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已經釀成二戰後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離開烏克蘭的難民人數急劇攀升，已接近300萬。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打開國門接納這些難民，但在此過程中，相關國家政客和輿論不時將之與中東難民對比，暴露出在難民問題上的雙重標準甚至種族主義。
欧洲国家的难民政策并非一以贯之。过去几年里，它们对待不同来源、不同肤色难民的态度大有不同。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和去年阿富汗难民危机爆发时，许多欧洲国家紧锁大门。在当前乌克兰难民危机中，它们表面上敞开国门，但实际操作中也将难民分成三六九等，搞起种族歧视。在乌克兰生活的数万非洲裔和中东裔侨民离境及入境时备受刁难。更有甚者，欧洲国家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四处搜寻难民中的有色人种，对其施以暴力。这些都足以将美西方拉下人道主义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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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些現象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西方輿論場中有關難民政策的闡釋，深刻反映了白人至上的傲慢與偏見。一些頗有影響的媒體人和政客把烏克蘭視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用“白種人、基督徒和中產階層”定義烏克蘭難民，將他們視為“自己人”。有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則公開表示：“烏克蘭並不是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樣衝突連綿的地方。”這說明在西方觀念中，並非所有的難民都值得同情。被西方奉為圭臬的“人人平等”，其實是“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同為難民的非洲人、中東人、中亞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其次，西方將難民問題政治化，企圖通過熱情接待烏克蘭難民而將俄羅斯置於不義境地。俄烏衝突有其歷史經緯，根源錯綜複雜。美西方不僅沒有資格利用難民危機搞道德審判，它們本身也難辭其咎，甚至一手製造了當今世界許多難民問題。美國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難民問題無可爭議的罪魁禍首。然而，對於接納來自這些國家的難民，美國也是推三阻四，逃避責任。如此“雙標”和打臉的行徑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封“人權衛士”的世界頭號大國所為。
再次，拒收中東難民反映的是西方社會盛行的“伊斯蘭恐懼症”。美國以反恐為名使伊拉克、阿富汗等伊斯蘭國家生靈塗炭，大批百姓淪為難民。但來自這些國家的難民又被美西方胡亂貼上危險人群甚至“恐怖分子”標籤，被拒之門外。這折射出西方社會“恐伊仇穆”的普遍心態。西方國家將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和占世界1/5人口的穆斯林整體上污名化、妖魔化，加深隔閡，阻礙文明互鑑與宗教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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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還折射出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局勢升級以來，西方政客和媒體緊盯衝突在烏克蘭境內造成的所謂人道主義傷害，但在過去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對於中東北非的戰爭、死亡、流離失所熟視無睹。而很大程度上，美西方本身就是那些地方動盪和難民危機的製造者。美西方對待難民的歷史並非如其所標榜的那樣充滿“人道光芒”，在難民問題上搞“雙標”，讓它們在烏克蘭難民問題打造的“救世主”人設坍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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