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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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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以南方民歌為基礎,採用楚國方言創作了一種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具有浪漫主義風格,是楚辭的代表作,楚辭因此又稱為“ 騷體 ”。 

《楚辭》作品或者效仿楚辭的體例,被稱為“ 楚辭體 ”或“ 騷體 ”。“楚辭”之名,始見於西漢武帝之時,這時“楚辭”已經成為一種文學體裁。宋朝黃伯思《翼騷序》雲:“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這就是說,“楚辭”是指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在形式上與北方詩歌有明顯區別。進一步說,楚辭的直接淵源應該是以《九歌》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為祭祀時之巫歌,後經屈原加工而保留下來,而《離騷》等其他作品則是在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離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了楚辭的表現方法及風格特徵。這是“楚辭這一名稱所包含的又一層意蘊。由於楚辭和漢代賦作之間的淵源關係,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賦”之稱。

楚辭,也作“楚詞”。本為楚地的歌辭。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吸收其營養,創作出《離騷》等巨制鴻篇,後人仿效,名篇繼出,成為一種有特點的文學作品,通稱楚辭。西漢劉向編輯成《楚辭》集,東漢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註成《楚辭章句》。唐孟浩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詩:“臘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詩體上》:“有楚辭,屈宋以下,效楚辭體者,皆謂之楚辭。” 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中》:“楚辭者,楚人之辭也。雖'鳳兮'' 滄浪 ',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體先詞賦,於是楚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

“騷”,因其中   的作品《離騷》而得名,故“後人或謂之騷”, 與因十五《國風》而稱為“風”的《詩經》相對,分別為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後人也常以“ 風騷 ”代指詩歌,或以“騷人”稱呼詩人。

如:荊軻的《易水歌》,就採用了這一體裁。

屈原

探源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歌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楚辭的創作手法是浪漫主義的,它感情奔放,想像奇特,且具有濃郁的楚國地方特色和神話色彩。

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嚴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

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 屈原賦 ”、“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特色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 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諸侯爭霸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但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向《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注》。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注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註釋、評論工作。

影響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併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採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 蠻荊 ”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製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嚴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 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複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註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盪、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家譽為“ 世界奇蹟 ”,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我們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採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遊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制;《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就是“吟”。(所謂的“吟”,就是介乎於“讀”和“唱”之間的一種形式,是以一種較為簡單的調子來吟完整篇文章,當然,楚辭之中應該還有當時楚地的楚音。)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像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像,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 先戒 ”、“神遊”,到“ 問卜 ”、“降神”,都藉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 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 ·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代表人物

屈原 (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在《楚辭》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佔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鵩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 騷體詩 ”,並與《詩經》並稱“ 詩騷 ”。“騷體詩”由屈原創造,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它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向,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決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台長: 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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