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一）
◎王鼎鈞 (20040510)
「當你寫不出文章來的時候，你應該閱讀或旅行。」可是，一九四七年，我在秦皇島，旅行沒錢，閱讀沒書。我常常面對稿紙躊躇，同事好奇，有人跑過來問我看甚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屢次在夢中畫鈔票，一面畫、一面惴惴不安，惟恐人家發現是偽鈔。我夢見去看畫展，展覽廳裡畫架成行成列，迂迴曲折，我一路看下去如入八陣圖中。忽然四顧無人，地板下陷，我墜入深淵。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些夢都是生活經驗的「偽裝變形」，它寓有我在生活困境中的掙扎、對社會陷井的猜防和恐懼，從生活經驗到文學創作，也應該有同樣「轉化」的過程，所謂「將真事隱去」、「滿紙荒唐言」，這才至矣盡矣。在理論上一切經驗都對作家有用，難言之隱，「無可如何之遇」，都能昇華為極好的作品，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機緣聽到或者讀到這般指點。
山重水複疑無路，忽然想到，報紙文章常常跟著新聞走，我何不一試？生活經驗有限，新聞生滅無窮，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沒有食物？回想起來，我後來為日報工作，配合新聞，寫了三十年的小專欄，正是這一念種下的因。
那時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遊行，軍警彈壓，發生流血衝突，是新聞也不是新聞。有一天，我在浙江學潮的新聞中看見「于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動，于子三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生，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為人個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領導能力，是一顆明星。那時國民黨約束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嫌二十二中封閉保守，遠走重慶，高中並未讀完，以特殊因緣進入浙江大學農學院，那時浙江大學設在貴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浙大年底復員，遷回杭州。他領導學潮，被警察逮捕，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時，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對學潮感傷
于子三給我強烈的寫作動機。我對學潮有感傷，沒有興奮喜悅。我以母親的口吻寫了一篇對愛子的呼喚，我說求學的機會難得，何不及時努力？我引用當時教育部發表的統計資料，民國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十二萬人，僅佔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時華北各省有水災，有旱災，有戰禍，餓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難民賣兒賣女，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失學的青年，你們領公費，讀大學，為甚麼要罷課？罷課就是自己製造失學啊！你們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著看你們的笑話，只有母親揪著一顆心，怕你們失足下墜。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孩子的體重增加一磅，母親的壽命減少一年，」我會加上「兒行千里路，母擔萬里憂。」我的母親對我說過：「這是亂世，我不指望你偉大，只盼望你安全。」我要引用她這句話。
于子三是山東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時二十三歲，正讀四年級畢業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親做小學教員，家境十分艱苦。他的父母好容易盼到兒子就要畢業，大概總希望兒子找一份工作，給這個家庭添幾擔柴、幾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選擇又何其不同！當年為勸阻學潮，浙大教務長張紹忠發表公開信：「縱諸同學不惜以身犧牲，如何對父母師長？」于子三雖然不能給父母麵包，卻能給父母光榮，他葬在西子湖畔，與岳飛、秋瑾同列，墓園一派烈士氣象，入選浙江大學創校以來的「百年人物」，儼然不朽。然而捲入學潮的青年無數，幾人能感天動地？單說因于子三之死而引發的一連串學潮，全國二十九座學校十五萬多學生遊行支援，持續四個多月，挨打被捕流血喪命的人輕於鴻毛，于子三只能有一個，這就是運動。
受特務「騷擾」
那時候我的文章生澀，如果現在寫，我會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戰地服務團，于子三入團為前方官兵服務，他在團內常受特務「騷擾」，心中憤憤不平，沒人告訴他捐血之前先要驗血。他的手掌溫軟，凡是和他握過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記，國民黨埋沒他的才華，左派滿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學潮。于子三是龍，左派是水，學潮是驚濤駭浪，龍的舞臺。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學生擁立他做浙大學生自治會長，那是他自信心最強的時候，也是對學校的權力最藐視的時候，中共學運行雲施雨，捧他出來呼風喚雨，人生如戲，演員入戲，張翼德真以為他喝斷了當陽橋。
如果文章現在寫，我會說，「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網羅，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裡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裡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坐，多麼苦的果報。
如果是現在，我會說，中共與學潮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學潮這個怪物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你的兒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護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難心平。情治機關很難捕到真正組織策動學潮的共產黨員，以浙江大學而論，現在知道，真正指揮學潮的地下黨負責人姓呂，他是牧人，于子三是引路的「頭羊」，他們背後還有「東家」。那時各界都說學潮是學生自發的愛國行動，都說愛國學生被構陷栽贓，中共對學潮發出那麼多文告指示，後來輯成那麼厚一本書，當年「各界」有誰讀過一行一字？中共對學潮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當年「各界」有誰知道？學生爭民主，要和平，自以為一塵不染，他們怎知道學潮是「解放戰爭的第二陣線」，于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無非「策應蘇北解放軍的戰鬥」。
于子三之死
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浙大校長竺可楨帶校醫同往探看，校醫認為是「他殺」。這位醫生說，割喉自殺應該鮮血噴射而出，玻璃片上應該染滿血跡，于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只有尖端染血，而血跡又和傷口的大小相符，不合醫學常識。於是各校學生的激烈抗議燎原而起，連遠在陝西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參加追悼。
我想寫文章，材料不夠，我用三個辦法無話找話。第一個辦法是「亂問」：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會殺死于子三？于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甚麼好處？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釣到這條大魚，一定要慢慢審問，慢慢引誘，直到掏空所有的情報，于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極大的損失。
于子三是自殺而死嗎，他為甚麼要自殺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貴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技術上並不容易，他關進去才五天，情勢並未山窮水盡。
我的第二個辦法是「亂想」，由校醫想到法醫，校醫僅是到場察看，法醫驗屍才是權威。報上沒有驗屍報告的內容，沒有法醫的談話，民間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驗屍想到指紋，于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應該經過化驗，上面也許有別人的指紋？那時法醫拒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我由法醫沉默聯想到省主席沉默，負實際責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洶湧。我認高層治安單位應該立即展開專案調查，讓社會有個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靜。
于子三怎麼死的，我的第三個辦法是「亂猜」。那時流行電刑逼供，很可能、他們朝于子三身上「通電」的時候，由於某種原因，于子三停止呼吸，他們要向社會交代，「畏罪自殺」是惟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日記業已出版，書中逐天記載于子三案件的發展，客觀詳盡。看守所告訴竺校長，于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醫察看屍體之後，認為了于子三已經死了六天。這三天「差額」，大概是急救、請示、開會商討和佈置現場的時間，于子三的死完全是個「意外」。
我和于子三並無往還，他死於學潮，觸動我失學的傷感，這才文思泉湧，今天回想，還覺得滿腔有話。且說當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于子三事件之後，北平又發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學李蘊玉置身其中。李蘊玉是個男生，我們一同到陝西，一同到瀋陽。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為「恭祝校長六十壽辰」，策畫成立中正大學，蘊玉得貴人之助，由初中畢業生一躍而為大學新鮮人。他曾寫信告訴我：「社會正在改變，能吃苦愛工作的年輕人會受到重視。」我一看這般語氣，知道他「進步」了。
軍警學生對抗
內戰打到一九四七年底，東北敗局無可挽回，南京教育部決定把瀋陽的大學生遷到華北。左派學生發起運動，反對遷移，國民政府的忠貞學生不眠不休，艱苦戰鬥，總算把對方的氣燄壓下去。這些學校遷到北平，政府並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顧，許多學生沒有上課的地方，教育部虎頭蛇尾，難以自圓其說。蘊玉寫信訴苦，他說天氣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買了一床棉被寄給他。這麼多「流亡學生」，難免三五成群，遊蕩街頭，北平參議會有位參議員看不順眼，提案要求「處置東北學生」，認為這些學生都應該從軍。那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從軍」可不是甚麼好字好詞，流言蜚語，「從軍」提案乃是出於南京中央授意，東北學生引為奇恥大辱，力主遷校的「忠貞學生」啞口無言，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東北流亡學生集體走上北平街頭，軍警佈成人牆攔截，學生不退，軍警開槍，學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蘊玉來信歷述驚險，他說幸虧受過軍事訓練。那時我們比別人多些常識，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漩渦，人潮席捲，容易因碰撞而受傷，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踐踏喪命。商家住戶看見學生遊行請願，連忙關緊大門，門板和牆壁相比，畢竟凹下去幾寸，這幾寸空間也能避難，身體緊緊貼在門板上，比隨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離門太遠，擠不過去，那就抱住電線桿。我在文章裡公佈了蘊玉的救命祕笈。
明知蘊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寫信勸告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句話出於母親的耳提面命，我用這句話做題目寫了一篇文章，母親說過，「人多膽子大，能作不能當，」她的話有道理。我還記得日本兵打到家鄉，大家逃難，當前敵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條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險。這叫「群膽」，好像大家互相擔保，一同負責，不顧後果。「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灣還一再引述。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塗」，我已讀過許多研究群眾心理的文章，但我寧願引用母親這句家常。我已知道個人一旦溶入群眾，往往陷於催眠狀態，思考力、判斷力很弱，據說智商只有十四歲，盲從妄動，跟大夥兒一齊叫一齊衝。日本人常說「紅燈大家一齊闖就安全」，其實「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曉得」。這時候群眾會像磁石一樣，把旁觀的人吸過去、捲進來。當年軍警鎮暴，也往往把看熱鬧的人打一頓，或者把中途經過現場的青年銬起來。
「七五事件」也越鬧越大，起爆點在軍警的槍擊，當時軍警能夠控制現場秩序，為何還要殺人？軍警方面說，群眾有人先開槍，這話本來不通，你並沒有看見開槍的人，居然舉槍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個人，又認定這個人就是開槍的人，天下豈有此理？可是那時大家都接受這個理由。餘波蕩漾，有人說，共產黨員混在學生的隊伍裡開槍，引誘軍警、製造血案，以便擴大事態、聳動中外。有人說，便衣軍警混在學生的隊伍裡開槍，製造鎮壓的藉口。
也有人說，學生隊伍裡根本沒人開槍，軍警編造謊言，掩飾錯誤，推卸責任。真相難明，而死者不可復生！後來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眾先向軍警開槍」，軍警胡亂鎮壓一番，這等事居然也有樣板。
想起學潮，我鼻酸眼熱。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讀大陸校友所編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校史初稿〉，不談敦品勵學，不談變化氣質，大幅渲染一場受到新華日報稱讚的學潮，我不能終卷。那時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發表許多文告，勸學生專心讀書，似乎毫無作用，「蔣主席告全國青年書」，要求青年不要對現實期望過高，老生常談對初生之犢，學生當做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趕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起初，學生是膽怯的，零亂的，當局略施小技可以對付過去，但是根本問題猶在。學生回去想一想，心裡不服，還要再來，這一次他們比上一次能幹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點子老練，那點子機變，那點子爾虞我詐，學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許有幾個高招，但每一招數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學生就知道怎樣破解。你縱有可敬的品德，可愛的風範，可羨慕的學問，拿來掩護現實的缺憾，抵擋潮流的沖刷，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以有限對無限，終久要赤手空拳。
文章寫來容易，發表卻很困難。秦皇島當地沒有報紙，天津北平的報紙檔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針對學潮寫的幾篇短文，寄給瀋陽的中央日報、天津的民國日報，他們居然採用了！我收到稿費，沒看到報紙，秦皇島看報不方便，那時文章發表後，報館不興把當天的報紙寄給作者。回想那年代誰敢批評學潮！胡適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歡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勸告學生「要救社會，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噓聲四起，都說胡適脫離青年、不配作青年領袖了。我算老幾？怎會有我的發言權？思來想去，一定是和聲太多，「另類」太少，編輯檯上降格以求吧？我在這廂向他們道謝。
我經常「緊追新聞記者的馬車，呼吸它揚起的灰塵」，為報紙「在豆腐乾上刻字」，豆腐乾賣不掉，丟進垃圾桶，不在話下，我細心讀報，常有會意，跟同儕相比，我比較了解我生長的時代，我的記憶比較多。記憶使我早年心苦，中年心亂，也使我晚年心地澄明，如此這般寫出有特色的回憶錄。
（王鼎鈞，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時期投筆從戎，來台後任職於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及報社。著作等身。現旅居美國，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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