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大是一個如同中古世紀修道院一般的學校，隱藏在森林裡，還有一座古堡似的教堂，一個自己的植物園，還有新人們爭相在該處結婚的花園。由於學生人數不多，加之散在大面積的校園中，常讓人有地廣人稀之感。D大的所在地D城，是一個過去以菸葉為主，如今轉型為高科技廠商集中的地方，他的downtown有種破敗的滄桑感，我第一次看到該市中心，只有一個念頭：天啊，我們斗六火車站前面是多麼的繁榮啊！離D城最近的大城是華盛頓DC，要開四個半小時的車。至於我所租的房子叫做Deerfield，無巧不巧就在D大所屬的森林裡，常常可以見到小鹿斑比、狸貓、松鼠在遊蕩。我還記得第一天來到D大，看了看周圍的一切，覺得很超現實，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在此地生活下去。
結果當然是生活下去了，而且在過了四年之後，還覺得這裡也挺好的──你不能不佩服人的適應性。有些剛來的學弟妹，非常驚訝我一人住在森林的小木屋裡，學校又沒有課了，很怕我得了自閉症。殊不知，這是最後一年了，我才熬出那麼一點點的生活樂趣。我找到了幾個很不錯的Cafe，有空帶本書去Cafe裡讀，就不會覺得每天都在學校、超市、和小屋裡繞不出來。我也喜歡檢索一下學校的活動，自己去參加一些法學院以外的研討會、電影、或是講座，一來反正免費，二來也可強迫自己走出法學院的大樓，參與其他學科的討論。
講了半天，還沒講到重點，其實重點就是，出門外在，家人不在身邊，最能支持你的力量，除了自己，就是朋友。朋友對出國留學的學生實在太重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古人的話是智慧的結晶，不聽是不行的！
在這漫長的異鄉讀書過程中，我覺得最幸運的，就是認識了很多好的朋友。其中兩位是我的室友（一是台灣人，一是日本人），還有一些朋友分別來台灣的其他領域，也有來自歐洲、加拿大、中國的同學。
首先要介紹的是我的室友，在國外，室友其實是你最親近的人，有任何風吹草動，咳嗽傷風，第一個知道理應是室友。如果室友相處的好，那是很幸福地，多了親近的家人；若不幸室友之間頻道不合（這種例子太多，只能用俯拾皆是來形容），那真是奇慘無比。舉例言之：友人A是個極細心之人，不幸室友個性粗疏，平日燒壞鍋子無數已不在話下，最離奇的一次是，某日A之室友為了在客廳使用筆記型電腦，便順手將牆上原有的插頭拔掉，待第二天早上A起床，發現被室友拔掉的竟是「電冰箱」的插頭，一冰箱的東西全都完蛋大吉。然而因為房租都以一年為約，A也只能忍辱負重到約滿，才另尋住所，這一回，A說什麼也不找室友了。
剛來D大，我和蓉蓉成了室友，她就是教我煮飯的啟蒙老師，在最初的不適應階段，我們幾乎是輪流掉眼淚（必須錯開時間掉眼淚，因為沒掉的那一個要負責安慰哭了的另一個）。放假了，我們去開發各種枯燥生活裡的小娛樂，比如，開車到三十分鐘外的教堂山，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在各大超市以比價為樂趣。
蓉蓉畢業後，日本同學涼子成了我的室友，涼子在D大念的是政治學博士。我本來挺擔心和外國人生活會有問題，不過後來發現，只要夠包容，還是可以相處的不錯的。涼子基本上就是個小妹妹，沒出國社會工作過就一路念上來。她母親擔心她，月月給她寄郵包來（其實我娘頭幾年也是如此），每月一包中都不忘附上一件給我的禮物，感謝我照顧她女兒。大概是我們把D大的生活描寫的太慘，她母親竟給她寄來拖鞋、抹布之類的日用品，有一回還寄來衛生褲和毛線襪組，我們打開包裹，委實啼笑皆非。涼子去年決定拿了碩士便回日本，去早稻田把博士修完，回到東京的她，樂不可支，宛如魚歸大海，盡情享受都市生活。
雖然蓉容和涼子各自返國，但是我還是常常接到小蓉的越洋電話，也常收到涼子的email。今年過年前，蓉蓉放了個長假，沒去日本，沒去歐洲，花了五萬台幣買了機票，千里迢迢到D大來看我，住了一星期，我被她的義舉感動的無以復加。我們去圖書館，去咖啡廳，開車在森林裡亂逛，彷彿她從沒離開過一樣。昨天收到涼子的信，問我何時返台？她說在NHK上看到台灣的溫泉報導，甚是嚮往台北近郊的溫泉旅店，決定這個暑假我回台時來找我，請我千萬要帶她去頂級溫泉之旅。
我一邊看信，一邊想到這幾年，和兩位女生在異鄉相依為命的過程，有時候輪流煮飯，有時候一起去買菜，有時候互相數落男友的不是，有時候大罵教授的不通情理，有時懷想故鄉的點滴。這幾年在國外，他們其實就是我的家人，我重感冒時，我失戀時，我結婚時，我考試時，他們在第一線分擔我的憂與愁，悲與喜。
還有幾位朋友是我在D大研究和心靈的雙重支柱，不能不提。一位是葛蕾斯，一位是Ohio Mom，還有一位是LiLi，三個都是學問好，人又好的學姐，沒有他們，我的留學生活和研究，勢必要花上更長的摸索和適應。
葛蕾斯是我T大的學姐，但是我們是在我出國前，她留美期間回國一年作田野調查時才認識，出國以後更加熟稔。葛蕾斯專攻女性主義和文化人類學，我剛剛起步時，她已經進入論文的最後階段，因此不論是研究方法和論文寫作，她都給我相當大的啟發。葛蕾斯非D大人，因此我唸書有障礙或是心情不好，就打電話給她傾訴，她總是耐心的聽著，然後鼓勵我不要放棄，要不就是激將一番，讓我有力氣振作起來。
剛認識Ohio Mom的時候，她還是不是人家的媽，而是個在D大文學院唸書的單身妙齡女。她和另一位好友（也是在D大認識的）克萊爾，是我從台灣飛到美國後，下了飛機第一眼見到的人。話說五年前，我初出國門，負笈他鄉，預計晚上八點半到D城機場。台灣同學會已經聯絡了Ohio Mom和克萊爾到機場接我這個新生。不料飛機欲降落時，遇上大雷雨，遲遲無法下降，最後轉到鄰近的另一個G城機場降落，等了一個多小時，機長宣布，再試一次，於是又起飛，飛到D城，竟然又無法降落，又飛回G城機場。這次乘客開始不滿，要求下機，但機長宣布無登機門可供下機，我們等兩小時候，要再飛回D城機場（是的，美國的航空就是這樣）。苦等了兩小時，飛機飛上了天，卻還是無法降落，最後仍舊飛回G城機場，航空公司派了一輛門關不起來的小巴士，開了兩個小時，將我們由G城送到D城機場（是的，這就是我到美國的第一天）。當巴士開到D城機場時，是凌晨三點鐘。我下了巴士，站在航站外，舉目無親不知如何是好，此時，突然一輛房車開過來，下來兩位女子（就是克萊爾和Ohio Mom），問我：你是凌台大嗎？我當場感激涕零，他們竟從晚上八點，等我等到凌晨三點鐘！那個場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如果沒有他們，我當晚一定是流落街頭了（不過，D城也沒有「街頭」好讓我流落，應該是流落森林吧）。後來和兩人變成好友及飯友，我們最常作的事，就是相約吃飯打氣。Ohio Mom 結婚後搬到Ohio，我總覺得悵然若失，很貪心的期待她能一直留在D大。
LiLi是比較晚認識的朋友，不過因為同作女性研究，加上她研究的是我最喜歡的張愛玲以及維吉尼亞吳爾芙，故我們很有得聊。我們的光榮事蹟，是去年一同申請一個國際型的獎學金。平常申請獎學金這碼事，多半是誰也不說的私下進行，但是我們兩人確定要申請之後，決定一起寫申請材料。我們在咖啡廳裡一人一台筆記型電腦，咖啡完了又續，一工作就是一下午。寫完一部份，便互相觀摩比較，研究心得。去年六月獎學金放榜，我驚訝的發現，十九個名額中，D大竟是唯一一個學校拿到兩各名額的，一個是我，一個是LiLi。我不知該如何形容那種感動，因為我一直都覺得人和人可以互助共榮，而這個信念，能夠在現實生活中被證實，讓我非常的欣慰。
還有一位和我的緣分也很奇特，我在高中辯論社就聽過他的大名，後來進出版社成了同事，留美後雖讀不同學校，但是一直保持著聯絡。除了互通研究的訊息，我在美國兩次感情大受挫，他都百忙之中還來充當安慰者的角色，他就是布魯斯。這幾年也算看著彼此的成長吧，布魯斯當爸爸了，我也算安定了下來。他的新聞台也是我重要的資訊吸收站。
除了上開友人，還有在H大，相識十五年的C，以及因為性別團體認識的夏諾瓦，P大的K，作醫學研究的S和N‧‧‧‧。而透過這些朋友們，我認識了更多的朋友，教堂山野獸，印大兄和秋妙，Stella,格正大哥，教堂山查經班的弟兄姊妹，台灣同鄉會的大哥大姊和長輩‧‧‧
我還有一群很特殊的朋友，他們是我的學生，但是與其說學生，還不如說是朋友更為恰當。尤其在新聞台開台後，他們的鼓勵讓我有不斷寫下去的動力。
至於在中國的同學方面，因為出國，使我有機會與他們作進一步的接觸。在我剛進法學院時，來自北京清華的Y，是我最好朋友之一，Y如今已是矽谷大律所的律師了。而去年新進的LLM同學中，我又認識了兩位很有想法，由南京來的中國年輕人，他們對台灣渴望瞭解的誠意，讓我第一次覺得溝通是有可能的。
當然，我還有一個也是認識很多年的朋友，不過是出國以後才變得最熟，熟到後來變成了我最親的人，那人就是陳大牛，～可見，朋友這件事，真的影響人生很大，要慎之慎之啊！
這些在國外互相支援的友人們，有的是早就認識，但並不熟，到了國外才變成朋友，有的是在國外才認識，相見恨晚。不論哪一種朋友，他們都豐富了我的森林生活，使我身在異鄉，但有了家鄉的溫暖。當我面臨人生的各種挑戰，他們總讓我覺得，我並不孤單，只要我伸手，他們就在。
友情在，就有「情」在，異鄉寒涼的日子就不那麼荒蕪，挫折也變得比較不可怕，你知道你不是一個人，還有人和你一起並肩作戰！
最後想謝謝兩個朋友，她們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但是我想特別謝謝他們，一位是帆兒，一位是慈。帆兒在我LLM讀了兩個月，最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從多倫多飛來D大陪我五天，還給我帶來一堆亞洲食品。慈則在我出生至今、經歷最大感情與學業危機時，由波城飛來陪了我四天。他們對我根本無所求，就只是因為友情的感召，和不忍我一人受苦而已。此情，我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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