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中正廟前的學運引來了兩種聲音。簡單的講，一種肯定，另一種否定。否定的那一方舉出了不少「堅實」的證據，證明這個學運幕後的推手就是國親兩黨，認為這樣血淋淋的證據就可以給他們心目中的「假學運」一槍斃命。肯定的那一方則是在警察抬人之後聲勢浩大了起來，認為應該給這些學運同學一些空間，而不是光憑出身論立場談訴求。相對於廣場上的學生，這些額外的角力出現了，而戰場從網路延伸到大眾媒體，從廣場延伸到總統府。
雖然我對這場學運的參與人物有所戒心，但我從不認為所有的問題出在學運及其參與者本身。我認為這是一場對社會與政治的成熟度測驗。首先，大部分譴責這場學運是假學運，包括現在官僚或是學術體系的人，根本忽視了這場學運的複雜度和多年前的野百合其實不相上下。同樣有一批人帶頭，另一批人則以組織優勢進入，還有受到運動感召的外來人士，不到最後關頭，我們不知道是誰成為新的權勢人物。廣場的學生群並不只是國親代表所率領的同學而已。有北一女學生，有另一群社運社團的學生（我看到一位學妹的臉出現在電視上），還有繪聲繪影的親執政黨學生（如果此事為真，那代表一種卑劣的手段再度出現：透過人數稀釋學運的解釋權和指揮中心，讓學運的正當性從內部解組：這點和所有學運，無論是野百合或是天安門學運所面臨的困境一樣）政權面對學運的對策一樣複雜，由一群人扮黑臉高扯些什麼社會秩序，野百合精神之真諦，學運訴求與正當性不明等等一堆五四三；另一群人則扮白臉，假藉關心，橋樑之名進入廣場與學運領袖東拉西扯一些有的沒的，一方面展現虛偽的，屬於權勢人物看情況釋放的善意，以博得媒體青睞；另一方面則測探學運的能量和底線，做最小程度，最不危及政權正當性的bargain。
然而，政權的應對手段與學運的策略都是一齣齣陳舊的戲碼，本身談不上高尚，也談不上卑鄙。但是，給以往野百合學運戴上「民主運動」高帽子的過往參與者，在痛批現在學運沒有正當性的時候，也常常忽略了自身所處的位置，正是新的權力集團。而過往歷史的參與者把解釋權麥克風拿的如此順手，往往讓人忽略了在往昔運動裡那些無名的參與者，是如何同時接受來自國民黨權勢集團以及廣場運動領導者的雙重擺弄，進而成為打造這一群新世代媒體寵兒，新學政權力集團的歷史資源的磚瓦。這些歷史資源之所以能配置成功，是因為有我們社會裡一組恆久的，無所不在的秩序論空氣。
權勢者面對無法以政黨色彩直接套用，具有某種「純潔」象徵的學生身份，和組成背景複雜的學生運動的時候，只好訴諸「社會秩序」這樣龐大的壓力，讓這個壓力成為背景，劃定權勢者自身最具優勢的攻擊發起線。總統府於四月八號晚間要學生「不要討價還價」，正顯露出這樣的性格。四月八號凌晨五點，學運「前輩」羅文嘉進入廣場與學生領袖晤談。除了肯定學運的作法之外，也承諾要帶口信給總統。中午總統府傳來訊息，總統願意在四月十二號與學生對談。傍晚學生拒絕對談時間，要求總統盡早對談，換來卻是總統府晚間評論：「不要討價還價」。「討價還價」這四個字用的多好！赤裸裸的展現了權勢者的嘴臉：答應跟你們談，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你們其實沒有多少籌碼可以當作訴求，我肯曲尊就教，你們還嫌？
然而，更悚然心驚的，是總統府發言人所提到的背景聲明：「總統不只是學生的總統，而是所有人的總統。」言下之意就是：總統還有許多人要顧及，不能光照顧你們的事情。
然而，此言一出，豈不意味著總統對於所有人都可以用這樣的藉口來拒絕所有意見？對於任何一個選民來說，他對總統的異議都只是「兩千三百萬分之一的意見」，總統不可能為了他一個人，而忘記對其他人的照顧。但很弔詭的，總統可以對兩千三百萬人民都這麼說，或是對這兩千三百萬人裡完全不站在他那一邊的人民這樣說，反正怎麼說邏輯都通。但總統要以社會之名對誰說，怎麼說，完全操縱在總統及其統治菁英的手裡。這是對人民意見徹底的藐視。而讓總統這個說法「言之成理」，構成幫兇的，正是社會無所不在的秩序論。
正如同林佳龍所言：這場學運的學生並沒有認識到「體制外群眾運動和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由學運前輩口中吐出來的秩序論，是對不同世代學運的最佳諷刺。總統大選的勝利，讓勝利者不僅僅成為政治上的勝利者，更是社會主流的代表者。對這場政治活動有異見的學生或公民，都必須「尊重社會其他人的意見」，也就是權勢者以「沈默的大多數人」的名義，建構出一套「社會秩序」或是「體制」，所有異議人士必須依循這個體制運作。而眾所周知，這個體制的正當性和歷史資源，卻是掌握在這群體制內的勝利者手上。在野百合「前輩」的諄諄教誨裡，這個趨勢更是看的通透：在野百合以後不可能有任何學運了，因為十餘年前的野百合就是追求民主的典範，而在民主時代，已失去了任何發動學運的藉口。在此秩序論邏輯之下，不論參與者的身份為何，任何學運都不可能是「真」的，因為「秩序」的歷史基石已經由這個權勢集團完成了，一切都結束了，任何運動不再具有正當性，遑論一場打著前輩旗號的新學運。
國家機器也投入這個秩序論的生產過程。在選舉前，行政院竟然厚顏無恥的在電視上打廣告：「改革不必上街頭，投票就可以進行改革」。這與任何民主常識都是違背的：這個廣告豈不是把投票當成改革，甚至是政治的同義詞，變相要求公民自我矮化為選民，自我閹割掉包括上街頭在內的其他民主政治參與方式？行政院的宣傳，與前輩學運菁英的評論互成犄角之勢，試圖建構一種安逸的秩序論，讓未來的社會運動都陷入鳥籠，在權勢者劃定的範圍內自生自滅。如果某種運動能夠抹上敵對的政黨色彩，就以政治領域的對決來解決，而此時的權勢者在國家機器的贊助下，實在很難失利。如果像學運這種很難以政黨色彩概括的運動，權勢者就利用撲天蓋地的秩序論當背景，佔據最有利的位置，偶爾釋放出不足為道的善意，但抓住每個協商破局的機會質疑運動者的正當性，消減運動的動能。秩序論所傷害的，不僅僅是這次的學運，而且是未來許多社會與政治運動的正當性。
在這個過程中，掌握歷史資源和解釋權，將歷史轉化成終結論，是建構秩序論最好的途徑。由於夜深了，這個問題容後再議。
想看看學運的定義方式和某種「歷史」，請參考：
http://blog.twblog.net/karlmarx/
2004年04月05日
〈如何理解中正紀念堂廣場絕食靜坐的學生？〉
〈「青世代公義聯盟」的反藍反綠的宣言〉
〈「大學生聯合自治會」的聲明與絕食靜坐〉
http://blog.ntu.net/archives/000044.html
April 06, 2004
〈野百合再現〉
（圖片：法國六八年學運海報，文字為：投票改變個屁，鬥爭要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