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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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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目录
序言 由误入歧途到歧途知反

第一章 中国政改的有利条件
第一节 推动政改的正反两方面压力
一 中国改革的两种逻辑
二 “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的局势
三 社会结构变化形成的宏观压力
四 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
五 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的共同诉求

第二节 国际主流社会的外来压力
一 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示范作用
二 来自实力对比的威慑压力
三 来自各类国际组织的道义压力
四 和平演变策略的成功

第三节 政治改革的党内资源
一 改革乃为党心所向
二 江泽民的延宕为胡温留下机会
三 废除终身制和扩大差额选举
四 推进分权式政改

第四节 中共政权面临的反面压力
一 危机型统治的难以持久
二 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
三 政治改革必须提上日程

本章附录：
民主缓行就等于放弃民主——驳“民主缓行论”
一 从反激进到民主缓行
二 启动政治改革决不会导致天下大乱
三 民间意识的逐渐理智和成熟
结束语

第二章 民权升值、官权贬值与政治民主化

第一节 民间的升值和官方的贬值
一 国家、公有和官权的贬值
二 “新民谣”对官方价值的嘲讽和贬低
三 民间的升值

第二节 民间组织的发展
一 民间组织自发成长的体制原因
二 民间组织的自发成长
三、政府应该尊重结社自由

第三节 化公为私的另类私人化
一 公权力的私有化
二 公权力的私有化与公产的权贵私有化
三 灵魂堕落只能靠精神食粮来拯救

第三章 产权改革与政治民主化

第一节 产权改革是间接的政治改革
一 私有产权是自由宪政基础
二、产权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第二节 农村土地必须私有化
一 没有土地私产权就没有农民的福祗
二 土地开发中的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三 治标不治本的“亲民路线”

第三节 遏制财产积累的“原罪”
一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二 权贵私有化的家族特征
三 权贵私有化的恶劣作用
四 主动洗刷罪恶是权贵家族的唯一出路

第四节 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
一 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
二 修宪派的主要观点
三 反修宪派的主要观点
四 中国环境中的两种正义之争
五 修宪与反修宪之间的互补
六 必须关注社会公正
本章附录
不可丝毫移动的底线——从古典自由主义看中国的公正问题
一 上访洪峰与公正奇缺
二 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歧途
三 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
四 个人自由与制度安排
五 雪中送炭优于锦上添花
六 以拆迁悲剧为例看国民的权利贫困

第四章 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改革

第一节 六四留下的人权遗产
一 唤醒人权意识的正反面遗产
二 六四后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

第二节 民间维权的不同方面
一、对政治上敏感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二、对其他方面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三 诉诸于法律来保护人权

第三节 中共政权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
第四节 迫切需要改善人权现状

本章附录：
善待个人的良知
——再论公共发言中的道德底线
一 明确争论的前提
二 回到“明哲保身”的道德
三 自由主义的道德底线的两极
四 在当下中国坚守向强权说真话的意义

第五章 大陆工潮和政治改革
——以东北辽阳、大庆等地工潮为例

第一节 两级分化的根源是政治权利不平等
一 从大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
二 跛足改革中的两极分化
三 作为精神鸦片的“改革代价论”

第二节 由领导阶级到不良资产
一 毛泽东时代的虚幻“主人公地位
二 虚幻主人公地位的彻底破产

第三节 惊人腐败挥霍下的高失业和低保障
一 增长优先下的失业大军和保障匮乏
二 职工利益受损的制度根源
三 底层不满的持续积累和日益高涨

第四节 工潮的两面性
一 工潮合法性的悖论
二 新左派“革命秀”中的资本主义
三 没有法定权利的弱势群体

第五节 在利益和道义之间
一 毛时代的阶级歧视造成的分裂
二 缺乏普世道义支撑的利益诉求
三 社会精英的道义抉择

本章附录
民间维权在肃杀中成长
一 优先选择的合法维权
二 通过个案关注推动体制的渐进改革
三 清醒而冷静的大义凛然
四 民间维权的分裂困境
五 造成困境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六 期待社会各阶层在维权的合作

第六章 基层民主自治和政治改革
第一节 村民自治的自发演进和官方推动
一 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
二 基层民主的自发性
三 官方的因势利导和幕后操控

第二节 村民自治的经验积累
一 民主自治的成功经验
二 对“民主不合国情”的有力反驳
三 一位安徽农民的政治智慧

第三节 独裁党权退出基层农村是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的关键
一 民选村官的困境
二 自治实践中的党权干涉和村官蜕变
三 自治小宪法中的党国私货

第四节 无视农民权利乃为万恶之首
一 以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的乡村自治
二 孤军突进的村民自治必然失败
三 只能拭目以待的高层政改信息

本章附录
朱鎔基善政的又一次搁置
——评农村费改税的缓行
一 农村教育困境的背后
二 惊人债务与腐败的政绩工程
三 基层政权对费改税的顽强抵抗
四 必须从专制政权的钱包改起

第七章 民间网络言论维权的崛起
第一节 中共对网络言论的压制
一 组织化的严控网络
二 对网络的严控措施
三 大兴网络文字狱

第二节 民间对中共压制的抵制
一 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管制难题
二 境内外电子传媒突破中共封网
三 互联网上信息交流和言论表达
四 崛起于网络的新一代维权人士
五 民间进一分而官方缩一点

第三节 2003年：民间网络维权年
一 民间网站扩展体制外的言论空间并为民间维权提供技术平台
二 互联网涵养民间的宽容精神并使民间维权走向平民化
三 互联网的开放性成为聚积思想和组织资源的民间舞台

第四节 民间的网络维权的四大特色
一 追求对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
二 近年来少见的广泛性
三 对个案的持续关注
四 民间维权的信心和勇气的展示

结语 独裁黄昏下的自由曙光

本章附录
官方言论管制与民间巧妙抗争
——由青年学者王怡的辞职声明谈起
一 严格的禁令和一位版主的辞职
二 言论管制方式的改变和效力的弱化
三 钱，就是最大的政治
四 既坚持抗争又要确保生存的民间应对

第八章 新闻改革的民间动力

第一节 媒体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
一 社会多元化与媒体改革
二 市场竞争带来媒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三 受众成为媒体的最大买家

第二节 媒体追求民间立场的努力及其成效
一 价值观变化带来媒体的民间化
二 民间化努力的蜕变

第三节 互联网上的民间言论空间
一 互联网对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意义
二 不同于主旋律的民间声音

第四节 新闻从业者的巧妙抗争和官方管制的力不从心
一 新闻从业者的抗争
二 言论管制的道义劣势和力不从心

本文附录之一
新闻良知蔑视小官僚面孔
——有感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的公开信

本文附录之二
“南都案”是司法构陷
一 亵渎法律公正的审判
二 “南都案”的恶劣影响
三 民间维权与“南都案”的转机

第九章 体制内异见不再沉默
第一节 2004年，体制内异见的崛起
一 黄金高事件的意义
二 体制内异见的崛起

第二节 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异见
一 何谓体制内异见
二 邓小平改革的保守性
三 党内异见者的开明性

第三节 九十年代以来的体制内异见
一 九十年代中、前期的体制内异见
二 李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

第四节 体制内异见是时代的必然
一 后极权时代的民间觉醒
二 六四后体制内异见

第五节 体制内异见的独特力量
一 标志着体制内部分化和压力的公开
二 测试现政权的人心向背的最灵敏的指标
三 更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
四 体制内异见者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
五 为整个社会的异见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保护
六 对“干脏活”的执行者施加被钉上耻辱柱的道义压力

本章附录之一
老军医蒋彦永和女兵林奇
——中美两国的两个真话英雄的不同命运
一 不同之处的共同
二 相同之处的不同

本章附录之二
被放在舆论阳光下的腐败
——有感于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投书
一 巨大的民意支持
二 地方当局的恼羞成怒
三 防弹衣事件的悲哀
四 公开信爆光之喜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
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当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然而，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
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作者手记

序言 由误入歧途到歧途知反

尽管，经历了二十五年改革的中共政权，在文明模式的选择上仍然拒绝宪政民主，在当下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固守跛足改革的邓小平模式——经济发展与政治停滞的分裂，中国目前在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在根本上源于邓模式的政经分裂。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毕竟出现过双足改革的赵紫阳模式——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并行，这一模式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尽管，赵紫阳模式因邓小平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而中止，但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已经崩溃，中共政权合法性也因六四而严重流失，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的大势之明朗和国内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合力，使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走向，误入歧途的概率越来越小，而迷途知返的概率越来越大。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当时，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中国精英阶层，面对着外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的两种模式——英美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德日苏的独裁主义模式——两种模式之争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对于开放不久的国人来说，本来就已经很难辩别其优劣，何况，当时西方各国的情况也很复杂，自由宪政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制度优势。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极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种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的法西斯主义模式造就了两国的崛起，苏俄模式的崛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接踵而来的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因一战及其随后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而尽显颓态。于是，德日法西斯主义、特别是苏俄共产主义作为成功的新兴革命显示出朝气蓬勃的一面，而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步入日暮途穷。初生朝阳与黄昏落日之间的对比，资本主义的黄金梦在西方人自己心中破灭，法西斯和共产的极权体制对自由民主体制似乎具有了道义优势，诸多的西方精英先后转向拥抱苏联模式。
其二，这样的制度对比，自然使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晦暗不明，诸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发生了由模仿英美转向模仿德日和苏联，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国门初开、突然面对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挤压下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本来就在急遽变动的国际局势面前无所适从，难以进行有定见的模式抉择，只能通过不断变换模仿对象来摸索。同时，中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浅薄，又与传统帝制保持着深层血缘关系，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遗传性的排斥力，不可能具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不可能不被席卷世界的“红色苏联热”所裹挟。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人，包括大多数精英分子，仍然因袭着沉重的帝制传统，民智未开的愚昧甚至体现在诸多先觉者身上。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的国人不是囿于虚幻性的主观性的情绪性的天朝意识，能够放下“地大物博”和“天下中心”的权力狂妄，而是能够以真实的客观的平等的“交往互利”的国际视野，那么，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比如，面对西方列强的通商要求，当时的日本之处境几乎与中国相同，但应对的心态和策略则完全不同，自然也就导致了天壤之别的结果，在天朝大国眼中的蕞尔小国，开放口岸与西洋通商，全盘西化以学习西方，以明治维新完成制度转型，居然迅速崛起为东方大国，并被西方诸国接纳为列强之一。而曾经是日本榜样的中国，却在通商上被动忸怩，在学习西方上舍本逐末，在内在改革上保守僵硬，中国当时遭遇的民族主义危机，表面上来自列强的入侵，实质上来自政权的内在恐惧，民族主义实质是政权至上主义，以防止社会失序、天下大乱的借口而拒绝内政改革的“秩序党”，骨子里绝非对民族利益的珍视而是对政权崩溃的恐惧。所以，有如此自私、僵化、短视的统治阶层，泱泱大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正是基于天朝意识及其民族危机的原因，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其他民主党派，也无论是倾向西方模式的精英还是倾向苏联模式的精英，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地道的自由主义群体。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在朝精英就更倾向于选择“德日模式”，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在野精英更倾向于选择“苏俄模式”，二者共同摈弃“英美模式”。在精英群体中，即便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事实上也没有参透自由主义的精义，他在经济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徘徊于自由宪政和威权秩序之间；他在理论上强调个人权利而在现实政治的选择上强调“好人政府”。
同时，国家机会主义又使中国的精英以“有奶便是娘”的心态对待外部势力，特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局势之下，当中国的民主启蒙受到内部的重重阻力而难以为继时，中国精英转向一种以现代性包装的伪新潮就是必然的。以至于，对立的国共两党却朝拜同一尊菩萨：苏联的政党模式。苏联所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寻求英美帮助未果的孙中山也转向了苏联，按照列宁政党模式对国民党进行了全盘改造。尽管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更倾向于德国的法西斯模式，但作为政党的特质而言，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正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也！

中国的现代化经过进一步、退两步的折腾，最终还是误入“苏联模式”的歧途，传统的家天下变成了现代的党天下，官权独裁和民权空白的社会格局依旧。以至于，在世界大势已经明朗的今天，中国现代化仍然在中共政权的操控下，蹒跚在“技术模仿而制度拒绝”的“洋务情结”之中。对此，已故的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将之概括为“后发劣势”，其结果就是政治独裁下的“坏资本主义”而不是宪政民主下的“好资本主义”。以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坏资本主义”，不仅使现代化的优先目标“人的解放”无法兑现，而且带来了腐败横行、贫富分化加剧、道德荒芜、环境破坏、政权的合法性和施政效率的急遽流失。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种“坏资本主义”走下去，很可能把中国引上崩溃之路。
习惯于本土帝制传统的中国精英，在苏、美两大模式进入势均力敌的冷战之后，也就必然更倾向于苏联的极权现代化：误把现代世界上最空洞的共产乌托邦当作人类的终极理想，也把最野蛮的极权体制当作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内外因素的结合，将中国的变革引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中国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内在的自觉，而是来自外在的逼迫；变革的目的，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变革的路径，不是民间自发争取主人地位的权利运动，而是寻找新救主拯救的造神运动，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极权化。所以，外部环境的晦暗和内部环境的蒙昧的共同作用，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向歧途。
斯塔尔夫人曾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共产极权正是最现代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它为人类描绘的乌托邦之完美及其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官僚体制的力量，它对人的控制和剥夺之彻底，它所制造的人权灾难之残酷，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实施的强制洗脑，不但泯灭一切异见和多元化的价值偏好，而且把人逼入绝对愚昧及其对极权者个人的崇拜狂热之中；它所实施的强制阶级灭绝，不但要消灭公开挑战的政敌，而且消灭政权的信徒和决不会惹是生非的顺民；它提倡的斗争哲学，煽动起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仇恨和撕咬，充分释放出人的破坏性和纵容人的弱点，在道德上把人性变成兽性。
本来，斯大林暴政的惨无人道和效率低下，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大清洗”和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已经使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开始暴露，内部危机也开始显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延缓了苏联模式危机的全面爆发，也延缓了人类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性清理。二战结束后，依靠武力输出，苏联模式全面占领了东欧；依靠意识形态劝诱和武力援助，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从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帝国。然而，这使极权统治达至顶峰的胜利，也意味着衰弱的不可避免。斯大林死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仅来自西欧，也来自苏东集团的内部。在苏联，赫鲁晓夫以极为激烈的态度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极权罪恶，接着是勃列日诺夫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东欧，先后发生过“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团结工会”等反极权运动；在南斯拉夫，铁托独裁的叛逆者揭示了“新特权阶级”的制度现实；即便在极权者的威望仍然如日中天的中国，也有1956年爆发的对党天下的批判；这一切，逐步揭去了苏联模式的红色伪装，全面暴露出共产帝国的邪恶及危机：经济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危机，政治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危机，信仰上马列主义的危机。西方的左派们也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在此全面危机中，要么改革、要么死亡。东欧国家内部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化，改革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东方模式的核心支柱苏联本身也开始摇摇欲坠，不得不进行“公开化改革”。
然而，东欧集团和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反省，在中国造成的却是相反的效应，赫鲁晓夫开创的“解冻时代”，在毛泽东眼中，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对极权具有颠覆性。所以，毛泽东认为由他本人争夺共产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方面，他公开与苏联决裂，对外开辟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并自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对内开始了一系列把绝对极权和个人崇拜推向高峰的运动，直到“文革”的极权大灾难，才使国人又一次醒来，面对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开始了有限改革。
概言之，1848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整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历经曲折、教训多多，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且是误入了最大的歧途——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好在，人为不行，还有天助，毛泽东的过于疯狂，也导致了极权的过于短命，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又重新开始了又一次迷途知返的现代化努力。虽然，后毛时代的中共，一直奉行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并为保住独裁权力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致使“坏资本主义”成为主导。所以，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正途。然而，当下的中国现代化所处的内外环境，皆达到百年未遇之大好，国际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的觉醒，正在共同推动着歧途知反的进程。
在外部环境上，半个世纪的东西冷战，终于以自由制度对极权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已经明确：以西方联盟为代表的文明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文明，不但具有充分的道义优势，也具有实现其道义诉求的实力优势，其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使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唯有自由宪政一途，否则就仍然走在歧途之上。现在的威权模式仅仅是过渡期而已——尽管这个过渡期比起东欧各国来会长一些
在内部环境上，虽然官方仍然坚持维护独裁制度和权贵利益的跛足改革，但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民间，蕴含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强大动力。在清末民初被启蒙精英们无视、甚至仇视的私有产权，经过毛时代走向极端的大公无私，经过改革以来民间的不断推动，现在已经反弹为保护私产入宪的全民共识；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得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在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地分化之中。
特别是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人权至上正在逐步变成全民争取的目标。在国内外争取人权的诉求和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下，合法性极为脆弱的中共政权也不得不开始谈论和正视人权问题，以至于，曾经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的敌对观念的人权，在2004年的中共两会修宪中居然被写进了宪法。换言之，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开明派，基本能够对民意压力作出积极的正面回应，为改革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并曾一度主导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并行的大方向；那么，在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中，党内开明派的缺席和保守派的主导，使中国改革停滞在跛足模式的水平上。但动员广泛的八九运动所唤醒的民意，自发地推动着“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中国变革走向自由宪政的根本希望，就由八十年代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转向官民对立中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官民之间的现实博弈，也大都遵循着民间的自发扩张和官方的被动应对的逻辑。所有的局部性制度进步皆来自民间自发动力，以及民间压力的点滴积累，官方对民意压力只能在“不得不”的窘境中作出被动回应。所以，权利意识觉醒之后的民间，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逐渐把分散的民间力量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才能催生出更具建设性的民间力量，也才能不断增强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强大压力，进而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故而，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经成为民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也已经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非但无法回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动变革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