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和阿爾茨海默症(AD)的症狀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焦慮、悲傷和絕望、注意力下降、健忘、淡漠、行動緩慢。
以往臨床醫生多關注的是二者的診斷與鑑別診斷，然而近日《柳葉刀》發表“柳葉刀特邀重大報告：關於癡呆的預防、干預和照護”2020年報告認為，有效干預整個生命歷程中的12種危險因素或能延緩或預防癡呆病例發生，其中抑鬱位列其中。也就是說二者之間並不是獨立的，而是存在發展和轉換的。
在今年中華醫學會第二十三次全國神經病學術會議上，來自華山醫院神經內科的鬱金泰教授對抑鬱和AD之間的聯繫進行了介紹。
01 抑鬱不僅是AD危險因素，也是AD的症狀
眾所周知，AD病程具有三個階段：臨床前期、輕度認知障礙(MCI)以及癡呆期。
目前研究認為，患者在臨床前期(即患者尚未進入AD病程時)出現抑鬱發作，則會大大增加患者進一步發生為AD的可能，且女性群體的發病率更高。因此，早期干預抑鬱或成為AD預防的一大關鍵。
另外，發生在臨床前期的抑鬱不僅是AD的風險因素，抑鬱更是AD早期和後期癡呆精神行為症狀群中的表現。據統計：
MCI人群抑鬱發生率為32%;
整個癡呆人群抑鬱發生率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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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源性癡呆(VaD)人群因臨床表現為淡漠，因此抑鬱發生率更高，為40-50%;
AD人群抑鬱發生率約為20%。
02 抑鬱導致癡呆的內在機制
鬱教授團隊近日發表的基於臨床病例的研究，關注到了基線時閾下抑鬱(尚未達到抑鬱診斷標準但抑鬱評分高於0者)對認知的影響。研究發現在非癡呆人群中，相較於抑鬱評分為0的人群，基線時閾下抑鬱人群的認知水平惡化速度更快。
後續，團隊進一步探究了基線時閾下抑鬱狀態對腦結構的影響，發現這類人群的海馬體積、顳葉內側和內丘皮質體積較抑鬱評分為0者縮小速度更快。這也從腦神經結構變化的角度對抑鬱導致認知障礙風險加重、增加AD風險給出了佐證。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進一步探究了抑鬱-焦慮症狀與Aβ沉積腦脊液標記物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與完全沒有抑鬱-焦慮者相比，抑鬱-焦慮人群腦脊液Aβ水平更低，也更加接近AD的臨床表現。後續分析也進一步證明，閾下抑鬱正是通過降低腦脊液Aβ水平使得AD風險增加，但單獨存在焦慮並不增加AD風險。
除了基於人群的研究，也有研究者進行了內分泌以及分子機制的探討。有人認為抑鬱引起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失調可促進AD的病理髮生：抑鬱會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下調、影響負反饋調節並導致糖皮質激素增高和應答能力降低，並最終增加澱粉樣沉積、Tau聚集，影響海馬體積、增加腦實質萎縮最終影響腦結構。
另也有學說認為抑鬱可通過增加機體慢性炎症最終促進AD病理髮生：抑鬱患者中樞與外周會有慢性炎症持續活躍和抗炎物質的下調，在此基礎上Tau磷酸化狀態受影響，最終引起Tau的腦內沉積、神經損傷以及腦結構的改變。
此外，還有研究認為抑鬱引起的神經遞質失衡可促進AD病理改變。目前我們干預抑鬱最常用的便是SSRI、SNRI類藥物，因此該學說認為抑鬱患者體內神經遞質的失衡會參與慢性炎症的產生、降低神經保護作用最終與HPA理論和慢性炎症理論走向同一終點：增加AD發生風險。
03 知機制，才懂得如何干預
2020年，鬱教授團隊與國際認知領域的專家共同製定了AD的循證預防指南。指南建議人群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對已經存在抑鬱症狀的患者應密切監測其認知功能狀態(I級推薦，A4級證據)。
干預措施方面，指南推薦患者學會自我調節、通過合理傾訴來排解反复的消極思維，促進積極的心理計劃。抑鬱患者應積極求醫，嘗試採用冥想、正念訓練以及針對性談話和藥物治療的抗抑鬱手段來綜合干預抑鬱，進而降低AD發病風險。
另外，在抗抑鬱治療領域也有以人群為對象的研究認為：抗炎和神經遞質補充療法在改善抑鬱的同時可以起到降低腦內Aβ和Tau沉積的作用。動物實驗方面，積極干預HPA軸異常對改善抑鬱和延緩AD發展也得到了陽性結果。我們也希望這種療法可以盡快進入臨床應用。
小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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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和生物學均顯示抑鬱可增加AD風險，輕微抑鬱症狀就可以增加AD發生;
抗抑鬱治療有可能影響AD的風險、發生和進展;
早期識別臨床和亞臨床抑鬱症狀有助於預防AD發生;
未來應區分反應AD早期徵兆的抑鬱症狀和與AD無關的抑鬱症狀，並積極開展以認知下降和癡呆為主要結局的前瞻性抗抑鬱治療臨床研究;
抗抑鬱藥物在AD早期治療的機制應進一步明確;
應增加民眾健康意識，使其認識到抑鬱症狀是認知下降的風險因素和早期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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