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由 广 场

746愛的鼓勵 2訂閱站台

想起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伟大的首都北京，一个平常的日子。
% }3 Y# D1 r4 @; q’ Z　　一个不到28岁的普通年轻人被枪毙，罪名是“反革命罪”，这个人叫遇罗克。处决地点至今还是个迷，如果当年开枪的人还在的话，他是否还能记起那个倒在他枪口下年轻人，但愿在他向马克思报到之前，说出答案来。也许他记不起来了，几十年风雨中死去的人太多了，遇罗克只是无数蝼蚁中的一只；即使还记得，他也许不屑于讲出来真相。他是奉命而为，没有义务为史界提供史料——何况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在一个没有忏悔精神的民族里，在一个希望大众集体失忆的社会里，我们还能苛求一只机器上的螺丝钉良心发现吗？
2 d* {, r! d; @　　因言获罪，乃至掉脑袋，从苍颉造字以来，就举不胜举。但即使在焚书坑儒的暴秦时代，被坑的儒也是因为公开谤讪朝政。后来被杀头的，多是直接犯了皇帝的大忌，如明代那写“为民作则”上表皇帝想拍马匹的官员，因为洪武帝自己做过贼所以拍到了马蹄上，这官员头被砍了。可遇罗克并没有攻击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只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还存在现代种姓制度，还有永世不得翻身的贱奴提出自己的不满，用年轻人的激情、愤怒以及责任感，写就一篇并不很成熟的文章《出身论》而已。而攻击“红色理论家”陈伯达和“旗手”江青的罪状都是从遇罗克的日记里找出来的。以日记定罪，以思想定罪，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
# w. 5 R- J8 y* B. p" Y　　出身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子弟，他们的命运比起明代的“匠户”、“乐户”等世代贱业的子弟何如？熟悉两段历史的人自然会比较。+ ~& S’ ]/ l) U) t
　　遇罗克的父母都是留学归国的，是两个老实、善良的知识分子，然而从“反右”开始，就一次次受到炼狱的煎熬。在“文革”中，遇家一家六口，除小弟弟罗勉外，其他无人包括罗克大弟弟遇罗文、妹妹遇罗锦，都遭遇了牢狱之灾。丁东先生在遇罗文的著作《我家》序言中写道：“《我家》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中国当时发生的人权歧视不同于过去西方种姓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它不是以保守或宗教的名义出现的，而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革命名义实行的。”丁东先生在评价《我家》时说：“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是重宫廷活动的记录，轻底层活动的记载。这种畸轻畸重的格局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高层人物在‘文革’或其他运动中经历的冤屈，被各种媒体反反复复地讲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难，又有多少忠实的文字记录？”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人总是喜欢导演那些冤仇得报、官复原职或子孙克绍箕裘之类的《赵氏孤儿》，而那些蝼蚁和野草的命运，难道不应被我们关注吗？因为我们大多的就是蝼蚁和野草。7 p! ^5 q6 R3 f0 p
　　我读初中时，读过遇罗锦的《冬天里的童话》，后来又听说她出去了，滞留在外国，当时媒体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总忘不了捎带上她。后来渐渐明白，如此令她伤心的土地怎能留住她呢？他们的父母不正是万里归故国的炎黄忠贞子孙么？
+ V1 n- p6 z# X: H　　在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些普通人：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 K’ G: a+ P4 f* r7 Y& J’ |
　　如果遇罗克在监狱中知趣一些，识事务一些，他完全可以苟活下来，但他没有做这种选择。
+ s; ~) S$ A. `1 E2 M　　也许有人说把遇罗克比喻成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不合适的，因为用今天唯学历的标准来衡量，他只高中毕业。当文臣之首的郭大才子于他舒适的大院内，写下“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上表时，一个青年工人在监狱里写下了如此的绝命诗：* o+ U S; L’ t: s4 u+ z
　　“攻读健泳手足情，5 H3 g7 v+ H" B$ @- ^3 k4 J$ o1 S
　　遗业艰难赖众英。
* }. Y0 b" t: u9 4 _) l4 u) g w　　未必清明牲壮鬼，4 e& U# X; l* {2 t8 v6 a$ ]
　　乾坤特重我头轻。”
’ k: {% K3 `8 t) g. G　　 2004年4月4日，甲申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