命是一項獨一無二的贈禮，是一項挑戰，是一種考驗，它不能用任何其他的東西來衡量，並且對於是否「值得」一活的問題，也不會有合理解答的，因為這問題本身就沒有一點意義。（112）

二十世界中葉的權威，已改變了特性；它不是公開的權威，而是匿名的、不可見的、疏離隔閡的權威。沒有什麼人、沒有什麼概念、也沒有什麼道的綠，會要求別人一定得做什麼。可是我們全部都一樣地在做某些事，其程度就跟強烈權利主義社會中的人一樣，甚或尤有過之。的確，除了一種無息個「東西」之外，沒有什麼人是無上的權威。這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利益」，經濟必然性，市場、常識、輿論，「大家」所做、所想、所感到的。‧‧‧‧‧‧公開權威之消失，可清楚見之於各個生活面。做父母的不再耳提面命了，他們只是覺得孩子「會希望做這個」。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原則，他們只想引導孩子做那些社會一致性法則所期望做的事，而且由於他們年歲較大，跟「最新」事物的接觸就較少，他們從子女處學習該持什麼態度。在商業與工業界，也是同樣的情形；你並不命令，你只是「暗示」；你並不指揮，你只是誘導。（114-115）

我們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識字的。我們擁有廣播、電視、電影，以及每天每個人都有報紙可看。可是這些傳播媒介並不供給我們過去最優秀的東西，以及當前的文學和音樂，這些加上廣告的媒介物却以欠缺真實感受最廉價的無聊東西，以虐待狂的幻想來充塞人們的心靈，這些東西即使是個沒有充份文化修養的人僅僅偶而娛樂一下，都會覺得難堪的。（20）

只有公開的權威的存在，就有衝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權威。‧‧‧‧‧‧但是，如果我並沒有臣服或反抗的自覺，如果我只是讓一個匿名的權威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我就喪失了自我意識。（115）

西方緊急制度的另一方面－大量消費的必要－有助於造成現代人社會性的一大特點，這個特點跟十九世紀西方社會的特性形成強烈的對比，筆者所說的就是，每一個慾望都必須立即予以滿足，任何願望不得受挫的原則。（116）

理性的目的則是在於理解；也就是設法找出表象後面的真象，認識我們周遭事物的本質。（121）

工作本身的隔閡無法令人滿足的特性，導致了兩種反應：其一是徹底懶散的念頭；另一種反應，是對工作以及任何與工作有關的人或物，存有一種根深蒂固却常是不自覺的敵意。（119）

人們日議決的他們應該沒有疑惑、沒有困擾，應該總感到「安全」。精神病學與精神分析學，對此目的也相當支持。不少這方面的著述家都以安全做為精神發展的主要標的，並認為安全感多少等於精神健全。（蘇利文就是此種最深入的研究者。）因此，做父母的，特別是對此說深信不疑者，就擔心他們的小兒女是否會在早年得到「不安全」感。他們儘量幫助子女避免衝突，每件事都替子女安排得周周到到，儘量替子女排除困難，這一切只是要給子女以「安全感」。（135）

生命，在其心智與精神方面來說，是必然不安全、不確定的。只有我們已出生與將死去是能確定的，只有萬全臣服於我們以為是強大而持久的力量下是安全的，只有甘願不作決定、不冒險、不負責，才是安全的。然而，自由的人事必定不安全的，思維的人是必然不僵化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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