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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6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过去2 0 年了。虽然当今国内民众中有些人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不敢提及，或者已经将其淡忘，但是，20年来，那场民主运动所提出的要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凸显出其重要性。鉴於“六四”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想值此“六四”20周年之际，首先，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做一回顾；其次，对中国的现况做一评价； 第三， 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一些看法。




在过去的20年中，对於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都没有将那场运动和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提出自己的兩点看法：

第一，现今人们再提“六四事件”时只强调当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诉求，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诉求——要求铲除腐败。事实上，当时我们学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败的唯一手段。从“六四”至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腐败在加剧，并且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拒绝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体系，并且任何消除腐败的行动都在体制内进行。所有体制外提出的打击腐败的活动和建议，都被认为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除此以外，在学生的诉求被镇压以后，因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民间要求反腐的压力减少了。人们在90年代避免参与政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六四”镇压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也是腐败的胜利。

第三，一些人争辩说，当年学生们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正是“八九民运”本身造成了共产党停止它改革的计划，包括政治改革的计划，因此“八九民运”应被指责，是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对此观点我不赞同。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学生们提出的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感到恐惧，因而诉诸於武力进行制止。与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运动相比，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提出非常激进的要求。当学生们开始绝食抗议时，他们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求政府更正《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不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第二是和官员进行公开对话，讨论改革问题。在我们计划绝食抗议时，我建议加入第三个条件：要求当时任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何东昌下台。但是这个提议被其他学生领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给政府施加太多压力。从我自身的经历，我知道学生们是有理性和有节制的。

如果中共党内真的有改革派，并且有进一步政治改革的计划，学生们的行动毫无疑问地提供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和有力的支持。如果当权者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愿意和民众进行公开对话，一个理性的改革进程就会展开。中国政府怎能把这个称作“动乱”？政府本身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所有的责任。它拒绝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那些宣称是因为学生的行动致使党内改革派计划流产的人们对党内事务有非常片面的观点。1989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身上；1992年之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身上；现在，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和温家宝身上。但是他们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当时没有任何学生或任何其他运动来阻挠朱镕基的计划，然而，他为政治改革做了什么？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情况。香港是一个社会情况稳定并有大量中产阶级的社会，但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允许香港2007年进行普选？ 显然不能把责任加在学生们身上。

我知道，这由不得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和前学生领袖来决定何时官方会对1989的民主运动重新进行评价，只有中国当局有权力推翻他们对此作出的定性，但我们应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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