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掃時，意外在深櫃裡翻出一份1989年至1990年的《臺灣近代史》筆記。多年來，一直以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學校受過任何臺灣史專史的教育呢。遺忘得太多，記憶得太少，這是對自己的一種不誠實？還是因為不可抗拒的早發性痴呆症使然？或者，是有意的遺忘，顯示當年想徹底離開校園的心情？
我記起來了。自己曾有一陣子的就業空檔，起於1989年8月，終於1990年5月，剛好具備一個無所為而為的旁聽生資格。
拿起這三本各六十頁的筆記，發現它們的邊緣已發黃；打開內頁，一份份課堂上發放的講義滑了下來。筆記前有各講次標題及編列的頁碼，各頁左側都留了五分之一的空白，將小標提示出來，曾由老師口中系統傳授的知識，井然有序地筆錄在這裡。像是突然回到了課堂上，不禁跪坐在櫃前，津津有味地捧讀起來。
所謂臺灣近代，授課的吳老師斷限為1895至1945年，也就是日治時期。在授課當時，日治之名尚未流行，所以筆記裡充滿日據的字眼。起始的時間或許可延至1905年或推前至1860年，但1895年對臺灣的影響確實是最為巨大的。
留日的吳老師熟稔於日本的臺灣史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尤其不單談論臺灣總督府情形，同時探討日本國內的議會、派閥、財政、外交等情形對臺灣的看法。當年臺灣本身的臺灣熱還沒像今天這麼蔚為風潮，十多年間臺灣研究資料的開放與研究成果的進步，實在是很驚人的了。但即使如此，對於一個完全遺忘這幾十堂課的自己而言，這份筆記的內容仍然是充滿啟發性，尤其以提問──答案方式進行的歷史解釋，對於史實意義的再思考很有刺激的效用。有趣的是，筆記中也留下了台下學生〔那名字如今也已加入講授臺灣史的生力軍中〕不同意老師的觀點，在課堂上提出質疑，往復之間的攻防，不一定代表定論，卻豐富了課堂講授的單一性。
不記得當時吳老師是第幾年開這門課。應不是第一年，可是也不會是第三四年吧，因為依稀浮現的回憶，老師上課時因為專注及費力準備而有的張力又回到眼前。現在查閱網路資料，1990年3月，他才修完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也就是說，1989年9月這門課開始時，他還在上東大的博士課程，尚且是講師。或許之後不久，他就升為副教授。但時間已過了15年，適用大學法舊制的他，仍在副教授的位子上。
誰也想不到，2000年時因為政權輪替，他因緣際會做了一陣子政務官。而當我拿起這份筆記時，他又已回到校園。他的額頭已微禿，身形變寬些，諸多人事變遷，但不論是媒體上看到，或是在某些場合旁觀、旁聽他的言語，仍深感老師的活力像年輕人一樣飽滿。
筆記裡，除老師個人的講授外，也有兩次特別來賓的演說，一為費維廉談臺灣菁英，一為若林正丈談1923年東宮行啟的「蓋章」意涵，若林的作品(包括這次演講及臺灣戰後的政治)後來有較多機會遇到。
老師在上學期上課時的嚴肅感，到下學期逐漸放鬆了。新學期伊始，立即預告要安排時間放「華の乱」(1988年的片子)，但我們似乎終究與這部有關1920年代大正時期的電影無緣〔錯過代表永恆的美──吉永小百合，確實使人遺憾〕。當日適逢二二八〔43週年〕，他在課堂上作了簡單的說明：
「二二八之前臺灣史的終結點，是二二八；
二二八以後臺灣史的起點，也是二二八。」
他坦言自己在當時的環境及能力下，無力去處理這個事件。他自責是一個逃兵，是史學研究者的悲哀。或許因為這種心情的驅使，他在隔週發放講義，讓同學閱讀歐陽予倩的二二八見聞記，並且用了一講的時間來談論二二八──即使在他的斷限中，這個事件並不屬於這門課的範圍。
或許這是我第一次在課堂上聽老師解釋二二八事件，之前只多次聽過一二八。
歐陽的文章寫於1947年4月〔中時人間副刊1990年2月28日舊文重刊〕，他在二二八前三個月來到臺灣表演，演出包括「鄭成功」等戲碼，眼見事變前臺灣的紛擾與不安，也親歷了二二八時被包圍的險境。近一甲子後讀這篇文章，仍會為文中所描寫的臺灣人戰後的悲情熱血沸騰。
在史學方法上，吳老師提出了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觀點。他認為重建史料的過程，嚴肅的史學家會把不同觀點的資料納入考量。而對於口述歷史，他認為可補救檔案等文獻資料的不足，但其運用的方法，尚需經科學性的批判。這段話已說了十多年，但到今天，似乎還是少有史學工作者有系統地發展出有關口述歷史的利用守則。
在1990年3月21日的筆記中，當我們開始沈浸在吳老師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金融的講述前，我留下了一段記載：
「二分之一同學缺席，聲援中正紀念堂學運去了。」
這時候沒有人會知道，國是會議會在之後兩個月召開。我也因為隨著立法院的記錄團隊，而參與這項在國民大會的臨時工作。而更想像不到的，是當時才逐漸擺脫重重包圍當選總統的李登輝，果然實施了學生在中正紀念堂要求的廢除臨時條款，國會也全面改選了；如今已八十多歲的他，仍活躍於政治舞台上，只是換了在野的身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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