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一样，咱们的文化是息事宁人的文化，注重效果而不注重方式。游行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表达你的观点嘛，不就是为解决某个问题嘛。就像夫妻打架，闹到派出所，是要离婚吗？不是，就是为了要人给评评理，然后接着过日子去了。中国人可能会想，给你们解决问题就是了，绝不先给你们离了，我先给你们调解。中国人以此为美德。对申请游行的人，也是这个态度，你来是因为啥事啊？能给你解决了就别去游行了。实际上在申请游行的过程中，很多是这么处理的。有些是提出申请不符合我国法律，所以没批准。所以我倒觉得这没什么。
外国记者也问我，如果你们街上真的有人游行，你怎么看？我说，你觉得这个问题稀罕吗？你去哪个国家没见过游行?都在那哗哗地游行，有什么了不起的？奥运会是不会因为有人游行就停下来的。
在官方眼里民意的表达当然“是一个非常细枝末节的问题”，它脆弱的机体无法面对，只好推说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文化的差异”，如果说是“文化”，这也是从1949年后党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百姓善良，申请游行示威者都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被逼无奈才走这一步，轻描淡写地拿家庭矛盾形容社会矛盾说得通吗？王惠真是以柔克刚的高手。“中国人不一样，咱们的文化是息事宁人的文化，注重效果而不注重方式。”这是官方一贯捆绑民众、强奸民意的借口。先从远处说，没有掌权的时候，中共动辄发动民众游行示威，现在不需要了，就可以采取手段让游行消失，并说成是没有这种“文化”。退一步讲，国人为什么“息事宁人”？是打官司成本高、司法腐败和缺乏独立的无奈之举，最近的例子就是国内律师被官方警告不得接毒奶粉的案子。让民众忍气吞声受奴役地“息事宁人”，官方不解决问题，还压制民众，这是强盗逻辑。没有游行就是问题解决了？那为什么奥运后各地搞大接访？
在中国当下，“街上真的有人游行”，那才是真的“稀罕”，任何思维正常的国人都知道。王惠既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奥运期间，当局因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被迫在远离奥运主要场馆的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设立的示威区没有一起游行？连民主的花瓶都摆不好，作秀、造假手段如此拙劣，真是“假作真来真愈假”。有境外媒体称当局此举为“叶公好龙”，我认为还不如叶龙，叶龙见到龙之前至少心里真的“好龙”，当局本来就没有诚意，使示威区形同虚设。在北京和外地的访民不是被监视失去自由就是被抓捕，更别别提能被接受游行申请。北京维权律师黎雄兵认为：“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原本就很难得到批准，不仅是在奥运期间，在奥运之前游行示威的申请也是很难的，在这方面的审批制度实际上就是游行示威的一种管制。”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表示；“只有让这种示威抗议表达权能够得到真正体现，那么，中国社会或许多了一个出气口，一个压力的排解阀，应当说，这种示威抗议，不但不会破坏奥运的气氛，而且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
说到这里，我告诉大家，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国安部门一反以往通过单位跟踪了解我的做法（致使我如今没了打工的固定单位。因在1989年“六四”期间，带头游行、向北京政法学院发声援电报并书面递交退出共青团申请书，我在河北电台被调离新闻部编辑岗位，后来我愤然离开那里。从此一直被列入国安部门的黑名单），2008年2月28日，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奉市局指示，给我当面录像备案。4月28日、5月22日、6月5日，该队负责人先后三次与我见面，一方面通过谈话交流、请客吃饭的方式，表示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同时威胁我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不要说“过头话”。“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诗）作为一个公民，我只想拥有自己合法的权益和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经历告诉我，向这一基本底线靠近，在中国显得“奢侈”而“另类”，这就意味着不能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甚至受到官方及其帮凶的威胁和迫害。然而嘴是用来说话的，我不想“平安”地躲在“沉默的大多数”里，依然有话必说。哈维尔说得好，争取自由民主从“真实生活”开始——直面现实的真实，表达内心的真实。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以什么渠道知道三鹿奶粉污染事件的？
王惠：我跟大家一起知道的，就是看电视，因为这个跟我们奥组委没关系。残奥会期间，听到之后我也很震惊，但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政府来说也是很大的事情，应该加紧做政府危机公关工作。现在还没处理完嘛。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不容易通过奥运会提升了国际形象，结果毒奶粉事件一出毁于一旦？
王惠：有的，我常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对外宣传人的苦恼和悲哀。我们辛苦了几年，或许就因为一件事，努力就全没了，所以也挺难过的。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艰巨性。有时就是这样，刚刚营造了一个好的氛围，进入一个小的高潮，马上就跌到低谷，以前的成绩毁于一旦，然后要重新开始，再去营造。就像在沙地上盖楼，真的是特别艰难。
承认“苦恼和悲哀”，“营造”一词真实暴露了“好的氛围”的虚伪和脆弱，说明它不是自然形成和存在的，而是人为制造的幻影，就像鲜艳的塑料花怎么也没有天然花朵的真实生命。王惠无意中算说了句实话：“……在沙地上盖楼，真的是特别艰难。”“沙地”就是没有“真实”作基础，再好的“粉刷匠”也无法掩盖，无法创造出“真实”，只能造出虚拟景象，就像张艺谋导出来的京奥开幕式演出，徒有满眼的表面豪华，没有心灵的触动。
南方周末：奶粉事件如果在奥运会开幕前披露出来，对国家形象更好还是更坏？
王惠：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成熟了，对于这种不良信息丝毫没有想把它隐瞒起来的意思。如果在奥运会之前已经有了的话，相信政府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披露出来，披露出来是好事。自己说出来永远是好事。你自己把坏事都说尽了，剩下的就全是好事了。如果坏事被别人说了，那将百分之百是坏事。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如果真如王惠所言没有“隐瞒”，石家庄市的有关领导就不会辞职或被撤职了。《南方周末》2008年8月17日评论《无良公关凸显媒体病变》指出：“三年前，三鹿已经在“大头娃娃”事件中出尽风头，当时媒体披露了45家问题奶粉名单，三鹿榜上有名。但是仅仅过了17天，三鹿就咸鱼翻生，把自己从问题奶粉名单中拿了下来。”
《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2008年9月16日在《我来剥三鹿的皮》中披露当局隐瞒和压制揭露毒奶粉的真相。
至于王惠所言“你自己把坏事都说尽了，剩下的就全是好事了。如果坏事被别人说了，那将百分之百是坏事。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意识到不等于想做或能做到，对此我并不乐观，近来封锁和压制民众对毒奶粉的投诉就是例证。
南方周末：有没有最反感的提问？
王惠：遇到过关于人权问题的提问。我跟记者说，我不能说你“无知”，但是从你的提问就可以看出，你对中国的了解确实不够。我特别希望你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多接触我们的民众，那你就会了解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平时带着你们挑剔的眼光，带着你们的成见，可以把任何好事都说成坏事，所以我们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你也不会相信。
不愧是“公家”的人，当然对人权问题的提问“最反感”，难呐！中国的人权现状摆在那儿，仅仅看看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就够触目惊心的了，王惠这样的人还要想法替官方回避、掩盖，只能大而化之地说记者“对中国的了解确实不够”，好像你有很多好东西人家不愿意看到似的。话说回来，缺乏了解是谁造成的？还不是官方自己？人是一切发展的目的，人权是新闻价值的核心，记者关心理所当然。为什么一提问人权问题，就认为外国记者“挑剔”、“ 成见”？“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以人权为本以何为本？人权是“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惟一的标志，人权之外的所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能称得上“发展与进步”吗？只能称作官方“数字政绩”、“形象工程”。
就像那个总喊“狼来了”的说谎孩子，王惠反而抱怨他人：“我们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你也不会相信”，真是倒打一耙，怪只能怪官方自己！
南方周末：有没有处理起来特别艰难的例子？
王惠：也有，像开幕式之前，记者有一些误解，形成了一些成见，觉得我们对他们有限制，比如互联网方面。实际上互联网已经开通了，但是新闻中心由于建筑的缘故，毕竟有一些死角，有的记者带着笔记本电脑，在一些地方上移动的无线网，短时间内打不开网页，就恼羞成怒，指责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你要是跟他去说，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你只能演示给他看。
“指责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没错——到大陆随便找个网吧上网试试，地球人都知道。
南方周末：北京奥运会实现收支相抵、略有盈余了吗？
王惠：实现了，现在还没有结算，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要盈利一千多万美金，这个钱，北京奥组委不要，中国奥委会也不要，申奥的时候就承诺了，要建立世界体育基金。会兑现这个承诺的，很快，结算完了以后，会向世界公布的。
不知如何结算？结果没出来，王惠就认为盈余了，她说的当然是官家一户的盈余，又有了“裱糊”、“粉刷”的本钱。但举国奥运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海外媒体消息——据美国之音2008年8月28日报道，据估计，北京为了举办这次奥运会，耗费了3000到5200亿元之间的人民币。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每年给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拨款8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为了举办这次北京奥运会的耗资，相当中国奥委会今后至少花掉500年的全民健身事业资金。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奥运开幕前一天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国际银行SCB上海分行的研究主任、英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格瑞（Stephen Green）写的《奥运的经济账》。格瑞指出北京奥运的花销实在太大了，多达430亿美元，是之前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总开支的一点五倍！他感叹说，北京奥运只有两个星期，等于每天要花29亿美元，或者说等于每个体育项目就用掉一亿四千万美元。格瑞说，这还不包括其他基础项目的投资，例如只是在信息技术上的投资，就高达四亿美元。而且这也不包括那些为避免污染奥运期间空气而被迫停工的中国几百个工厂的产值损失，还有在庞大的警戒、安全等方面的开销。
另一篇是西方知名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工作人员艾琳．布克（Ellen Bork）写的，题目是《别忘记中国的异议人士》。在这篇文章中，布克首先回顾了七十年代，很多西方人到中国访问，结果只是看到了中共当局让他们看的，基本都是刻意的共产宣传。
我知道，党国奥运的成本是不会计入中国纳税人的负担，不会计入那些无数停工停业的工厂、商店背后打工者的损失，以及我这样自谋生计人的收入损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的盈余，就当作是百姓的“画饼”吧！至于人权的改善，还是当作官方“粉刷匠”们常刷常新、长期远远吊在空中的“明天”吧！
促进中国的进步，首先要从揭下“粉刷匠”替主子御制“画皮”开始，人人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正如吴思先生《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2008年9月30日《中国经营报》）的呼吁那样——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
进入后奥运时期，中国会有所进步吗？外电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目前正秘密指示中国公检法系统，为了换取中国再有20年的稳定而将在10月份开展对“社会上四种不稳定分子”的全国性镇压运动；所谓“四种不稳定分子”指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上访人员、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许多被监控及软禁的访民及异见人士于奥运会闭幕之后，仍然遭当局监控或抓捕。贵州异见人士陈西说得好：“我认为中共申奥的承诺，他们并非如他们所说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骗全世界的人，对我们目前的监控的封锁，对我们就这样说了，要我们哪里都不能去，就只能待在贵阳，这次的奥运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的奥运，一个军管的奥运。”
让我们继续关注……
2008年10月2日中共执政59周年之际于石家庄望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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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1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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