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一家人 黃昏時的樹影再長，也離不開樹的根；你無論走得多遠，也不會走出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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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30日參加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台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從博物館研究員李子寧先生的報告中，首次聽聞尾崎秀真關於台灣四千年史的概念。據李文，尾崎於1925年3月至10月間在《臺灣時報》刊出的連載文章中，強調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發展不只是文獻所載的短短兩、三百年，而是可以上推至四千多年前；台灣在四千多年前曾存在一個發達程度上可以比擬當時的中國與埃及的高級文明，這個文明是以加工並輸出貝幣與織品，而發達成為經濟中心。唯至秦統一六國，貨幣改以銅取代貝，而使因為貝幣生產發發達的台灣文明不再重要。但是從1925年當時台灣「蕃族」身上，如泰雅族的貝珠與排灣族的雕刻和琉璃文化，以及圓山貝塚的貝類加工遺物，仍依稀可見台灣古文明的榮光。尾崎此種史觀雖未成為後來台灣史研究的主流看法，但是卻可以為台灣總督博物館的藏品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解釋。而這種觀點也為1925年當時台灣島上各種人群(漢人、原住民、日本人)提供了「在場」的合法證明：透過中國的需求、日本的轉運與原住民的生產，曾創造山台灣四千年的文明史。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尾崎在該文刊出後僅五年，亦即1930年，尾崎參與了台灣總督府舉辦的「紀念台灣文化三百年」活動，以三百年的眼光回顧台灣文化史，似乎未能堅持自己原有的台灣歷史文化四千年的主張。其中尾崎觀點的轉變，似值探索。而近年來台灣所流行引用的史明多年前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之說，是否曾受1930年殖民者的詮釋所影響，也使我好奇。

數月來忙碌於課業間，經常受到刺激而不及誌下那吉光片羽的觀點，今日得閒，幸得提筆在筆記本中草草記錄下來(現在這份打字稿為手寫後繕打)。

歷史的真實面貌何許複雜，而我們的思考，又有多少是不自覺地受到操縱後的規訓遺跡呢？就像前數日聽s師談口述歷史時，師盼我們能從家族史開始熟悉口述史的操作，「至少訪問十位家族中的長輩，把自家的歷史建構出來。」當時我立刻想到族譜中的親族。而後突然閃過心中，母親家有無族譜呢？對於母親的原生家庭，除了她兒時的居地地名外，我對其族人毫無所悉。這種嚴重的偏頗，我竟從不警覺。經營糕餅店的外祖父，是不是沒有田產？為何他會走入糕餅製作？又為何將長女嫁與外村人？他的孩子──我的舅舅們──又為何遠離了父親的行業來到大台北地區發展？這一切問題於我均沒有答案。靜夜在雨聲中尋思，深深汗顏自己愧為習史者，更愧身為女性而毫無女子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