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礫帳台 關於我的文字。關於城市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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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我生日之後一個月，爺爺在花蓮門諾醫院死去。

在那之前，爺爺已經很久沒有進食。關於他不再進食的祕密，我首次聽到的消息是在總統大選結果公佈之後，爺爺已經有一陣子不願吃任何東西。

一直到今天，關於他的死亡，我所有的思緒都與我的政治理性思考背道而馳。

我對爺爺的記憶是片段而鮮明的。他每天固定閱讀台視新聞與中央日報，偶爾會指著螢幕上的國民黨資深官員嗤之以鼻。他從未涉入任何當前的政治爭議，對於快速變動的政治情境，只有一次，他拿了一本與我們影印的原文書類似的讀物，指定我看其中一篇。我對於其中詳細的內容不復記憶，只依稀記得其中指摘李登輝如何與台獨勢力合流，又如何與對岸的共產黨共享理念云云的奇異連結。我一直對他或其他家人的政治態度不以為意。民進黨固然在東部得不到太多支持，國民黨在東部也未有什麼建樹。花蓮縣府新村從我小時到大不曾有過任何改變，同樣的樹每年固定結出蓮霧，同樣的托兒所裡小孩與家長每日進進出出。只有附近的花蓮縣府與相關機構變了裝，拓出嶄新的空地，縣府員工上班的車越來越多，上班時間的停車潮一直蔓延進家旁的小路邊。家中唯一變過的，如今是電視機的地方，過去是一台高到小學的我肩頭上的音響。那時我對花蓮家裡的記憶，則是每日早上六點必然響起的中廣新聞網，吵醒想要睡個懶覺渡過暑假的我們。

是的，從任何角度，爺爺都是個外省人。雖然他並不像小說中的外省人鎮日操上鄉音濃重的國語，喋喋不休地重複軍隊裡教出來的黨國大義；雖然對他而言，湖南的原鄉已不再是值得回去的所在；然而他的沈默並不曾賦予任何在他心中國家的平靜。

奶奶則是道地的台灣人。不同於小說中描繪的本省妻子，她在日本時代就受過教育，年輕時在花蓮的診所當護士。直到今日她還是留著灰白貼頸的短髮，髮上插著黑色髮夾，在家中熱鬧的時候也總是帶著祥和靜靜地坐在一旁。她喜歡看最近突然興盛起來的台語連續劇，但是根據嬸嬸的說詞，在爺爺住院前後，她會自發性的轉到陳文茜的節目，企圖辨讀其中難解的政治符號。

這個謎在爺爺死後，變得更為沈默。
＊ ＊ ＊

高格孚說，在面對不可避免的本土化歷史潮流時，外省人早已逐漸融入這個時代；抵抗必然無效，那些外省籍的政客，比起不了解外省人的本省政客，有時對於外省人的處境更為不利。

八月二十九日，在新建起的巨大醫院裡，一個外省老人死在加護病房中。他最後的所在平和地居住著各種族群，這裡的政治優先議題是懷著民族議會之夢的原住民與穿山越嶺遠離海洋的蘇花高速公路，他自三十四年從軍來台後歷經搬遷，在縣政府找到小小科員的工作，一直到最後的日子，他讓家裡永遠常備著一把老舊的鋁質手電筒，和許許多多為了常發的地震而準備的罐頭。

我有時會想起，在二零零四年的三月，或許是某個國家永遠的亡佚，讓這個對政治沈默壓抑的老人選擇一種烈士般自我證明的姿勢。相對於當前某些政客宣傳的台灣人遭受重複殖民的歷史，對於爺爺而言，流離半生的苦難，到最後國終於還是亡了。

舊的國家帶領他，將他置於這個島上不聞不問，而新的國家則排斥他，將整個島從他的生命中徹底掏空。

對他而言，一個大時代終於真正結束。我想他也慶幸這不是個荒謬的死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