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並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新儒學”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明代思想國際學術會議”；1969年，被聘爲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東西哲學家會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舉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心中蘊藏的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亟欲將之傳播於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唐君毅儘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志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脈，沿“返本開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他認爲，先前諸師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錢穆、牟宗三等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論著皆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精神的自覺。但遺憾的是，幾乎都沒有或甚少從分析中國哲學的智慧入手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鑒於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從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的角度入手，力求以清晰、明瞭的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須以直覺了悟之內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並闡述中國文化精神對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他基於“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爲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這樣一種信念，力圖從觀念上疏導、融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並圍繞著他極爲著重的爲學爲人之中心信念：“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而展開了人生理想、人格范型與人文精神之廣泛討論。
1957年，他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考察，其間與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學重要人物張君勱多次晤談，都覺得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觀點多有偏狹與不當之處。遂擬聯名發表一文化宣言以對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種種偏見。大意既定，即由張君勱致函當時在臺灣的牟宗三、徐複觀二位先生，征得同意，並先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給其他人過目。徐複觀在後來談到《宣言》的形成過程時說：“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給張、牟兩先生，他們兩人並沒有表示其他意見就簽署了。寄給我時，我作了兩點修正：（1）關於政治方面，我認爲要將中國文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導出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唐先生講得不夠，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於唐先生宗教意識很濃厚，所以在《宣言》中也就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宗教意義。我則認爲中國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從春秋時代起就逐漸從宗教中脫出，在人的生命中實現，不必回頭走。便把唐先生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後寄還給唐先生。唐先生接納了我的第一項意見，第二項則未接受。”（《徐複觀傳記資料》〈一〉）。經過反復磋商，達成基本共識後，遂于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評論》和台灣的《再生》雜誌上同時發表由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勵、唐君毅四人聯合署名的《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爲《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此《宣言》被港臺學術界稱爲“研究當代新儒家性格及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獻。”《宣言》洋洋灑灑四萬餘言，非常廣泛地論及了中國文化的注釋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義及未來發展途徑等多方面的問題。《宣言》首先強調了中國文化問題自有其世界意義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把中國文化等同于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館文明而用考證古董、解剖死屍的心態和方法對待它。《宣言》飽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國文化，首先必須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必須對歷史文化傳統懷著“同情”與“敬意”去研究它，瞭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瞭解亦隨之增加一分”（見《宣言》第三節）。其次，《宣言》還著力強調了中國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蘊，認爲它體現了倫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諧統一。再次，《宣言》亦承認中國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但這種吸收絕不是外在的強行添加，而必須建立在中國文化理想本身之發展方向的基礎上。
《宣言》的發表，既體現了唐君毅等人對中國文化的基本主張和共同立場，同時也標誌著他們由是成爲了國際哲學家公認的新儒者，60年代以後，港臺新儒學得以較大發展，並且影響日增，今天仍有方興未艾之勢，這與《宣言》的發表即唐、牟諸君的積極倡導不無關係。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共上下兩卷。他明確指出，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爲中西文化理想的融通建立一理論基礎，提出一套文化哲學體系，說明人類一切文化活動都屬於一種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爲其分殊之表現。爲此，他一方面試圖通過推擴所謂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涵義，以說明人文世界之成立；另一方面又力求統攝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主宰之下，從而達到道德自我、精神自我與各種文化活動之融會貫通。唐君毅稱他的這種努力乃是“爲中西文化理想之會通，建立一理論基礎，而爲未來之中西文化精神之實際的融合，作一鋪路之工作。”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此書又名《科學、民主建國與道德、宗教》。是繼《人文精神之重建》而作。後者重在泛論人類人文精神之重建，說明一般社會性及世界性之文化理想。而前者則著力于中國人文精神今後之發展，內容緊扣中國之建國問題而言，他從中西方人文精神之發展歷程及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之內在關係等方面，論證了西方的科學精神與中國的人文精神的衝突是完全可以化解而終將歸於一途。
時進60年代，唐君毅的著作方向，乃漸轉於哲學本身的研究。這一意圖早在他1955年出版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就已明確地表示過。他說：“以後擬少寫此類之文章，仍回到比較更切實的學術工作。”他認爲，“返本開新”的關鍵，不僅在於對時代病痛的反省與批導，更在於要切實地從疏理整個文化遺産的學術工作做起，庶期開出爾後學術文化乃至政治教育之具體路向。基於這種認識，1961年，他出版了獨具新意的兩卷本《哲學概論》。他在《自序》中直陳此書之方法與旨趣，“是直接中國哲學之傳統，以中國哲學之材料爲主，而以西方印度之材料爲輔。於問題之分析，求近於英國式之哲學概論。於答案之羅列，求近於美國式之哲學概論。而各問題之諸最後答案，則可配合成一系統，求近德國式之哲學概論。期在大之可證成中國哲學傳統中之若干要義，小之則成一家之言。”他一反時人純以介紹西方哲學爲內容的寫法，而是熔中、西、印三方面哲學思想於一爐，並給以各家應有之地位。這確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迄今爲止，仍是同類著作中獨一無二之著作。自1966年至1975年，唐君毅耗時整整10年，終於完成《中國哲學原論》這本煌煌巨作。全書共分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四部分，共6大冊3000多頁2000余萬字，曾一版再版。《中國哲學原論》擺脫了胡適、馮友蘭研究中國哲學史以時代爲線索的舊體例，而以中國哲學的基本範疇爲中心，通過對中國哲學之主要觀念進行文字的訓詁、義理的辨析以及對其提出、發展和演變的歷史脈絡的考察，揭示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邏輯發展，闡幽發微，博古通今，被學術界譽爲中國哲學研究的里程碑。
1975年，唐君毅出版了《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因感念于“中國文化之花果飄零”，而大聲疾呼華夏族民應“靈根自植”，重樹雄心，宏揚我中華文明於世界，其文由情及理，以理涵情，讀之令人感奮。1976年，他在醫院的病榻上最後完成《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並於次年出版。這部長達1200余頁的巨著是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總結。他在書中一方面解答了形上學與知識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則著重論述了“生命存在”與“道德自我”之關係。在他看來，“生命存在”涵蓋著“道德自我”，但絕不等於“道德自我”，而是有著更爲豐富的內涵。他認爲，生命存在表現爲種種心靈活動（而道德活動僅是一個方面），相對于不同的心靈活動遂有不同的境界。東西方不同的學術派別和宗教派別，都體現了人類心靈活動的不同方面和層次。儘管表現有所不同，但都是同一生命存在的展開。基於這種認識，他依據生命存在之三向，拓展出心靈之九境：初三境爲萬物散殊境、依類成化境、功能序運境，此三境重在客體，周覺他境，是人之心靈相應於客觀境界的個體、事物的共同性相、個體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分別形成的；中三境爲感覺互攝境、觀照淩虛境、道德實踐境，此三境重在以主攝客，屬自覺境，是人之心靈反省觀照主觀境界的感覺活動、理解活動及道德理性的實踐要求而分別形成的；後三境爲信仰上帝的歸向一神境、皈依涅槃的我法二空境和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歸趨的天德流行境，三者皆爲超自覺境，是人之心靈超越了主客之相對，屬“以主爲主”的絕對主體境。在這裏，他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歸趨的道德實踐視爲人之心靈的最高境界，從而肯定了道德自我在人類心靈活動中的主導地位，這充分體現了作者作爲一名儒者的最後立場，此書既是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結晶，也標誌著他哲學思想體系的最終完成。
唐君毅是一位仁者型哲學家，一位一生踐仁盡性、躬行實踐的當代儒者。其一生抱負宏大，常以“天降任於斯人”自省，無論其爲學與爲人，皆體現著對中華文化及吾族先民所開拓、生活的祖國河山的深深的愛。他在《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中曾說：“我對中國之鄉上與固有之人文風教之懷念，此實是推動我之談一切世界中國文化問題之根本動力所在。”這種愛是深沈的，厚重的，也是廣闊的，博大的，至死不渝到了“癡心”的程度。1976年，他對學生談及《中國文化之花果飄零》時，兩眼濕潤，泫然欲涕，他在去世前重述1957年赴美與已故著名哲學家威廉柯敬談中國文化的淪落的情形時，禁不住愴然下淚。當他聽說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舊”，大量文物遭毀時，憂心如焚，並爲孔子遭到批判而感憤不已。而當他去世前一日在病榻上聽說大陸《歷史研究》上刊文開始恢復孔子名譽時，激動不已，頓感欣慰，甚爲中國文化之前途而慶倖，並將自己的著作立即檢冊分裝成兩套，寄送給北京圖書館和南京大學圖書館。他因局處港島，常自歎如“花果飄零”，只能蒼茫北望故土，而對中共多有批評，但他絕不似其他許多右派人士那樣完全否定中共，而是批評中有肯定，有希望。他經常對新亞的學生說：“一旦中共政權變得開放，則新亞培育出來的學生，大可回到祖國的學校中去教書，提倡人文精神。”觀其一生治學，本是以立足于人生理想，開闢生命之本源，建立道德理想的人文世界，來擧導吾民族無限向上向前的生機爲鴿的的。
1976年秋，唐君毅赴台動肺癌大手術，致使身體耗損很大，但授課著述卻未嘗一日間斷。如此勞攘損心，終致身心俱瘁。1978年2月2日淩晨6時，因癌疾急劇惡化，醫治無效，逝於香港浸會醫院。
唐君毅一生以維護中國文化，宏揚孔子之道爲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是新儒家學派中一位承先擧後的重要健將，錢穆曾稱許他爲一代“大儒”。1975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美國著名漢學家狄百瑞主編的《新儒學的開展》一書，開卷即以整頁標示：“獻給唐君毅教授。”表示對他的崇高敬意。對於他的不幸辭世，港臺學人無不扼腕痛惜，紛紛展開各種悼念活動。其生前摯友、爲學知者牟宗三先生更是哀痛不已，曾作挽聯曰：一生志願，純在儒宗，典雅宏通，波瀾壯闊，繼往開來，智慧容光昭寰宇；全幅精神，注於新亞，仁至義盡，心力瘁傷，通體達用，性情事業留人間。這是對唐君毅一生行誼的最恰當概括，也是對他一生業績的高度讚揚。循著唐君毅的生命軌舻和思想歷程，我們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道德感召力。在他的思想中，既體現出一種真切深微的人生體驗，以及由此透顯出的道德提升力，同時又表現出他深厚強烈的文化意識和周流融貫的會通精神。他始從西學入手，然後反觀中國文化，入其堂奧，探其精微，進而謀求中西文化、哲學的融會貫通。然其終極目的，仍在於掘顯中華文化之內在精神價值，重整趨於衰頹的中華人文世界和人文理想。綜觀其一生，無論立身處世，爲學爲人，或是他的道德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等都全部凝結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識中而昭顯於外。因此。牟宗三先生盛讚他是“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一點不爲過分。作爲現代新儒學的重要代表，唐君毅對民族文化精神價值的弘揚，對中國未來文化的建構，無論是對現代文化思潮的導引，還是對時代精神的建立，都有著積極而廣泛的意義。
( 楊全昌撰 ‧亦凡公益圖書館(Shuku.net)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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