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者的話：鄧小平改變中國
自序：致天下文化台灣讀者
前言：探尋鄧小平
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
1．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
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
2．從放逐到返京
3．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
4．在毛澤東手下規畫未來
5．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
6．在華國鋒時期復出
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
7．三個轉捩點
8．為自由設限
9．蘇聯和越南的威脅
10．向日本開放
11．向美國敞開大門
12．組建領導班子
鄧小平時代－－1978-1989
13．鄧小平的治國術
14．廣東和福建的試驗
15．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
16．加快經濟發展與開放
17．一國兩制
18．為軍事現代化做準備
19．政治的潮起潮落
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
20．北京之春
21．天安門悲劇
22．穩住陣腳
23．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24．轉型的中國
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中共中央會議列表（1956-1992）
出版者的話：鄧小平改變中國－傅高義在「天下文化」第四本著作
高希均
華文世界的讀者何其幸運，有這麼一位享譽國際的學者，窮十年之功，寫出了一本五十五萬字，關於鄧小平的著作。鄧小平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傅高義是否改變了我們對鄧小平的評價？
二○○一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許，中美軍機在海南島附近發生碰撞事件，失蹤飛機與中共飛行員墜海，兩國緊張情勢升高。次日我與趙耀東先生等幾位抵達北京大學參加一個中港台三邊學術會議。在校園中巧遇傅高義教授，我以為他為這件軍機事件而來，他用純正的普通話說：「我到這兒來蒐集有關鄧小平先生的資料。我正在寫一本他的傳記。」十年過去了，書也寫好了，著作大獎也得了。所有的讀者都要為八十一歲的傅高義教授的治學精神喝采！
這篇「出版者的話」，包括三個部分：１留下歷史記錄的重要性，２引述對「四小龍」一書的評論；３表達個人對鄧小平十五年前去世時的評價。
（一）為歷史留下記錄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英雄與無數無名英雄，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離合。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二十多年來，先後出版了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此刻很難得的出現了一位外國學者，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寫了一位現代中國政治領袖鄧小平的專著。這本英文原著去年秋天出版後，立刻受到國際很高的評價，並獲得了加拿大吉爾伯圖書獎，獎金一萬五千美元。
在這本中國近代史上重要著作的中文序言中，作者指出：１六四已過了二十餘年，現在可以不受天安門事件影響，冷靜地思考鄧小平的歷史地位；２書中對鄧小平留給後世的正面貢獻：使中國人富起來，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減少軍費支出，促進法治，給普羅大眾更多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可以對想改進人民生活，維持良好對外關係的人，提供助力。
天下文化曾出版他的三本英著的中譯本。其中最重要的一本《躍升中的四小龍》（The Four Little Dragons）是討論「四小龍」。摘錄我在一九九二年寫的評論。
在西方的學術世界裡，有所謂「日本通」、「中國通」，因此探討日本與中國各種層面的著作甚多，綜合討論「四小龍」的書則極為少見。這本著作正填補了這份空白。
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高度持續的經濟成長，提供了一個教科書上找不到的「例外」。經濟發展理論上所列舉的條件，四小龍幾乎全不具備。
它們缺乏自然資源、資金、技術；也缺乏民主的傳統。台灣與南韓有龐大的軍事支出與戰爭威脅；香港、新加坡兩個彈丸之地沒有腹地。然而在一切不利的條件下，「四小龍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作者從科際整合觀點來相互比較四小龍，又以日本經驗貫穿全書，這種方法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所獲得的結論，也是一項重要的貢獻。
這位既精通中文（在台北曾中文公開演講），又精通日文的美國學者，對我們東方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他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不僅在稱讚日本，更在警惕美國。寫的《廣東改革》（One step ahead in China）不僅在稱讚廣東，更在警惕北京。
在「四小龍」一書中，他以兩組因素解釋它們的快速成長：五個有利的形勢因素：一，美援的提供、古老秩序的消失、政治和經濟上的迫切感、勞工階層的努力，以及日本經驗的模仿。
二，四個制度上的因素：任用才俊的官僚體系、遴選人才的考試制度、強調團體意識的文化背景，以及追求自我改進。
他在結論中正確地指出，日本與四小龍正面臨三項新挑戰：廉價勞力時代結束後的調整、金融資產累積後的運用與分配，以及民眾追求民主所帶來的多元化訴求。
與其他歐美學者相比，作者的論述有值得推崇的特色。他不以西方優越感的心態來分析東方問題，也不以一種冰冷的數理架構作純理性的量性分析。兼通中文與日文，可以深入東方社會，與各階層人士交換意見，瞭解影響社會發展的各種非經濟因素。因此，他的觀點有「人味」，引證的故事有「草根性」，提出的結論有「親切感」。
他來台灣，最喜歡用中文交談，交談時又勤於筆記。對每一事物充滿好奇。他沒有名學者的傲慢態度，卻有大學者的謙虛風範。對他的著作，美國學術界的評論是「呈現一種過人的洞察力」。東方讀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一定會推崇他是一位洞悉東方而且熱愛東方的社會學家。
（二）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近百年來，影響中國命運的政治人物，從孫逸仙、蔣介石、毛澤東到蔣經國，都已先後去世了。在二十世紀的黃昏，最後一位「元老」，鄧小平的消失，是否意味強人政治終將在中國褪色？
對鄧小平一生功過的評估，幾乎都把他定位在「中國改革功臣」。從研討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看，鄧小平確實在經濟改革上有深遠的影響。
在僵硬的共產體制下，三起三落的鄧小平講過不少「要殺頭」的話：如「不搞改革的開放，是死路一條。」「兩岸的統一需要時間，三十年、五十年都可以等。」「讓一些人先富起來。」 他不僅勇敢地講，更冒險地做。從深圳到上海，正是這些大膽的嘗試。所有的革命，不論有多偉大的號召，都會落空，除非真正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與國家的地位。從這一層次觀察鄧小平的實事求是，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紐約時報》的社論評得中肯：「鄧小平的功績在經改。」
如果毛澤東建構了龐大的共產體制，那麼鄧小平在那軀殼下建構了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毛澤東的共產革命，再也無法持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則勢不可擋，走上了一條再也無法回頭的路。
沒有「六四事件」，鄧小平不會引起海外那麼嚴厲指責。對民主社會中的知識份子來說，「改革」遠比「革命」可取，「流汗」遠比「流血」可貴。一九九七之後，中國還需要另一個鄧小平，來推動比經改更困難的政治改革。
二○一二年四月
自序：致天下文化讀者
筆者當初撰寫這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主要是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理由是我認為瞭解中國的本質很重要。以我鑽研中國事務達半世紀之久，個人深感，中西人民若能好好相處，實是全體世人之福，而這就需要雙方對彼此更加瞭解。筆者研究中國這些年，同時身兼哈佛大學教授，在教導哈佛的學生之餘，自認也負有特別責任，應協助一般大眾認識中國，因為我們也像其他美國名校的教師，一直受到社會大力支持。
二○○○年筆者自哈佛退休後，便決定把研究重點，放在我認為是瞭解今日中國最重要的關鍵上：包括一九七八年後中國轉型的本質、改革與抗拒改革的力量。有千百萬的中國人親身參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可是站在制高點上，引領變局的是鄧小平。筆者相信，認識他所面臨的問題、他如何應對來自各方的勢力，促成翻天覆地的變革，完成艱巨的任務，十分重要。不過我明白，現在的全球傳播是即時的，所以我也是為全世界而寫，為中國大陸、日本，為台灣、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為西方人、為開發中世界而寫。
由於鄧小平並未留下可供史家徵引的祕密文件，許多重要的決定也不曾對外公開，所以要研究他這個人，研究他的決策與作為，須耗費比許多一般傳記更多的工夫。我運用一切可以取得的資料來源：如《鄧小平年表》及作品選集等公開文件、官方報導、對高幹子女及鄧小平手下年輕幹部的訪談等，閱讀曾與他共事者的追憶，援引各國政府公布的文件。我有特別的機緣，得以訪問到其他學者見不到的中方人士，我也有機會會見某些平常未必易於接觸到的西方官員，促進人們認識鄧小平及其時代，又能出版我認為是事實的內容，不必在乎各國政治領袖的意見。
幸運的是，本書出版後頗獲好評，特別是深諳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專家，以及認識他、曾當面見過他的人。不過也有外國評論者認為，我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我應該對他在毛澤東之下的某些作為、對他一九八九年六月鎮壓示威群眾、不積極支持民主改革，提出更嚴厲的批判。筆者相信，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些議題我在書中均有論及，也為許多鄧小平的批評者提供事實基礎，使他們知道他當年的言行。我確實有寫到批評者對他的不滿，以及他們批評中國的理由。不過我也相信，學者在書寫傳主時，有責任努力去瞭解，舉出背後的原由。
在計畫出版本書時，我並未考慮到出版時機，只盼望定稿後能夠盡快出書。但我相信本書花費十年才完成是運氣好。它若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剛發生後那幾年出版，中、西方有許多人對鄧小平充滿敵意，他們一定不願客觀看待鄧小平對改革的歷史貢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至今已過了二十多年，筆者相信大多數讀者現在可以不受天安門事件影響，冷靜地思考他的歷史地位，正如這些年來我努力想要做到的。
本書雖主要是為西方讀者而寫，但也樂見中國和各地的華文讀者有興趣一讀。我三十一歲開始學中文，自中國學人身上受益良多。他們把學問和經驗傳授給我，可惜對書中提到的事件，我缺乏身歷其境的體驗。不過正如中國俗語說「旁觀者清」，有時局外人的觀察可能比置身其中者更客觀。許多在中國有過苦難經驗的中國朋友向我承認，切身的經歷使他們難以保持客觀，他們也想知道，做研究極力維持不偏不倚的外人，對這些事件有什麼看法。很多常上網的中國朋友發現，不少在網路上一再轉貼的東西不見得可靠。但願我對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年發生於中國的事件力持客觀，盡可能去除傳聞，採用更可靠的資訊，有助於也力求客觀的海內外華人瞭解中國的發展。
鄧小平做為中國領導人，最大的遺憾恐怕就屬未能像鄭克塽在三百年前那樣，讓台灣回到中國的主權下。台灣的領導人要是肯同意，鄧小平願意給台灣很大的自主權（一國兩制）。他希望美國不再出售武器給台灣，台灣的領導人會覺得別無選擇，只能順服於中國的力量而成為大陸的一部分。當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決定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他十分憤怒。
從一九七八至八二年，他持續向美國施壓，要求減少軍售。倘若雙方在一九八二年八月未能達成協議，限制對台軍售，他曾打算要降低與美國的關係。後來鄧小平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去見鄧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探詢他們兩人是否可見面，以謀求解決兩岸關係。蔣經國悍然拒絕，並向李光耀解釋，他不相信共產黨。
國共戰爭、毛澤東時期大饑荒、反地主、反右派的激情，甚至毛屬下的政治領袖，目前仍未完全絕跡。但是所有國家的領導者和人民能夠客觀看待歷史，並尋求可能讓全體世人受益的建設性解決辦法，這些都很重要。我希望以瞭解和客觀寫作為唯一目的的外國學者，能夠幫助仍在承受過去數十年動亂傷痛之苦的人，更深入更客觀的認識鄧小平這個人和他的作為。
中國內部的條件尚未成熟到能夠讓中國學者寫一部有關鄧小平的完整客觀著作。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對鄧小平的生平知道的比我詳盡得多。我期盼在大陸學者出現這類著作之前，本書對想要客觀認識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國讀者有所幫助。也願書中所述鄧小平留給後世的正面貢獻如：努力使所有中國人富起來、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減少軍費支出、促進法治、給予普羅大眾更多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可對那些想要改進中國人民生活、維持中外良好關係的人提供助力。
我非常榮幸，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台灣發行我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在殷允芃女士和高希均教授出版第一期《天下》雜誌時，我就認識他們兩位。感謝他們陸續為我安排訪談台灣政商領袖，其中有部分刊登在《天下》雜誌，之前我也有著作交由他們出版。筆者希望，藉由台灣的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書，深化台灣民眾瞭解中國大陸的政治。儘管兩岸領導人之間缺乏直接的高層關係，但是台灣民眾很清楚，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密不可分。鄧小平擬定的許多政策成為傳統，這是其後繼者，或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的接班人所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想見，大陸的政策在鄧小平之後會繼續演變，正如台灣的政策在蔣經國之後也在演進中。
但願台灣讀者會覺得，這本書有助於他們對那個時代看得更深更廣、更客觀，同時這本書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有略盡棉薄。
書摘：第二十一章 天安門悲劇
「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
鎮壓：六月三日—四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六月三日凌晨兩點五十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人在北京的西方學者、眼光獨到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六月三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 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累積更大的力量。…… 六月四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
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