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06 21:33:27| 人氣14|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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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漲租,一邊降薪,打工人逃離上海


過去幾個月,有人在居家期間受夠了合租生活,有人因為合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還有人不滿小區的做法,累積的換房需求疊加畢業季,上海的房租在復工後飛速上漲,這也讓一部分因疫情影響了收入的人不得不選擇離開上海。

*「你有你的難處,我做我的生意」

接到房東打來的漲租電話時,李恬急哭了。

她在上海嘉定區租住着一間一居室,習慣用自己的月薪來表達租金,以前是「1/3月薪」,3500元,6月開始,房東要漲到4500元,是她半個月的工資。

「我要把陽台改成一個臥室,你一個人住兩居,價格得漲。」房東略顯得意,「你不租,我這裡多得是人想租,解封後看房的人太多了。」

李恬很無奈,今日的漲租早已在合同里埋下隱患:房東有權對房屋進行裝修,且租期到半年時可以根據市場價適量提價——只是現在的市價,是按照「二居室」來提的。「改造二居室,也可以說是房屋裝修」,如果李恬不接受漲價,按合同要賠付三個月的原價房租作違約金,10500元。

這不是個小數目,三年前,畢業於二本院校金融專業的李恬揣着父母給的1萬元就來了上海,在嘉定一家外貿企業做秘書。這筆錢在老家徐州,可以付得起市中心一套100平方米房子半年的房租,而在上海,現在只能夠她在這50平方米一居室里撐兩個月。

李恬原本在客廳加了張床,找了同事合租,結果同事因親人生病,3月就回了老家,這幾個月的房租都是她一個人交。因為疫情,從4月5日起她的工資就降到了底薪,少了6000多元,她不是個常哭的人,但在電話里她沒忍住:「你知道這段時間我有多難嗎?」

但房東的態度很堅決:「你有你的難處,我做我的生意。」

6月1日復工後,上海的租房市場開始了一波漲價潮。往年,畢業季帶動房租上漲是常有的事,但房產博主朱鵬發現,上海復工後的漲勢格外猛:「往年漲幅都在1-5%,今年是奔着10%往上漲。」

各區漲價的幅度各有高低,但漲價的理由卻出奇一致。「最近租房的人很多,得漲價。」

李笙藝也收到了房東的漲租通知,自2020年6月從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畢業後,她進入中山醫院開始為期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就一直租住在醫院附近的一套老破小複式中帶有衛生間的主臥里。她的房租預算一直控制在3000元左右,但現在,這間需要與5個租客共享70平方米空間、人均面積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租金也要漲到3600元。

房東的態度都很像,「你這個房間,就算我漲到4000元也能租出去」。最後李笙藝決定搬離這套「性價比不高」的房。


▲ 笙藝之前租住的房間。圖 / 受訪者提供

在楊浦區五角場幹了五六年租房中介的熊平,5月每天都能收到幾十名學生的好友申請,結果被微信判定為「誘導分享違規」,無法在群里發消息,也無法展示朋友圈。在五角場商圈,匯集了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同濟大學等多所高校,五六月份的畢業季,房子供不應求,熊平提了5%的租金,才能稍稍勸退部分的學生。

只是對畢業生來說,今年的漲價會讓他們更難些。住在楊浦區五角場區域的復旦畢業生張雨發現,5月以來,周邊的房租都漲了五六百。4月,張雨剛拿到一家媒體的offer,但還沒入職,就碰上了疫情居家。封控的兩個月里,她全靠在線上接些寫稿的活,每個月賺三四千元,勉強交着房租,「想撐下去,自己總得找些辦法」。

李恬已經開始找房子了,她寧願交上三個月的違約金,但她和房東說好了,要先找好房子,再結算這段時間的房租。在房租普漲的情況下,一個月過去了,她還沒找到合適的房子,「說不定之後租金會降下來」,她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好地段的好房子都在漲

同樣在5月底,住在長寧區的自由英語翻譯謝可在中介的朋友圈發現,同一地段、同一房型的房源比去年漲了一兩千,「有的甚至漲了50%」。

去年9月,謝可從徐匯搬到了長寧的梧桐林蔭道里,「想體驗一下《繁花》中的上海生活」。每月四五萬的收入,讓她可以承擔高達9000元的月租。居家三個月後,她對這套70平方米的一居室厭倦了,但當謝可真正開始找房,卻發現同地段房源的月租金已經漲到了1.5萬元,「現在我也有些高攀不起了」。

長寧和靜安這兩塊面積加起來不及浦東新區二十分之一的「彈丸之地」,被打上「老上海」的烙印,占據了上海中心城區的重要位置。這裡也是老洋房和頂級豪宅最密集的區域之一,與之匹配的是高昂的房價。在上海從事快消、金融等行業的白領和高管,大都會選擇租在這裡。

朱鵬觀察到,市區的房子大都是房東親自打理的,很少代理給中介:「他們幾乎都是老上海,對自己的房有感情。」在靜安從事8年房屋出租的一名房東透露,這裡面積在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廳,月租差不多就要8000元以上,「來這裡租房的人,不差錢,主要是為了體驗上海的生活」。


▲ 靜安區的洋房雖然寸土寸金,卻異常搶手。圖 / 視覺中國

凌晨1點左右,洋房中介喬一才忙完工作,有空聊聊。6月22日,他帶了4位客人看了靜安的幾套洋房。喬一的客人中有居家久了想換環境的,也有從外地移居上海的。每天,他要接20多個諮詢電話,都是來租洋房的。

5月初,報復性漲價就在洋房上露出苗頭。一套帶有戶外空間的小洋房,喬一剛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就有四五人來詢價,「光看圖片他們就想簽合同」。最後,喬一拉了個「拍賣群」,價高者得。這套月租1.2萬元的房子最後以1.6萬多元的價格成交,「一部分房子的市價就是被旺盛的需求拉高的」。

但房東對市場的感知往往沒有中介那麼靈敏。謝可和房東聊起近期的房租漲勢,房東驚訝地說:「原來我的房子還能再漲一兩千。」一名靜安的房東,在網上以5000元的月租價格掛上了自己的二居室,不到三秒就有人下單,「他們都沒線下看房,只看了照片就成交了」。即便她在網上下架了房源,每天依然有十多人照着之前留下的電話聯繫她,「他們都來問這麼便宜的房源還有沒有,我感覺是不是定價定低了」。

復工潮之下,浦東和徐匯房租的漲幅,也超過了5%。位於浦東的張江高科技園區,被稱為「上海程序員密度最高的中國硅谷」,這裡匯聚着上萬家生物醫藥和信息技術企業,有數十萬從業人員;上海「三甲醫院最多」的徐匯區,坐擁11家三甲醫院,每家醫院的平均日門診量破萬是常有的事。一名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工作的醫生告訴每日人物,6月後,想要在醫院附近租房,不僅要和同事搶,還要照顧着從外地來看病的家屬們。

笙藝新換了一套房,就是從好幾個競爭者手中靠提前交訂金搶下的。半小時後,中介告訴笙藝:「幸好你定得早,剛剛又有人找我簽合同。」之前她還看中過另一套月租3000元的一居公寓房,結果網簽之後,發現另有其人提早了3分鐘簽了同一套房,只能退單。

李恬所在的嘉定,租房市場被一群來自外地的「二房東」掌控着。近幾年,大量老街、老破小區都被劃入嘉定政府的新建工程,而一批住戶也因拆遷實現一夜暴富,在新小區盤下大量房產,分租給「二房東」打理轉租。

「二房東賺的就是租房差價。」朱鵬觀察到,嘉定租房市場的議價權在這群人手中,「往往是房東在國外或者上海的別墅里享福,二房東用多少錢租給別人的,他們也不知道」。

李恬的房就是從豆瓣上的二房東手中租下的。一旦房租超過3000元,「賺錢就是為了成為房奴」。她的月薪在9000元左右,幾乎都餵給了房租和生活費,很少有結餘。這次漲價,她以公司分發租房補貼需要房產證為由,試圖繞過二房東直接和房東談價格。但二房東好像識破了她的策略:「房本我幫你向房東要,房租是不會變的。」

在上海,並非哪哪兒都在漲租。遠離市區的普陀、青浦和崇明,不少區域房租的價格相較於3月前,跌了超過5%。這是年輕滬漂喜歡扎堆的地方,也是上海不少地鐵線的最後一站。而青浦和崇明的不少村莊,連地鐵也無法直達,只能乘坐專線班車。


▲ 上海普陀區俯瞰圖。圖 / 視覺中國

但這裡廉價的出租房對年輕務工者來說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一名崇明的中介介紹,這裡大部分二居室,都能以2000元的月租拿下,而在靜安租一套二居室的價格,甚至能在崇明租下獨棟的自建房。

然而,這裡也是對離滬潮最敏感的地方。6月以來,不少外來務工者離開了這座城市。6月7日至6月13日,每天離開上海的旅客達到3.24萬人,超過了來到上海的人數。朱鵬觀察到,裡面不乏住在郊區的務工人員:「他們在上海的可替代性強,這次疫情後,他們在上海的生存境遇更差了。」

需求的收縮讓郊區的租房市場遇冷。青浦一名房東,把自己的二居室的價格從1800元降到了1300元,10天以來依然無人問津。而普陀的一位中介,自己也打算從上海「跑路」,手上負責的幾個小區,一個月才租出3套,「提成還不夠一套房的租金」。

*有人接受,有人離開

解封後,謝可打算換個新建的小區,「至少物業和社區的管理水平會好一些」。她在網上看到,徐匯有個小區疫情期間發了11次物資,而自己所在的社區2兩個月只發了4次,「要不是團購,早就餓死了」。

改善的需求劇增,朱鵬在上海生活了近八年,他從未看到過一居室的行情如此火熱。一名與他熟識的中介說,解封後,許多人意識到合租的弊端。這段日子,感情在破裂,矛盾在滋生,「這不該叫做報復性漲價,而是情緒性消費」。

在疫情期間,一旦被打上「群租房」的標籤,很容易遭到歧視和不公平的對待。4月1日,笙藝的小區發了首批物資。她自告奮勇下樓幫三位室友領取物資,「那天特別激動,像過年一樣」。十幾分鐘後,志願者拉來物資,笙藝上前要了四份。對方問了樓號房號,揮臂把她攔在了隊伍之外:「你們群租房是違規的,我可以一份都不給你!」

笙藝急了,她翻出房間的照片遞了過去:「你看,我們是上下樓的複式,每層兩個房間,人均使用面積也超過了10平方米,不是群租房。」

志願者揮了揮手,把笙藝當了空氣。最早下樓的笙藝,在樓下乾等了一個多小時。其他居民領完物資後,地上還剩下幾袋被壓爛的蔬菜。志願者指着地上的蔬菜對笙藝說,你們的物資從這裡拿吧。

而封控期間,矛盾也更容易被激發。張雨的房間沒有門,她失去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效率。5月,學校要進行畢業論文答辯,張雨每天都準備到凌晨一兩點。但室友來回的走動聲讓她沒法集中,「本來一下子有思路了,結果她們一來,我就不知道寫什麼了」。

在居家前,笙藝過着「獨行俠」般的生活,醫院飽和的工作強度讓她回家後幾乎只能睡個覺。封控後,她才知道,自己的一個室友在某奢侈品公司上班,另外幾位也是醫院的護士,鄰居則是另一家醫院的醫生。一天,笙藝看到樓群里,那位醫生鄰居陰陽怪氣地說:「是誰的房間在最東邊呀?吵得我睡不着覺。」

笙藝知道這位鄰居意有所指:「我和他打過交道,他知道我住哪,也知道我養貓。」矛盾的來源是笙藝下晚班後吹頭髮的聲音——5月以來,醫生們就漸漸恢復了正常值班。這套有二十多年房齡的老房隔音並不是很好,但這幾個月來,從來沒有室友投訴過笙藝。笙藝沒想到,居家這幾個月,找茬的是隔得更遠的鄰居。

「解封後我要搬出去自己住。」這是笙藝和張雨的共同心聲。但是現在,上漲的房租讓她們不得不再一次妥協,接受繼續合租的現實。而另外一些無法妥協的人,房租漲價給了他們一個離開上海的理由。

李恬剛在現在這套房裡度過了快樂的兩個月。來上海三年,她終於拿到了等同一個月薪的年終獎。在和HR的績效談話中,對方告訴她,今年她的底薪雖然不變,但績效的加分會加倍。那天晚上和同事的酒局,也是在如今這套房子裡舉辦的。奉行「極簡主義,提箱就跑」的李恬難得地給家裡添了6個高腳杯,差不多花了500元。

只不過,這段「蜜月期」很快就過去了。6月1日,李恬從窗戶看到,園區開始有了進出的車輛,領導發了通知,6月4日全員復工。房東叫了工人上門,幾名師傅仔仔細細量了一遍客廳和陽台的尺寸,開始討論裝修方案。合租的室友打算退租,理由是「上海封控太嚇人了」。

李恬決定離開這套房,「沒想到當時把東西放在收納箱裡是個明智的決定」。她甚至也萌生了離開上海回老家的念頭。

今年2月,李恬公司裁了一次員。收到裁員名單的郵件時,李恬和關係最好的同事正在公司食堂吃飯。桌上的麻辣香鍋,一份15元,便宜大碗,是李恬和同事平時最愛的。但此時她毫無胃口。打開郵件,李恬翻了好幾遍名單,沒有自己的名字。但同事沒那麼幸運,她被裁了。5月中旬,同事申請了離滬通行證。

和同事離別那天,李恬在出租房裡和同事打了視頻電話。視頻中,同事登上了橄欖綠色的14號線,裡面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年輕人,拖着兩三個行李箱,肩上還背着行李袋,「感覺他們也帶着在上海生活的所有痕跡走了」。

租的房子,產權不在自己,但對笙藝來說不只是睡覺的地方。當初搬進自己的房間,她就下單了一幅數字油畫,掛在床頭,「我是來生活的」。「但凡復旦畢業的人,總是有些進入三甲醫院的抱負。」但封控讓她覺得「安定感是上海給不了的」。

「而且還不會吃不飽。」她補了一刀。規培結束後,她也打算離開上海。只是在她搬離前,這套房就被房東租給了一名即將來上海就業的租客,「貴,但是仍然搶手」。

▲ 虹橋火車站見證了過去幾個月的離滬潮。圖 / 視覺中國

在上海郊區,另外一群打工人也靜悄悄地離開了。5月15日,上海虹橋火車站發出了12趟列車,6000多名乘客離開了上海,5天之後,這個數字超過了1萬。一名上海連鎖粵式火鍋的創始人告訴每日人物,在4月中旬的離滬潮中,20%的員工都因生活的壓力離開了上海,「不上班只能拿2500元的最低工資,誰受得了?」

李恬的同事告訴她,在列車上的大多都是年輕面孔,「很多人和她一樣,在上海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足夠生活的工資」。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時提到:「這次上海疫情衝擊,相對來說,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更大,其中很多是外來人口,這部分人是租房子的,還要付房租。」

6月7日至6月13日,每日有3.24萬人從虹橋火車站離開了上海,卻也有2.492萬人來到這個城市。租房市場證明,依然不斷有人想紮根上海。在外灘的一名租房中介,已經收到了十多家高端餐廳的入駐諮詢,每天都有BP(商業計劃書)發到他的郵箱,闡述和商鋪調性的匹配度。「離滬潮和漲價潮一樣,都是暫時的。」朱鵬判斷。

張雨不是沒想過回家,但她已經接了上海一家媒體的offer,「在這裡有了工作,就很難再離開了」。

「現在上海50%的勞動力人口是外地人。這個時候,恰恰應該考慮,如何對這些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好一點,能夠把他們留下來。」陸銘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每日人物/文:周鑫雨*編輯:趙磊*運營:栗子]

台長: 聖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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