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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不敢写的政治禁忌还有多少

作者：周虎城 文章来源：周虎城博客 点击数：75 更新时间：2008-7-25 2:51:45

回忆改革开放三十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定是不能回避的关键内容。那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个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一个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历来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吐将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陈锡添今天讲“最遗憾”，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或话语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文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服从于大的政治环境和人们以为约定俗成的一些所谓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改革等等来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讳言说，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岂非要一直存续下去，及至于变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属于时代的产物，此时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时的禁忌。比如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谈市场经济、谈价值规律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毒草”，因为在那时这就是政治禁忌。新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结果被下放劳动，身陷囹圄，顾准先生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说真话，说出真话，说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成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理论来源。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自发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既然谈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属于那些循环往复的顽固派，有的则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还停留在以政治禁忌来行整肃之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足以堪忧了。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大遗憾”少点发生，甚或不发生。

原因是大多数人对于共产党的罪行已见怪不怪 ,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在1930年代恐怖统治的饥荒时期中，史达林杀死乌克兰人的数量，比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数量还要多。共产党擅长宣传,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台湾人穿着印有古巴共产革命家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头像的T恤，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不仅是一个“杀人机器”，还是古巴强迫劳动集中营的创办者。西方人士曾极力为共产主义独裁者所建立的集中营及恐怖事件辩解，他们认为“若过度责难共产主义，就等于是在责难其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社会公平,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是：逮捕、审问、处罚、苦力、谋杀及挣扎生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纳粹体制是一种不合理的空想，此想法一点也没错，但是与此概念同样不合理的的共产主义体制却仍出现于前苏联、苏联，甚至出现在中国.

安德烈-华依达的电影即在于呈现出共产主义想法所产生的罪行，卡廷 Katyn是第一部具体呈现共产党罪行的电影－－但当今还有些国家仍在为共产党找藉口续行那些同样的罪行,例如笔者于1996年于内蒙古认识的中国知识份子 Hada (哈达),至今仍在监狱中,由世界人权组的网站 (http://www.smhric.org/),可看到其妻子仍为他的自由奋斗,而此案例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仍是成千上万.

“爱在波兰战火时”呈现出刺痛人心的史实，电影中的主要角色是被屠杀的军官，以及时时刻刻等待挚爱回来，并承受不人道之不确定感的妇女，只有忠心与坚信，才足以支撑那些妇女期待在打开门时能见到漫长等待的男人归来. 波兰人历经纳粹的占领及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存活过来，而那些恶魔所留下来的伤痕，只有呈现真实才能抚平。这部与 卡廷屠杀有关的电影，讲述一段被完全禁止提及的屠杀事件，而此事件却仍存在于失去挚爱的人们心中，就像华依达的父亲在卡廷森林中惨遭杀害,而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闷梦魇,因此华依达称本片即如是他本身的自传电影.

笔者的舅公Pawel Swietlikowski亦和此段史实擦身而过 ;他从开往卡廷的火车上逃跑，虽然逃开被枪决的命运 ,但后来还是被抓进苏联劳改营过足的悲惨日子，而他的下半生都在回忆卡廷中被害的人们,他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一开始就由载满波兰战俘,开往俄国的火车说起.,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同的诠释,但仍无法跳脱历史的悲惨.

美国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 乔治-桑塔耶纳 (George Santayana) 曾说过一句话:“凡遗忘过去的人，必招致历史重演.”

就像台湾228亦有类似的史实.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找出原凶,历史伤痕才得抚平.这部电影成为一个历史见证:在经过这么多年后，卡廷事件与波兰自由斗士的名字，并没有从波兰人的记忆中溜走.

“爱在波兰战火时”(电影原名Katyn) 将于2008年8月15 日于台湾首映. 欢迎台湾人一起见证历史. 不容青史竟成灰,在共产党的飞弹瞄准下,笔者不知台湾人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