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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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
《阅读革命》序——九死一生如昨
一、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三、张国焘：《我的回忆》
四、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五、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六、瞿秋白：《多余的话》
七、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八、徐海东：《生平自述》
九、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
十一、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
十二、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十三、萧克：《萧克回忆录》
十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十五、伍修权：《回忆与怀念》
十六、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十七、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十八、温济泽：《温济泽自述》
十九、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二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关于杨菁的《往事》的今读
关于点点《点点记忆》的点滴
关于项小米《英雄无语》的言语
《阅读革命》后记
《阅读革命》序——九死一生如昨
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希望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觉得这一场革命太有研究的必要。确实，以共产党起家和夺权之难、代价和牺牲之大，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革命成功之彻底而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们太有理由为自己如愿以偿而衷心喜悦、频频回首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岗山，诗情如潮："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实在说到了正在享受着胜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九死一生"！对于那些已经闯过了这生死大关的幸存者来说，缅怀过去感到的是自豪与惊喜，革命使历史生动起来，也使生命丰富起来。毛泽东素来爱读历史，也善于利用历史。49年后他的报告和谈话也都充满着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如何谈论某事、评价某人，如何记忆一些细节等等，都可能是一些领导人地位和政治生命的信号。毛泽东只有一个，在其举世敬畏的权威之下，位高权重的革命者并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陈云的座车有人跟踪，元帅之间的交谈有人上报，他们除了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或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之外，一般不能谈论自己的革命史，更谈不上写自传。历史属于党，属于毛泽东。49年后出版的许多革命回忆录，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开始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开始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等等，都是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标准和划定的范围，环绕突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强调革命成功的不易来写的。直到"文革"结束之前，革命史的写作通常是大规模的覆盖或改写真实，突出的例证之一是以林彪取代朱德，说他是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岗山的光辉代表。
但革命毕竟是集体性行动，幸存的革命者不会容许自己的贡献永远被尘封。80代以后，革命的丰富性逐步呈现，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以及湖南的《峥嵘岁月》、贵州的《征途》、福建的《风展红旗》、河南的《燎原》等等地方性的回忆录丛刊中，禁区已逐步被打破。在解放思想、反左防左的政治路线之下，革命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组织"和"集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曾经是无名的历史恢复为无数个体生命的创造和牺牲。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文类是老一辈革命的回忆录，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回忆录通常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军队将领的回忆录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些地方革命者也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这些著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主要回忆自己的经历，包括聂荣臻、徐向前以及众多将军们的回忆录基本上属于此类，其价值一般与作者的功名业绩有直接联系；第二类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对革命史、党史的研究性回忆，他们查核报刊、博考档案、咨询同事，在提供史实、分析史料方面具有权威性，李维汉、薄一波、胡乔木、李锐可为代表。第三类是革命者的"狱中书简"，它们在同类著述中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典型的如瞿秋白、彭德怀等人的"自述"，虽然早就写好，但公开问世却是80年代以后。
革命回忆录是党史革命史的一部分，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写等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确定的，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还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审查认可，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写作是得到政治局常委批准的。所以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革命家的回忆录都没有也不可能重构革命场景，只是因为它们毕竟要比较完整地再现革命者的主要经历，有一定的个人视角和主观评论，当然也就包含了比任何通史性、文献性著述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材料和内容，不但可以补充革命史的细节，也扩展甚至修正了一些既定的革命图景。比如师哲的《我的一生》对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生活的介绍就就远远突破了长期宣传所固定的格式；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就改正了毛泽东过去对四方面军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李锐的回忆录最为忠实地再现庐山会议的过程。在史学中，个人回忆一般要有旁证之后才能使用，但革命回忆录既有如上特质，所以可以肯定，任何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回忆录的革命史研究，其价值和意义都会有明显缺陷。
生于世纪初的革命者到80年代已届暮年，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们享有应有尊荣而又不再负有具体责任，朝花夕拾，回首平生，成了一部分人晚年的主要工作。虽然这些回忆录多由秘书、研究人员之类参与撰写，但既由当局者署名，毕竟具有个人著述的性质，《聂荣臻回忆录》就与一些研究者写的《聂荣臻传》不同。个人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写作时的历史意识，特别与对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的认识有关。一般来说，感觉良好者居多。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说："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革命终生的革命者尚且如此，那些中途离开革命的前革命者如张国焘、王凡西等也不会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回忆录的主观性又消解着历史的客观性。
本来，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有很大的便利。共产党是看重自己历史与个人历史的革命党，至少从延安时代起，党就建立了一套最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入党、提干要例行审查，每次运动要向组织坦白历史。这类审查之严密、交代之频繁、记录之细致，可谓登峰造极。以延安整风审干为例，从国统区来的人，连来时是乘火车、坐汽车还是步行都要交代，审查者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你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些投身革命即为家、把一生献给党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自己的历史毫无隐匿和回避。49年以后，"革命吃掉的女儿"的事更为频仍，党内斗争日趋严酷，被打倒的人在监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坦白自己的历史，而越来越多的"专案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内查外调清理历史。所有这些，是真实的革命史，也是写作革命回忆录的第一手材料，有些革命者如李一氓的回忆录就是以其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扩充而成的。不过，在档案解密之前，这些材料还不可能直接进入回忆录，他们只能公布那些已经公开和可以公布的，史实的全面重建还有待于未来。
所以毫不奇怪，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革命者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自传"，较多的叫"回忆录"或"自述"，少部分另立书名，如黄火青的叫"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曾志的叫"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武衡的叫"无悔"等等。"回忆录"的好处是无需记录全部生涯，一方面，逝者如斯，人们只能记忆他愿意记忆的，陈述他愿意陈述的，回忆所提供的只是李一氓所说的"模糊的荧屏"而不是清晰的记忆，往事不可能通过追忆而完整地重建。另一方面，革命历史有高度的连续性，革命党仍是今天的执政党，革命生涯也绝不只属于他人，个人回忆录必须维护党的形象，它必然要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有选择、有省略。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很多回忆录只写到49年，如粟裕、杨得志等，徐向前、许世友的回忆录也主要写战争年代。原四方面军军长王宏坤上将的《我的红军生涯》只写他红军时代的经历；赖传珠上将的日记，从1934年记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1989年公开出版的只到1950年打下海南岛。原因也许是，49年以前的历史相对好写：参加革命、入党、打仗、夺权等等，即使是失误和教训，那也属于总结性的，一般不涉及个人责任。4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频仍的政治运动，你整我我整你，有些事既说不清楚，也说不出口，只好让后来人研究了。比如按肖劲光大将的回忆，王宏坤在"文革"前就与李作鹏合谋夺取海军领导权，王自己可以另有说法，但毕竟复杂难辩，还是不写为佳。认真考虑这种复杂性的结果，是有的人，比如在"文革"前后地位很高的陈锡联，干脆把自己的一生留给后人评说而不写回忆录。
从而，阅读革命回忆录不能"偏看偏信"，而需要相互校证。这里有几个方面，第一，每个革命党都有不便公开的策略和手段，革命修辞与革命行动从来是两回事。革命者因其当时的位置和事后的认识的不同，对革命进程中各种"曲折"和"错误"的叙述就不同。比如黄火青对40年代初中央党校的回忆就要通过薄一波、曾志等人的回忆来补充。第二，革命内部关系复杂，路线之分，山头之别等错综复杂、难得要领。比如何长工在长征中一度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他的某些回避就要借助黄火青的回忆录来充分实；关于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也只能通过萧克和张宗逊双方的回忆才能得到完整一些的认识。第三，革命史"左"祸绵绵，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在犯。如李锐所说："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是极力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唯我独尊，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喜欢阿谀奉承，好大喜功等，对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计把这批人扶植起来，加以重用。"邓小平早就讲过不能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但这些逢迎邀宠之人或有逢迎邀宠之行的革命者一般不愿意直书下来，而受害者通常会有客观一些的叙述。而更多的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比如黄克诚勇敢地承担自己在第一次"反AB团"中的责任，却对自己同样负有一定责任的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点到为止，落墨极少。
共产革命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它的影响迄今年内仍难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一切发展都只能建立在这场革命的后果之上，我们不可能离开这场革命来谈论现代中国。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能够哪怕是部分地理解这场革命吗？时空变迁，材料缺乏，我们其实不能真正走进革命者的世界，包括现在的一些权威著作，有时也难免严重失真。相对而言，革命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大量亲历材料，复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和革命气氛，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真实一些地认识革命。如果从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革命与教科书及宣传册上的形象有所差异，那么显然，只有革命者才是革命的见证者和发言人。恩格斯说过："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就是阅读革命的革命原则和历史主义。
革命历史，凝为书册；烽火生涯，转成文字。今我来读，如热风吹面，如冷水浇背，幡然而悟，憬然而叹，情动于中，下笔难禁，一年之余，得二十篇，题名《阅读革命》云。
《阅读革命》后记
单世联
车出扬州东南行20公里左右，我又看到了路旁一个巨大的水泥坟墓，这个县的著名烈士朱秀清之墓。
这是2001年的春节。回到家的第三天，是大年初一。午后我冒着纷扬的雪花，踩着枯草纠缠的泥泞小道，到父母的坟上寄托哀思。
我是带着革命史的想象度过世纪之交的，回家过年本是兴之所致，但我不能回避这两个墓。
每年清明都要扫墓。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就有一个烈士墓，墓主叫罗云高，生前是个排长。上午两节课后，全校师生排队来到墓前，照例先由本地的一个老农介绍烈士的简单情况，然后由老师讲一番"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之类的话，活动结束后照例要作文一篇，文中通常要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一段语录。
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但这扫墓文章我总是做不好。原因是这墓太平常了，一堆泥土，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与旁边那个无主孤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烈士墓与我日常生活的环境又这么近，就在母亲经常要我去买油盐酱醋的小店附近，从中感受不到冻云低垂松涛无语的庄严肃穆。我很难把扫墓活动写成为一个难得的思想清涤过程。
那时我已知道邻近的新坝公社吴桥大队有一个更大的朱秀清墓，去那里的人很多，清明时节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想想，跑上十多里，在烂漫春阳之下，绿的麦苗，黄的菜花，还有公路，汽车，涌挤的人群，那不就是现在人说的"旅游"？来回二十多里，中午赶不回家，下午自行放学，等于多了一天的自由。也因此出发前就得带点烧饼之类的干粮，虽然与饭店卖的烧饼相比，家制的元麦面饼不好吃，但总比每天喝的菜多油少的元麦面稀糊加山芋干利索得多！此时正是苏北俗称的"长三春"，农民口粮最紧张的时节。
1973年，我上初中了。作为中学生的证明之一，是清明节给朱秀清烈士扫墓。
其实，对朱秀清这个名字，我在五、六岁时就熟悉了。他曾经是父亲的上级，家人的嘴中曾不断出现这个名字。
父亲在"文革"被当作叛徒揪出来。当我写作文颂扬"文革"、讴歌新社会时，实际感受却是在物质贫乏之外再加上政治恐怖和人格歧视。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周围有这样的传言：一个干部在路上叫住一个小孩子：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孩答道：林彪是接班人。立即，这个孩子的家长被叫到公社受训。在这个传说的警示下，父母再三告诫：我们家的情况比别人家不同，如果有人这样问，要赶紧说林彪是个大坏蛋。虽然没有人这样问我，但当时的紧张迄今还记忆犹新。
1975年我上高中后，曾帮父亲抄过一份交代材料。现在依稀记得的是：1942年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在家乡所在的北州区任区委宣教科长，区委书记就是朱秀清。朱牺牲后，书记由黄子仲继任。1945年新四军北撤，黄子仲指示并非职业革命者的父亲留在家乡，以参加敌人组织为掩护，人变心不变，白皮红心，继续为党工作。一心听党话的父亲因此通过我的舅舅在镇江买了一个三青团的名额，但舆论似乎还是认为父亲是"红人"，附近的坏人两次来抓他，父亲闻迅逃走后，留下胆战心惊的母亲在家应付。在此期间，父亲还为党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带了几个人两次"锄奸"。
49年后，县里有人知道他曾经做过地下工作，要他去一个干部培训班之类学校学习，但受够了恐慌的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就到附近的小学校谋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事后看来，父亲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缺乏政治上的敏感，不知道此后就是革命者的天下了。
运动频仍。参加三青团一事父亲早就向组织上交代了，他问心无愧：这是区委书记布置的。但黄子仲在哪里？组织上找不到。所以从"肃反"开始，他的交代就受到怀疑，50年代末正式认定他有"历史问题"。"文革"中又说他是叛徒，黄子仲就是他杀害的。父亲当然不承认，组织上没有随意冤枉一个好人，年复一年地派人外调。可能是在70年代初，一位与父亲交好的外调人员耿龙津（小学校长）悄悄告诉他：黄子仲找到了，就在不远的镇江溧阳农场，然而不知是记忆不清还是怕惹麻烦，黄不承认有布置父亲参加敌人组织的事。父亲的问题只好"挂起来"：没有杀害黄子仲，但参加了敌人组织。
1974年春，县扬剧团来到红桥公社演出扬剧《江心跳板》，剧情是朱秀清机智勇敢率领游击队护送一位重要领导（也许是刘少奇或陈毅）过长江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看舞台艺术，兴奋异常，只是记不清当时是否想从中寻找父亲的角色，也记不清父亲是否看过这出戏。
父亲对早年的政治经历是后悔的：如果不参加革命，后半生就平安无事。有时，他会冒出一句：如果朱秀清没有死，他也会被打成叛徒。但他对党的伟大从来没有怀疑过，经常对着家中悬挂的毛泽东画像表示敬意。最多的，是对革命者牺牲和奉献的敬佩，这种敬佩因为在现实中不断遇到作风恶劣、官气十足的小干部而转化为崇敬。他常说起当年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子之一是有一次，他上厕所时没有带手纸，就喊朱秀清送手纸给他。而现在，他说着就气愤起来，生产队长架子也比当时的县委干部大！父亲向我描绘的革命者的形象，差不多就是鲁迅笔下腰间系着草绳奔走革命的陶成章。
背负着历史的包袱，父亲后半生活得很紧张，工作上极其认真。据母亲说，60年代初，我有一个哥哥单世祥患病，如果及时送医院，是可以不死的。父亲也许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还是忙他的教学，哥哥病危时才赶回家，生生把一个小命耽误了。如此卖力，却没有解除他的政治压力和别人的白眼。当年被他"锄"掉的一个姓葛的"奸"人的亲戚，"文革"中成为公社"教育革命"的头头，成为父亲的领导，并确实为难父亲。1970年，父亲从他长期工作的仁义桥小学（"文革"中改为红卫小学）被贬到另一所离家较远的、公认条件较差的陆桥小学，父亲为此流过眼泪。他那时有点迷信，告诉家人说他已预见此事，因为此前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所摇摇欲坠的危房之上，勉力支撑却终于倒了。
父亲新去的小学，每年要扫的就是朱秀清的墓。我不知道、也从未和他谈过他在墓场的感受。
一年又一年的阳春，我都要站在朱秀清墓前。精心的修饰遮不住真实的贫困，当高音喇里传来"烈士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时，我只能艰难地想象着牺牲的意义；当朱秀清的夫人讲完话后乘上官员的小车呼啸离去时，我有时会为父亲鸣不平：夫人理所当然受到优待，同志为什么只能在精神折磨中生存？
1978年9月，高考成绩下来，全家在为我榜上有名而庆幸之余，迅即为政审而耽心。政审表上的"家庭成员栏"要填写父亲的"政治面貌"，父亲和我既不敢奢望"清白"，也不愿填"有历史问题"，这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怕影响录取，想来想去似乎填"清楚"比较好。但这是组织上才能决定的事。秋日的一大早，我到公社党委办公室找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存贵，其时他刚吃完早餐正在洗脸。我把请求向他讲了，他一边挤干手中的毛巾，一边自言自语在踌躇："噢，单中明，唔，他的历史问题嘛，嗯？"他的犹豫增加我的紧张。这时，站在一旁的邻大队小学校长耿烛平插话说："历史还是清楚的嘛，主要是看领导上如何定案了。"徐主任一边把抹完脸的毛巾放到盆中一边点头："那就填’清楚’吧！"我如同大赦。跑出公社的大门后我才记起1976年春，我在耿校长所在的玉成大队"开门办学"时，在大会上作过批判"富农分子"刘益民（"富农"当然不会"益民"，我们改称"刘一名"）"蚕食集体大田、挑拨干群关系"发言，受到耿的称赞。
父亲在1987年去世。我后悔在他生前没有进一步弄清他的经历。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从扬州回家，他特意告诉我，前几天县里的某一个机构来人，不是审查而是向他调查49年以前地下党活动的情况，对他颇为尊重。父亲说这话时，很有些高兴。事实上，父亲晚年的心境平和了一些，有时会说：连刘少奇、贺龙这样的大人物都屈死监中，何况是我！那个时候，我满脑子想着"真实性与倾向性"、"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文学的党性原则"之类的马列文论课上的大问题，无心去听父亲的个人琐事，更没有想到趁机让父亲给我详细讲一讲他的历史，或劝他自己写一份自传。我无法想象父亲会是那么早的去世，他把自己的历史带进了坟墓。
我在"文革"中读完了中学，赶上了一点"革命"的流风余韵，父亲的命运使我对革命人充满敬意和好奇。在那时的作文中，我经常抒发诸如"我们遗憾没有赶上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我们遗憾没有像先辈那样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洒热血"之类的豪情。虽是抄来的矫情之语，但身处卑微困顿的环境向往豪杰生涯的少年心理却是真实的。我从此一直爱读革命回忆录，80年代以来出版的革命者回忆录中的大部分，我都兴味盎然地在图书馆或书店翻过，对许多史实耳熟能祥。
但我不是革命史的研究者，这方面的关怀和阅读始终没有超出业余兴趣的范围。写作本书纯属偶然。1998年年底我读到点点的《点点记忆》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发表在最后一期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有读者和朋友表示好评，鼓励我就此再写下去，也有杂志和出版社来约这方面的稿子。1999年下半年，我开始进入写作状态，2000年基本完成。中间穿插了不少其他工作，包括编了一本论文集《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修订了一本旧作《记忆的力量：红楼梦与中国心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用于此书的时间其实不多。但我以革命精神自励，经常是通宵达旦地推敲某一细节，经常于酷热之中跑到图书馆在书架上的灰尘上抄材料，身心困顿而灵魂兴奋。
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多，我能利用的资料只是我所在单位的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的开架部分，谈论的20本回忆录恰好是我最先找到的，从毛泽东到熊向晖的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他们的出生时间。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不是全面评论，只是一本随感式的读书笔记，加上有许多材料还没有用上，不周之处是所必然。
以此书，我纪念父亲单中明的80冥寿（1921-2001）。
本书写作受惠于许多历史论著，徐海亮先生、吴重庆先生、江中孝先生提供部分资料；许医农女士、余小华女士、李扬女士、周实先生、汪宇先生帮助联系出版；袁伟时老师、高华先生、程巢父先生及知识界不少朋友关注本书写作；一些杂志率先发表部分内容，我向他们表示谢意。
单世联2001年6月下旬在广州瘦狗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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