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n Streets，馬丁福音，五，从戛納到紐約
Talich
5月Scorsese和Taplin把Mean Streets送到戛纳电影节。“Marty (Scorsese)，Bobby (De Niro)和我被介绍给Fellini，”Taplin回忆说。“当他的发行商走进屋来向大师致敬的时候，Fellini说，‘啊，你应该买他的电影。这是最近10年来最伟大的美国电影。’他甚至还没有看过片子。”
借着一次海外的销售合同，Taplin的心态开始膨胀。他邀请了所有人到座落在戛纳山上的四星级饭店Le Moulin de Mougins吃午饭。De Niro跟他当时的女伴来了。“Bobby (De Niro)总是陷入女朋友的麻烦里，”Taplin说。“他挑这些不可想象的壮女人（strong girls），头等的妞（top chicks），都是黑人，然后就跟她们不停地干架。她们第二天总是泪流满面，于是他会给她们买香水。”
Marty Scorsese，Sandy Weintraub，De Niro以及其他人正把一顿丰盛的午餐吃到一半，突然一只有小蜂鸟大的蜜蜂在桌边嗡嗡作响。Sandy Weintraub试图不去注意它，但是蜜蜂让她神经紧张，最后她叫来侍者，说，“这只蜜蜂烦死我了，”要侍者为此做点什么。侍者从胳膊上取下毛巾挥向蜜蜂，它就一头栽到De Niro的女朋友的水杯里去了。De Niro的女友马上变得歇斯底里，大声的呼叫，“他杀了蜜蜂！一个活物！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家伙杀死了蜜蜂！”
“你能不能闭上嘴？（Will you can it?）”De Niro有点不耐烦的说。
“你什么意思？你就让他这么杀死这只蜜蜂？”
“它不过是只他妈的蜜蜂！”他们开始吸引其他用餐者的注意力。De Niro变得愈加生气，大声说，“你他妈的能不能闭嘴？”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说话？”
他们开始互相对吼，直到De Niro说，“你他妈的干嘛不去爬爬山？”
“天杀的我马上去！”她怒气冲冲的走出了饭店。
Le Moulin de Mougins附近方圆20英里什么都没有。De Niro转向Marty Scorsese和其他人，说，“啊，让她去他妈的走吧，她会回来的。”他们吃完饭，叫了辆出租车，果然，走了大约5英里后，看到了De Niro的女友正在往回走。De Niro对她说，“进来。”他们一路都在生闷气。第二天早上De Niro给她买了一个大瓶的香水。
1973年秋天，Mean Streets在纽约电影节首映。“我们已经破产了，比破产还惨，彻底完蛋了（busted），”Sandy Weintraub回忆说。“Harry Ufland给了我他的信用卡才让我有钱买在接受采访时穿的衣服。我还需要每天晚上洗它，并在地板上熨好。首映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观众们在预想的应该笑的地方笑，在预想的应该屏气的时候屏气。在影片结尾，他们昭示了票房上的希望（they shined a light on the box）。大家向着Marty (Scorsese)起立鼓掌。《纽约时报》发了狂热的影评。当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了大约有一尺高的纸条（message），全是那些想让Marty (Scorsese)导演影片人送来的。”
几天后的晚上，他们参加了在跟林肯中心同街的Ginger Man举行的一个影评人颁奖晚宴。De Niro带着约会了有段时间的Diahnne Abbott。“Diahnne在跟Francois Truffaut交谈，”Sand Weintraub回忆说。“Bobby (De Niro) 非常嫉妒。他看见他俩在聊天，就在Truffaut身后放了一把凳子，自己跨在上面。Truffaut终于意识到他身后还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说，‘对不起’，就走了。Bobby (De Niro)跳起来说，‘他想要怎么样？他想要怎么样？（What did he want?）’我就在想，那就是Truffaut。谁关心他想要怎么样？我们在这里不过是些朋克仔（punk kids）罢了。你应该很高兴了。”
Taplin受到Mean Streets在纽约电影节上的待遇激励，希望它能象其它如Five Easy Pieces和The Last Picture Show等同样曾在纽约电影节上受好评的影片那样，在二十五个城市里马上上映。他去找Bert Schneider（注：BBS的老板，拍Easy Rider起家。）寻求帮助。Bert Schneider说，“上吧，因为十月份除了The Way We Were就没有其它影片上映了，而且The Way We Were应该根本赚不到钱的。”幸运的是，Taplin并没有听他的，虽然这到头来并没啥区别。影片在秋天的晚些时候上映。Pauline Kael在The New Yorker杂志上给了热情洋溢的回应，一下子就让Scorsese确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天才的地位。“Martin Scorsese的Mean Streets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原创的作品，它是个人电影创作的胜利，”她写道，后来她还称该片是“1973年最棒的美国电影。”
Taplin回忆说，“她一生没有写过象这样的影评。这让人惊异。第二天在电影院外面就排起了长队。Kael造就了Mean Streets，造就了Marty (Scorsese)，这一点上没有诸如如果啊，另外啊或者但是啊这样的从句（no ifs, ands, or buts about it）。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也乐得赶个时髦（get their hip card punched），所以如果Pauline说它是伟大的，那它对于他们也就是伟大的。他们会拿着这个招摇过市，因为在那段日子还没有诸如周一早上的票房数字这样的鸡巴竞赛（dick-measuring contests），他们更多的倾向于问，谁搞到了最火的电影？谁搞到了那个人人都在谈论的电影？”
的确，Mean Streets属于一种华丽的导演秀。在它之前还没有真正类似它的影片。Scorsese将Manoogian的训导牢牢记在心上。从开场的家庭录影片头字幕（credit）到用抖动的手提摄像机拍摄的Charlie躺在床上的镜头再到夜总会里那段用一气呵成的长镜头表现的疯狂的“This guy is a fuckin’ mook”吵架，Scorsese记录下的是他知道的生活。Mean Streets在一种原始记录的真实感和幻觉般的狂热中游走。如果说Bogdanovich给了我们一种就好像John Ford做出的那种成年人的故事的话，Scorsese带给我们的就好比Maysles兄弟，还有Sam Fuller拍出来的----狂暴和可怕（lurid and violent）。如果Mean Streets算得上一部帮伙片，一种类型片，它也不过只有名头上的意思。Altman通过嘲讽颠覆类型片；Scorsese则通过向它们注入过大的强度（intensity），让传统的概念分崩离析，显现出它们原本的面目：只是一些不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的人为公式（artificial formulas with little claim on our attention）。如果Bogdanovich和Platt觉得他们为成年人的故事带来了新的现实主义----它们的确是的----Mean Streets则令The Last Picture Show置于新的光辉下，虽并不比原本的弱，但是不同，它让Bogdanovich的影片看上去更显得程式化和忧伤（stylized and elegiac）。这只需要想想The Last Picture Show里是如何依靠制造Sonny和头脑简单的Billy之间的伤感关系去轻松赚取几分对Sonny的好感的，再看看Mean Streets里对于Johnny Boy是如何不报以幻想的，尤其是那个非凡的镜头：Johnny Boys问Charlie，“What happens when she comes?”----因为他女朋友有癫痫----而这时候Charlie则奋力的将自己的头往墙上撞。
因为Johnny Boy是难逃其咎（undeserved），在Scorsese的影片中关于怜悯的救赎感就变得强烈的多。血腥的高潮部分让The Last Picture Show苦乐交织的结尾在对照中显得很抚慰人心。尽管Sonny离开了镇子，还是回了来，面对他曾伤害的女人，在她的宽恕之下找到了安慰和一种成熟感。Charlie为了救Johnny Boy而逃离，但最终被他拖垮，也被伤害，没能够逃脱，也无法超脱他周遭的环境设下的束缚。
Johnny Boy，戴着他那顶馅饼帽（porkpie hat），穿着颜色鲜艳的假皮夹克，脸上总是挂着一种傻笑，一个holy fool，他就是Charlie在内心中拒绝的自由精神，也是Taxi Driver中Travis Bickle的影子，只不过Travis是同一人物的更加阴暗，更加险恶的版本。De Niro愿意让Scorsese挖掘他身上的阴暗面。就象Spielberg富于洞察力的指出的，Marty Scorsese“让Bobby (De Niro)走的过了火而丧失控制力，这样反而Marty (Scorsese)还能保持控制力（remain in control）。我觉得如果Marty他没能成为电影人的话，Bobby (De Niro)就可以看成是他最终变成的那种人，这奇妙极了。”的确，在Mean Streets里，Scorsese自己扮演了一个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枪手，干掉了Johnny Boy，就象他在Taxi Driver里面演的那个端着把枪坐在Bickle的出租车后座上的那个人。这是导演的臆想----躲在阴影里扣扳机的人----做一个杀手。“我从小跟他们长大，帮伙和牧师，”就象Scorsese自己说的。“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某种方式上，我既是一个歹徒也是一个牧师。” （注：Taxi Driver里本来不是Scorsese自己演的，但是那个演员正好有事，Scorsese手头的性格演员全使光了，只好自己上，没想到效果比预想还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Scorsese对自己的童年，自己成长的地方的致敬却被自己的过去拒绝。很多小意大利的人不喜欢Mean Streets。“这是很困难的东西（tough stuff），真正的生活，”他说。“它可不象有些片子，里面每个人都又唱又跳，还喝着葡萄酒。”他不能，也不会回到自己的故居了。几年后，New York, New York首映的晚上，在Studio 54开了一个奢侈的party。Scorsese的兄弟Frank来了。“他跟Marty (Scorsese)吵了起来，”Mardik Martin回忆说。“他们说得很脏。他有点喝醉了，所以我们只好把他弄出去。他冲着Marty (Scorsese)吼，‘你啥都没为我做，你真自私……’Marty (Scorsese)毫不嘴软，‘你她娘的要我做什么？’毫无疑问他的兄弟很嫉妒他。”Scorsese很少谈起他兄弟。他只是说，“他是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不一样。”比如Schrader就从来都不知道Scorsese有个兄弟。但是Scorsese和他的父母依然很亲密。1977年他把自己的父母接出了老家搬到Gramercy Park附近的一栋高层里面。
尽管影评火爆，Mean Streets在票房上却没有火起来。它没有被The Way We Were压倒，但是却被同一个公司的另外一部影片The Exorcist压倒了。“我们以为纽约电影节应该对洛杉矶有点影响，”Scorsese说。“但是竟然没有人知道这片子。”Taplin补充说，“在Warners，跟我们竞争的影片有Deliverance，Clockwork Orange，还有The Exorcist。The Exorcist大约是比我们早一个星期或者晚一个星期上映的，对于我们它改变了一切，因为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都放到The Excorist上面了，而我们只是个穷亲戚。Warners关于Mean Streets的发行工作也很差。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把它当成一个帮伙片来卖。我们没挣俩钱儿（We made bubkes）。”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Simon & Schust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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