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两首玄都觀詩說到劉禹錫的性格表現（下）［初稿］〉
乙、從詩作看詩人劉禹錫的書生性格
劉禹錫两首玄都觀詩，前一首作於被貶官十年後的元和十年，後一首作於此後再貶官十餘年的大和二年。之所以能先後在京分別創作出两首玄都觀詩，緣由得到在朝大臣的幫忙引薦，始得先後獲召回京，免苦於外任顛簸；其中幫忙劉禹錫出力最多者，當為裴度。外任顛簸對劉禹錫惹起的愁苦，這可但舉期間得知改赴連州外任時的〈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詩見贈，率爾酬之〉：「謪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如今暫寄尊前笑。明日辭君步步愁△」被外放到連州，即使能飛遠處的大鴻雁也飛不到的僻遠荒涼地。
在後一首的〈引〉中，劉禹錫自序說明這两首詩是有感當時首都社會異象而作的：「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而在創作第二首後提到「以俟後遊」一語，可見劉禹錫即使在再又遭遠調外任十四年、前後謪、放合計近廿四年，依然有堅守初衷之意；其敢言展志的性格，可以想見。
在前一首創作後的同一個月內，劉禹錫等人又遭外任，不得留京。這次柳宗元外放柳州；劉禹錫初外放非常僻遠的播州，後得改外放的連州（今粤北地區）。柳、劉俩外任方向相近，便同行離京。在路上，柳宗元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一詩，中有「直以慵疏遭物議，休將文字佔時名」以作規勸，所謂「文字」當意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之類的文字創作。劉禹錫有〈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一詩，中有用「黃丞相」、「柳士師」典故，可見劉禹錫仍關心政治、心繫朝政的，其忠貞堅毅的性格顯見。在後一首創作時，劉禹錫已年五十七，後又有〈廟庭偃松詩並引〉，這詩起首即以得護的危松自喻，頸聯「影入巖廊行樂處，韻含天籟宿齋時」，及尾聯「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劉禹錫對得到裴度知遇之恩，已溢於言表；其忠效國家的心志，始終彌堅。
從這两首詩也是可以看到劉禹錫上承《詩》、《騷》精神的。於近體盛唱的唐代，以詩言志，發揮美刺詩教及屈骚精神，這是劉禹錫詩歌創作的一種特色。從劉禹錫在相近時期的不同作品中，也有可以看到他本人對《詩》、《騷》的重視和效法的。如：
「昔屈原居湘、沅間，……乃為作《九歌》。……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竹枝詞九首•引〉）
「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上淮南李相公啟〉）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異，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董氏武陵集紀〉）
以上所謂「變風」、「導下情而通比興」、「風雅體變而興同」等語，大意是相同的。而「變風」這一概念源自〈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以譎諫……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俗殊；而變風、變雅作矣。」所謂「風化、風刺、譎諫」即詩教的美刺手法。意即國家政治敗壞，詩人更加會以詩歌創作反映社會民生凋敝的。《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是忠貞為官、正直不阿，卻遭奸臣誣告、君主棄用，故而作〈離騷〉、〈九歌〉等作品以明志。
劉禹錫两首玄都觀詩，前一首用「後栽」的「桃千樹」暗寓小人、奸臣趨炎恃勢橫行；後一首又以「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暗寓清明政局更新的寄望。並吸收了詩經學的美刺詩教及屈騷的比興寄托等手法，用語言創作出敢言展志和忠貞堅毅的性格表現。這正是劉禹錫詩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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