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大韓民國大統領朴正熙訪問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親至松山機場迎接
＊ 鄭少凡 2011年2月17日
反韓心態的歷史淵源
地瓜是「韓籍」（台語諧音）、「含果仁」（諧音韓國人）的巧克力、蔥是「三星」出產的、包心菜被認為是「高麗菜」而紛紛被遣返出境……
以上是台灣去年底一片反韓聲浪中，網路上流行的笑話。
對台韓關係而言，2010年底是個多事之秋。亞運台灣跆拳道選手楊淑君的「黑襪事件」，儘管可確定中共是背後黑手，台灣媒體的矛頭卻多指向韓國，使得民眾反韓情緒高漲。連當時的衛生署長楊志良也不落人後，氣憤地在媒體鏡頭前說：「很想拿刀砍人！」
不僅在運動競技場上「擦槍走火」，商場上也是「戰火連連」。2010年12月，歐盟以「反托辣斯法」、「共謀操控價格」的罪名，重罰「友達光電」、「奇美電子」、「中華映管」與「翰宇彩晶」新台幣173億元，但韓國「三星電子」因為率先向歐盟通報這項不法行為，出面做「污點證人」而在這一次免受處罰。「奇美電子」最大股東郭台銘因而痛批「三星電子」為「抓耙仔」，經濟部長施顏祥則大罵三星不守商道，經濟部官員還忿忿不平地脫口而出：「走著瞧！」
台灣官員們撂狠話，第一時間在韓國電視台的熱門時段上以跑馬燈方式放送。網友嘲諷官員像在上演電影《艋舺》裡的橋段。一時間台韓關係彷彿陷入冰點。
在台灣媒體的帶動下，民眾的反韓情緒掀起了一波波高潮。「1111人力銀行」去年底針對台灣上班族做的調查中發現，有高達55%的上班族反韓；而台灣民眾反韓的主因在於：「韓國裁判已多次在各項國際賽事判決不公」、「本來就不喜歡韓國民族」以及「不認同韓國裁判在亞運的判決與作法」等。然而，一位住在韓國首爾的台灣人表示，他周圍的韓國人都無法理解台灣人為何這麼討厭韓國人。
運動場上及商場上韓國人的小動作，是大部分台灣民眾不滿韓國的近因。
事實上，台灣人的「韓國情節」淵遠流長。台灣知名的韓國專家、「知韓苑」執行長朱立熙，笑稱自己曾經是最反韓的人。1980年代朱立熙在韓國留學時，因追蹤報導韓國社會運動而被當時的全斗煥軍政府全日跟監、電話竊聽。由於「身臨其境」，由他分析台灣人的反韓心態，多了幾分洞見。
朱立熙開宗明義先做了簡單的總結──台灣人的反韓心結，源自大中國的優越感被挫敗後所產生的被害者心態。
如果要進一步詳細探究這中間的緣由，則必須先回顧歷史。
解析1：自古以來的「宗主國的優越意識」
朱立熙直言，近來台灣的反韓情緒是「被媒體炒作的」，原因是：「台灣的媒體，基本上是抱著看不起韓國的心態！」
「中國人對朝鮮人的觀感，在近代史裡可說是從『宗主的優越意識』中出發。」朱立熙首先解釋：「自古以來，韓國一直都是中國的藩屬國，文化上也是隸屬關係，也就是殖民地啦！所以中國人對韓國人，優越得不得了。」
朱立熙曾經寫過一段小故事，用來說明古時中國人對韓國人趾高氣揚的心態。
我國駐韓最資深的外交官李克信，曾在1980年代中韓未斷交時跟年輕的外交官們談起一段歷史逸事，那是李克信一天整理大使館檔案時，發現一些清末袁世凱留下的史料，裡面記載著一段小故事。
清末，朝鮮仍是清朝的藩屬國，袁世凱時為清朝駐朝鮮大臣。當時李氏朝鮮國王高宗派遣了一位駐美公使，不過，沒遵循往例通過駐韓的袁世凱徵求清廷的同意。袁世凱知悉此事後大怒，訓令朝鮮高宗收回命令，叫已啟程前往美國的公使返國。高宗一開始不同意，但禁不起袁世凱的再三脅迫，只好派發電報到美國。這位朝鮮公使尚未呈遞到任書，只得乖乖聽話、垂頭喪氣地搭船回國。
事情還沒完。半年後，朝鮮國王高宗不甘心，以為袁世凱忘了此事，派任這位公使為「京兆尹」，也就是漢城市長。不料仍被袁世凱得知，詔告高宗不同意這項任命，馬上要求撤銷此人職務，並嚴厲訓斥李氏朝廷此人永不錄用。袁世凱代表「宗主國」立場之強悍，可見一斑。
這種宗主關係，直到20世紀，清國力衰敗，朝鮮被日本併吞，以及朝鮮爆發「獨立運動」後，中韓才卸下宗藩關係。
解析2：國民政府是「父」也是「兄」
國民政府時期，雖然中韓不再是宗藩關係，但國民政府以兄長之姿幫助韓國，曾大力扶持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台灣的歷史學者胡春惠解釋其中原因，「由於中國民族對歷史上受（列強）挫之復仇心理，加上918事件以後中韓兩民族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奮鬥上，已經很明顯地利害一致。」
1904年，爆發日俄戰爭，俄國大敗，其勢力退出朝鮮半島；1910年，日韓簽訂〈日韓合邦條約〉，韓國正式開始長達三十來年的日本高壓統治時期。
韓國人民於焉展開大小起義反對日本殖民統治。
1919年，韓國人在上海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韓國人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武裝義勇軍，後來改組為「韓國光復軍」，經費、武器、糧食等都由國民政府提供。朱立熙進一步說明：「你去看國民黨黨史文件，上海臨時政府主席叫金九，他寫的公文，要成立光復軍，跟國民政府申請經費，老蔣就批『可也！四億銀元』，文件的真跡正本都還在國民黨黨史櫃裡！」
上海大韓臨時政府主席金九與蔣介石友誼深厚，蔣介石還認金九之子金信為義子。可惜，二戰後大韓民國建國後，金九在內部權力傾軋中遭韓國總統李承晚派殺手暗殺，蔣介石扶持的上海臨時政府派系失勢，台韓外交關係陷入困境。直到1961年，軍事強人朴正熙經政變成為總統後，與朴正熙關係良好的金信被派為駐華大使，這位蔣介石的義子來到台灣，使國民政府與韓國關係在1950、1960年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
除此之外，國民政府認為本身對戰後韓國的經濟發展有功。主因在1960年代，日韓開始外交正常化的談判時，雙方態度對立，蔣介石曾經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文化大學韓文系教授林秋山說明：「韓日會談當初是談不攏的，美國要求蔣介石總統去日本。1965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來台訪問，蔣介石就勸他退讓一點，早日簽訂韓日合約，也勸韓國不要太堅持。所以韓日合約的簽訂，我們有些許貢獻。」
而韓日合約則是今日韓國發展的主要關鍵之一。林秋山繼續說道：「1965年南韓的經濟才超越北韓，原因有二。第一、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訂定『經濟建設五年計畫』；第二、韓日合約日本『補償』韓國6億美元，韓國用於經濟建設，得以有日後的發展。」
國民政府自認為協助韓國獨立建國運動有功，同時與韓國駐華大使又有著「父子關係」，還調停過日韓關係、奠定日後南韓經濟發展基礎，自然而然對韓國人有優越感。朱立熙表示：「我們對南韓雖僅以『兄弟之邦』互稱，但不可否認的，在政府領導人的潛意識裡，我們卻難脫『父執輩的優越感』，對南韓仍有著高人一等的心理，這樣的心理自然也影響民間對韓的心態。」
解析3：台「兄」遭韓「弟」背叛斷交
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1950年朝鮮半島爆發韓戰，南北韓停戰後以北緯38度為分隔線，北為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為南韓──大韓民國（簡稱韓國）。
大韓民國和之後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成為難兄難弟，冷戰時期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最前哨基地。
1970年代，正是冷戰局勢詭譎之時，也是國民政府外交關係走下坡的開始。
1973年，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六二三宣言〉，宣布對包括共產集團內的所有國家開放門戶，台韓關係開始惡化。直到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韓國雖是少數幾個繼續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但台灣卻人心惶惶，深知與韓國分手在所難免。
1983年，一架中國民航機從東北的瀋陽出發，目的地為中國上海，但途中卻飛離航道，最後降落韓國的首都首爾（當時叫漢城），原來，這是一場劫機事件！
這場劫機事件以原東北瀋陽地區總調度卓長仁為首，因其在大陸涉及貪污，夥同五名同伴欲逃往台灣。一行六人登機後，拿出槍械指著駕駛員的頭，逼迫他把飛機轉向，飛往韓國。
這六名劫機的中國大陸人士，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看來，是投奔自由的「反共六義士」，但在國際公約中卻是「劫機犯」。當時的韓國，把這起事件當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冷戰後「破冰」的機會，以國際公約慣例把這六名大陸人士以「劫機犯」羈押一年半。期間，同為反共的兄弟的韓國，把中華民國的「義士」關押，還與中共建立外交管道，讓遭受背叛的台灣民眾深感不平與失望，掀起了一陣反韓風潮，位於台北忠孝東路四段的韓國大使館，成了民眾洩憤的對象。
朱立熙表示，「六義士劫機案」成了給台灣民眾機會教育的第一次教材，「讓台灣民眾終於完全認清了南韓正在全力拉攏中共的外交政策；我國國民全面感受到被南韓『遺棄』的失落感。」
1984年，到漢城參加亞青盃籃球賽的中華代表隊，場內被禁止舉國旗為球隊加油，而與韓國沒外交關係的的中共竟然可以舉國旗。中華代表隊憤而抗議退賽。林秋山表示，此事件使台灣民眾反韓情緒更加強烈。
1992年，盧泰愚取代了全斗煥出任大韓民國總統。這位帶有軍方色彩的新任總統，將與中共建立邦交視為一項政治資本。在漢城與北京多次祕商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深知大勢已去，8月22日宣布與韓國正式斷交。兩天後，中共與韓國建交。
台韓斷交的過程，台灣民眾被欺騙的感覺特別深刻。1992年斷交前夕，李登輝總統派了特使團到韓國，由前外交部長蔣彥士領軍，希望能挽回與韓國的關係。林秋山就是當時特使團成員之一，他回憶：「特使團對韓國提出，我們只希望跟韓國維持外交關係，不管韓國跟誰建立外交關係。韓國當時的答覆是：『我要結交新朋友，但不會放棄老朋友；我要加強與中共的關係，但不會放棄和中華民國的關係。』」
斷交前夕，末代駐韓大使金樹基的子女在美國結婚，為參加婚宴，金樹基特地問韓國外交部長，若台韓關係將生變，自己即不去美國參加婚禮；若不會生變，他才考慮成行。韓國外交部長回答：「你去沒問題！」沒想到金樹基半途被找回處理生變的外交關係。林秋山解釋：「從這事看到韓國不遵守承諾，我們被騙了。」
這種被韓國欺騙、遺棄後的失落感，與美國、日本斷交時的失落感不一樣。民眾感到前所未有的憤怒。當時外交部長錢復形容與韓國斷交的心情為「痛徹心扉，永難忘懷」！
朱立熙解釋：「台灣民眾無法忍受的是，背棄自己的竟是向來被自己所瞧不起的南韓，也就是兄弟之邦被自己視為『當然是弟弟』的南韓，在這種先天的優越感之下受到的衝擊而產生的『受害意識』，變得格外強烈。」
解析4：台灣人心中的傷口難以癒合
至此之後，台灣民眾心裡產生的怨懟，形成對韓國人的許多負面刻板印象──「韓國人不可相信」、「韓國人背信忘義」、「韓國人吃軟怕硬」等等。兩國斷交無疑在國人心中劃下一道傷口，這傷口不斷地醞釀心中的反韓情緒。
由於諸多歷史因素，從宗藩關係到扶持大韓臨時政府、從父子關係到兄弟關係，漢人對於大韓民族，在潛意識中總是帶著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尤其是台灣人經過了斷交世代，往後在台韓運動場上的交手，看到韓國人的小動作，使得台灣民眾心中未痊癒的傷口隱隱作痛，難免爆發憤怒情緒。
時至今日，運動場上與商場上又見「糾紛」，當台灣媒體又再炒作反韓時，是否這難癒的傷口作痛所造成？朱立熙回答：「我們不能排除現在的媒體在做韓國新聞的那些人，是抱著中國人的優越感去看韓國人。」
那麼，如何治癒這道傷口？朱立熙認為，必須先放棄自我優越感，改採用台灣本位的韓國觀，以平等互惠的理性態度對待韓國，「承認你的人口只有韓國的一半，你的土地只有韓國的三分之一，你為甚麼認為自己是老大呢？」朱立熙提出破解台韓恩怨情仇的反思。
別因輸贏而錯怪南韓
＊ 陳博志 2011年2月17日
台灣和南韓幾十年來有很多競爭，但世界市場常大到足以讓台韓相容並存，南韓的一些作風即使有可議之處，雙方應非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南韓的不滿，有很多是我們把它當成唯一的競爭者，甚至是嫉妒它的成就所造成。
這種心態的原因和後果之一，是國人常藉南韓的成就來激勵或者批評台灣。事實上南韓確實有很多表現比我們好而值得我們學習之處，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優點。南韓人口比我們多一倍，國際上又不像我們遭遇中國打壓，人民的向心力和國家認同也遠高於我們，因此南韓在國際上有更高的能見度和地位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就算要生氣，也要針對極力壓抑我們地位的中國，而不是針對得到較好處境的南韓。我們要和南韓比，也該比誰做得較好而不是誰較大。
所得漸被南韓追上 但仍未被超越
要比誰做得好，一個方法就是比所得和經濟成長。多年來常有人說我們因為某任政府的錯誤而被南韓追過去了。以美元計算的每人平均所得南韓確已高於我國，南韓的經濟成長率也常高於我國。然而南韓的匯率和經濟波動都很大，所以這種比較常會因選擇的基準期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去南韓旅遊的人也常發現其物價似乎偏高，因此其以美元計算的所得並不能代表他們真正的生活水準。所以我們若採用國際貨幣基金（IMF）所提供，依照各國購買力平價（PPP）調整過的長期所得來比較，應較為客觀。
依IMF之資料，南韓的每人平均所得確實成長得比台灣快，但我國依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人所得仍一直高於南韓而未被追過（圖1）。台灣的每人所得在1980年為南韓的1.349倍，到1983年降為1.267倍，這是南韓進口台灣最快的時期，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李登輝總統執政時這項倍數維持在1.2倍以上，到1997年為止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1997年南韓陷入東亞金融風暴而受重傷，因此1998至2000年這項倍數跳高並不是我們真的變好。2001至2002年我國受到美國IT和網路泡沫破滅的衝擊，因此這項倍數又偏低。若省略這些短期波動而用1998至2002年的資料來做評論，不是無知就是被忽略。
若合理看長期趨勢，1980至今30年間這項比例呈緩慢下降之勢，我們漸被南韓緩慢追上，但仍未被超越，也絕對沒有國家領導人一代不如一代的證據。而由1983年至今，我們才被追上不到10%，也不算很難看或該嫉妒南韓的事。成長更快或更慢的國家都有很多。
韓國取法乎上 值得我學習
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看南韓及其他國家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而不是嫉妒或仇視成長比我們快的國家。我們一直把南韓當競爭對手，但三十多年前我研究國際競爭力時就發現，南韓產業生產力的研究是拿日本而非台灣來比較。南韓採取想超越先進國家的心態，而我國採取不願輸給南韓的心態，人家取法乎上，當然勝過我們。
我們也不可因為人家學習我們或某些現象不如我們而沾沾自喜，因為那也不見得是好事。我每次想到韓國就想到我在博士班的韓國同學，已故的咸根植教授。他曾告訴我，多年前朴正熙大統領曾派人來台灣研究憲法，一位漢城大學的教授因而就推斷說朴正熙想要學蔣中正改憲法繼續連任，結果那位教授被捕，而朴正熙果然再連任。像這種學習實在沒甚麼好得意。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馬總統自傲地說韓圜大幅貶值而台幣仍相對穩定。他卻不知韓圜的貶值使其產業競爭力和獲利能力提高，我國的DRAM和面板等產業差點被打死，市場占有率被南韓搶走，已難再拿回來。隨便笑別人不如我們，可能反而是自己無知。
南韓可以學習的地方其實不少，但我們卻常搞錯方向。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說政府管制對中國經貿往來而南韓沒管制，所以我國才輸給南韓。事實的情況是我國對中國出口占總出口44%而南韓對中國出口比例不到30%。而儘管南韓總體GDP是我國兩倍以上，地理上至少和我國一樣靠近中國，但南韓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長期低於我國甚多。我國利用中國出口及投資機會的程度不僅遠高於南韓，而且是全球主要國家中最高的。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因為太少利用中國而輸給南韓。
利用中國與否 不是成敗關鍵
也許有人會說，若我們更積極利用中國，就可不被南韓追上，甚至可贏南韓更多。但有很多具體的例子可否定這種說法。我國產業輸南韓輸得最難看的大概是電視劇。而韓劇不必用中國的演員、故事、以及拍攝場地，台劇卻大量使用。台劇也早在韓劇興起之前就進軍中國並得到成功。但台劇面對韓劇卻幾乎毫無競爭力，現在才想到要學南韓把國內市場多留給自己人，而不是以往的盲目自由化。
再看我們的音樂，高唱〈中國話〉、〈青花瓷〉、〈青海的草原〉，甚至拒唱國歌，雖然使歌星們得到中國市場，但南韓簡單英語的Sorry Sorry和Nobody卻有了全球的地位。
成衣和傳統產業也是我們先去中國投資發展，中國一度還風行台北流行服飾。但現在韓國成衣連在台灣都比台灣成衣高檔，在中國到處可看到韓國流行服飾而少有台北流行的說法了。
有很多這類例證具體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產業要有全球的眼界和全球的競爭力，不能只看中國市場甚至想靠中國市場的特權。南韓能勝過我國的地方是在於他們自己努力提升技術品質、建立品牌、擴大規模、以及維護自己的產業，但國內就是有一批人盲目以為只有靠中國才能發展，以為我們是因為產業不移去中國才輸給南韓。
我國輸給南韓的根本原因
我們真正輸給南韓的地方之一，反而是太重視中國市場而忘了更大的世界市場，太重視去中國生產以降低私人成本的利益而不專精在產業技術升級，太重視資本家到中國投資的利益而放棄了既有傳產的生產和就業，太重視對中國經貿往來的自由化而忽略和其他國家關係的加強，以及忽視國內市場必要的保護。而這一切又使中國更有能力來取代我國的生產和市場。
我曾用詳細的貿易資料估計我國出口品在美國市場與其他國家的相互替代，把被某國取代的金額扣掉取代該國的金額稱為淨取代，結果從1990到2006年間，我國被中國淨取代的金額占2006年對美國總出口值的71.2 %，被南韓淨取代的卻只有-2.2%，也就是我國反而取代南韓較多，南韓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一直搶我們的市場。而這段期間南韓產品被中國取代的比例只有44%，但我國卻被中國取代了71.2%，這應是我們出口及某些進步不如南韓的重要原因。（參考資料：Pochih Chen, The Substitution among the Exports of Taiwa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7, no.2,2008, pp.1~31）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