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周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用西方較爲成熟的理論和方法，結合中國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在此過程中，有的研究者采用多變量方法，例如獨立成分法，用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變量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周期進行測量，發現1978 年以來，中國經曆了1979-1985、1986-1988、1989-1994和1994-2004年四個完整的周期，從2005 年起進入第五個周期。更多的研究者是采用單變量方法（即實際經濟增長率）來劃分中國的經濟周期，例如，采用狀態空間模型、馬爾科夫轉換模型等參數方法和簡單移動平均、HP濾波等非參數方法。當然也有采用較爲傳統的谷谷劃分法，主要是通過直接觀察找出GDP增長率的波谷對經濟周期進行劃分，得出1977至2009年的中國經濟，可以劃分爲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和2000年-2009年5個短周期。
在解釋中國經濟周期的時候，假若我們依照成熟市場的經濟理論，有壹些經濟現象就陷入無法合理解釋的困境。例如，2002年至2007年，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組合，六年期間經濟平均增速達到11%，但CPI僅爲2.1%。但難以解釋的是，在2010年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出現壹路下滑，卻仍然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2012年和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下降到7.7%，但CPI仍然達到2.6%。假若我們運用菲利普斯曲線法則去解釋，幾乎是得不出答案，可以說是菲利普斯曲線失效。假若按照凱恩斯的經濟周期理論，經濟波動僅僅是短期經濟增長偏離長期潛在增速，假若長期潛在增速是這兩段時間的中軸，那麽2002年至2007年經濟相對于長期潛在增速向上偏離，爲何沒有通脹壓力？而在2010年至2013年期間，經濟增速出現相對于長期潛在增速向下偏移的過程中，爲何物價上升的壓力卻還在加大？“解鈴還須系鈴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到全球經濟體之中，自然後受全球商業周期的影響，也會受到技術創新周期的影響。但僅從這兩個方面並不能去解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的波動和增長奇迹，這需要我們從制度改革的角度去理解。
1978年至2013年這35年間，中國經濟規模增長20多倍，年均實現了9.9%的高增速，作爲壹個大周期（當然這壹周期未來還將延續）去理解，完全是1978年之後結合中國國情的制度釋放所帶來的高增長，是“制度創新”對潛在增速的釋放。當然，這種“制度創新”不能簡單地理解爲“改革開放”，而應該是壹種結合中國國情的改革和開放。
同樣，理解改革開放後近40年來經濟運行的波動，也需要從制度改革的角度去分析。在1978年之後這壹巨大的改革邏輯下，經濟增速得到大力提升，但由于改革在各領域和各時間段的推行呈現出“停、緩、急”，這樣也就相應地産生經濟波動。在某壹時段推出某壹領域的改革，能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或技術的進步，便會刺激投資，引起經濟高漲；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釋放對經濟體的推動作用效用遞減，改革紅利逐漸消失，經濟便轉入衰退。以此作爲解釋邏輯，我們就會發現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體制改革爲背景來計算經濟周期，中國就經曆了整整兩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第壹輪改革經濟周期起始于1978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結束于1992 年新的壹輪改革啓動；第二輪改革經濟周期是1992 年中國政府開始啓動新的壹輪改革，到2013年新的壹輪改革醞釀。
假若我們運用四階段法來劃分經濟周期，其運行規律就是壹條正弦曲線，對應的四階段分別爲：繁榮、衰退、蕭條、複蘇。與制度改革緊密聯系起來：繁榮階段即爲制度改革紅利釋放階段；衰退階段即爲制度改革紅利衰竭階段；蕭條階段即爲啓動壹輪新的改革出現市場出清的階段；複蘇階段即爲生産要素開始重新配置的階段。因爲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圍繞“斯密增長”展開的，即打破制約要素市場流動的約束，擴大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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