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四(10月26日)課堂上討論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書中一章。在查閱作者傳記資料時，發現丸山過世於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51週年紀念日，距今恰好已過了十年歲月。
為什麼這麼多年後仍要讀丸山？長期關注人權憲政問題，也深思教師權利與義務的薛師，在此思想方法課上所選讀的思想家，大半都有觀察或參與現實社會的傾向；換句話說，都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
薛師自道，他的課上，僅能教自己懂的作品。回顧他的碩士論文，為了解晚清中體西用論，他曾追溯理氣論、道器論和體用論，而討論官定朱子學的思想脈絡時，即引用丸山此書。此回他在課上的引言，與碩士論文中強調的觀點類似。他借用丸山等人對朱子學的「思想系統」的看法，說明朱子學在成為官學後與體制結合，不容反對，因而導致學者放棄自我對「理」的思考，僅追隨朱嘉學說並將之實踐，且將原來具有絕對化可能之理教條化。其結果是朱子學成為士人的意識型態，透過體制教學而社會化，三綱五常成為不可變的社會規範，皇帝也被等同為聖人，並從恭順倫理中衍生出對祖先的尊崇，因而增加了改變體制的阻力。
薛師這學期這門課，第一個討論的是曼海姆的《意識型態與烏托邦》。現在讀到丸山，我才記起丸山曾深受曼海姆此一分析概念影響，受其方法論啟迪。不知薛師是讀了丸山的書才研究曼海姆，還是這僅是一個研究上的巧合？
這天他啟口要談張之洞時，一時卻突然語塞。而後笑笑說：「本來幾乎要脫口而出『張忠棟』，因為我在讀的這本《當代》，其中談張忠棟。」他揚了揚那本刊物。
課後返家試試運氣，發現架上有這本《當代》，是復刊第144期，亦即丸山逝世後三年，該刊出了丸山與日本現代化專輯，同時另一主題即是對張忠棟老師的追憶與懷想。
使薛師語塞的張忠棟老師，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格者。年輕時上張師「美國史」，猶記師講課時在講台上不斷迴旋行走，努力要告訴我們美國史的精神在於「compromise」。教室裡，張師總是神情嚴肅，有一回一上講台，開口就大力批評我們這些大學生只知舉行烤肉之類玩樂活動，對於社會實際動態卻沒有關懷。那大約是1984年的事，老師並沒有冤枉我。當時班上一個同學修了他另一門課，卻從未到堂，後來老師連零分都不給，而是下了一句評語：「本班無此學生」。雖是這樣「鴨子嘴」的嚴師，後來他在日本料理店與同學餐敘時，卻又和煦如春風，還很家居地帶了一個在街上買的竹編籃子，說是返家可以裝東西。張師後來加入民進黨，又退出民進黨，他始終堅持的是自由主義的道路。他於1999年6月過世，因此《當代》在是年7月、8月、9月都刊出紀念文字，執筆人包括他的學生、現在在台上講論的薛師。
薛師在課上強調丸山的主體性思考。從丸山文本中關於徂徠學的探討，是可以看到主體性的存在。徂徠排除了「自然」在聖人之道中的地位，強調主體人格，提出聖人作為的命題。
引用吳叡人談丸山真男與戰後民主的文章，主體精神更清晰地被提出來了，這是代表現代公民應有的積極、自主的批判精神，要求公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與主體性思考相對的是前近代的家父長制，也是集體主義的溫床。吳叡人說：「丸山積極地在戰後日本政治論壇發言，就是希望藉由政治評論，一方清掃日本人盲從、形式、教條的思想積習，重新樹立一個自主、獨立的政治判斷尺度；一方面經由獨立的思考，尋找切合日本人歷史處境的自主的政治路線」。他最後以丸山精神回歸到台灣人的課題，點明知識分子應形成以理性、寛容為基礎的民主文化，才能促成一個進步的台灣意識的實踐。
據許世楷在其《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一書漢文版序，「主體性」一詞在1970及1980年代實不如今日普遍，在臺灣尤其如此。許先生以走入社會的學者的簡要話語說道：「以臺灣人在想什麼、做什麼為主題來敘述歷史時，就叫做以臺灣人為主體的歷史。同樣地對未來，臺灣人要表現出自己想什麼、做出些什麼，這就叫做臺灣人面對前途的主體性活動。」他又說：「臺灣人應該是臺灣史的主體，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是臺灣人必須在決定臺灣的前途時，做出具有主體性的活動，才能在歷史中主張其存在。」
很巧的，這星期五(11月3日)我們的許老師在課堂上正好也提到：做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重點不在於統治者怎麼做，而在於臺灣人怎麼生活，臺灣人所思所想是什麼。喪失了主體意識，自我即不存在，永遠只能是附庸。聽到這樣的研究基軸，像是漫談，卻實是學問的靈魂，使已逾中年卻猶在迷失中的我，突然感受到強烈的震撼。
深夜翻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起這幾個開我眼的老師的話。眼前雖然是一冊冊官方史料，我卻漸能看到其中一個一個先人生龍活虎的身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