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蔚然 中國時報2008.11.30 摘要
五、六年來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國片，而不是租DVD，感覺扭捏不適，像是悔過的叛徒，卻也似不安好心的奸細。然而，一百三十分鐘內，我且笑且哭，意識到冷伯我居然會哭而邊哭邊笑，完全把關乎它的周邊議論拋諸腦後。這部絕妙商業電影，是國片近年繼「臥虎藏龍」後再度讓我欽佩的佳作。
有人認為「海角七號」之所以如此轟動部分原因是「幸虧日本人在後面撐腰」，也有人抱怨「外省人幾乎不曾出席」，更有人把腐敗的國民黨扯進來，稱之為「台灣對日本人的苦戀」……；殊不知，評者眼光如豆，以點論面，以偽學術語調討論「主體」、「殖民」、「台灣意識」、「次文化」、「大敘述」、「小敘述」。
「海角七號」沒那麼偉大，毋需扯到「國族寓言」、「哲學思想和世界觀」。一部溫馨、商業小品何德何能擔起這無聊包袱？有關殺死國片的「元凶」，嫌犯多不可數：不會講故事、不懂運鏡、題材單調、節奏太慢、政府輔導無方、導演包袱太重、和生活距離遙遠、演技拙劣……現在顯然可以再添一項：半吊子評論。
我們大可用「電影是大眾藝術，好看不好看，是檢驗電影的唯一標準」，或以「只是想講個好故事」來為導演解圍。橫豎看來，「海角七號」就是政治不正確，竟敢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師生戀，描繪得這般淒泣唯美。然而，這背景故事不是唯一的底蘊，全片充斥著極其幽微的反諷，七封情書的內容一再強調三點：其一，日本男子的天真無知，居然以自己是教書匠為由，和帝國侵略切割；其二，日本男子的懦弱，拋下台籍友子隻身返鄉；其三，師生不倫之戀。
商業電影的第一要件是通俗，基本原則是政治不正確，看家本領是規避。若隨時要瞻前顧後、左支右絀，任何議題都得正面迎擊，怎可能打造迷幻朦朧的美好天地，乾脆寫篇論文算了。同樣地，若無時不刻戴著意識型態的有色眼鏡，或以文化警察自居，秉持「取締的」「去浪漫」的心態走進電影院，不如在家讀論文。
然而，「海角七號」不只是一部通俗的純商業電影，全片就是從一段畸戀擴散開來，「導演，有意無意地以非常包容，而不帶批評的態度，展現了各式多元、非傳統的家庭與愛情。電影裡幾乎看不到一夫一妻加上小孩這種核心、甜蜜家庭的鏡頭。男主角阿嘉父親的過世，母親再婚（或同居）；旅館服務生明珠有過一段傷心的感情往事，獨自撫養早熟的女兒大大；明珠與祖母決裂，雖住在附近不相往來；機車行老闆家庭雖是父母與三胞胎男孩，我們沒看到全家福，看到的卻是水蛙與老闆娘的情誼……。」
不僅如此，還有被業績沖昏頭的馬拉桑、儼然流氓的鎮代表、不切實際的旅館老闆、自暴自棄的阿嘉、擔任文化買辦的日籍友子、苦戀昔日情人的原住民警員，與外在世界不合拍的大大……換言之，一個經濟瑟縮的小鎮裡，沒有一個人物處在文明所謂的「正常」情境裡。這一則國境之南的「傳奇」竟如此自然而讓人見怪不怪，將所有的「脫序」全攤在豔陽下，造成了偏差乃為常態的感覺。
正如水蛙辯解中生物界奇妙的交尾生態，小鎮的民眾似乎生活在禮俗規範與原欲共生共存、相互拉扯的中介天地。這些細節讓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則故事包著故事的電影，生活在當下的劇中人物與過去那一對苦情師生，同樣是那麼地荒謬可笑，卻讓人不忍苛責。正因如此，「海角七號」的個人色彩，屬於導演自己的敘事風格，不容忽視。
這部電影最謙遜且最具自信的表現，在於它不怕向大師學習，不排斥向「主文化」靠攏，完全沒初出茅廬執意要「做自己」的孤芳自賞。「海角七號」向日本導演岩井俊二的「情書」致意。「情書」裡的唯美耽溺、雙重敘事結構、並置過去與現在、善用好萊塢等等元素，在「海角七號」處處可見。不同的是，「情書」慢拍，「海角七號」中快板；前者恬靜，後者鬧熱滾滾。相對於「情書」裡日本人的壓抑，台灣人既壓抑且不羈的雙重性格在「海角七號」得到生動的刻劃。
「情書」取和風典雅，把人物封鎖在幽閉的愛情世界，藉以探索兩種面對「過去」的態度：遺忘與耽溺，兩者皆為致使「現在」毫無生氣的主因。「海角七號」走庶民風，關照的層面除了愛情，還有面對不景氣（空蕩蕩旅館）與全球化（找日本偶像歌手促銷）雙重夾攻下鎮民的異想天開和苦中作樂。面對「過去」，「海角七號」試圖從和解找到救贖，可惜不全然成立……「過不去，過不去」，恆春西門前司機的提醒言猶在耳。
電影第一句台詞「操你媽的台北」，讓人想起柯波拉「現代啟示錄」的開場白：「西貢……狗屎」（“Saigon...shit.”）。「現代啟示錄」的主人翁被迫置身烽火燎延的第三世界，搭著舢板一路向叢林深處挺進，直搗黑暗的核心。對照之下，阿嘉砸碎吉他，暗夜裡騎著機車離開都會，迎向豔陽。終場時出現的「彩虹」與「現代啟示錄」最後一句台詞「悚懼！悚懼！」（“The horror! The horror!”）成鮮明的對比。
「現代啟示錄」以戰爭為前提，以蠻荒叢林為隱喻，探索人心最原始陰晦一面；「海角七號」以戰後男女私情為前提，以國境之南為隱喻，歌頌著擁抱矛盾、包容多元的彩虹樂章。
模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海角七號」藉由諧擬拓出自己的身影，藉由台灣風土民情找到自己的聲音，顯然沒辜負巴爾扎克的警語：「你可以模仿，絕不能製造贗品。」
「海角七號」以戰戰兢兢的崇敬向經典學習，尤其那看似意識流交錯、實則步步為營的結構，其嚴謹程度直逼「情書」，更令人懷想起結構感超強的楊德昌。從這個角度印證，「海角七號」的美學是古典的，絕非部分影評所說的kuso風，它的幽默經過細心鋪陳，點滴累積。一群烏合之眾，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理念，四處招兵買馬，七拼八湊地組成雜牌樂團，連彈月琴的也能充數彈貝斯。這不是kuso，早在kuso風起前，好萊塢便已拍攝了上千部類似的題材。
生動活潑的「海角七號」不正是我們引領期待的？至少，它闢出一條可走之路：理直氣壯地把電影視為大眾娛樂；結合商業與藝術、通俗與質感、奇想與寫實；讓故事走下去，讓鏡頭動起來；把繽紛喧鬧的台灣刻劃得繽紛喧鬧。獨屬台灣的人情土味、獨屬導演的視野卻不容否認。
近年來，我們聽聞太多台灣電影界的內部檢討聲浪：要商業、要通俗、要有劇情、要年輕化、要學習好萊塢、香港、韓國、日本……「海角七號」稱不上偉大，然而它不但一一回應上述的需要，且於編導、攝製、行銷等各層面的表現頗具里程碑的意義。
接下來呢？What next？接下來沒什麼好問的，犯不著庸人自擾。只要台灣政府持續漠視影業，只要新聞局一逕搞座談、發布白皮書，國片不可能有救。只要對電影一頭熱的創作者最終夢想是當導演──即便基本素養不足，無結構概念，沒故事值得分享──只要多數導演執意編導合一，或肆意篡改編劇的苦心，或仍沉浸於「作者論」的美夢，國片怎麼可能有救？
（即將上市的十二月號「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策劃編製「海角七號」專輯，本文為這個專輯的篇章之一，其他精采文章詳見該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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