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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 -*張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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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  -*張建隆*-

摘要

淡水地名之嬗易,足以見證一頁歷史滄桑:從淡水港、滬尾庄、滬尾街,到滬尾港,可以看到淡水如何從貿易港到移墾聚落(由庄而街),再到通商口岸的演替過程。

大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是北臺灣的主要港口。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淡水港做為海上貿易的據點。然而淡水港的盛況,則要等到1860年代滬尾開埠設關,才大放異彩。

滬尾海關的設置,為當時之重要事件,中西皆留下不少史料,可藉以爬梳出晚清淡水的歷史圖像,並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使淡水歷史大為增色。




壹、前言

早在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淡水就以港口聞名躍上世界舞台。然而到了清領初期,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導致北台灣的邊陲化,淡水港復歸沈寂。爾後,台灣的移墾由南而北,台北盆地漸次開發,位居陸路交通要衝的的八里坌首先發展成街市。相較之下,河口北岸仍停留在村庄階段,並以滬尾庄為名。

自雍正年間割大甲溪以北歸淡水海防廳,淡水地名之涵蓋範圍已不再限於淡水河口北岸;而當時所謂的淡水港,實包括淡水河系各河港,即所謂的「淡水內港」。至於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庄,大約要等到十八世紀後葉,才發展成街市──滬尾街。

淡水港指涉範圍之所以忽大忽小,且與滬尾地名易生混淆,實係台北盆地的發展和歷史推移所致。咸豐八年(1858)簽定天津條約之後,清廷決以位於淡水河口的滬尾(亦即滬尾港)為開埠地點,而通商口岸範圍實則擴至艋舺。

同治元年(1862)滬尾設關開埠,一般皆引《淡水廳志》「滬尾海關公署即滬尾水師守備舊署,咸豐 十一年道員區天民開設海關,改為公署」而推言滬尾 海關應在今淡水海關碼頭歷史古蹟附近。但其實滬尾 海關又有常關(舊關)與洋關(新關)之分,區天民的海關公署是指前者,其位置應在今淡水郵局附近;而滬尾洋關之所在,則在今之海關碼頭北側的停車場。

滬尾港的設關開埠過程,涉及港口優劣比較、 徵稅利益分配、樟腦交易糾紛、滬尾居民與洋商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領事館之設置等諸多問題。總之到了同治二年八月(1863)開辦滬尾洋關及開設雞籠外口後,滬尾海關才算完備、正式運作。其間過程值得探究。本文即試圖藉史料爬梳,呈現其歷史原貌。



貳、早期的淡水港

一、十六、十七世紀的淡水港

史上最早標示出淡水港的地圖,可能是由西班牙 人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於1597年所繪製的〈菲律賓群島、福爾摩沙島與部份中國海岸地圖〉。值得一提的是,地圖上雞籠港的拼音Pode Keilang,是用漳州音拼出的。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弊書》〈漳州府志〉「洋稅考」中稱:自隆慶初(1567)重開海禁,雞籠、淡水也在商舶開禁之列,而在萬曆二年(1574)時,自漳州前往雞籠、淡水之商漁船,也比照前往廣東者,每船引稅一兩。再者,張燮《東西洋考》〈東番考〉亦稱:「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

因 此,Hernando很可能就是從曾往雞籠淡水的漳州舶人口中得知那裡的地理資訊。Hernando在地圖的呈文中自稱「據到過該地人士的報告」云云,足以佐證。據中村孝志研究,約1580年代,漳泉人每年有十數艘船開航至臺灣北部。總之,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逐漸成為船舶往來北臺灣的主要港口。

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淡水港做為海上貿易的據點。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入大清版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特別是 清領之初,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淡水變成了首任臺灣鎮總兵楊文魁所稱的「窵隔郡治千有餘里。夏秋水漲,陸路難通;冬春風厲,舟航莫及」, 或郁永河所謂的「臺灣西北隅盡處」了。

直到1718(康熙57年),為防海盜侵入之患而設立「淡水營」後,淡水在兵防上的重要性才重新受到注目。當時的淡水港範圍,已涵括及淡水河流域,如1695(康熙34年)高修《臺灣府志》所述:「淡水港,從西北大潮過淡水城,入干豆門,轉而東南,受合歡山灘流;又東過外北投,南受里末社水;又東過麻里則孝社,東南受龜崙山灘、東北受雞籠頭山,從西北會於海」。

1710(康熙49年)陳璸〈澹水各社紀 程〉則詳實紀錄了淡水港的水路里程:「澹水港水路十五里至干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泊船。北港水路十里至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里至大浪泵,此地可泊船;三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峰仔嶼⋯」。


二、十八世紀初淡水港的綺麗風貌

1715(康熙54年)阮蔡文的〈淡水〉詩作,生動描繪出淡水港的綺麗風貌:「大遯八里岔,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磺氣噴天起;泉流勢勝湯,魚蝦觸之死。浪泵麻少翁,平豁略可喜。沿溪一水清,風被成文綺;溪石亦恣奇,高下參差倚。踰嶺渡雞籠,蟒甲風潮駛⋯⋯南港武朥灣,科籐通草侈;擺接發源初,湜湜水之沚⋯


甚至,《諸羅縣志》直稱之為巨港:「靈山廟,在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諸羅縣志》「山川總圖」中,淡水河繪有多艘帆船,靈山宮河畔並有眾船停泊。所謂「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也到此)」,可以想見當時淡水港的商船往來情景。

再者,由於台北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港的重要性也隨之而增。台北平野雖然早在康熙24年 (1685)之前,已有漢人在唭里岸一帶墾殖,而康熙 48年(1709)時,大佳臘地方也已闢有田園五十多甲;但因清領之初「邊陲化」的影響,當時之記述者皆以「有番無民」視之,故康熙56年(1717)之《諸羅縣志》只稱「近始有漢人耕作」,並未見有漢民村落之記載。但到了乾隆6年(1741)時,短短二十多年間,《重修台灣府志》所載錄的街庄聚落,已達1街19庄之多。

其盛況,可由該志所引《台灣志略》之描述見之:「淡水內港,戶頗繁衍,牧笛漁歌,更唱疊和,油油於熙皡之天。風俗樸實,終年少鬪毆爭訟之事。所產稻穀,賤於通台;一切布帛、器皿、應用雜物,價昂數倍」。也因此,冬季特准的「社船」貿易,由原先的4艘,增為6艘,之後再增為10艘:


淡水舊設社船四隻,向例由淡水莊民僉舉殷實之人詳明取結,赴內地漳、泉造船給照;在廈販買布帛、烟茶、器具等貨來淡發賣,即在淡買糴米粟回棹,接濟漳、泉民食。雍正元年,增設社船六隻。乾隆八年,定社船十隻外,不得再有增添。每年自九月 至十二月止,許其來淡一次;回棹,聽其帶米出口。

其餘月分,止令赴鹿耳門貿易。清領之初,以鹿耳門(台南)為全台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社船制度是當時的特例,一方面也是受到風信的影響,9月至12月東北季風旺盛不易南行作沿岸貿易;其餘月份,淡水港船隻仍需赴鹿耳門貿易。相對而言,淡水港距廈門水程11更,幾與鹿耳門等,一晝 夜可達;距福州更近,水程8更。

此外,淡水港也往來於臺灣西海岸各小口進行沿岸貿易:「淡水港⋯臺屬小商船自三月東南風發,往來貿易,至八月止」。




參、淡水內港

一、臺北平野的開墾

乾隆6年《重修台灣府志》載錄的「1街19庄」 中,八里坌最早形成街市,應與八里坌位居當時陸路交通之樞紐有關;同時兵防與治安單位也相繼設置於此。原駐防在淡水河口北岸的淡水營守備,雍正年間移駐八里坌,雍正10年(1732)改陞淡水營都司,同一年,添設八里坌巡檢,稽查地方。因此,八里坌實為乾隆初期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鎮。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發展較遲。

乾隆29年(1764)《續修臺灣府志》只載錄「滬尾庄」和「竿蓁林庄」兩個村莊,尚未形成街市。而且兵防的位階也從「營」降為「汛」:「分防砲台汛兼轄港北、小雞籠等塘,把總一員,兵50 名」。砲台汛在今淡水紅毛城附近,港北應係「北港」之誤植,「北港塘」在今淡水公明街河畔。

滬尾街的形成,要等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趨於完成、淡水內港貿易已見興盛,以及河口北岸腹地漸次開墾成田園,才發展成街市。 同一時期,乾隆中葉,隨著灌溉水圳逐漸開鑿完成,台北平野的拓墾事業一日千里,從乾隆6年(1741)的「1 街19庄」到乾隆29年(1764)的「4街62庄」,而且移墾聚落之分佈,也從淡水河口和淡水河本流河畔,轉移到三大支流流域的台北盆地內部,延伸擴展。

此一時期,位於開發區中心的新庄街,河港水深,方便繫泊大船,逐漸成為台北盆地陸路、水路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乾隆11年(1746)時,新庄街「商販雲集,煙戶甚眾」。到了乾隆15年(1750),新庄已取代八里坌,成為淡北的行政及商業中心,船隻往來, 商賈輻湊。


二、新興河港的崛起

當時的「淡水內港」,以新庄街河港為主要港埠,外來大帆船多由八里坌直抵新庄河港卸貨,再運往淡水河系各河港渡頭,然後分配至附近村莊。

乾隆 53年(1788),開八里坌為正口與五虎門對渡,商船均按大小配運米穀到大陸貿易,興直、海山、擺接等地盛產之米穀,也多由新莊河港直接或間接經由八里坌運往對岸。乾隆55年(1790)新莊巡檢改陞縣丞, 此時新莊街商業十分殷盛,有泉廈郊、長盛號、隆盛號等商號,商賈眾多,為淡北最繁榮之市街。

同時, 新莊港往來於淡水河系各河港的船隻,到乾嘉年間,每日有200至300艘之多,直可以「千帆林立」形容。繼新莊而起的艋舺渡頭街,也同列於乾隆29年 (1764)「4街」名單中。因位於大嵙崁溪和新店溪交匯處,水路交通十分便捷,又位居凸岸無河水侵削之虞,大船並可入泊,逐漸取代新莊而興。乾隆年間,三邑人等及各郊商紛紛鳩資興建廟宇,街市日益 繁興。

乾隆24年(1759),淡水都司移駐艋舺,嘉慶13年(1809)新莊縣承改稱艋舺縣丞。道光元年(1821 )姚瑩《臺北道里記》:「艋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千家⋯商船聚集,闤闠最盛⋯同知歲中半居於此,蓋民富而事繁也
」艋舺已成為淡北的政治、經濟、軍事 重心,故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如前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已大抵完成,因而成為「產米之區」。而為了杜絕私口偷漏米穀,福康安因於乾隆53年(1788)奏開八里坌為正口:「淡水為產米之區,八里坌一港又非偏僻港口、僅容小船者可比。雖台灣遠在海外,稽查奸匪不可不嚴,而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販連流通,實與內地無異。

小民等趨利如騖,勢難禁遏;與其陽奉陰違,轉滋訛索,不若明設口岸,以便商民」。名為八里坌港,實則海船貿易往來,皆在「淡水內港」(新莊和艋舺)。因淡水內港港深可泊大船、商賈輻湊;而此時八里坌港的港務功能,也漸為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港所奪。




肆、滬尾港埠時代的來臨

一、滬尾港取代八里坌港

一般皆引道光20年(1840)姚瑩〈臺灣十七口設 防狀〉「昔時港南水深,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近海淤淺,口內近山有沙一線,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滬尾出入停泊」,而推言滬尾港之取代八里坌港在道光年間。但其實早在乾隆32年(1767),閩浙總督蘇昌即已奏稱「八里坌⋯近來海口漲塞,無船往來」。

又如嘉慶10年(1805)蔡牽自滬尾登岸徑至新莊;翌(11)年夜竄滬尾牽劫商船,都可證明:至晚在嘉慶年間,出入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靠岸停泊了。 「滬尾」原為村社名,在今淡水大庄一帶。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移至今淡水河畔市區。

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在乾嘉年間,從福佑宮之興建,可以得知。嵌於廟壁上之「望高樓碑誌」清楚說明嘉慶元年(1796) 之前,北岸(滬尾港)已是泉廈郊出海諸船的出入要津了。又落款嘉慶2年(1797),高懸於大門上的福佑宮匾,署名「船戶金永利、金榮興、金裕興、金裕泰、永長裕、合順發、新達發」仝修,可見當時滬尾街已是行商船戶薈萃之港埠了。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從西荷時期一直到康熙年間,「淡水」和「淡水港」指的都是淡水河口北岸(今之淡水)。雍正元年(1723),分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大甲溪以北增設淡水海防廳;乾隆初,淡水海防廳下又有所謂「淡水保」,轄18莊,範圍遍及台北盆地;而乾隆20年(1755)左右, 又有所謂的「淡水西保」;「淡水」一名已非淡水河口北岸一地專屬,十八世紀後葉便改稱「滬尾街」了。

至於「淡水港」在十八世紀初,也已涵蓋及淡水河流域,因此亦稱「淡水內港」。八里坌港因乾隆末葉成為與五虎門對渡的正口而聞名,但其時因港道淤塞,已逐漸被滬尾港所取代,雖然在朝廷的認知中仍具正口地位,其實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進出停泊了。所以,道光20年 (1840)福建臺灣總兵達洪阿的奏摺才會說:「淡水廳要口二處,曰滬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雞籠」。

道光年間,滬尾港雖已是商貨雲集,但居民舖戶僅有二、三百家,其功能乃為商船淀泊之所,淡北的政經中心則在艋舺。此也就是咸豐九年(1859)閩浙總督慶端等奏摺所稱的「其八里岔口內之滬尾一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而同治初之《臺灣府輿 圖纂要》,更是一言蔽之:「滬尾港海口:在龜崙嶺之北、艋舺之西,離城一百四十里.港內分南、北、 中三大溪,名曰內港


「南、北、中三大溪」即 今之大漢溪、基隆河和新店溪。 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興建,標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來此停泊,街市以興。而嘉慶13年(1808),移興化協左營守備駐滬 尾,為滬尾水師營,地方治安無虞,街市得以穩定發展。再則,道光年間,所謂的「內港」(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的經濟重心。

不僅河港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薈集,小商船往來,載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而且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更促進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 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滬尾港,設關開埠後, 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門戶。


二、滬尾設關開埠緣由

十九世紀後葉,英人佔有香港做為貿易基地後,英美等外國商人開始對台灣的煤礦產生興趣,並數度前往雞籠探勘。咸豐元年(1851),外國船隻開始在滬尾、雞籠依商貿易;咸豐5年(1855)美國商人到打狗進行貿易並在當地設置港埠;咸豐6年(1856) 已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一萬噸的貨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外商來此貿易的情形,也可以從《怡和檔》的書信內容,一窺究竟。

據1860年 5月28日率洛文(Tho. Sullivan)致香港怡和洋行函, 當時來自廈門的「約翰公牛號」(John Bull)商船和「颱風號」(Taifoon)雙桅船,以及來自香港的三桅船「艾倫號」(Ellen),正在滬尾港載米。除了 載米外,「約翰公牛號」也為了樟腦和硫磺而來;「 艾倫號」則運鴉片來換購樟腦。而樟腦則是從香山裝上小船載運到滬尾港交貨。此外,雙桅船「馬悌德號」(Matilde)和縱帆船「廈門商人號」(A moy Tr a d e r)也從廈門來此貿易。不僅如此,顛地洋行 (Messrs. Dent & Co.,一稱甸德洋行)正在安排建造倉庫,並還想透過華人買地另建倉庫。

另據1861年 12月5日率洛文致香港怡和洋行函,報稱有700擔硫磺 和800擔茶裝運出口。據J. W. Davidson,開放台灣貿易,是美、俄兩國代表William B. Reid及Count Putiatine 誘說清廷成功 的結果。而從咸豐八年四月的上諭檔中,則可以看到,英、法聯手,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首任海關總稅務司)以要脅在內江地面開埠為籌碼,迫使清廷同意在閩粵地方增開兩口。所以到了咸豐八年五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約中,皆有臺灣開埠之條款,而其中清法和約則另指定「淡水」 一港。

咸豐九年,最早完成換約的美國,要求依新約到臺灣貿易。此即《淡水廳志》所稱:「〔咸豐〕九年新 換條約,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准,美國先在潮州、臺灣 開市」。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定。經閩浙總督慶端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埠地點:〔咸豐九年十二月﹞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福建藩司裕鐸,前任臺灣 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

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城,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宜,惟查有滬尾即八里岔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集,堪令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收,以示懷柔。決定開埠地點時,派員籌設海關及稅課相關事宜,也應一併妥善規劃: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 馳卦該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

一俟該領事抵臺,即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天民,明幹有為、才識俱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 辦妥。所有通商,即責令該道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 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薪水以資辦公。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以資熟手, 並錄敘勞績。籲懇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昭慎重。

至應徵稅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由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設海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海關之福州將軍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報題銷。毋庸另請簡放監督,以節經費。


三、滬尾港開埠波折

由於開埠在即,「未經奏奉諭旨以前,即令該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關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 既無關防且無經費,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 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同時,美國領事遲遲未到,直至咸豐十一年六月(1861 年7月)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抵臺後才 有所進展。

這是因為領事之派駐,有助於該國僑民和商業利益的保護,何況還有領事裁判權問題。一如同治元年六月閩浙總督慶端奏文所言: 查咸豐九年十一月間,欽奉御旨咪國(即美國) 使臣准在臺灣先行開市等因,當經議請在於臺灣府屬淡水廳轄之八里岔,酌定通商馬頭,開市收稅,並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赴臺駐辦。會摺奏准在案。至今咪國領事官尚未到臺,准到部咨。

英法兩國在京新換條約,臺灣地方並准開市通商。復經轉行遵照。旋據臺 灣鎮、道、府,會同區天民稟報,英國領事官郇和已於咸豐十一年六月到臺,亦擬在淡水廳轄之八里岔地方開市。其開市通商日期,尚未接據具報。所有咪國在臺通商,係奏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專司經理。迨法、英兩國新換條約,准予在臺灣通商,亦係區天民就近兼理。

郇和(Robert Swinhoe)於咸豐十年十月(1860 年 12月)奉派為駐臺灣副領事,當時他的中文名字為「 士委諾」。等到了翌(1861)年7月6日,郇和才自廈門搭乘英國砲艇「金龜子號」(Cockchafer)抵臺, 由打狗(高雄)登陸,7月12日再北上到臺灣府(台南)。幾經波折,於7月29日,在承租來的「卯橋別墅」成立英國駐臺灣府城副領事館。翌(30)日, 郇和與區天民會談,結果認為府城港道淤滯,貿易前途渺茫;郇和於是寫信給英國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打算將副領事館遷到淡水。

郇和曾兩度到訪安平,也曾去過滬尾,對兩港的優劣已有定見:余曾訪問此港〔安平港﹞兩次,詳悉該港之缺陷, 故對其做為英國貿易之中心點一事不能抱有希望⋯金龜子號炮艇的霍德〔Holder〕少尉曾再三再四檢查可 進入市街之河口三處,但結果皆失敗。他最後判斷認為,即使是最小載量的歐洲船隻,也無法安全進泊所謂的臺灣港〔安平港﹞。我因此不得不忍痛放棄曾想在台灣首府建立貿易港的所有希望。

淡水河,註定要成為英國的貿易港,自福爾摩沙北西海岸流入大海,滿潮時水深16呎。自古此港〔淡水 港﹞為臺灣與省城間之捷路。河口近處,北岸的大屯山和南岸的羅漢山〔觀音山﹞可作為進港時之良好目標。從兩山間隘口深入內陸6英里,在條約指定之港口範圍內,可讓很多適度載重的商船得以安全碇泊。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18日),英國駐臺灣副領事館,正式改設在淡水滬尾。郇和在這一天發出通告稱:鑒於淡水港較臺灣島各港口便利,本人已將領事館由府城遷至本地,嗣後淡水港即為臺灣對英國開放貿易之領事港口,其界限自淡水河岸之向海口起,上溯約4哩至口門止。

另一方面,負責籌設海關的區天民卻遲遲未成立滬尾海關。據葉振輝研究,臺灣海關之遲設,可能與桅稅的徵收有關。因為原先來臺貿易的商船,包括洋船,都課徵桅稅,係按船舶的桅桿計算,其中文口費歸臺灣道所有,武口費則歸臺灣水師。一旦成立海關,洋船便改收船鈔、洋稅、洋藥稅等,如此一來, 將損及許多既得利益者徵收洋船桅稅的權益,包括臺 灣道和臺防廳等臺灣官員。


四、滬尾海關正式開辦

區天民在面對種種難題,還包括來自署副領事柏卓枝(George C. P. Braune)的壓力,於是採取過渡階段的變通方式:一方面,在滬尾成立海關;另方面, 讓臺灣道仍繼續在打狗港課徵洋船的桅稅,甚至允許洋船到北部各口進行貿易,繳納許可費給臺灣官員。區天民於是將滬尾水師舊署改為滬尾海關公署, 而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年7月18日)正式開 關徵稅。

據《淡水廳志》,滬尾水師舊署係道光十年 (1830)郭揚聲所捐建。如從歷史照片以及 柯設偕1933年筆記等資料研判,其位置應在今淡水電信局對面,中正路282號之1「淡水郵局郵政專用信箱」建物所在之地。區天民以海關監督身分主持關務,剛開始時還算順利,如其移文所言:「自〔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 日開關以來,所到各國洋船已有二十餘號,均係照常買賣,毫無爭執,誠以彼此議定條約,永歸和好,故本道諸事優容,不使各國洋行稍有委屈,以示柔遠之意


但是,閏八月廿九日(1862年10月22日),因樟腦交易糾紛、率洛文與海關哨丁互毆,竟演變成一場要求區天民道歉賠償的談判。1862年11月26日,在 英國砲艇艦指揮官的威脅下,區天民走避福州,導致海關業務中止、船舶裝卸均告停頓。閩撫徐宗幹乃將通商事務暫委候補知府淡水同知恩煜接辦。 翌(1863)年,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0月1日),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滬尾洋關(或稱新關,相對於區天民開設的舊關),這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

洋關的由來,大概可追溯自1854年6月英、美、法領事和上海道台吳健彰簽訂的《江海關徵稅規則》,產生了第一個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1858年簽定的《中英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十款,更規定「關於海關任用洋員一事,各口畫一辦理,⋯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 幫辦稅務」。於是,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 於1859年(咸豐九年)春,任命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為海關總稅務司。同年十月開辦廣州洋關,翌(咸豐十年,1860)年,開辦潮州洋關。1863 年赫德(Robert Hart)繼任為總稅務司,短短三、四 年,洋海關迅速推向14個通商口岸。滬尾洋關的開辦是其中之一。

洋海關這套現代化的英國海關管理方式,有效執行了申報、登記、查驗、徵稅、複核等多層繁瑣手續,更重要的是杜絕了循私、受賄種種陋習,大大提高了關稅收入(此外,四成洋稅還用來償付英法賠款)。這也即是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所申稱的「大有利益」: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署通商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現在臺灣稅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藥而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少有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如外國人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萬兩,實是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臺灣府子口。

同樣基於有益稅課收入,總理衙門認為,與其增開子口,不如添設外口,因為子口向來只徵收半稅, 而外口除了徵收正稅還可以徵收復進口半稅:「查雞籠口、打狗港二處,既經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 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稅務司徵收洋稅,自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只徵收半稅。今查 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 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港可 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文查 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即妥議一切經費章 程,會同奏明開辦
。 

因此,就在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日)開辦滬尾洋關的同一天,開設雞籠外口,歸淡水正口管轄。此即《淡水廳志》所載的:「八月十九 日,雞籠開禁,洋人派副稅務司專駐滬尾、雞籠二口,會同關員稽徵」。翌(1864)年成立打狗海關, 稍晚府城海關亦告成立。於是,臺灣開埠,名為兩口,實際上等於四口。自從開辦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形式上,海關監督仍為海關主管,但除了繳納稅金一項由舊關的「官銀號」負責外,其餘包括查驗貨物、開具驗單、查驗通關等,皆歸洋關稅務司掌理。

總稅務司赫德引進近代西方人事管理制度,明顯提升了海關的工作效率。具體的成果,便是 海關稅收的增加。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頂港(滬尾和雞 籠兩港)的進出口淨值開始呈現顯著的成長,1869年為74萬海關兩、1870年96萬海關兩、1871年121萬海關兩,逐年增加,到1894年達830萬海關兩之多。而且在 1872年時,頂港的進出口淨值首度由入超轉為出超;自1876年後,就一路出超到1894年。

不僅關稅收入充實清國財庫,而釐金收入(茶釐、腦釐、鴉片釐等) 更成為臺灣地方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使得臺灣的財政,不需依賴福建當局的挹注,乃至中央政府的補助,等於是為日後臺灣建省預先舖路。滬尾港在晚清 臺灣歷史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見。




伍、小結

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入大清版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爾後,由於台北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河口的重要性才又隨之而增。乾隆初期,淡水河口南岸八里坌因位居當時陸路交通之樞紐,而成為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鎮。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發展較遲。

「滬尾」原為村社名,約在今淡水大庄一帶。 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移 至今淡水河畔市區。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興建,標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來此停泊,街市以興。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在乾嘉年間。

道光年間,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 的經濟重心。不僅河港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薈集,小商船往來,載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而且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更促進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滬尾港,設關開埠後,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重鎮。

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已有外商來此貿易。咸豐 6年(1856)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一萬噸的貨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咸豐八年 (1858)五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約中,皆有臺灣開埠之條款。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定。經閩浙總督慶端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埠地點。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既無關防且無經費,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直至同治元年6月22日(1862年7月18日)才正式開關徵稅。

翌(1863)年, 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 滬尾洋關,這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自從開辦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



淡水港又稱淡水(滬尾)海關碼頭,是淡水河的河口港,曾經為臺灣三大商港之一,因為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在此設通商貿易港,原本是滬尾水師守備營所築碼頭區,當年位置於現在的紅毛城前方河邊,目前屬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所有、中華民國國軍管轄。淡水港之黃金時代約在1865年至1905年之間。 

到了日治時代,淡水港渡過了黃金歲月,因河道日漸淤淺、大型船舶出入不便,轉而大力建設基隆港,兼以台北、基隆間鐵路之便,基隆港終而取代了淡水港昔日的地位。

歷史

1860年(清咸豐10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淡水正式開港。

1861年(清咸豐11年),7月正式通商。

1862年(清咸豐12年),淡水開港後選為海關稅務司辨公所在。

1872年(清同治11年),3月9日馬偕博士登陸於淡水。

1927年(日昭和2年),由臺灣日日新報舉辦票選,選定為臺灣八景之一。

1941年(日昭和16年),當時淡水港已是有名無實的國際港。

2000年(民國89年),6月27日公告為三級古蹟。


台長: 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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