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思變】
東晉的歷史似乎說明了當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愈發嚴重時，百姓的心就開始浮動起來，而形成所謂「官逼民反」的現象，這正是政治不清之下的產物。連年的戰亂並未讓這些王公大族們看清事情的真相，依舊享受奢華之風。當百姓們看到權貴在朝中爭權奪利，對百姓的福祉不屑一顧時，相對地，民心自然就會轉向。儘管孫恩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沒有成功，但東晉的世家大族也逐漸式微。
類似東晉時代民心思變的情景，也在其它的年代與國家出現，正如同一開始的引言所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我們可以從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引述羅馬歷史家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約公元55-120年)的記載一窺端倪：
「皇帝對那些男女施以酷刑，他們因所犯的罪行而遭人痛恨，人們稱他們為『基督徒』。這個他們賴以得名的特殊人物『基督』，在提庇留皇帝統治時期被本丟‧彼拉多處死。彼拉多是當時猶太這個亞洲偏遠省份的總督。雖然有過短期的鎮壓，但這一可怕而又可惡的迷信活動，不只在罪惡的發源地猶太省，而且在羅馬也再度盛行。羅馬這個不幸的城市，是世界一切不名譽與反常事物的淵藪。」
這段記載的年代在公元117年，歷史學家塔西陀似乎為羅馬皇帝尼祿(Nero；公元37-68年；任羅馬皇帝為公元54-68年)過往的暴行有所開脫。而羅馬皇帝對基督徒的厭惡，得追溯到耶穌基督降生的年代。由於羅馬帝國四處征戰，世界盡在帝國的掌握之下，羅馬也一躍變成了世界的首都。同時遠道而來的淘金客也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來到羅馬。這些淘金客可能是騙子、夢想家、詐騙犯和江湖術士，來自不同的地方，如：埃及、小亞細亞、美所不達米亞等。這些人為了金錢報酬，於是鼓吹獲得幸福與拯救的捷徑來吸引人群(房龍，2004)。這就如同土耳其草莓被鼓吹為瘦身聖品一樣，許多人趨之若鶩，以為在最快的時間中獲得美麗的鑰匙，但卻是事與願違(蘋果日報，2004)。
一開始這些術士的伎倆是成功的，人們總是對神秘的事物感到好奇。但由於所費不貲，這些神秘之事僅在一小社群裡流傳。隨著術士們的競爭，新奇的事物似乎隨處可得，況且人們已開始厭煩這一類的把戲。加上羅馬人的盡情享樂，面對人生的問題似乎無法得到解決之道。奧林帕斯山的神祈不再吸引他們，其他的神明也顯得乏味。
除了羅馬人對自己的宗教生活趕到厭煩之外，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似乎也走進一個死胡同。由於外界的壓力，猶太人分裂成四個不同的派別，奉行不同的宗教與政治信念。一派是「法利賽人」(Pharisees)，依循中間路線，徘徊在統獨之間，深受中產階級的歡迎。然而他們對信仰卻是極端地狂熱，他們奉行律法，熟知摩西五經，注重安息日、禮儀上的潔淨以及各項節日。另一派則是「撒都該人」(Sadducees)，屬合作主義者，一直尋求體制內的改革，因此羅馬政府給了猶太公會有限的權力，這些人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必需與政府合作，打擊那些反政府的勢力。第三派則稱之為「艾賽尼派」(Essenes)，又稱之為「禁慾派」或「聖潔者」。由於他們主張和平，並不積極地反抗當時羅馬政府，於是退隱到山洞裏過修道士的生活。第四派則為「奮銳黨人」(Zealot)，這群人倡議「分離主義」，意圖透過革命來尋求政治上的獨立。而耶穌的到來則注入新的氣習，誠如楊腓力(Philip Yancey)所說：「耶穌提出了第三條路，既不合作，也不獨立。他徹底地把重心從希律或凱撒的國度轉到神的國度。」(楊腓力，1997)因此當耶穌出來傳道時，所講的信息深受一般百姓的喜愛，由此可知當時的猶太教已喪失對人民的吸引力。
【受難記：最後的激情】
93年4月復活節，導演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推出電影《受難記》，他自己本人表明：「它描述信仰、希望、愛和寬恕，這是影片的重點，有關耶穌犧牲的故事。」雖然在影片中耶穌上十字架前所受的苦刑，有許多人在觀賞時，不忍卒睹，但梅爾的用意似乎就在激發世人深入耶穌所承受的痛苦與犧牲。這樣的情景呼映了影片一開始顯現的經文：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所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個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以賽亞書53章4-6節
「激情」一詞，英文是Passion，從拉丁文的角度來詮釋亦為「受難」。因此「激情」有了雙重的意義，不僅是對一件事充斥著熱誠與摯愛，必要時即使是犧牲個人的性命亦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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