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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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原本是世界老大，怎麼忽然就亡了-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作者-*江湄*-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錢穆評論中國第一部章節體中國通史——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說：「一開卷即使人有心開目朗之感。其氣魄之開大，譬如登泰山而眺眾峰，上下古今，豁然在目。」 

李伯重教授的新書《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帶給讀者的正是這樣一種閱讀感受。這也是近年來興盛的全球史研究追求的一種學術境界：以宏闊的視野考察文明間的交流動態以及其如何深刻地改變每一個參與其中的文明，令讀者有俯瞰歷史潮流而細查歷史命運之感。

明代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文化出現了重大的「異變」，歷史呈現出一種「異質性」的發展方向，儘管當前學界不再以「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名之，但無論唯物史觀、現代化史觀，還是「在中國發現歷史」史觀，都將晚明時代視為中國近代的真正開端。然而，明朝迅速敗亡，新興的滿清王朝恢復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秩序，直到18世紀即「康乾盛世」，中國的商品經濟又進入長期穩定高速的發展。

儘管很多學者認為，若放在整個世界史範圍中看，所謂的「康乾盛世」已遠遠落後於同時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歐美各國，中國歷史已進入停滯狀態，危機重重，千瘡百孔。但根據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測算，在1700—1820年間，中國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達0.85%；而整個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是0.68%。

弗蘭克（Andrew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中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以致中國能夠把世界生產的白銀的一半都吸引了去。宮崎市定也認為，中國和歐洲「直到18世紀還是處於一種雁行狀態。但是工業革命一發生，歐洲便把中國遠遠拋在後面了」。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也表明，18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相似的道路，但是此後，中、歐經濟發展卻分道揚鑣了，歐洲從此走上一條新的經濟成長之路。 

 

縱觀歷史，我們不免產生這樣的疑問：明中葉以後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但為什麼明朝反而迅速敗亡？「康乾盛世」既然從18世紀的世界範圍來看也確乎存在，但為什麼從此國勢一落千丈？從1500年直到1800年，中國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幾乎覆蓋整個亞洲的朝貢貿易體系，貿易始終處於順超地位，但何以自1800年之後就一下成了落後挨打、貧病交加的「東亞病夫」？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何以在短短30年間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世界史上的「中國奇蹟」？如果只看中國歷史的自身發展，對於這樣一些歷史謎團，似乎只能從王朝興亡盛衰的循環規律來解釋，或者從中國傳統社會的惰性、專制政治的弊病來解釋，又或者從是否順應近代化的歷史大勢來解釋——這些傳統的解釋，似乎不是太神秘就是太抽象了。 

看150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大起大落、曲折演進，必須放在一個「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儘管全球性的貿易網絡古已有之，但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才使得名副其實的全球歷史成為可能。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發現從西歐繞過好望角到達亞洲的航路，至此，世界上的主要地區才第一次真正緊密地、深刻地聯繫了起來，這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也是結果。

歐洲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從此向全世界推進，亞洲走向衰敗。過去，世界近代史大多以16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開端，但是，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一個政治事件不足以標誌世界史的新時代，世界的「近代」開端應採用1500年這個全球化真正開啟的時刻。  

近些年來，已經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表明，傳統的「明清閉關自守」論已經過時。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明清中國主要通過白銀貿易與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緊密連接，不但促進了國內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也往往引發和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危機，而且使中國從這時起就成為建構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力量。

相關著述包括林滿紅的《銀線》、萬明的《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等等。如果說，這些社會經濟史研究聚焦於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一個主角——白銀，那麼，李伯重的這部著作則選擇了另一位主角——火器。他講的故事，是與早期經濟全球化如影隨形的軍事技術的早期全球化，它使亞洲東部世界的力量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從而對明朝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進而對明朝統治產生重大威脅，明朝雖積極應對，但最終還是遭到失敗的命運。

   

我不妨劇透一下這場歷史大戲的幾個重要情節。在早期經濟全球化中，16、17世紀東亞貿易網絡的基本格局是這樣的：中國向外輸出生絲與絲織品、瓷器、茶葉、蔗糖，美洲的白銀經由當時已在東南亞貿易口岸站穩腳跟的西方殖民者輸入中國，同時，日本白銀也大量輸入中國，西歐商人還把香料等產品輸往中國，而中國處於貿易出超的有利地位。

在這個仍然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顯然出現了新的因素和勢力，從後見之明看，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然是西方殖民者，他們渡過大西洋而來，將印度洋貿易圈與東亞海域貿易圈連接起來，並控制了主導權。

早在16世紀，西方已經通過海洋與中國接壤了！這個新興的海洋霸權是一個什麼形象呢？李伯重引用了一個經典的描述：「左手拿著帳冊，右手拿著刀劍。」他既是商人，又是強盜，他的買賣是以暴力為後盾的，時常乾脆公然搶劫。

馬克思說得好：「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那裡，情形都是這樣。」

儘管火藥是由中國傳入西方，但卻是西歐首先進行了以火器為主的軍事革命，然後殖民者又把火器傳入東亞世界，引發了東亞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大變動。 

如果說，從長遠看，中國真正的勁敵其實是這個「左手拿著帳冊，右手拿著刀劍」的西方，但在16、17世紀，也就是明朝中後期，給中國帶來最切近最嚴重威脅的，還是它周邊和邊境上的新興勢力。

岸本美緒在《「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中也說過，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中國周邊和邊境興起了一些新的強權，他們有一些共同特點：一是從全球貿易中獲利，一是大力引進新式軍事技術主要是火器，一是建立高度集權的政治秩序。

最終打垮並取代明朝的滿清，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處於東北邊境的貿易—軍事集團，東南沿海的鄭氏海上武裝集團與它幾乎同時成長，也基本同構。這些新興的邊境和地區強權還包括日本、安南、緬甸，他們之所以敢於向明朝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及其國際秩序發起挑戰，關鍵在於火器，火器的流傳、改進和使用，改變了戰爭形態和戰爭中力量的對比，使得這些新興勢力挑戰中國成為可能。 

 

明朝中後期，不但要對付北方的蒙古、女真，更是增加了新的「南患」、「海患」。明朝不得不以舉國之力守邊，最終在內外交困中耗盡了力量。明朝也曾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努力應對危機，我們比較熟知的，如「一條鞭法」、緩和海禁、開放互市等等。

李伯重則著重論述了晚明精英士大夫進行的軍事改革運動，一方面積極引進火器，加以改進創新，水平已與西歐大體相當；一方面訓練、編組適應火器戰鬥的軍隊。晚明東亞四大戰，即中緬邊境之戰（1576—1606）、中日韓戰（1592—1598）、明清遼東戰爭（1618—1644）、中荷台海戰爭（1661—1668），可以證明晚明軍事改革運動的效果，但也產生了弔詭的歷史後果。

與荷蘭代表的西方殖民勢力相比，當時中國的武力尚占上風，直到兩百年之後的鴉片戰爭，情勢才發生根本改變。而新興的邊境商業—武裝集團即滿清王朝，在孔有德、耿仲明的登州火炮營投降後，創建了以使用火器為特色的八旗漢軍，才真正具有了打敗明朝的實力。也就是說，清朝正是因為繼承了明朝軍事改革的成果才成為明朝的終結者，明朝的軍事改革運動弔詭地把成果送給敵人，促成自己的滅亡。

在1600年代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走上了改朝換代之路，日本德川幕府被迫閉關，西歐國家建立了新的體制，最終成為國際競爭的勝利者。清朝解決了16世紀以來由早期經濟全球化引發的種種危機，出現了新的繁榮，但一半是成功的，一半是失敗的，它沒有建立一種適合近代經濟成長的體制。兩個世紀之後，在更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的近代化歷程重新開始了。 



李伯重教授的這部全球史著作雖然有多方面的學術貢獻，但在我看來，對於關心中國歷史命運的讀者來說，它有一個重要的值得一讀的理由：從「早期經濟全球化」的視野，在亞洲東部世界格局的變動中，在這一地域各種勢力、各種潮流的交錯互動中，去考察1500年以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實際聯繫及其對中國歷史的深刻影響，從而使我們對1500年以來中國歷史戲劇性的跌宕起伏有一種新的認識，使我們對中國近代化的挫折、曲折有新的、更深入的認識，也能夠把中國今天的經濟騰飛放在一個1500年以來的歷史長程之中，看到它其實是一股深遠的歷史潛流，如今終於澎湃而出，蔚為大勢。   

在本書序言中，李伯重說，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崛起於世界，要求今天的歷史學家去重新詮釋世界和中國的過去，同時也為史學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全球史應運而生。但在我看來，雖然中國學者有著破除西方中心論的強烈意願，但真正拋棄舊有的認識規範，去進行全球史的研究其實是很難的。

中國學者大多沒有多種語言能力，閱讀多種語文學術著作的能力有限，及時獲得國外研究資訊的條件仍然很受限制，我們對西方和其他地區歷史研究的現狀和成果還是很隔膜，認識也比較滯後，我們進行比較和聯繫的視野，往往建立在一種對西方乃至其他地區的不充分甚至錯誤的歷史認識之上。

而李伯重則對國內外的中國史、歐洲史以及其他地區歷史的研究涉獵廣泛，對新知掌握及時，對許多重大歷史變化的理論認識也很深入。在本書中，他大量綜合了這樣一些研究成果，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