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电视台(中国聚焦第32期) 中共暴政下民主运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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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观众朋友，“锁定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事”，欢迎您收看“中国聚集”，我是纪岚。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三位特殊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立先生、中国著名自由诗人黄翔先生和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先生。他们三位的特殊之处都是在中共非常严厉的六、七十年代早期觉醒的一代先锋，他们三个人也都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做过牢。现在他们流亡在海外成为了勇敢的人权斗士。今天我们欢迎他们到我们的节目中。
三位嘉宾你们好，欢迎加入到我们“中国聚集”节目中。三位可以说在不同年代都投身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捍卫人权的运动中，今天聚在一起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
我想请方圆先生先讲一讲，就是在当年，可以说六七年是文革最为动荡的时代，您那时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你怎么样有那么大的勇气去为争取合同工人权的事情而奋斗呢？
方圆：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如果说这个勇气从何而来的话，我想应该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恶劣的环境。当时共产党在文革的初期，对临时工、合同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黑狗崽子们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可以说是空前的残酷。以临时合同工而论，不管你是出身好还是不好，只要你进了临时合同工的队伍，也就是被中共打入了另册。正式工呢，如果出了什么事还有碗饭吃，临时合同工出了什么问题，没有饭吃了，没有衣服穿了，没有活路可以走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群被共产党逼得无路可走的人，只好奋起反抗。
第二个方面，可以和我们个人所受的教育有关系。象我们接受的教育，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共产党的狼奶有时还舍不得喂我们呢，我们受到的还有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所以说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宁可让你这么欺负，那不如我们奋起反抗，人脑袋掉下来不就碗大一块疤吧，这可能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的传统有关，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出自于我们一个理想。由于中国处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处在社会极不平等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对民主宪政的要求特别迫切。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在我们当时年轻人中，是最迫切，也是最紧要的一个希望，所以说这是一个理想，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和交游与环境也有关系。象我们这批人敢于起来反抗共产党的残暴统治的这批人，大部分是平时好打抱不平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所以说对共产党的这种迫害，那我们除了反抗而外，无路可走。
主持人：徐文立先生，您能不能谈谈您当年的情况？
徐文立：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了大陆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对国家的命运都负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大跃进，说空话，饿死人；然后又经历了严酷的文革，那个时代我们就在想，中国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很自然要想它的原因何在。那么大家知道，共产主义国家可能发生转变的时机，往往是跟这个专制的党的领导人他的自然消亡，就有可能带来这个时机。那么 在一九七六年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那么就给中国人民带来这样一个机会：毛去世了，中国有可能会变。
所以就在一九七六年人们就代用周恩来去世的机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记得最响亮的口号是：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认为这样一个专制的魔王死去了，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向哪里去？当然那时候还是对共产党内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等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就从贵州这样一个偏远山区的一些人走出来了 (他们两人都是贵州人，而且是很亲密的老乡)。当时的黄翔先生带领着启蒙社来到了北京，他们的振臂一吼，把我们在北京的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也激发起来了。
主持人：黄先生，您讲一讲吧。
黄翔：这个事情，我更愿意从文化的层面上回顾历史。就是民主墙运动，作为来自民间的一场运动，当时追求的目标和以往的所有的民间的反思所形成的事件不同。第一，它直接的向整个社会体制提出挑战，它所提出的问题绝不局限共产党所规范的框架里面，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世的价值的，而且它追求的目标，就是民主墙运动，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自由精神运动，百科全书运动，东方的文化复兴运动。因为民主墙运动，就是包括我们一切的政治反叛运动，在我看来也是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我不会孤立的去看待政治。而且民主墙运动它的发生，和很远很远以前，就是中共建制以后，在民间存在地下文学是完全相联系的。
徐文立：我记得黄翔先生当时写得第一首诗在天安门或是在西单墙那一带，就是“火神交响曲”。
黄翔：对，从我个人来讲，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因为我发表作品是很早的，就是一九五八年。但是从一九五九年我就进了监狱，从进了监狱以后，我的整个创作，作为一个精神反叛的形式来存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的漫长岁月，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受到压抑的、封杀的。曾经我在接受前面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就谈到：你们不让我发表和不让我出版，那么我就自己发表自己出版。我要把一把火炬当我的笔，把整个辽阔的天空作为我的稿纸，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在那个年代，压抑久了，越压抑的久远，那个生命的能量越大，爆发的可能性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到了刚才文立讲的七八年的某一天，我个人感觉一个历史的瞬间就出现了，这个瞬间如果你不抓住，它可能就稍纵即逝。这个瞬间不是属于谁的，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如果你抓住了它，就可能触发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那个时候，我就把我所有的个人出版，个人发表的诗句全部写成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正在写的时候，来了几个朋友，当时贵州的几个朋友：李加华呀，方加华呀，莫建刚呀，所以他们就参与，愿意和我一起到北京去张贴那个启蒙大字报，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火神交响曲”，一百多张大字报巻成一筒，扛在肩上我们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整个北京城静悄悄的。当时七六年四.五运动发生没有多久，整个北京城是很压抑的，是一种潜在的愤怒。
当我把一百多张大字报象火箭炮一样的搬上天空，“?”的一声，整个北京城吓了一跳，当时我们张贴到人民日报的门口的街上那一段。当时刚刚把它帖上时，整个王府井大街人山人海，挤满了人山人海。我当时看这个情况，临时即兴，就把前面贴上两张纸，写下了骷髅大的两个字：“启蒙”! 人山人海都挤满了，北京的青年男女都手挽手的，当时文立兄不知在不在人群里，我不知道，也许在。我后来到北京去，后来民主墙运动所有的民间社团和民刊很多人当时在场，要我朗诵这些诗歌，我当时一口气朗诵了600多行的诗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为主体的匈牙利事件，当天晚上全城戒严，而且派三叉戟到贵州(我是湖南人)，把我们的档案十万火急的调到北京，结果他们是虚惊一场，以为来了什么洪水猛兽，也只是来了一位诗人，这个时候民主墙运动拉开了它真正的序幕。
主持人：那我知道您三位都是在中共的铁窗里渡过多年，方圆先生您好象当年被判了二十年，是不是这样，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方圆：判了二十年是因为毛泽东派和周恩来派，我们成了他们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江青是想利用这批临时工、合同工的斗争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也想把临时工、合同工的斗争矛头反过来指向江青，结果临时工，合同工这些朋友们既没有听江青的，也没有听周恩来的，结果斗争中的两派考虑到，这伙人在动摇我们的根基，所以对我们就进行了镇压。
主持人：徐文立先生，我知道你两次一共被判了二十八年，您能不能讲讲当年的情况？
徐文立：刚才黄翔先生说了，他当时是在北京比较压抑的情况下，扛了个火箭炮来到了北京，那确实是这样的。当年七六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是当作一个反革命事件镇压下去的，当时是整个的政治气氛是比较压抑的。由于他高举起这样一个启蒙的大旗，焕发了当年的政治热情。在这之后，民主墙就开始出现了，民主墙出现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办民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最重要的诉求就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使得中国社会走向一个多元的要求，这样四五论坛的宗旨就是这样一种要求。另外的话，四五论坛和其它一些刊物，已经把这些刊物逐渐的向政治化和半组织化的形式推进。
在一九八O年六月的十号到十二号，我，王希哲先生，还有孙为邦先生，也有刘二安先生在北京甘家口召开了一次“能否在中国进行反对党建立”这样一个秘密会议。正因为这些原因，到了八一年，中共最后镇压那些民主墙的骨干的时候，我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给我的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煽动罪”，它知道我们已经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那当然了，等我再出来的时候，一直到九七年我们再次的用准组织化的形态开始活动。当时提出来的是“广交友，缓结社”，就着中国有可能参加人权世界公约，提出来了可以建立独立工会，另外打出来了中国反对派的旗帜。
等到了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号，当时浙江的一些年轻人，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为代表的，他们向当时人浙江民政厅要求注册。这样的话，就以注册的方式，使中国民主党正式的走向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很快受到镇压的情况下，我和秦为敏先生发动了全国二十八个城市的异议人士去声援他们，同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民主党，但是到了十一月三十号就被镇压了，我被判了十三年，秦为敏被判了十二年，王有才先生被判了十一年，但是这个会是从启蒙运动和民主墙运动开始的。当然我们今天不但要超越当年的民主墙，要超越后来的八九的六四运动，要走向一个新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彻底的结束一党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法轮功的学员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敬意。
方圆：刚才文立兄讲了九七年九八年国内的同志们的一些筹备，在海外的还千万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个我们都共同敬重的人：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先生也在海外奔走组党的活动。
主持人：观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谈组党，建党问题上提到的王炳章先生，由于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这次无法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节目中。
刚才听了三位嘉宾如何在当年为争取人权而奋斗，现在他们是如何去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我们从方圆先生继续开始。您当年在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事业中，您是怎样的想法呢？
方圆：当年，四十年前临时工、合同工那场反对专制、争取权益的斗争，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呢，是一场维权斗争，也可以说是维权斗争最早的雏形。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些维权斗争，和让这些维权斗争的参与者们去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实质，从而把这个权力意识进一步为一种法制意识。有法制意识也是权力意识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公民意识，这对于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
主持人：那徐文立先生，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民主斗士，多年一直在为民主制度而呼吁，那据您的观点来看呢，中国据您所倡导的民主制度的距离还有多远呢？
徐文立：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往往不愿去估算胜利的那一天还有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经济的这种不平衡，贫富差别的扩大，腐败的严重，道德滑坡的严重，让全国人民更加思索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改变一党专制行不行？所以说改变一党专制，已经成为中国民心之所向。
黄翔：文立不愿明确的预期关于中国共产党或是专制制度怎么样一个时间能够结束，但我愿意公开的表露我的不同想法。我认为共产专制制度啊，已经面临全球性的最后崩溃，中共的专制社会已经达到了，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覆灭和崩溃的临界点了! 我相信你不能具体的预计是哪一年，但是每一 个瞬间它都可能崩溃，因为这种制度已经普遍不为人所接受，如果在那个时候，独立思考的人还少，但现在这个时候，生命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已经越来越多。
那么生命自由意识，就是强调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取代共产党那个虚伪的谎言，什么群众啊，人民啊，群体啊，他们真有这个东西吗？没有。他们一党独大，最后只有毛泽东那个孤零零的红太阳。你现在反腐啊什么的，实际上你共产党一党专制就是最大的贪，最大的腐，对不对？所以它已经没有继续存在，那个延续的可能性，它已经到了它最后终结的时刻了。而且这个时刻，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历史的瞬间都有可能。这个可能，看似偶然性，其实是漫长的历史时间积累的一种必然性。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加入我们“中国聚集”的节目。
观众朋友，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本世纪的今天；从方圆、徐文立到黄翔，中国涌现了一代代为争取自由，捍卫人权的勇士，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
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中国聚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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