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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驗之五：共產黨有充份準備而來

　　當八月十四日，蔣主席第一封電報打到延安，邀請毛主席到重慶共商國是之日起，中共中央就開始研究討論，分成兩派意見：一派反對去參加商談，理由是蔣主席的「誠信」有問題，他關過李濟琛、胡漢民和張學良，故不宜前往。另一派贊成去參加商談，以便適應史大林的要求和美國的要求，而且有赫爾利的保證，不會被囚的，還可以適應戰後厭戰的民心，及拖延時間擴大解放區，一石數鳥，何樂不為？結果，毛澤東決定去！也非去不可！於是，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確定了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其中並提出了「六點措施」，作為行進路標。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通知全黨說明參加重慶會談的原因！其中談到了談判的立場和方法：「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我黨有利地位。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假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後，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一Ｏ五Ｏ－－一Ｏ五三頁）

　　這一份通知全黨的文件，也就是思想教育的文件和時局認識及站穩立場運用鬥爭方法的指示，是非常重要的教材，比毛澤東那篇「關於重慶談判」還要重要！這篇是頭，那篇是尾，頭尾結合起來細看，可窺全貌，才能掌握中共的談判方略。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不懂得外交！也不懂得談判！不如日本懂得外交，連暹羅泰國都不如！這是他在一九一七年講「中國存亡問題」中說的話，國民黨直到今天在台灣，還是不懂他說的話。而毛澤東早就懂得了，他在「重慶談判」中學得一身本領，教育了中共，也教育了中國人，懂得了國內談判和國際談判的進退策略和運用方法；從莫斯科談到乒乓外交，都運用得很妙！從「一面倒」到「聯美制蘇」，也能急轉彎。

　　經驗之論曰：戰後中國有國共內戰！頭兩年形勢和實力都對中共不利！所以中共要利用「重慶談判」爭取有利的時間和空間，但也準備了萬一繼續不利下去，即改採「合法鬥爭」，代替「武裝鬥爭」！如能有轉機，就可以利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和戰兩手政策及「既團結，又鬥爭」的手段，贏得革命的勝利。當時，國共兩黨，都是「革命政黨」，不是「內造政黨」！美國想把這兩個政黨都由革命政黨變為內造政黨亦如美國兩黨政治然，本是好意，實乃天真。蔣介石根本不知內造政黨為何物，毛澤東雖然做好準備乃是待機而動。故由赫爾利一手安排的「重慶談判」及其後來的「政治協商會議」（按：一九四六年之政協稱之為「民主政協」。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北京政協，稱之為「人民政協」。），都失敗了！這種失敗，不僅僅是如司徒雷登所說的是由於國共兩黨之猜忌！實在也與資與無的意識形態及美蘇兩極對立冷戰結構之形成有莫大關係！中國變成美蘇角逐中之棋子，蔣毛二人都是他們的過河小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