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馬凱 2012.08.07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於新設「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開會前夕，警告台灣已進入「人才斷層期」，不趕快補救，與他國競爭將「死狀甚慘」！
其實，這樣的警告，民間有心人士早已提出，只是整個政府從上到下置若罔聞，徇使問題持續惡化；近來在周邊國家需才孔急的情況下紛紛高薪挖角，人才加速流失，才終於引起政府閣員的注意。
然而國科會主委究竟術有專攻、職有所司，因而所見到的人才斷層只及於工研院、國家實驗研究院、中研院等公立研究機構的「肥貓」問題；事實上，台灣人才缺口最嚴重的部門尚不在此，而在於所有「人才」中，責任最為重大、影響尤其深遠的公務部門以及教育機構。
在全球化而且斤斤計較的現實環境中，人才的流動與相對報酬關係至為密切。這就是朱主委所強調的，我們向國外禮聘的高鐵外籍副總裁和公立研究機構主管，待遇是原來國外所支付者「打對折再打對折」，而且還要被媒體、名嘴譏為「肥貓」，群起撻伐；當然人才難聘，原有的人才也不斷被挖。
但究竟誰負責禮聘人才、誰又立下種種阻攔人才進入卻將人才逐出的法令規章？當然是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吏！卻問，他們可是人才？誰都知道，即使貴為一品大員，其俸祿還只及那些肥貓的幾分之一；同時，他們的尊嚴與地位則早已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請問，一流人才怎會屈身接受這樣的官職？當然，除非他們充滿了革命精神，有為國為民犧牲奉獻的偉大情操！這又會有幾人？
官不聊生的原因，除了需要飽受民代與媒體修理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根源，那就是，由於官箴不修、貪腐時有所聞，而且，不問藍綠，經常因而身陷囹圄，即使不然，只要有些無根的謠諑，就會千夫所指，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於是，只須聽到「圖利」二字，個個避之唯恐不及，那又要如何為民「興利」？結果上自公卿下到走卒，莫不以潔身自好、息事寧人、不做不錯為圭臬；人才流失、國政不修、經濟疲敝，反正都是大家的事，絕不歸我一人負責，則天塌下來也自有總統、院長挺著，何必多事惹禍、自詒伊戚？
本來羞澀的俸祿已經招攬不到所謂的人才，而無比優厚的退休俸又讓每個本該「食民之祿、夙興夜寐勞民之事」的大小官吏，都謹言慎行、敷衍推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即使不能「無災無殃到公卿」，至少也可以平平安安將饅頭數完，從此過著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日子。
有無數這樣的官員，以及無數只問升等、獎助、擔任評審委員，努力為國外二、三流期刊寫些互相標榜的論文的大學教授，則國政自然不修、經濟必定疲敝、人才培育無門。有本事拿高薪者，紛紛另謀高就；只留下那些走不了的，不想走的，滿腔愛國情操者，鼓動民粹、撻伐肥貓，苦中作樂，關起門來共赴國難。這豈是「人才斷層」幾個輕描淡寫的字眼可涵蓋？除了「死狀甚慘」，還有其他出路？不過，既是大家共同的選擇，也只好「甘願受」了。
經營思惟／哈默爾觀點 活化企業筋骨
＊經濟日報╱李吉仁 2012.08.08
9月初，哈默爾（Gary Hamel）將訪台，他在策略管理領域的名氣，不如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普哈拉（C. K.Prahalad）、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等學者來得大。但是，過去20年來，他透過文章、書籍、演講，所提出的策略思惟與管理觀念，有諸多前瞻趨勢且發人深省的見解，值得我們細細品嘗。
哈默爾最膾炙人口的論述，莫過於1990年與其指導教授普哈拉，所提出的觀點「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這篇文章刊載於《哈佛商業評論》，直陳企業之所以能夠產生持續競爭優勢，在於具有明確的「核心能力」與「核心產品」，就像大樹的樹根與樹幹。至於「終端產品」，則如同樹葉，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而起落，但年復一年都會有新葉長出。
這三者合起來，構成組織的策略架構，能夠指導企業長期、策略性的資源配置。具有明確核心能力與策略架構的企業不在少數。例如，本田公司的引擎設計開發技術，佳能公司的光學、精密機械與電子整合技術，3M的表面黏著技術，Google的精確搜尋技術，甚至奇異的高階經營管理能力，都是導引這些企業，策略定位與事業延伸的依據。
核心能力觀點與策略架構的提出，反映他們師徒兩人對於多數企業依循傳統的策略適配（strategic fit）觀念進行規畫，卻難以產生策略創新行動的憂心。
尤其，多角化企業的事業部門化，與績效管理結構，常讓策略規畫 落入短期績效導向、失去策略遠見的困境。
因此他們倡議，企業一定要從未來的競爭樣貌與需求，建立策略雄心，帶動組織成員，從現有核心能力延伸、槓桿，甚至建構新的核心能力，才能超越現有資源的框限，產生改變賽局的革命性策略效果。
如果波特的競爭優勢架構，是「由外而內」的策略觀點，那普哈拉與哈默爾的核心能力觀點，可說是「由內而外」的策略思考。
兩者看似衝突、實可互補的觀點，豐富了現代策略管理分析的內涵。
當網際網路興起、創新商業模式湧現之際，哈默爾有感於許多企業在面對科技與競爭變化時，常會發生無視於需求內容變化、潛在競爭加劇的「大頭症」。他開始積極倡議，企業需建立策略彈性的能力。
他認為，企業若欲保持彈性，必須學習預見未來無可避免的競爭情境。提高經營層級的多樣化背景，與策略論辯機會，建立快速的策略試驗，與多重策略選擇機會。解放過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常規，投資能產生營運彈性的平台系統。
如此，才能使企業具備思想彈性、結構彈性、策略彈性，進而產生組織動態調適力，才不致被時代淘汰。
哈默爾發現，企業無法變革調適的主因，在於人的創新能量被組織的效率管理限制。
如果不能重新定義管理的意義與管理者的角色，徹底釋放個人的自主創新能量，任何營運創新，或策略創新所創造出來的優勢，都將是短暫的。
因此，他大聲倡議「管理2.0」的思惟，包括：屏除管理者的控制權力（組織甚至可以不用設經理），讓成員自主建構「共利社群」。建立由下而上、由周邊而核心的創新能量，讓「價值觀」與「使命」引導組織內分工與協調。鼓勵在組織內「兼容多元」與「異類元素」等變革作為。
哈默爾觀點的演化軌跡，很明顯地告訴我們，策略創新必須從管理創新做起。而管理創新則需從人的活化著手，方能奏效。
（作者是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兼臺大管理學院副院長）
周行一：台灣也需要民營企業解決方案
＊聯合報╱周行一 2012.08.06
台灣的競爭力問題已經很清楚：人才不足、機會不多、價值不高。媒體對相關議題的討論可謂如火如荼，可見大家非常的憂心，但是大多數著墨於政府該有的作為，其實政府能做好的項目並不多，多做反而壞事。要振興台灣的競爭力，最需要的是大家觀念的改變，能夠瞭解在這個動盪多變的時代，公部門解決方案顯得愈來愈不管用，台灣需要的是私部門的努力，而不是一個管得愈來愈多，卻大而無當的政府。
還記得十一年前美國發生九一一凱達組織攻擊世界貿易大樓的可怕事件，全美驚恐，大家最擔心的事情之一，是金融市場是否可以運作正常。美國的交易所、結算所、金融交易的交割中介機構都是民營機構，他們是金融市場不能運作的直接受害者，事件後自動自發擔負金融市場恢復正常運作的最重要責任。當媒體詢問開市後金融市場是否會正常運作，美國主管機關的回答是：這是私部門的解決方案（This is private solution）。
甫過世唯一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斯壯（Elinor Ostrom）的研究顯示，老百姓有能力自發性的組織起來，產生具有約束力的規範讓大家遵守、參與並改善公共事務。一個她常舉的例子是，當美國加州西部的居民因為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地下水過度抽取，海水侵入地層的問題時，自己組織起來規範地下水的使用，所產生的解決方案及成效，對其他機構、社區及政府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問題，需要民間參與的最好例子應該是慈善事業了。有遠見的企業家及民間領導人早就知道，政府獨力不可能解決貧富差距所產生的諸多教育、健康、犯罪、環保、失業等問題，也不可能完全預防或者救災，因此愈來愈多有能力的人已經理解，獨善其身，靠政府的結果必定是人類的淪喪與動亂，而正努力以自己的資源改善這些問題。
儘管台灣已經有人漸漸的以理性方式往私部門解決方案努力，組織性的如慈濟，個人如陳樹菊，但是整體社會的氣氛仍是希望政府解決人民自己的問題，這過程當中所產生的許多浪費與爭議，已嚴重延宕了競爭力的提升。
我們知道人才不夠，希望的解決方案是政府提供資源讓大學或研究機構可以高薪聘請人才，所以政府撥經費給特定單位聘人；我們擔心台灣機會不多，所以政府不斷拿出許多振興產業方案，給企業利用各種管道爭取政府的資源；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附加價值不高，政府被迫以匯率政策或其他措施來保護特定產業或公司；當整個的社會焦點都是在討論要政府發展那個產業，幫助哪種企業，補助那個團體的時候，我們就會不斷檢討政府哪裡做得不夠，卻忘記了自己才是應該最努力負責的。
政府當然應該做事情，但是政府卻是出了名的無效率，因此政府最需要花資源的地方就是努力改進效率、精簡法規便利人民、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迅速公正的懲罰不法、設計誘因制度讓大家努力為己，也願意造福社會。
當政府的努力超過了這些範圍時，就會愈來愈無效率，希臘就是一個好例子，所以人民應該鼓勵公僕，抗拒各界各種要政府多做的要求，政府管得愈多，提供的資源愈多，就是大家爭執愈多，浪費愈多的時候。在這種巨變為常態的時代，遲緩的政府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公部門解決方案，私部門解決方案才是台灣社會應當追求的！
工總：解決勞工問題 才會最有感
＊經濟日報╱記者詹惠珠／台北報導 2012.08.08
要行動不要口號 工總提政策白皮書
全國工業總會昨（7）日提出政策白皮書，對政府提出252項建言，為歷年來最多。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說，政府應朝興利，而非除弊的方向，改善企業經營環境，讓民間的疾苦和企業的需求與政府不再是二條平行線。
工總秘書長蔡練生表示，在這些建言中，政府能夠最快著力，且企業最有感的將是勞工相關問題，包括 (1) 協助台商回流解決勞動力、(2) 暫緩薪資調漲、(3) 本勞與外勞的薪資脫勾等。
工總昨天發表的2012年政策白皮書，內容包含產業發展、能源政策、環境及安全衛生政策、公平交易與消費者關係、賦稅與金融政策、勞資關係暨人力資源、國際經貿、兩岸政策、智慧財產權、以及中小企業發展等十個面向。
白皮書內用詞直接，聲明未來工總將以「烏鴉」的角色自居，希望成為政府的諍友，成為國家社會提升的力量。
今年隨著國內有油電雙漲、國光石化投資案、以及韓國與美國簽下FTA後，在在加深企業界的憂慮，今年建言252項，增加的部分以能源、環保、國際貿易3大議題最多。許勝雄強調，過去企業看到政府的動作只有在口號上作宣示性的行為，這次的白皮書請政府應以興革的心態作改善，如果只是一味的除弊，將無法恢復經濟的動能。
例如，讓台商的生產線回台的口號已經喊了五年，如何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首先必須提升國內的投資環境；同時，台灣應吸引日商來台，成立備援機構與生活圈，讓台灣成為日商進入中國的平台。
工總副理事長辜成允表示，我國經濟面臨結構上轉型的問題，現在政府的當務之急，不是去想今日、明日要作的事，而是要想想台灣未來5年、10年的定位；中長期的規劃比短期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重要。蔡練生表示，在製作白皮書的過程中，企業最深的感觸是各政府部門的本位主義，沒有人能擔負起整合者的角色，當然會缺乏總體的戰略，以致於空喊口號。
工總批政府：不要只會虛耗除弊
＊聯合報╱記者羅介妤、湯雅雯／台北報導 2012.08.08
工總白皮書 要政府不要虛耗除弊
全國工業總會昨天發表二○一二年白皮書，理事長許勝雄說，政府喊出「黃金十年」已有四年，但是看不到具體作為；舉國目前投資、消費、出口各方面都在衰退中，今年經濟成長率極難「保二」；希望國家積極「興利」，不要只會「虛耗除弊」。
許勝雄舉例，執政黨不該推動不必要的政策，包括證所稅就是不必要的除弊；基本工資每次討論也都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如果一定要討論，「三年談一次就夠了，不必每年討論一次」。
勞委會表示，尊重工總意見，但基本工資會議主要為建立審議機制，呼籲勞資雙方利用此平台溝通。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工總三年開一次基本工資會議的說法非常不妥當，若按照這個邏輯，「企業減稅也可以十年再調一次嗎？」應體認企業打壓勞工薪資，反不利台灣經濟成長，國內消費衝不起來，到頭來傷害的還是工商界。
許勝雄：勞委會改人資部
＊經濟日報/詹惠珠／台北報導 2012.08.08
勞委會即將在明（9）日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昨天有企業界直批勞委會只把自己侷限在全國的工會頭子，並沒有正視台灣的人力資源問題：白領人才流失、藍領勞工不足。
台灣今年出口連續4個月負成長，經濟成長率面臨保2的危機，企業界出現焦慮、憤怒和冷感的複雜情緒，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言，但自己已經有「自求多福」的備案。工總匯集旗下155個公會的意見，提出高達252項建言，反映出現今企業的經營環境比2008年更嚴峻。
自貿談判 要快不要草率
＊經濟日報╱社論 2012.08.07
在多方壓力之下，馬總統多次表示，會每月親自督導ECFA和其他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度，顯示政府已將拓展台灣經貿機會置於最高優先施政地位，值得肯定。行政部門迅速配合總統期望，宣示將於年底前完成簽署ECFA後續的「服務貿易協議」，明年底前完成「貨品貿易協議」。
然而，國際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已經成為非常專業的經濟發展策略。要完成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除了「個別研究」、「雙方共同研究」獲得肯定的結論，再進行正式諮商以外，還會對彼此產業進行大量的詳細研究，以獲得向對方免除關稅或開放市場的參考。而原產地規則和市場開放的模式，更成為彼此攻防的重點。如果沒有足夠研究，則在諮商過程中可能被對方牽著走，或是在簽署後發現成效在預期之外。
兩岸ECFA早收清單諮商期間，曾經傳出我方積極爭取將小客車列入，卻被大陸單方面以我方整車多以進口零件組裝而成，自製成分不高拒絕列入早收，讓汽車業者扼腕的案例。這個案例早已預告了後續諮商將極其困難，因為它涉及了「原產地規則」的寬嚴度。如果「原產地規則」採取嚴格標準，就會造成較高的限制性，讓許多產品無法符合原產地要求，使得貿易協定提供的優惠形同虛設；因此，國際間「原產地規則」如何設定，已經成為自貿協定浪潮之下，各國的攻防重點，甚至成為一種新型態的「產業保護工具」。韓國和美國簽署的自貿協定其實就包含大量以個別產品為適用對象的原產地規則，顯示兩國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和使用已經非常嫺熟。
由於原產地規則的限制和執行成本不一，自貿協定實際上的「利用率」會受到不同的影響。研究指出，東協廠商利用東協自貿協定優惠關稅出口的比例只有兩、三成；中國利用中國─東協自貿協定對東協出口的優惠關稅利用率更是低到不足一成；連資訊程度較高的日本廠商利用優惠關稅的比例也只有三到四成。亞洲開發銀行最新的調查顯示，東亞廠商使用自貿協定優惠關稅的比例已有提升，但沒有一個國家超過五成，遠低於北美的八成、歐盟GSP的五成或歐盟和非加太國家間科托努協定的九成。亞洲廠商較少受惠於自貿協定的原因，當然和原產地規則的限制性和執行成本偏高有關。
因此，如果只想快快簽署ECFA的後續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卻沒有足夠的分析研究、瞭解各種成本和效益，擬定各種攻防策略和開放模式，只想簽署協定而無力設計出理想的「自由貿易」，極可能被對方牽引卻無感，到頭來完全背離了預設目標。舉例而言，如果小汽車的原產地規則嚴苛，會不會屆時台灣的汽車零組件廠全部遷移到對岸，來滿足協議中設定對岸的原產地規則要求，再對台灣大量出口整車？如果是，那麼台灣的汽車產業在保護50年後大概就壽終正寢、下台一鞠躬了。
上述的汽車，只不過是眾多產業中的一例；我們其實非常擔心，政府的研究機構、主談代表們，對於諸多原產地規則不同的設定模式對我國產業帶來的影響為何，到底弄清楚了沒有；而我們在既有的產業政策之下，要採取何種原產地規則模式，可有攻防策略的規劃？
如果因為馬總統每月要盯進度，執行部會就準備不足，急著去談出一個結果，草率地簽署ECFA後續協議及與其他國家的協議，則原來被我國視為發展利器的自由貿易協定，有可能寫出台灣沉淪的另一新頁。
上海借力外人 5年招逾3萬海外高階專才
＊經濟日報╱特派記者林則宏／上海六日電 2012.08.07
當我國還在討論如何「攬才、留才、育才」之際，上海近五年已成功從海外引進3萬1,713名高階人才，留學生在上海創辦的企業也達到4,300多家，海外高階人才已成為推動上海經濟轉型升級的生力軍。
由上海市奉賢區承辦的首屆「上海國際英才創新創業活動周」昨天揭幕，上海市唯一的「千人計畫」創業園昨天也在奉賢區舉行揭牌儀式，奉賢區政府承諾，將斥資人民幣1億元（約新台幣4.8億元），用於創業園的建設與專案扶持。
上海市政府統計，近五年，上海已成功從海外引進高階人才達3萬1,713人，其中中央「千人計畫」340人，上海「千人計畫」有310人。
「千人計畫」是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在2008年底提出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規劃從2008年起，以5到10年時間，針對中國重點發展的科技及商業金融等項目，有計劃從海外引進約2,000名左右關鍵人才到中國就業或創業，這項攬才計畫也因此被稱為「千人計畫」。
除中央的「千人計畫」，中國各地也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研議出自己的「千人計畫」。以上海為例，除高科技領域人才外，為推動上海「四個中心」建設，上海也重點引進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經濟等領域的高階人才。
目前上海已為「千人計畫」所引進的境外人才，提供包括子女教育、醫療照顧、居留、通關等16大類40項生活安居服務的專門窗口。同時提供包括科技財稅優惠、科技獎勵、國際科技合作等7大類29個科技發展服務專門窗口，並為海外人才一次性提供人民幣100萬元（約新台幣480萬元）的生活補助。
透過中國中央「千人計畫」回到中國、目前任職中國商飛上海飛機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東升接受上海解放日報訪問時表示，日前他接到上海「千人計畫」生活服務窗口通知，告訴他簽證即將到期，必須儘快辦理延簽。
李東升說，按照他在國外的經驗，辦理延簽手續相當麻煩，當時時間不多，他還擔心會辦不下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李東升只在服務窗口簽個字，讓工作人員確認是他本人親自來辦理，剩下所有的手續就全由專人代為處理，而且很快就辦妥。
印尼上季GDP成長6.4% 超預期
＊經濟日報╱編譯吳國卿／綜合外電 2012.08.07
印尼第2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比去年同期成長6.4%，超越經濟學家預期，也優於第1季6.3%的增幅，主因是強勁的投資與消費。
印尼中央統計局局長蘇雅敏6日說：「第2季家庭消費比去年同期成長5%，政府支出成長約7%，投資則增加12.3%。」
儘管全球復甦遲緩導致印尼盾貶值，並拖累從台灣到新加坡的鄰國，印尼的成長速度在20國集團（G20）中仍高居第2，僅次中國。第2季的投資達GDP的32.9%，為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高，凸顯總統尤都約諾的治理已提振對印尼的信心。
朱敬一：台灣環境對外國人不夠友善
＊聯合晚報╱記者林進修/台北報導 2012.08.06
台灣面臨人才嚴重流失危機，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上午在國科會舉行的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中強調，台灣人才流失的主要理由，在於台灣的環境對外國人不夠友善，使得近十年來的高階人才呈現嚴重不足現象，若再不改善前景堪虞。
面對這個困境，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建議政府及產業界，應以更具突破性的思維，和美國、歐洲、中國、新加坡、香港及日本等國競爭優秀人才，也許是以較高的薪水，也許是更有挑戰性或前景的工作環境。他強調，沒有優秀人才，就沒有競爭力。
朱敬一指出，台灣人才危機有四個面向，一是出國留學人數慢慢減少，二是流進來的人才不平衡，三是社會環境不佳，四是薪資條件不夠理想，使得有創新思維的高階人力呈現淨輸出現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競爭力就這樣一點一滴流失。
為什麼出國留學人數減少？朱敬一認為，主要是台灣的生活水準越來越好，年輕人沒有早年留學生吃苦的精神，也比較不願到美國及歐洲等先進國家留學，使得高階人力出現斷層。出國留學人數減少，願意來台灣發展的高階人才也不多，形成雙重傷害。
朱敬一統計近10年來的人力流向，發現45萬名來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中，超過40萬人是外傭或外勞等藍領階級，只有2萬人是白領高階人才；但這2萬人中又有高達9成是來台教英文的老師，並不是台灣需要的研究創新人才。
不缺博士缺人才
＊聯合晚報╱社論 2012.08.06
前不久，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對國內人才問題提出建言。這兩天，國科會的「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也關心人才問題。的確，國內大學資深教授和高級研究員，近年來被其他華人地區大量挖角，國科會和教育部因而祭出了「彈性薪資」方案，希望以高薪留人。這都說明了，在這一波人才戰中，台灣已處於不利地位。
可是，台灣到底欠缺什麼樣的人才？應該怎樣培育、怎樣留住、怎樣吸引人才？在這些關心人才流失的論述中，似乎也沒把問題說清楚，甚至只是基於一些簡單的數據在著急。例如從馬總統到國科會主委都關心台灣留學生人數漸減，且早在兩年多前的「全國人才培育會議」，當時還是行政院長的吳敦義就提過構想，擬每年選出各領域300名優秀人才，送往國外一流大學深造。
然而，台灣每年出國留學人數雖然銳減，但即便是國外名校回來的博士，一樣難覓工作。過去有「流浪教師」之說，現在還傳出「流浪博士」的說法。再者，台灣有一百多所大學，四萬多名教授，加上為數眾多尚未找到教職、每年將近四千名國內訓練畢業的博士…。很顯然，問題關鍵是「博士太多，人才太少」。
話說早年出國留學的人才，有很多留在美國工作，國內當年也曾感嘆人才無法回國效力。但當台灣經濟起飛，兩岸緊張情勢也較緩和，大批的歸國學人成為國內人才主力，多年來政府甚至以「博士內閣」著稱。
而現今的情況，國內人才出走，是問題之一端；大批「土博士」和「洋博士」找不到工作，是問題的另一端。這是單純的人才供需落差，無法學以致用的問題嗎？或者，台灣的大環境惡化，內部既有「推」的力量把人才推出去，又缺乏「吸」的因素把海外人才吸引進來？國內的「流浪博士」現象，一方面顯示高等教育失敗，另方面也凸顯經濟發展失靈。相當程度上，二十多年來的「博士內閣」，把台灣領導到今天的景象，也該覺得慚愧了！
人才問題千頭萬緒，台灣現在面臨的不但是人才短缺，還有整體經濟環境的問題，才是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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