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論：人禽之辨
孟子思想主要內容｛ 價值論：義利之別 ｝內聖外王
治道觀：王霸之分
人禽之辨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離婁下〉
人和禽獸的差別，孟子認為就在於人有能不受形軀私慾所左右，能自作主宰，純粹為義之故而為，而絕不計較利害的道德心在。人的道德心是使人有其人格尊嚴，有無可比擬的價值的。這道德心是至隱至微，又是最顯現的，雖只有那麼一點兒，但任何人都不能欺瞞它，它是人生命內部的法庭，時刻都在判斷人自己的行為是對是錯，它的控告，誰也躲避不了。人的有這良知，道德心，便使他不同於一般的禽獸。他知是非，明善惡，要為自己一切的作為負責；這人禽之辨是做人的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人如果汨沒於利慾中，而不讓其自律自由的本心作生命的主宰，不擴充四端之心，則人雖在外表上是一個人，其價值實在和禽獸無以異。所謂庶民，即是流俗，亦實即是禽獸，孟子這裡頭所含的責備之意是非常嚴峻的。
舜的明庶物之理，又能知道人倫之道，是他的本心自然流露而實踐而至的，這是《中庸》所謂的「誠則明矣」，如果能真實的完全的呈現善性，自然能明庶物察人倫，因一切道德之理，都不外於本心，故至誠者自然聰明睿智（當然這是專指對德性法則的直覺言，不包括經驗知識）。舜的一切合理的言行，都是從他的本心所自然流出的，他不是有所為的去行義，而是他天性自然如此的。
此中所謂「由仁義行」，即是所謂「性之也」（天性自然如此），亦即是安而行之，已經是聖人的大而化之境，不用一點兒勉強，而行出來的自然合道。此是「心即理，理即心，聲為律，身為度」（程頤贊曾子語）之境界。而「行仁義」，則仁義成一外在的，要人勉強遵守的規範，這時心與理尚未能一，即本心尚未完全呈現。
在《孟子盡心下33章》，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之語，所謂「性之」、「反之」，即此章「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分別。
又《孟子盡心上30章》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語，所謂「假之」，即假借仁義之名以遂其私慾，雖表面之行為像是道德的行為，但並沒有道德之價值意義，與功利的行為沒有差別。
《孟子義理疏解》王邦雄等著 鵝湖出版社
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孟子立身戰國時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正是篡奪兼併，戰火兵亂的苦難時代。當時，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齊晉霸業尊王的傳統價值觀，卒告崩落。周文禮樂的共同體解體，王天下的常軌定制遽失，列國不再維護大一統，而走向軍國主義。
周王朝，天下是由周文禮制架構而成，禮壞樂崩，立體撐開的天下崩頹倒塌，上下混同不分，歷史文化傳統斷隔，生命轉成平面的存在，精神層面的理想完全失落，道德與文化的價值不被肯定。一切的生命活動，都落在現實功利的衡量上，都發自原始物慾與才情的直接表現，沒有規範，也沒有曲折，但見物慾狂揚，才情流行。由是整個時代是屬於兵家、縱橫家，與游士俠客縱橫來去的舞台。孟子立身斯世，對抗時代狂潮，首在重建價值觀念，肯定道德生命與文化理想。試圖扭轉整個時代的風氣，故開宗明義即標舉義利之別的價值論，把自然生命引向道德生命，把功利實效引向仁義價值，把軍國霸道引向仁政王道。
這一切功利衡量價值的時代空氣，在孟子見梁惠王時，就被梁惠王一語道破。他說：「老先生啊！你不辭辛勞的跋涉千里長途而來，請問那對我的國度會帶來什麼有利的情勢呢？」
梁惠王的想法，是代表整個時代的價值觀，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是涵蘊著多少生命的真誠理想與情意啊！奈何梁惠王迎頭拋了一句「將何以利吾國」的問話，豈不是讓有心人心灰意冷嗎？所以孟子不假辭色，立即還了一句：「君王你何必老說利？人間事的考量，僅有仁義罷了！」因為一說利，在人我之間立即形成一利害關係的衝突與對抗，諸侯國說怎麼樣對我的國有利，卿大夫家說怎麼樣對我的家有利，士及庶人說怎麼樣對我的身有利，人人以利為先，就是一場無可避免上下交征的混亂。這對諸侯國說來，豈不是落入重重的危機中嗎？
在萬乘兵車的諸侯國，能弒君篡位的一定是千乘兵車的卿大夫家，在千乘兵車的諸侯國，能弒君篡位的一定是百乘兵車的卿大夫家。實則，對諸侯國的分封出來的卿大夫家說來，在萬乘兵車的封國中，已分有千乘兵車之大的家，或在千乘兵車的封國中，已分有了百乘兵車之大的家，不能說不多了，倘若老把利放在前頭，把仁義拋開的話，不篡奪兼併整個封國是不會滿足的。這是凡事說利，在一國之中，造成上下交相爭奪的後果。
以是之故，君王主政不能說利，而當講仁義，仁是父子之親，義是君臣之義，仁心發用就不會有人遺棄他的親人，擔當道義就不會有人不敬重君王。君王啊！為了你的封國計，還是講仁義才能上下相安，何必說利，反而造成上下交征利的局面呢？
孟子此章對梁惠王的進言，是專就諸侯國如何安內而言，其立言的角度又專就價值觀上說義利之別，以求根本扭轉時代的風氣。在整個時代講功利的風潮狂瀾中，孟子獨排眾議，挺身出來，大聲宣稱：「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一發自聖賢生命的呼聲，正代表時代的良知，與歷史的定盤針。孔子之後，楊墨中分天下，至孟子出，儒學重振再興，仍為吾國思想的主流，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中。
《孟子義理疏解》王邦雄等著 鵝湖出版社
王霸之辨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上〉
孟子言治道，首重王霸之分。治道判準在價值論，價值根源在人性論。人性論有人禽之辨，價值論有義利之別，治道觀有王霸之分。人之所以為人，在人有本心良知；本心良知的發用，就有義利之別；義利之別通向外王治道，就是王霸之分。出乎仁義之心的價值判斷，是王道之始，出乎功利之心的實效衡量，則已屬於霸道之行。
此王霸之分的治道，有如論語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篇）政令刑施的治道，是以力服人，不能讓天下人心悅誠服，他們不反抗，只因為一時力量不足而已，所以說「民免而無恥」；德化禮治的治道，是以德服人，能讓天下人心悅誠服，有如孔門七十弟子敬服孔子一樣的生命真誠，所以說「有恥且格」。以力服人的霸道，一定要有大國的力量做為後盾，才能雄霸天下所向無敵；以德服人的王道，就不用等待大國的力量來支持。商湯不過以七十里的土地，文王不過以百里的土地，就能亡夏剪商，取而代之，這就是商湯文王以德服人，而王不待大的史實證明。
孟子的反對霸業，有如鄙薄鄉愿一般的嚴厲，就因為霸業的以力假仁，有如鄉愿的以紫亂朱，此等偽君子的嘴臉，不免混亂了是非的標準。且孟子身在戰國，不似春秋尚有尊王攘夷的大一統之義，故孔子禮敬管仲，而孟子羞稱五霸，此顯然有時代背景的不同因素在。實則，孔子講君子與小人之分，孟子講人禽之辨，孔子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講義利之別，孔子講德化禮治與政令刑施的不同治道，孟子講王霸之分，此在儒學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以是之故，孔孟對管仲的不同評價，並不表示他們對於王霸的價值標準或價值根源，有何歧異或衝突的觀點，而是相應於春秋與戰國的不同背景，對王霸治道有不同的詮釋與指點而已！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的治道區分，顯然是價值的判別，王是指周王室的大一統，霸是指齊桓公晉文公的春秋霸業。
《孟子義理疏解》王邦雄等著 鵝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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