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一家人 黃昏時的樹影再長，也離不開樹的根；你無論走得多遠，也不會走出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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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

一、大湳公學校

八歲那年4月應該唸小學，不巧的是弟弟正茂出生，弟弟和我相差七歲，他在1933年出生。因媽媽工作太忙，家事太多，照顧弟弟的責任，自然落在我身上。祖父說要把弟弟送人領養，在此之前慢點到學校去，就這樣留在家裡照顧弟弟，不去上學了。

後來我的母親實在沒時間帶孩子，陳家又沒有男孩，就把弟弟送給他們。弟弟在那裡只有一個姊姊，那時候女孩子是沒用的，在家裡沒有地位，所以弟弟過得很好，可以一路讀書，後來也有很多財產可以繼承。他先讀桃園農校，工作一年後考上師範大學(或臺灣大學？待查)，他學的是農藝，後來到美國作跟生物有關的研究，很成功，在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直到退休。那時也有把男孩子送人的習俗，再抱別人家的女孩子來養，把男孩子送人或賣給別人，帶女孩子回來，這兩種方式是不同意思的：把男孩子送給沒男孩子的家庭，是因為養不了；抱女孩子回來，則是以後可以和家裡的男孩子送作堆，可以省聘金，我的母親就是被送作堆的。

弟弟四個月大時送人領養後，我很高興可以上學了。我自己當天到學校，一走進教室，就隨便找位子坐下來，結果有人說那是他的位子。我那裡知道是誰的位子，但認為先坐下來就是我的了，就這樣和同學吵起來。老師來了，他不認得我，問同學這是誰的孩子。同學說出祖父的名字，老師才想起祖父是交代過他了，但是班上已經滿額，要我明年再來。就這樣延後一年上學。老師的名字叫簡衍廣，他專門教一年級新生，第二年上學時也是由他當級任老師。

我唸大湳公學校時，因為是庄裡人，都赤腳去上學。另外有一種小學校，是給日本人讀的。台灣人也可以讀小學校，但是要會講日語。我們上學之前並不會講日語，因為在家裡不講。公學校一、二年級的老師都是台灣人，三年級以上才會給日本人教，因為日本人不會講台灣話，等我們會講國語了，才有日本人的老師。到我哥哥──妳的正裕阿伯──和我的時代，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去讀書，可是我姊姊──妳的姑姑阿菊──就沒有讀過書，因為時代和我不同，我們的時代正好在改變。在我之前，一些人沒去讀書，要開學前，老師必須到各家去說服家長：「你這個孩子要讀書囉！」像是去招學生一樣。我的叔叔就是處於這樣的時代。

當時跟現在不一樣的另一件事是沒有習題，所以不帶書包，書都放在學校裡。我一回到家裡頭，第一件事就是找媽媽，把在學校所學所見所聞，講給媽媽聽；媽很忙碌，根本沒有休息時間聽，但我不管她有沒有在聽，她做她的工作，我跟上跟下，講個不停。有時她聽煩了就說：「好了，煩不煩！」不過對我來說，這還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大約在小學三、四年級時，內壢蓋了糖廠，政府獎勵種甘蔗，由政府供給甘蔗種及肥料，在茶園一列一列茶樹中間種甘蔗，長成時由政府派工收成，叫做契作，所收甘蔗全部歸公，如果想吃，必需用偷的，一到晚上，全家總動員，一捆一捆的偷到眠床下，每當晚飯後，大家一起吃甘蔗。甘蔗肥料是台北市的垃圾，當時垃圾沒有現在那麼髒，我們小孩都到垃圾堆裡挖寶，有很多玻璃珠、橡皮筋、一錢銅板等等，可以挖出很多東西，也很羨慕都市裡孩子生活的富裕。

戰爭時期我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歌，例如我還記得其中有一首是這麼唱的：「廟行鎮の夜明けで殘月西に傾けば……」 這是關於「肉彈三勇士」在上海的歌，歌裡說，廟行鎮的早晨，殘月已經行到西邊了，這時三勇士揹了炸彈去進行攻擊。另外比較溫和的、關於春天的歌：「春が来た　春が来た　どこに来た　山に来た　里に来た　野にも来た」，這也是在學校學的。至於「サヨンの鐘」，也是很流行的歌：「嵐吹きまく峰麓　流れ危ふき　丸木橋．．．．．．ああ　サヨン」是サヨン的男朋友去當兵，她送行，剛好有颱風，走過一個小小的橋，回程時跌倒落進溪裡了，所以有這首歌。不過這首是流行歌曲，並不是學校裡的老師教的。

二、我的老師們

三年級的老師蔡生傳先生，他從師範畢業就擔任我們班級任老師，那時我們班上好像特別調皮，他很嚴格，但同學們都不大怕他，常常跟他搗蛋，看他生氣，同學們還是樂在心裡。有一次不知那個同學把我的鉛筆全部拿走了，我當然很生氣，那一節課是練習寫字，我就坐著沒有寫，老師問：「你為甚麼不寫？」我說：「鉛筆全部不見了，怎麼寫？」老師問：「誰偷去的？」我說我怎麼知道，但又脫口而出說：「是不是老師偷的？」那個時候老師生氣的樣子可想而知，就拿起鞭子打起來，我立刻從窗戶逃回家了。下課後，老師馬上到我家，向祖父說這些事情。祖父沒有罵我，翌日叫我去上課，當然我的班長之職被免了。後來我們同學會都邀他參加，他還記得這件事，常向我開玩笑。

四、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是鄭財生老師，到了六年級他對有意升學的七個同學在他家進行補習，不但免費，還供給晚餐。

蔡生傳、鄭財生及北商時代陳光熙三位老師，後來都成為亦師亦友，常有往來，至他們作古為止。尤其是陳光熙老師，他當台北市市商校長幾十年，又是日本京都帝大法科畢業，學識豐富，有事時經常去請教他，對我一生影響不小。

三、桃園公學校高等科

祖父要我考台北工業學校，我當然很努力唸書。結果筆試考取了，還要口試，因為上午八時就要到校，必須提前一天去台北住在二叔(鄭義和)家。當時到台北沒有那麼方便，原想搭下午三點從大湳到桃園的車，轉乘三點四十分從桃園到台北西門站（以前西門有火車站，後來取消了），但我對台北不熟悉，事先約好二嬸在西門站等我，所以二點半就在大湳等車，等車時，拿出書本背書，因為背得過於專心，聽到汽車聲音時，車子已經過去了。下一班汽車要五點半才到，為了仍要搭三點四十分火車，就只有跑步四公里到桃園，乘坐三點四十分火車，不然要到五點半的下一班火車，就來不及了。後來火車是搭上了，但到了第二天，因跑步過度，腳很痛，走路一拐一拐的。在口試時，老師問我：「你的腳是怎麼了？」我據實回答，口試老師們一聽都大笑起來。或許受這件事影響，口試沒有過關。

於是我只好去桃園公學校上三年制高等科。二年間，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六點吃早餐，走四公里路去上課。冬天時，媽媽飯是做好了，但沒有菜，都吃熱飯拌猪油。便當是蘿蔔乾、鹹鰱魚；現鹹鰱魚很貴，但當時很便宜，家裡一買好幾箱。

我在高等科的成績很好，兩年都當班長，二年級時朝會，都由我喊號令。記得二年級參加桃園郡運動會一百公尺跑第一名（其實不稀奇，參加的都是小學，高等科大他們二歲），跑完後，大湳公學校的鄭財生老師因為我跑第一名，使大湳公學校變成第二名，很生氣打我一記耳光，你說冤不冤？高等科畢業後，我考上台北第二商業學校。

按：這篇是波波回憶的第二章，是他讀公學校及高等科的回憶。讀來感到他與祖母之間濃厚的感情。原稿大半為波波寫成，補入部分口述，如唱歌的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