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堅持執行「青年首次就業法案」，工會和學生對不撤回法案決不善罷甘休，法國歷史陰影裡政治與公民之間的直接對峙，又再一次造就出一個無法討論和妥協的「黑色星期二」。
一個小小「不確定的自由主義」法案竟然可以引發社會衝突並升高到政治層次，這是總理德維爾班始料未及的，繼去年八月推出「新就業合同法」解決了四十萬人的就業問題之後，「青年首次就業法案」試圖突破資方心防為二十六歲以下的青年就業尋找出路，卻不料為積極部署明年總統大選卻苦無競選方案的在野黨找到藉口，「不要不穩定的工作」口號一出，擊中了工會份子、學生和國營企業公務人員對未來不具信心的恐懼心理，個人焦慮增加，遂將希望放在集體的不確定中，街頭抗議一觸即發。
法國近幾個世紀的歷史說明了社會都是通過不斷決裂來實現自我發展，因此，目前的社會衝突只是證明社會無法達到相近的自我判斷。不僅政治層面左右派為了明年總統大選積極運作各懷鬼胎，也有社會層面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抗拒，這些「大人們」製造出讓青年失業的基本結構問題，卻又夾青年以自重，作意識形態的攻防戰，更不幸的是，這些意識形態都被國家衰退的強烈感受支配。
自一九七七年以來所有新上任總理提出解決失業的方案高達二十五個，不是失之於街頭抗議就是執行無效，因此，總理德維爾班的堅持決心，被認為他要塑造一個快速有效的改革者形象，以饗民眾「需要戴高樂般的國家強人」渴望，帶領在經濟和政治狀況中動彈不得的法國突出重圍，並為其成為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合法性加分，即使無法違反政黨傳統逼下薩柯奇，但也可增強自己的政治勢力。法國政界欠缺一個有魄力的柴契爾夫人這幾年一直被反覆提醒，不過，大家也清楚只要有一個政治人物膽敢進行改革計畫，工會領導的罷工活動就會風起雲湧，而政府只要向街頭運動屈服，接下來的選舉一定都慘遭滑鐵盧。
所以，德維爾班的強人意願被分析為，一方面要使薩柯奇為難，雖然他一再表達不贊成德維爾班在這個法案上的強勢作風，但是他不能在這個危機中離開政府團隊，否則右派選民將無法原諒他，何況大部分的右派選民至今都還支持著總理的方案。另一方面德維爾班也要讓國家為難，這個法國已經不知自己要什麼樣的政治管理方式，不知道通過了改革的法律要做什麼，不知道在衝突中協商的必要，完全不知自己要什麼卻又懷抱革命傳統的犬儒主義在德維爾班的堅持中成為對照組。
至於還活在光榮年代懷舊鄉愁中的在野最大黨社會黨，在這次事件中不斷升高政治衝突點，強調政府唯有撤銷法案，沒有其他解決方案，主要是為明年大選鋪路，多年來傾向將社會危機的理由完全推給外在的全球化因素，而不思進行內部改革的社會黨，至今對國家前途既沒有觀點也找不出對策，只能和其他極端政黨一樣，使用蠱惑人心的煽動方式，極盡能事的抹黑執政黨，企圖消弱執政黨威望。
落得「歐洲最弱工會」的殘名，僅代表百分之十勞動人口的法國各大工會，保障的是阻礙改革最力的公務員體系和利益，保守的法國工會沒有像其他北歐國家工會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代表性，並可以與政府溝通共同進行必要的體制改革，只是一昧的以激進毫不妥協的革命心態要以街頭抗議取代議會地位，工會阻礙改革是產生嚴重失業問題的主因之一，卻又為反對而反對的靠學生存活，讓許多外國媒體看到了工人價值的不斷失落，以及法國還處在前資本主義的困境中。
郊區青年的暴力行為也被突顯為遊行中的新現象，社會學者杜貝認為反對此法的抗議活動是中產階級青年對十一月郊區青年暴動的回應，兩個世界都互不信任，郊區青年認為享有更多資源的大學生根本不識民間疾苦，大學生也懷疑是郊區青年以與警方的暴力衝突和燒毀商家來擾亂他們的運動，但是他們恐懼被社會邊緣化的心理是非常貼近的，畢竟社會以消費者和學生的身分接受他們，卻不知道要給他們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不過，學生的責任感狹隘到只誇張政府的危機，卻沒有對制度整體的探討思考或是質疑工作究竟是什麼的本質問題，甚至未對資本主義或是企業主提出精闢的批判論述，呈現的僅是「只要有工作就是救贖」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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