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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長：

【2012/6/22 聯合報】

 

記者 林則宏 台北報導

談到台灣的人才危機，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表示，造成危機的原因由來已久，今天看到的只是日積月累後的嚴重後果，而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舉台灣為例的說法實是倒果為因。

「台灣並非不歡迎境外人才，以致今天實質所得降低、工作機會減少」，翁啟惠說，事實剛好相反，是因為台灣無法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才會導致人才出走或境外人才不進來；實質所得偏低，也是因為台灣的產業競爭力撐不起高薪資。他認為，假如台灣擁有自主品牌、研發能力及關鍵技術，台灣的薪資所得不會是現在這種水準。

翁啟惠說，台灣若要解除當前的人才危機，必須從制度面與環境面改善。現階段最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有二，一是落實公教研分軌，不要再以公務體系的齊頭式平等模式，限制教研體系的人才晉用；二是正視當前高等教育發展失衡問題，調整大學評鑑方式，依據學校特色與發展方向，訂定不同評鑑標準。

在科技基本法完成修訂及彈性工資實施後，目前公教研分軌問題已獲得一些改善。但法規調整只是第一步，社會對於薪資差異拉大、研發創新的高失敗率等看法，也會影響人才的養成與去留。

在高等教育上，過去多年來，台灣技職學校紛紛升格為大學，導致大學院校多達一百六十餘所。但學校的評鑑標準大同小異，並將發表論文當成是最重要的評鑑指標。翁啟惠說，這導致今天台灣高等教育培育出來的人才同質性太高，都是一批批的「論文製造機」，卻未必符合社會或產業界需求。

翁啟惠說，學校定位及目標會影響學生的就業取向及能力，對從事基礎研究的高等院校，論文是很重要的評鑑指標；但對以技能為導向的學校，專利、技術轉移及產業合作成果、產品研發創新能力與學生出路，可能遠比論文重要。

 

分析：

經濟發展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而且是越來越複雜；政府絕不可能完全掌握社會的發展。政府一旦自以為能夠完全掌握到社會的發展，那麼，這種原來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就會被政府的簡單管制所抑制，因而就發展不起來（北韓政府就是例子）。新加坡舉台灣為失敗的例子，就是在說台灣的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自由發展空間已經飽和的階段，不繼續開放新的自由、不鬆綁限制自由發展的過時法令，所造成目前的日積月累的嚴重後果。

也是因為，當政府官員在說「政府、台灣、社會」的時候，其實是在說一個並不存在實體的「群眾心理」組織，因而個人的責任感完全消失。他們的說法，也只是繼續的由政府來換湯不換藥的管制。絕無任何鬆綁的跡象與作法。

像高等教育的學校這麼多，卻造成這麼多單一現象的「同質性」，推手就是它們是隸屬於教育部管制下的產物。高等教育體系裡的高級官員是不可能看出什麼東西是符合市場需求的，他們只會批改作文，學生當然就會成為「論文製造機」。什麼產品是符合市場需求，是要經過市場的洗禮的。真正的人才，也同樣是要經過市場的洗禮的，絕不是可以完全靠政府官員留住或是引進的。因為經濟發展的複雜性，遠遠超越任何人的簡單頭腦。只有在「自由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夠自動完成這麼複雜的過程。

政府官員口說「自由化」、「自由發展」了許多年，但是，從未見識過他們做了什麼「自由化」、「自由發展」的措施。只見他們不斷的「管制」、「保護」，讓台灣的經濟自由發展被抑制，新的自由沒有增加，新的勞動需求沒有增加，薪資水準當然不會上漲。所以，他們又會加強另一項「管制」，就是管制最低基本工資的調整。

台灣的經濟發展最需要的是「改革、開放」，不是增加更多的管制，來讓台灣社會越來越像北韓與希臘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