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發展史略》作者:*南懷瑾*
道教為根據中國固有文化所創設之宗教，其立教的過程，追溯歷史約可劃分為十個演變時期。
(一)中國上古文化一統於“道”。乃原始觀察自然的基本科學，與信仰天人一貫的宗教哲學混合時期。約當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國上古史所稱的三皇五帝，以至黃帝轩辕氏的階段，為道教學術思想之遠古渊源所本。
(二)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開始發達，從此建立民族文化具體的規模；而以政治教化互為體用，是君道師道合一不分的時期。約當公元前二千二、三百年開始，即唐尧、虞舜、夏禹三代，為道教學術思想的胚胎階段。
(三)儒、道本不分家，天人、鬼神等宗教哲學思想萌芽的時期。約當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開始，白商汤至西週間，為道教學術思想的充實階段。
(四)儒、道漸次分家，諸子百家的學說門庭分立，正逢東週的春秋、戰國時期。約當公元前七百餘年開始，是儒家與道家各立門戶，後世道教與道家學術思想開始分野的階段。
(五)諸子百家學術思想從繁入簡，分而又合。神仙方士思想乘時興起，配合順天應人的天人信仰，帝王政權與天命攸關的思想大為鼎盛時期。約當公元前二百餘年開始，自秦、漢以至漢末、三國期間，為道教學術思想的孕育階段。
(六)漢末、魏、晋時期，神仙方士學術與道教宗教思想合流，約當公元一百餘年開始，為道教的建立時期。
(七)南北朝時期，因佛教的輸入，促使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覺，遂慾建立自己的宗教，藉以抗拒外來的文化思想，約當公元二百年開始，為促成道教的成長時期。
(八)唐代開國，正式宣布道教為李唐時代的國教，約當公元六百年間開始，是為道教的擴張時期。
(九)宋代以後，歷元、明、清三朝，約當公元九百年間開始，為道教的演變時期。
(十)二十世紀的現在，道教實已衰落之極，五百年而有王者興，道教前途命運的興衰，將視中國文化儒、釋、道的三大主流是否真正合一，以及東西方文化的融會貫通情形而定。在未來的世紀中，或許會另外形成一光芒四射的人類宗教亦未可知，於此唯有期諸來哲。
道教的初創時期，當推在東漢明帝時代，較為可靠。以後歷漢末、三國、魏、晋各朝，隨時均有發展。直至北魏時代，才為正式定型的時期。
一、諸山道士時期
當漢明帝時代，佛教已有開始傳入中國的蹟象，五岳諸山道士，由於宗教心理的驅使，奮然群起，慾與佛教一較長短；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劉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東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呂惠通，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稱與佛教較法之事，見載於佛道論，事非純出虛構。由此可知秦、漢以來的方士，到東漢以後，已經漸有道士之稱，他們隱居在各地名山大澤，修炼仙道，《漢書·司馬相如傳》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其形甚癯。”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建立成為一大宗教，卻因受到外來宗教的刺激，已隱然生起抗拒的運動。
二、張道陵的創教時期
到漢末桓帝、靈帝時代，有沛國人張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學諸生，博通五經，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讀書無益於年命之事，遂學長生之道，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因無資財合藥，聞蜀人純厚，易於教化，乃與弟子入蜀，居鹄鳴山中，著作道書二十四篇。陳寿在《三國誌·張魯傳》中，稱其為“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學者，出五鬥米，故世稱米贼。”後世又稱其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複行之。到了張魯行道的時期，已經據有東川，掌握實際的地方行政權，設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為一路諸侯，而執掌政教合一的實權，對於四川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實為中國歷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後來張氏子孫，又遷居於江西龍虎山，自宋元以後，歷代封號尊之為天師，與山東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誠為異數。所謂張道陵的創教，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且其誌有限，他最初的動機，也只為身家而謀，並非具有遠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陽的弘揚神仙學術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士之術，與老子、莊子的玄學，以及陰陽術數與《週易》的學術，出此人彼，互為矛盾。至於東漢期間，便有吳人魏伯陽，認為《週易》及老、莊之學，與修炼丹藥而成神仙的方術，原理互通，彼此原為一貫，乃援《週易》、老莊、神仙丹道三種學問，融合貫通而著《參同契》一書，以說明修炼神仙方術的不易原則，而使丹道修炼方法，成為有體係、有科學基礎的哲學理論。於是神仙丹道之學，由此大行，《參同契》一書，也成為千古丹經鼻祖，後世道教與神仙家，尊崇魏伯陽為“火龍真人”。其所著書，誠為中國科學與哲學的不朽鉅著，也為後來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黃巾張角的旁門左道
漢末靈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號稱事黃、老之術，以妖言惑眾，遣弟子散遊四方，轉相诳诱，十餘年間，設立三十六方。所謂方者，猶如漢代政制的大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師，慾圖謀反。事敗，張角即驰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衣著黃巾的標誌，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由此而天下大亂。類此以道術惑眾，如後世宋元之間的白蓮教、清末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凡借用宗教之名相號召，陰圖政治的運動者，應當引為殷鉴。
五、漢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據的事，皆為北魏時代擴張道教最為有力的先聲，如張道陵、魏伯陽等道術，後來成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與正統神仙丹道的兩大主流。當漢末、三國期間，時逢亂世，怪诞傳說繁興，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又為當時與後世樂於稱道的神仙故事，為道家神仙傳等書所採信錄取的，如劉晨、阮肇、麻姑、費長房、鐘離權、左慈、於吉等人，皆為後世道教確信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類似神奇，就不足為號召。何況神仙之事，本來就以特立奇行、異乎常人相標榜，於是仰慕道術仙人的信念，就彌漫朝野，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了。
但促使漢末、三國、魏、晋之間道家發展的，約有三個原因、兩種趨勢。
所謂三個原因：
(一)由於東漢末期士大夫世家門阀觀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為佔據要津，把持上層社會，壟斷知識思想，造成漢代有名的“黨锢”之祸。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現實，走嚮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隱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護，就造成白日飛升與尸解等故事，於是道成仙去之說，益見流行。
(二)漢末朝政腐敗，外戚、宦官、鉅室，互相操持政權，豪門、鉅族，奴役隸卒，私相斂財，於是武勇之士，便遊侠江湖，聚眾據險以自固，並且利用圖谶之說與道術相號召，形成據地稱雄的力量，漸啟以道術組織宗教的形勢。
(三)佛教的輸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發生。儒家的训诂釋義，章句注疏之學，既不能餍足人心，而佛教哲學，又如天際神龍，見首而不見其尾，挟雷霆萬钧之勢，源源輸入，於是醉心玄真，寄情高遠之士，極力尋求《週易》、《老》、《莊》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炼方法，擬與佛法一爭高下，乃產生道家哲學的理論根據。
兩種趨勢：
(一)凡出身讀書，失意仕途的知識分子，轉用符篆、咒語等道術起家，啸聚徒眾，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觀念相號召，如張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動機，雖沒有獨立創教的企圖，但已開展組織宗教的趨勢，而開啟中國特殊社會的宗教組織之規模。
(二)由戰國以來，墨家鉅子的風氣，與遊侠之流的存在民間社會，傳統不衰。當漢高祖崛起陇亩，統一天下的時代，侠義的鉅子，潛在民間，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東西南北等諸道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乘亂而起的中堅分子，在西漢之末，狡者與赤眉、銅馬等相合流；贤者遂一反其正，隨光武而中興。流風所及，一到東漢桓、靈之末，與妖言惑眾的旁門左道，如張角之流相接觸，便自然成為謀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術，與墨家尚義，及遊侠精神相結合，而成為中國特殊社會，參雜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許旌陽真人
道家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係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晋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淨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谊，豐功偉績，永铭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鸡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辕北辙，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庐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
許真人以弘揚忠孝為敦品立德之本，以立功濟世為普利民生之基，其道功修炼的方法，並重男女夫婦雙修，具房中正統的法術。據《淨明忠孝錄》所載，真人雖有主張男女雙修之說，但谆谆告诫，如非具大功大德者，切勿妄圖，否則必致身敗名裂，下墮泥犁。蓋慾完成人間富貴而又飛升上界而作神仙，必須砥砺德行，方合於自助天助的宗旨。由此可見許旌陽創建忠孝為主的道教，完全是傳統文化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德主張。其平生行谊，較之張道陵創五鬥米道的作風，雖形同而實異。
抱朴子--葛洪
當東晋時期，道家學術思想，隨晋室而南渡，許旌陽創道教於江西，抱朴子葛洪修炼丹道於廣東，此皆道家荦荦大端的事實。葛洪著作等身，留為後世丹經著述，及修炼丹道的規範，成為晋代列仙中的傑出奇才。道家相傳“葛、鲍雙修”的術語，就是指葛洪與其丈人南海太守上黨鲍元，都是不捨夫婦家室之好而成為神仙的榜樣。
葛洪所著《抱朴子》傳述的丹道，以炼服藥物而成神仙為主，以栖神存想為用，實為傳統方士派的正統學術，並非後世道家專主身心內景，以性命雙修為炼丹宗旨，故葛洪亦擅長醫藥，尤精於外科。所著《抱朴子》的外篇，又包括立身處世、政法策略與兵書軍事等思想，可以媲美《莊子》、《淮南子》等道家名著。東漢時，魏伯陽著《參同契》，曾已指出道家法術流派的混雜，所謂旁門左道，歸納地說：“千條有萬餘”。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曾記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眾，自欺欺人者不計其數，他指出有人自稱已活了八百多歲，親自看見孔子出世，手撫其頂，許其將來可做聖人雲雲。由此可見道家者流，诳妄虛诞之輩，混蹟其間，比比皆是，古已如此，於今更甚，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宋代張君房撰《雲笈七籤》，彙集道術精華的大成，可以概見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但從《抱朴子》中彙述神仙方士的記載，也可概見秦、漢以來直到兩晋道家的大略。但葛洪對於魏伯陽《參同契》的學術，一字未提，似乎葛洪當時，並未親見其書，或因限於古代的時代環境，學術交流，良亦不易。
魏晋玄學與道家思想
大凡言中國學術思想或哲學史者，對魏、晋人的“清談”與“玄學”，皆列為中國文化演變的主題。關於“玄談”興起的背景，多數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與思想風氣所形成，大都忽略兩漢、魏、晋以來朝野社會，傾嚮求仙的風氣，與神仙道士等解釋“三玄”之學，如《週易》、《老子》、《莊子》的丹經思想。能知此者又不通於儒家的俗學，明於彼者又不識道家的丹诀，故不兩捨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漢末、魏、晋以來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佔據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潛力，那對於魏晋“玄談”興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漢末、魏、晋時代，上至帝王宫廷，與士族鉅室，下至販夫走卒，由於世家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家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但身為知識分子，讀書為求明理，且心存君國，誌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貴而兼神仙，毫無疑問必為背道而驰。而傳統思想習慣，又已深人人心，雖心嚮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駁斥自以鳴高。於是神仙道士們所提倡“三玄”之學，一變而為空言理論的“清談”，乃是勢所必然的演變，何況時衰世亂，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當時佛教還未普遍建立規模，所以也無從逃佛逃禅，猶如五代人才的脫屣轩冕，相率入佛。與其說“玄學”的興起，由於哲學思潮的刺激，毋寧說是魏晋知識分子對於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窥見漢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達意境。他如東晋的世家士族，若王謝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們的道教，如謝靈運兒時，其家為求其易育，曾寄養於天師道的治所。他如東晋諸名士的學術思想，不入於道，即接受新興的佛學，大體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別，並非絕無影響的可能。
其實，以“玄學”或“玄談”的興起，一概歸之王弼、何晏，未免過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殊非笃論。但自“玄談”興盛，使道家論神仙丹道的學術，在思想上，更有理論的根據與發揮，形成為後來道教的哲學基礎，實由“玄學”而開辟其另一途徑。
道佛思想的衝突與調和
當魏、晋時期，佛教傳入與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展其奔騰澎湃之勢，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國，且與魏、晋時期國內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學問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載於佛道兩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筆記《世說新語》中，亦可知見一斑。國內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輩，都是深通中國文化如“三玄”等學，甚之，援道家名辭理念而入佛學，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實。初在庐山創建淨土宗的慧遠法師，原本修習道家，後來服膺佛教，創念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法門，與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極類同。西域來華名僧如鸠摩羅什，對於老、莊之學，尤其熟悉，故翻譯佛經，引用“道”、“功德”、“居士”、“眾生”等等名辭，如數家珍，也都是採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語，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兩教教義的調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徑。至於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學，與道士修炼內丹之方，其基本形式與習靜養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觀念，與道家避世高蹈的隱士觀念，也極相同。佛家密咒、手印與道術的符箓法術，又多共通之處，於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為一的後世正統道家內丹修炼方法，便於此時深植種子。
從以上的引述，已可簡略窥見魏、晋道家的風氣，由漢末的演變，積極趨嚮形成道教為宗教的路線，約可歸納為兩個原因：
(一)時衰世亂，政局不穩，戰爭頻仍，地方勢力的割據形勢，與依附眾望所歸的士族集團以自保者，隨處有人。高明之士，如許旌陽、慧遠等人，有鉴於黃巾張角之流的行為，但取宗教的思想與方法，作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時自張道陵、張魯子孫所創的五鬥米道，漸已成為具有歷史性的組織，漸漸與各種道派合流，形成後來道教的具體力量，也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二)佛教思想的傳入，使有識之士，對於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說，愈有信仰研究的興趣。且鉴於佛教的教義與修證方法，具有係統而理論有據，於是談玄與修炼丹法，也漸求洗炼而趨於有理論的根據，與有係統的途徑，如葛洪對丹道的彙編而著《抱朴子》。他如嵇叔夜著《養生論》，為後世道士取為神仙可學的資料。慧遠著《神不滅論》，後來影響南朝沈約之作《形神論》、《神不滅論》，亦為後世道家取為神仙理論的張本。
總之，中國文化，自上古而至週、秦時期，由儒、道本不分家開始。再由春秋戰國時期學術分家，使道家與方士的眾術脫穎而出。複由漢末、三國而至魏、晋時期神仙方士的蜕變，漸漸形成北魏時期擴張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與佛教互爭宗教的教權。由於以上的簡引略述，大致已可見其概況。
晋室東渡以後，文化思想與政治局面，相互自為因果。社會不安與思想散漫，連百餘年之久。外有佛教文化源源輸入，一變歷來從無統一信仰某一宗教的習慣，內有道士神仙思想的普遍發展，促使中國文化中儒、道兩家學術的再度混合，使新興的宗教——道教逐步定型。由此擴展到北朝社會，在政治上開始道、佛兩教的互爭雄長，彼此爭取宫廷及士大夫們的信仰以推行其教化，而促使此種情況成為表面化，一變兩晋以來各派道士的各自為政，號召團結群力而成為教爭的力量，應推北魏時代最為熱烈。此時領導道教運動的人物，當然以北魏朝的天師寇谦之為其中堅分子。
據此可知，由漢末、魏、晋以來張道陵所創的教法，以及神仙道士的丹诀等，一到北魏寇谦之時代，遂加以變更，成為正式的道教，從此捧出教主“太上老君”的稱號，同時又改變張道陵以來以中國名山大澤的名勝洞府做為教區的傳統，轉移其神仙管理人間的治道，一變為人、鬼、天、神互相交通，建立天上人間一體的道教係統的雛形。
自後諸帝每繼位，皆如之。寇谦之卒時，年八十四，正月間，先示弟子謂夢中成公興召之於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七日，果羽化，有清氣若烟，自其口出，尸體引長，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後漸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能不死也。後又有人見之於嵩山之頂雲雲。
可見在北魏時代，寇谦之正式建立道教的規模。及至魏武帝時代，引起道、佛兩教爭端的主要人物，實際上是信奉谦之天師的弟子權臣崔浩所主動。其動機，當由於狹隘的宗教心理作祟，同時，亦由佛教本身自有流弊而促成其事。
但自北魏永平二年以後，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到了延昌年間，北魏佛教，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梁武帝在南朝方面，亦大事修造佛寺，這在中國宗教史上，實為佛教的一大盛事，當然會引起諸山道士的反感，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由以上的徵引，可見道教在北魏時代，自道士寇谦之開始，綜合秦、漢、魏、晋的神仙方士之術，及役使鬼神、符箓、法術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規模，從此而代有充實，一變綜羅複雜的道家學術，成為比較純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規矩，而為唐宋以後道教教仪的根據。若以進化史的觀念論斷，從此以後研究道教，則較為有條理係統可循。如從原始道家學術的立場言之，則有南桔北枳之異，醍醐變為乳酪，精華散失，猶存蹧粕之感矣。
中國文化，自上古至三代為一變，歷商以至週代開國之初又為一大變。在春秋、戰國時期又為一變，自秦、漢歷南北朝至於唐初開國為一大變。漸次及於宋、元之際為一變，再由明、清兩代至於現代，又為一大變。當魏晋南北朝時期文化鉅變的主因，實因西北邊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輸入的刺激所引起。歷時約經二百餘年，佛經翻譯，與佛教傳布事業的開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學根據)行(修證方法)果(實證圓成)有係統的迻譯，已漸次滲入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為國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會阐述。
因此漸有中國佛教各宗的興起，一變印度佛教而成為中國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兩家思想而崛起為中國禅宗的成長，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證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綜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擴展為唐代以後道教的規模。然所遺憾者，自戰國以來的道家傳統，雖亦師弟相繼，但皆時異勢易，以隱密秘傳為能事，並無直接接受的踪蹟可尋。故到南北之間，雖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為政，不能聯合統一，使其學術思想成為一貫而有具體的組織，以此與有傳承嚴整的佛教相較，自然處處逊於一籌了。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雖然都建立在群眾的信仰上，但它的發展，大都仰仗帝王政權的崇奉而取得優勢。如果宗教也可以範圍於命運之說，則道教的命運，一至於唐初開國，實為鼎盛時期，此時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間信仰上，也足與當時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從此穩定基礎與展開後來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與老子是同宗的關係，誠為不可思議的史實。
史稱：當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據太原起家而稱帝的時候，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羊角山(一名龍角山)，見白衣老父日：“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爾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當政以後，便正式冊封老子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從此唐代宗室宫廷，雖都信仰佛教，亦同時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時代，老、列、莊三子之書，便正式改名為道教的真經：《老子》稱為《道德經》，《列子》稱為《清虛經》，《莊子》稱為《南華經》。道教之隆，前無其盛。然其宗教仪式與內容，自南北朝以來，已受佛教影響，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設置，至唐代更為明顯，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潛相仿效的常例。
唐玄宗雖隨祖宗遺制，同時崇奉道、佛兩教，且親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從此開後來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規矩，同時也使寵擅專房的楊玉環(貴妃)皈依道教，號為“太真”，開後來唐室內廷宫嫔出為女道士的風氣。故中唐之世，宫廷內外，朝野名流，與女道士之間的風流绯聞，隨處彌漫著文學境界的浪漫氣息，例如女道士魚玄機的公案，與詩人們贊咏懷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雖然成為正式的宗教，並與佛教具有同時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來，道、佛兩教的爭競，其勢仍未稍戢。當初唐之際，互爭尤烈。贞觀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陽，忽然對道、佛兩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憲法式的诏書，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議，結果無濟於事。唐太宗既以老子為祖宗，下了一道無須爭辯的诏書，而佛教徒中，偏有一個不通時務的老實人，硬要與之力爭教徒的政治地位，結果被流放於岭南而卒，由此而見宗教心理的強顽，可笑亦甚可敬。
唐初開國，崇奉道教的動機與宗旨，純出政治因素，是為攀宗引祖，以光燿帝王先世的門楣，初非如秦皇、漢武，或梁武帝等人，為求道成仙，以期長生不死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義學術，而有所轩轾於其間。然道教地位的確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後來唐太宗在贞觀二十年間，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師，自印度取經回國，從事佛經翻譯的事業，大開譯場，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與經費的供給，亦全賴太宗的扶植。太宗與玄奘之間，雖是君臣，而情猶師友，甚之他想要說服玄奘還俗來作宰相，並且親自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聖教序》。雖在帝王專制的政治時代，但唐太宗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風，非常通達而合理，也並不因為與老君同宗的關係就欽定道教而為國教。
自初唐兩教互爭地位之後，歷世道、佛教徒，雖仍有小爭執，但皆無關宏旨，且因高宗以後，禅宗的興盛，道、佛合流的風氣，已漸趨明朗，中國文化的會通，也因之奠定基礎。肃宗以後，學術思想新興的浪潮，由韓愈一篇《谏迎佛骨表》開始，遂轉入唐以後的儒家與道、佛二氏的爭論，促成南北宋間理學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時代兩教爭衡的局面了。佛教有會昌之難，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對於宗教獨有偏好之所致，但為時亦僅四、五年，即告平息。
新興道教的呂純陽
初唐時期，基於帝王宗室觀念，雖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贞觀二十年以後，因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歸來，從事佛經的迻譯，使佛教學術與傳教事業，由此普及朝野。高宗以後，佛教複展開為十宗學派，由此確立中國佛教的精神。禅宗的興起，融會儒、道、佛三家精粹，阐明心法，譬如孔雀開屏，聲光普燿，從此影響唐代文化，無微不入，雖門庭敵對如道教，亦已漸漸受其波動，互相援引挹注。道家隱士如孫思邈，一生修習神仙丹诀而兼通佛法。禅師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陰陽術數之學，以及天文、地理等學術，別創“大衍歷”而成為一代宗師，玄宗敬以國師之礼。如宋代大儒歐陽修，雖其生平反對佛教最切，但對於一行禅師的生平，敬服備至。此皆舉其素為人所習知荦荦大者而言，至於名山岩穴之士，隱蹟仙人，尤不勝枚舉。
晚唐以後，有呂純陽真人，忽自崛起於道教之間，卓然特立，歷宋、元、明、清千餘年而至現代，幾如太上老君的副亞。自元朝以來，又被尊封為“孚佑帝君”，其聲望之隆，震撼中外，可謂唐代新興道教的革命神仙，殊非張道陵、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等先知所及。
呂真人本傳事蹟，於史無據，純出道教中人的自記，然千古相傳，凡言道家神仙事者，皆奉為信籍而無疑義。《續道藏》並擴充易編而成為呂祖誌。在宋元時代禅宗的記載，又有洞宾遇黃龍禅師的公案，言之鑿鑿，信佛者，皆奉此認為洞宾為同路人，信道者，則否認禅宗語錄，認為妄诬，要皆無傷呂純陽旷代名仙的事蹟。而本傳中亦言及禅宗馬祖曾在洞宾兒時，許為異常人物，可見當時道、佛互涉，與呂純陽後來創立融通道、佛的新道教，早已有其所本。
晚唐時期，新興道教的呂純陽真人，影響後來千餘年而至於現代的道教，既深刻而又普遍，風國內外崇信道教的人，未有不尊敬祀奉呂祖為真正神仙，名山大澤之間，純陽真人的祠庙，隨處可見，每與佛寺浮圖，山光水色，互爭千古。善男信女，香花明烛，朝拜呂祖的勝蹟，也到處皆是。柳宗元稱韓退之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足為天下法。”如援引其語，作為道教神仙呂純陽的評價，亦有殊途同歸的感覺，其為人中之雄，當無愧色。
元、明以後，民間流傳的道教神仙故事，如“八仙過海”等傳說，都是以呂純陽為中心人物，八仙中漢代仙人鐘離權，即為呂純陽之師；唐代仙人李鐵拐、張果老，為呂純陽之友：何仙姑、韓湘子、藍採和、曹國舅皆為呂純陽的友弟輩。明、清以後，道家分派如南、北、西、東四派的仙師，也都以呂純陽為其嫡傳始祖。其望重千秋，功侔三清的氣概，有使張道陵、寇谦之等人，為之減色不少。
總之，呂純陽新興道教的宗旨與傳統，是以直接上承東漢時代正統道家魏伯陽的丹法為道統，大有擺脫道教的宗教形式而別具風格。若從純粹的道家立場而言，以其比擬佛教禅宗的大師，如百丈、馬祖、黃檗、臨濟師徒，並無逊色。由秦漢以來，迄於晚唐的道教，一嚮皆在魚龍混雜、支離破碎的狀態中。白呂純陽以後，正統道家與道教，忽然別有一番面目。因此產生宋、元以後，道教各宗的道派與丹法，猶如禅宗在晚唐以後，興起五家宗派的盛況，實在皆由呂純陽新興道教而開始。
華山隱士陳希夷
唐末五代以後，華夷混雜，變亂相仍的局面，又造成歷史的鉅變。而在文化思想方面，佛教有禅宗的興盛，涵融中印文化於一炉。道教除了前蜀有杜光庭的弘揚提倡，並撰作科醮，意造經文以外，因為有命世仙人呂純陽的首倡，以溝通禅宗直指身心性命之學，與道家修炼生命之術，合而成為性命雙修的丹道之故，漸已調和六七百年來道佛兩教的爭論而歸於一致。自唐末到宋初百餘年間文化思想的明爭暗鬥，已經不再是昔日道、佛兩教間的爭執，而是士大夫們新儒家學說振興的結果，造成排斥佛、道兩教學說為異端的思潮暴漲。到了宋太祖赵匡胤乘陳桥兵變登位以後，他以軍人而兼學者的典型，酷好文學。加以宰相赵普的質朴無華，因少年失學，自己谦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老實作風，早已種下開啟宋代新文化運動的因缘。後來又有範仲淹的笃實純朴，與大臣富弼等極力獎掖文人學士的自由講學風氣，致使兩宋間五大儒應運而出，創建宋代儒家理學的宗派，使儒家走上比類宗教的途徑，確立後世並稱儒、釋、道三家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傳統。質實言之，開創理學五大儒的思想，不是援禅講理，如週敦颐、二程兄弟等，即是援道入儒，如朱熹、邵康節等。因此，又促成宋末元初道教的演變，而有王重陽、丘長春師弟們所建立的“全真道”，足與唐代呂純陽的新興道教媲美千古，且與張道陵世係的天師道互爭雄長。宋、元之間學術思潮的三家交炽，使不學無術的大元帝室政權左右依違於三家文化的暗潮中，無法自主，僅數十年間，便促使其寿終正寝。此一原因，往往為古今研究中國文化學者所忽略，深資嗟叹!
宋初開國時期，陰受道家思想影響甚大，就中關係最深的人物，當推華山隱士陳抟(希夷)。但陳抟雖為後世道家尊為神仙的宗祖，其實他的學術路線是上承秦、漢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學，大有異於唐末呂純陽的丹道學派。陳抟亦為唐末的不第進士，因少懷大誌，生當亂世，亦如隋朝的文中子王通，自有澄清天下之誌，後來因年事日長，閱歷學問加深，頗感時不我與，即歸隱華山高卧，曾作詩以明其誌，如雲：“十年踪蹟走紅尘，回首青山入夢頻。紫绶纵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鸟一般春。”後來聽說赵匡胤陳桥兵變，黃袍加身，而被擁戴為帝王，遂額手稱庆曰：“從此天下定矣。”因此人皆尊其有未卜先知之能。他的易經象數的“太極圖”、“河洛理數”等學說，數傳到後來的邵康節，而成就一位象數易學的千古通儒。同時又因他的“太極圖”與河圖、洛書、圖象等的流傳，致使週濂溪援取道家思想而作《太極圖說》。朱熹因服膺邵康節的學術思想，乃致力學習道家的象數，而有明代國子監流傳的監本《易經》及《週易集注》，與《週易》書本首先冠以太極圖、河圖、洛書等之推廣。
道君皇帝宋徽宗
宋朝由真宗開始以神道設教為政治目的，自己假託夢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作為道教的聖祖，利用群眾心理，使舉國上下，醉心宗教情緒，藉此掩飾對北方軍事外交上的失敗。真宗即此一念種因，產生後來徽宗沉缅道術，迷信巫師們假託鬼神的扶乩邪術，想靠天神的保佑來阻止敵國的侵略，終至身為俘虏，國破家亡。由此可見，歷史事實的教训：凡是利用宗教作為愚民政治的治術，其後果如何，不待辯而可知。倖而自真宗以後，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頭腦都比較清醒，並不效法神道設教的政策，加以有大臣如王旦、王曾、範仲淹、寇準、富弼、司馬光、文彦博、歐陽修等名贤相辅，才使北宋的赵家天下，還能作到形似升平的局面。但在學術思潮方面，雖有新儒家理學的興起，而在思想的辨證上，除了笼統地排斥佛、老，並駁二者為異端之外，士大夫們完全偏重辟佛，其敢於正式诤谏、認真辨證正統道家的文化思想者，並不多見。據此更足以窥見朝廷內定的國家政策，常牽涉到帝室的宗祖觀念，雖自以正思正言相標榜如理學家們，亦只有噤若寒蝉，不敢贊其一辭。歷來學者研究宋代文化學術，與理學家們的思想言論，都忽略這一關鍵所在，積非成是，習於因襲而缺乏明辨的卓見，最為遺憾。
宋代自哲宗以後，帝室內廷，足為明主的英才衰落已甚，哲宗因無子嗣，死後其弟端王繼位，即是有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徽宗的秉赋，具有藝術與文學的天才，風流倜傥，當於浪漫的情調。如果他生在宋太祖或高宗時代，有宫廷的培養，安分為王，必定可以成為負有一代權威的文學家或藝術家。不倖的是，他卻登上皇帝的寶座，他既做了皇帝，便聽從道士魏漢津言，铸九鼎，奉安於九成宫。又酷好玩弄花石，極力索取浙中的珍異以供鉴賞，派遣供奉官童貫，赴江浙一帶，訪求書畫以及奇巧的手工藝等物，便引出司理道教之道士官徐知常的布置推薦，起用蔡京。
從此以後，蔡京與童貫，互相汲引，利用道士們以阿附徽宗的宗教心理，使其誤人歧路，偏嚮幻想境界，與多難興邦的現實情況，距離愈遠。當徽宗崇信道教的時期，或以妖言惑眾而取信於當道，或以異術奇能而見寵於朝廷，形成一代取得功名捷徑的風氣，除如王老誌等人外，在號為道教中人，而異軍突起，驟然至於帝師之位，其遭遇之奇，有勝於北魏時期的寇谦之者，莫過於徽宗時代的林靈素。且道教在宋代以後，對於天神之間的地位關係，產生一種新的說法，亦自林靈素開其先河。
靈素新創的道教講經法會，其規模制度，皆仿佛教組織而來。且曾一度怂恿徽宗，下令江浙一帶，奪改佛教寺院為道觀，蓋為報為僧時被其師笞責之恨也。道士林靈素以妖妄異術，見寵徽宗，權勢地位，皆盛極一時，但僅五、六年間，即失勢而死。且觀其事蹟，較之歷代正統道家的神仙方士，能夠全始全終，足為千秋敬仰者，相去不可以道裡計。靈素所用的道術，原出於道教雷部法術的一部分，自唐末即盛行於闽浙一帶，溫州與闽北尤盛，直至民國初年，仍有存者。這一派的法術，略近於湖南辰州派的符箓，並非道教法術中的太清大法。然靈素雖以妖異得寵，也因妖言而亡。而自靈素倡“九霄天神”之說以後，使道教於天道觀念，更加一層迷惑。元代以後，其說一直流行於道教中，積重難返，只好追認。又因靈素為溫州人，特別捧上一位同鄉的天神溫太保，作為道教的護法神，溫太保從此即在道教中，永遠具有役使鬼神的權威地位。天神之際，亦深植鄉土觀念，寧非異事，毋怪人間多重戚故，更無足為怪了。
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誌、林靈素等的道教，已遠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後導演此一歷史性的宗教事件，實際為童貫，蔡京，以及左街道箓徐知常等的政治作用，徽宗唯興之所至，一如沉湎於金石書畫的心理，固自不知所雲而為之而已。然而身當國家第一領導的帝王，如果政治思想缺乏聪明睿智的哲學基礎，隨便一念起因的差錯，往往會導致萬劫不複的結果，此乃為天經地義不易的法則。徽宗陷溺邪術——並非正統的道教，因之流風遺毒，一直影響到他的兒子欽宗手裡，更演出不可收拾的悲劇。每讀史，至宋代徽欽父子昏庸之處，深感當時所為新儒家的理學家們，何以無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計?豈真所為只以做到“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就此便是學問嗎?至於佛家的禅師們，當此時期，更是高蹈遠引，息影山林，不幹與天下興亡的大計，雖有南宋高宗(康王)時代的大慧宗杲禅師，與岳飛、張九成翁婿暗通聲氣，但也為時已晚。總之，中國文化的三教精神，在南宋末期歷史的，除了文天祥、陸秀夫以外，都甚減色，豈獨道教而已哉!
南宗-張紫陽的丹道
宋代自真宗開始崇信道教以後，正統道家因唐末呂純陽之肇始，已經邁入道、佛合一，禅、道同參的正統丹道途徑。儒家有新興的理學，禅宗有五家的宗風，道家有丹道的嫡傳，從唐代以來，中國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都有更新的運動，在學術思想上，應該算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時期。北宋時期，正統道家嫡派丹道的中心人物，即是後世道教所稱南宗丹道祖師的張紫陽。紫陽著有《悟真篇》行世，與東漢時代魏伯陽所著的《參同契》，合為正統道家千古丹經的名著。他以天地為炉鼎，身心為藥物，涵容性命雙修，撮取道、佛兩家修炼的宗旨與方法，以詩詞體裁，一一叙說工夫境界的程序，一洗歷來東猜西摸，迷離撲朔丹道修炼方法的疑慮。尤其他以《西江月》的詞體，寫出南方禅宗所標榜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的境界，與唐末以後正統道家見道、成道的精神，完全符合，最為警醒有力。後來歷傳至白玉蟾、彭鹤林等，即為明、清以後道家所尊的南宗七祖。
所謂“南宗”，即以紫陽真人為代表的傳統，公認其為主張性命雙修的丹法。北宗，即以丘長春所創道教龍門派的傳統，相傳為專主修性的道家丹法。而南宗在明、清以後，又另有傳說，認為是主張男女合藉雙修的丹法，於是穿鑿附會，陰陽交配，房中採戰之術，亦皆附庸於《參同》、《悟真》的著述，標示確有師承根據以圖蒙混，誠為紫陽真人始料所不及。但紫陽一派，傳至清代，卻得一帝王知己的雍正，為他所著的《悟真篇》作序，大加稱揚，亦是紫陽真人始料所不及。
南宗丹道至於北宋末期，負傳承的道統者，即是白玉蟾。白玉蟾隱於福建武夷山潛修，從之日眾。其時朱熹亦正在武夷講學，彼此師弟之間，互有往來。朱熹外示儒術，內慕道法，屡次想從白玉蟾處討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轉拒絕，猶明代王陽明問道於道人蔡蓬頭，幾遇呵斥，如出一辙。朱熹晚年化名崆峒道士邹，竭力研究《參同契》而無所穫，引為終身遺憾，後來雖有白玉蟾的啟示，卻礙於一代儒學宗師的身份，不能誠懇谦虛請教，所以始終不得其門而入。陶弘景所謂：“神仙有九障，名居其一。”甚矣，名心之難除，良可慨叹!
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
道教自北宋之末，有南宗丹道的崛起，禅、道合一的途徑，已極其明朗。到南宋時期，在北方的民族，長期受困於辽、夏、金、元的動盪局面，國家民族感情，與傳統文化精神交相激發，便有王重陽、丘長春師徒的全真道的建立，一變歷來神仙方士、符箓法術的道術，提倡敦品勵行，修心養性的漸修教化，成為黃河南北聲勢顯赫的新興道派，威名遠布。他們與成吉思汗，及元朝開國之初的政策，並元代以後的道教，都有極大的關係。明、清以後的道教，即以全真道為其中堅骨幹，是為開北宗龍門派的翘楚。全真道的學理與方法，完全近於禅宗北宗漸修的路線，而且又富有儒家與宋代新興理學家的精神。他們生當衰亂之世，華夏丘墟，以民間講學傳道的姿態，盡力保持國家民族文化的元氣與精神，可謂用心良苦，功德無量，而古今學者，依樣畫葫蘆，一律指為釋老的異端，管窥陋見，卑不足道，實在有點辜負聖贤，非常可笑。
當宋徽宗政和二年間(公元一一一二年)，這位皇帝正在玩他那一套書畫、蹴球、修炼神仙道術的時候，在陕西的終南山下劉蒋村中，便出了一位為後世道教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他原名中孚，字允卿。後來修道，改單名為嘉，字知名，道號曰重陽。他自幼便慷慨好義，不拘小節。而且在二十歲左右，便中過進士，很有文名。到了徽、欽二帝做了金人的俘虏，金人又利用劉豫稱齊王，定都山西大名府的時期，由此便結束了北宋的王朝，也是南宋的開始。他在這一段時期，故園家國都算完了，如本傳稱：“當南宋建炎四年，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為王，國號齊，改元為阜昌初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屡餓，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週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裡三百戶，餘亦因侵之，家財為之一空。有司率兵捕穫，將置之法。師曰：鄉人餓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疯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為害疯。”因此便自叫自己曰王害疯。不久，便遇呂純陽化身的點化，就修道了。
本傳又說他此後五年中秋，再遇呂純陽於醴泉。“師趨拜之。眾笑言曰：是害疯。安得識真仙師?其人邀師饮。師問其鄉闾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秘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去東海，投谭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乞於𨝘社終南間，舉止亦若狂。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圹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菆。以方牌掛其上，書雲：王害疯靈位。自作歌曰：‘活死人兮王疯乖，水雲別是一般谐。道名唤作重陽子，谑號稱為沒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𣪁須是掛靈牌。’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慾使他日四方教風為一，亦如此。”“俄一夕，自焚其庵，村裡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蒋，庵中日日尘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悒怏，我咱別有深深況，惟留灰炉不重遊，蓬萊路上知往來。”
他從此携罐行乞東行，當金世宗大定七年間(公元一一六七年)，便到了山東的登州，那時山東屬於金國的地方，並非南宋所有。他在寧海的儒者範明叔家，遇到了當地的富豪馬宜甫，就是後來重陽門下，稱為七真的首徒馬丹陽。他住到馬宜甫的家裡去，故意顯示神異來感動他們，宜甫夫婦便棄家修道了。師為他改名钰，字玄寶，號丹陽子。同時又收了谭玉、王處一、郝升等。在這一段期間，他率領門人到昆嵛山，發現烟霞古洞，說是其先世修道的所在。在此又收了一位弟子，便是丘長春，為以後創建弘揚全真道的祖師，曾經為道教及元朝統一中國初期的社會，做了許多福利事業的超人。
當金大定九年四月間，寧海週伯通，請師到其家，創立金蓮堂，與金蓮會。同時他又感化了馬钰之妻孫氏，赐名不二，號清靜散人。所以後世稱全真道的七子，又有稱為金蓮正宗的。在這一段時期，他又在萊州設立平等會，由此遠近聞風，參加入會的便有千餘人了，這一段時期，他多往來於登州、萊州之間，並且也到過南京，但都是在金國的範圍，並沒有到南宋來過(那時南京屬於金十九路，南京留守司治開封。)同時又收了劉處玄為徒，號長生子。於是馬丹陽、谭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王伞陽、郝恬然、孫不二，都歸教席，“七真”之名，從此興盛。到金大定十年正月四日坐化，享五十八。
到元朝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元朝追褒為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有遺文及全真前後《韬光集》行世。他臨殁的時候，嘱戒弟子勿哭，自己作頌說：“地肺重陽子，呼為王害疯。來時長日月，去後任東西。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心同。”他頌畢而坐。弟子們恸哭失聲，他忽又開目說：“何至於此?”便再嘱馬丹陽等後事，“付之密語，勿輕傳之”，並且要馬丹陽到關西教化他的鄉人。後來馬丹陽等四人，扶師靈柩，歸葬終南山下劉蒋村，而且庐墓三年，如喪考妣。然後才各散處四方，各從所誌。馬丹陽便嗣其教化。
從開創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的事蹟看來，如果推開神仙的道業而不談，另從國家民族興亡的角度，來看衰亂時代中仁人誌士的用心，便會使人發生無限的感慨。假使用歷史的觀點來追論，如中國的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列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佛、龍樹菩萨、馬鳴菩萨，希腊的甦格拉底(socrates)、亞裡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猶太的耶稣(Jestls)，阿拉伯的穆罕默德(Muhammed)，有的在哲學上名垂萬古，有的在宗教上與天地同休，他們建立了不世的功業。但是，這些偉大的超人們，生當其時，沒有哪一個不是遭逢時世的衰亂，由於政治、社會衰敗的反應，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來的。至於借此而寄情物外，將一片悲天憫人的血淚，洒嚮虛空的，其心尤可令人悚然起敬。
少年的王重陽，是一個有豐富學問的人，而且任侠重義，豪氣凌雲。他生當衰亂之世，自己眼見要遭遇到亡國滅種的痛苦，況且正當“南渡君臣輕社稷”的時代。時勢環境迫得他無力挽回絕對的颓勢，便只有創教立宗，以保持文化精神在宗教社會之間了。所以他便不得不自己活埋，號為“活死人”和“疯子”。至於說他所遇的師父，是呂純陽的化身，命他嚮東去創教，又吩咐他密語，他臨死又吩咐馬丹陽密語。如果除開嘱咐修道的密诀外，誰能證明七百年前，他們師徒所說的是什麼?究竟是為道或為國?自然都是疑案了。
總之，沒有哪一個宗教的教主，和以學術思想自任的大宗師們，他們是絕無用世之心的人。只是不像英雄們有治世取天下之心，而卻都有救世平天下之誌。不過所走的路線，和所取的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例如宋人有反遊仙詩說呂純陽的：“觅官千裡赴神京，得遇鐘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雖然是別有寓意的幽默話，但是也確有至理，發人深省。
當南北朝之間，少數民族崛起西北，以石勒、姚興等的酋長之雄，如果沒有神僧佛圓澄，和高僧鸠摩羅什等的教化，不知道還有多少生靈，受其涂炭。當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無文化基礎的民族，除了依賴武力徵伐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設，如非丘長春師徒教化其間，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餘年的情況了。
丘長春與成吉思汗的因缘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這都是他師父王重陽真人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東登州栖霞縣的人，當金熙宗大定七年間，他方十九歲，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陽，便依之稱弟子。重陽當時赠以詩曰：“細密金麟戲碧流，能尋香饵食吞钩。被予緩緩收纶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對於他的器重，由此可見。他追隨依止於重陽，不過四年，重陽便即坐化。臨殁吩咐他聽學於馬丹陽，他便隨馬丹陽、谭長生、劉長生等四人，護重陽靈柩，歸葬終南山下，並且隨丹陽等庐墓三年，極盡師弟之礼。後來他便獨居於磻溪、龍門七年，專誌修道，備嘗難苦。後世道教的龍門派，俗稱北派的，就宗於他修道於龍門而定名。他在這幾年中，對於修道的心得，隨時作成詩歌，因此流傳開去，聲譽便逐漸隆盛起來。因金朝的京兆統軍夾谷公礼請，遂還歸終南，弘揚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請人見。世宗嚮他求道，他便先說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
金世宗對於他，非常重視。先安置他在萬寧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見。他急急請求還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還終南山。赐錢十萬，他都辭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後，他便於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年)回到故鄉栖霞，大修道觀，安置徒眾。當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興定三年(公元一二一九年)的時期，他住在萊州的昊天觀。那時山東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複。寧宗久聞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請南行，而且命令大帅彭義斌派兵保衛起行，他都辭謝不去。地方官怪而問他的原因，他便說：“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徵的途中，從奈蛮國遣近臣札八兒、劉仲禄，遠涉間關險阻，到山東來請他西去。
而劉仲禄奉命為請師的專使，其初一路行來，還不知道丘長春在山東那裡，本來想帶兵五千，專來迎請。後來經過金朝西北驻軍和邊臣的勸告說：正當兩國議和，恐怕金人驚擾。才只帶蒙古親兵二十人，一路探訪，來到登州。丘長春卻一反常態，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請。選弟子中可以從行的，共計十八人，便於(公元一二二○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經過的地方，大家爭求他的文筆詩頌，只要有此一紙，就可免了元兵的殺戮。後來元朝用兵中國，人們都求丘長春全真道的庇護，猶如清末時期，國人求庇於外國教士一樣，真是歷史上一件異事。
丘長春到了燕京的時候，成吉思汗的西徵行程，已經更加辽遠。據《辍耕錄》等的記載，他便進表陳情，奏請不去。到了十月間，成吉思汗在鄰近印度的邊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他由此便不辭險阻，遠涉沙漠，追隨成吉思汗的西徵路線，歷時四年，經數十國，行萬有餘裡，《元史》稱其：“蹀血戰場，避寇絕城，絕糧沙漠。”於公元一二二二年，到達邪迷思幹城。再過鐵門關。才在雪山之陽，與成吉思汗見面。居住一年以後，他自北印度的邊境返國，成吉思汗派騎兵數千，護送他回燕京。改天長觀為長春宫。又敕修白雲觀，合而為一。並以萬歲山、太液池赐之，改名為萬安宫。
在我們的歷史上，當六朝的時期，前秦苻堅為了迎接高僧鸠摩羅什東來，專為他發兵七萬徵服龟茲國，才得到了羅什大師。後秦王姚興，而且又為了大師，於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滅了後涼，他才到了長安。在此以前，苻堅為了爭取道安法師，及習鑿齒等學者，也不惜用兵十萬，進攻襄陽，硬把他們俘去。歷史上為了一位學者大師，至於兵戎相劫，而且還因此攻城滅國，實在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為了爭取另一外國的學者大師到中國來傳法的舉動。至於唐代玄奘法師，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當時，單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險阻，遠到印度去留學十八年，聲名洋溢中外，功業長留人世，這也是一件永為世人崇拜的事實。可是人們卻遺忘了當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時期，他遠自印度邊境，也為了一位學者道士，派兵東來中國，迎接丘長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長春的先見之明，他不辭艱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為得預先布置，保持民族國家文化的傳統。這是多麼可歌可泣，而且含有無限悲憤的歷史往事!因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歷史學者們輕輕地一筆抹煞，無奈不可乎!
翻開歷史的記載，自秦皇、漢武，海上求仙以來，並唐、宋的帝王，誤於神仙方術者，屡見不鮮。丘長春以全真道的大師，成吉思汗呼為神仙而不名，而且經過如此艱難的請去，他應當傳些長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術了。事實上，並不如此。他教給成吉思汗的，卻都是中國正統學術，儒、道兩家忠孝仁義的話。尤其谆谆勸其戒殺而治天下。這比三國時期於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動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同時，丘長春又把握許多機會，對於成吉思汗，加以機會感化。
成吉思汗既赐給丘長春以虎符玺書，在過去中國帝王的習慣上，便算是等於列土封侯的榮寵。在某種情形之下，他凭這些東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丘長春以間關萬裡之行，換得虎符玺書而歸，不但為道家文化，增長聲威。而且他們師徒，還凭此服務戰地救了許多自己國民的生命，不使死於元兵的兇殘淫掠之下，這更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後來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期，其徒尹誌平等，世奉玺書，襲掌其教。其餘的門人，分符領節，各據一方，執掌他的教化，也庇護了多少國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還加赐金印。當國家有難，受異族統治之下，一個新興的道教宗派，做了許多保存民族命脈的工作，追懷千古，實在應當稽首無量。
元代立國之初，由於全真道丘長春的影響，朝廷內外，雖笃信西藏密宗的喇嘛教，亦曾有毀道教經典的事件，但對於儒家的孔子，與世居龍虎山的天師道，卻能仍循宋代故事，又加敕封，而正其名為正一教主。元朝尊封孔子的敕文，有雲：“先孔子而聖，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非孔子無以法。”不但為元朝增加不少光採，同時也為歷代尊崇孔子的頌詞中，無出其右的贊評。此外，金元之際，在黃河以北，尚有劉德仁創立的大道教，蕭抱珍創立的太乙教。
明清時期的道教
中國歷史，自秦、漢以後，任何政治清明的國家升平階段，其思想與治術，大都有一共通原則，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且看每逢國家變故，起而撥亂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參與其間的現象，這幾乎已成為過去歷史的定例。當明太祖朱元璋起義時期，除劉基、宋濂等人外，參與其間的道家幕後人物，尚有著名的颠仙週颠。其人以遊戲風尘，裝疯作呆，週旋於殘暴成性的朱元璋幕後，與朱元璋的生命事業，都是休戚相關的。甚之後來朱元璋並尊道、佛兩教，亦因之已深結因缘，其事雖為正史所不載，但朱元璋曾經親自為他撰文，記叙事實的真相。
明初有太祖朱元璋與其神仙朋友週颠的一段渊源，已與道教結下不解之缘。到明成祖稱帝的時期，忽又醉心傾慕習俗傳聞，對活了兩三百年的神仙道人張三豐，不但屡下诏書訪求，並派遣使臣到處尋觅。後來又在湖北武當山為張三豐大興土木，建設武當成為道教的勝地。因此道教在明代，又平添武當張三豐的一派，以身心內炼金丹，達成性命的雙修的丹法為主。明末以後，直到現在，其流風遺被，凡言武術技擊，氣功吐納、內功導引、男女採戰等江湖術士，無一不附會於張三豐而尊之為嫡傳的祖師。聲名之隆，影響之大，自呂純陽以後，所有著名神仙方士，尚無出於其右者。且武當道士，自明代以後，又巍然自成一派，與“全真”、“正一”等家，分庭抗礼，互不相下。武當道觀亦以供奉真武大帝為主，其旨趣雖略同於“全真”，實則大異於唐、宋道教的崇拜對象。據湖北地方轶聞，武當道觀的真武大帝聖像，實為明成祖自己的塑像，但故作長發仗劍，俨如天君神帝的形狀。究其動機，最初因聞其侄建文皇帝逃匿為僧，隱於房縣。房縣原位於武當山脈，故興建道觀供奉真武，作為壓勝的象徵。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若以成祖的為人而論，其大興武當道觀的事實內幕，是否可能存有其他隱秘作用，誠難遽下斷語。至於張三豐與武當之因缘，是適逢其會，因此得一躍而為後世道教武當派的祖師，寧非神仙奇遇!
明太祖朱元璋起義，克複南昌先後時期，世居江西龍虎山嗣漢張天師的四十二世孫張正常，自元代赐號天師以來，即曾以天師身份自居，兩度入朝。洪武元年又入贺即位。明太祖卻謂：“天有師乎?”乃改授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遂為定制。以後天師世係，在明代時期，封秩一如舊制而不衰。此直至明世宗嘉靖年間，忽然又崇信神仙道士長生不老之術，而大開道士升官的途徑，一如道君皇帝徽宗的作風。雖然其後果收場，尚不至於如宋徽宗的悲慘，但世宗因服方士的丹藥而死，卻足為後世富貴多慾中人，妄求長生不老的警戒。
明末清初，儒、釋、道三家之學，亦隨國運而有變動，宋明新儒家的理學，自王陽明以後，已如強弩之末，學說過於支芜。禅宗自密雲悟、破山明、漢月藏以後，也多流於口頭禅，極少真參實證之輩。道家亦自呂純陽、張紫陽以後，主要化分為四派：明嘉靖間，新興東派，從陸潛虛等為主，以雙修為尚；清咸豐間，又有西派產生，從李涵虛為主，以性命為宗，南派則遠承張紫陽，旁出多門；北派自丘長春以後，即成為道教北宗龍門派的砥柱。此外，有伍衝虛、柳華陽師徒為主的伍柳派，專主炼精化氣，炼氣化神，炼神還虛的內功丹法，以斷慾而修證身心氣脈，幻出化身以成神仙正果，其說似是而非，不胫而走，不久即普遍流傳民間。自清初以至現在，幾已淹沒數千年來正統道家神仙方士所有的學術，實為正統道家的枝指，不及詳論，但一二百年以來，凡言道家修炼的丹法，莫不奉之為金科玉律，仙才衰落，辨正無人，殊可叹息。至於師承不同，各立宗旨，凡此各派，因限於篇幅，亦不詳論。
此外，自明末國破，滿清入關之初，有明朝進士楊來如，在山東、河北一帶，創設理門(現在稱為“理教”)，綜合儒、釋、道三家修心養性的一般方法，類似宋末元初的全真道，雖其初立教的方式，亦與道教有關，但現在已自成為新興的另一宗教，亦不備述。滿清興起的初期，遠在東北，早已有一位有道家學術修養的範文程，為其灌輸道家政治思想。及至康熙時代，“外示儒術，內用黃老”的政治方法，亦成為康熙建立大清帝國的最高原則。他曾颁發《老子》一書，命令滿族王公大臣，熟習深思，作為政治哲學與政略運用的根本法則。但對於道教，除循例封赠張天師世係，以為羁縻之外，對其餘有關道教各派，因鉴於元朝白蓮教故事，舉凡類似另有門派組織，或近於巫觋邪者，皆在嚴禁之例。
其時，清代的學術，概如儒、釋、道三家之學，正有變今而返古，效古而趨新的動嚮。儒家思想，由理學的空談性命，一變而為崇效漢學，走嚮清儒朴學的路線。佛家的禅宗，則由口頭禅轉變為坐禅習定的舊路。道家的丹法，也從迷離雜亂的旁門，而步人漢魏之間方士修炼身心的途徑。故代表道教的，除了北宗全真道的龍門派，與張天師世係的正一派以外，其餘皆已若隱若現，碌碌微不足道。雍正登位以後，自己兼以大宗師的身份，提倡禅宗，同時也留心道家學術，推崇正統道家的張紫陽，親自為其所著的《悟真篇》作序，備極贊賞。從此以後，終清朝兩百餘年的天下，太平天國的起義，已非中國固有宗教的面目。義和團是假託符咒神鬼以動，應與道教無關。
二十世紀的道教
中國文化與宗教，在清朝中葉以後，概受西洋文化思想輸入的影響，一蹶至今，尚未重新振起。自十九世紀以來，正式代表道教的勝地觀宇，舉其荦荦大者，如北京的白雲觀、成都的青羊宫、甘肃的崆峒山、陕西的華山、山東的崂山、四川的青城山、廣東的羅浮山、江西的龍虎山、湖北的武當山、福建的武夷山、浙江的天臺山等處，雖然還保有道教觀宇與若幹道士，仿效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各別自加增減，設立規範，得以保存部分道教的形式，但已奄奄一息，自顧不暇，更無餘力做到承先啟後，開展弘宗傳教的事業了。何況道士眾中，人才衰落，正統的神仙學術無以昌明，民間流傳的道教思想，往往與巫蛊邪術不分，致使一提及道教，一般觀念便認與畫符念咒、妖言惑眾等交相混雜，積重難返，日久愈形鄙陋。
民國初年，北洋軍阀時期，曾藉口破除迷信，擬慾沒收道觀土地財產，一律與佛教並案辦理，事詳《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後來，因佛教有中國佛教會的組織成立，道教也隨之援例成立中國道教會。但道教會中人，散漫膚淺，尤甚於信仰佛教的人士，可謂“佛規道隨”徒有形式而已。同時國人們將義和團思想，與圓光、看相、算命、佔卜、咒水、畫符等等江湖粗淺邪術，一概誤附於道教，益使五千年文化精英所獨創的宗教，蒙受百般誤解與侮辱，殊堪浩叹!“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凡有誌振興道教之士，先當自求振奮，然後方可言其大者。清代人舒位所謂：“未有神仙不讀書”，實足發人深省。
1923年間，因康有為、梁啟超師生的倡議，有徐世昌的出面，曾經捐資影印北平白雲觀藏版的《道藏》，影印《道藏》以後，又有守一子編輯《道藏精華錄》一百種，在上海出版行世，該書現在臺灣，由蕭天石創辦的自由出版社影印流通，雖稍加改編，仍不失其原來係統。現代學者不以先入為主的成見，尚肯致力讀完全部《道藏》者，恐怕絕無僅有之事，何況進而能深通丹經內典，從事研究，別有心得與發現者，更不易觏。民國以來，學者瀏覽部分《道藏》而作有筆記者，唯見劉師培《讀道藏記》一文而已，此外，1936年間，有專門研究丹道，有誌求仙的陳撄寧，在上海創辦“修道集團”及“中華道教會”，其宗旨概如宣言，啟事諸文。此派人士，主張實驗修炼為務，其從學諸人，曾集各地每人用功經驗，彙編成書，今經人編集，稱為《明道語錄》以行世。猶如蒋維乔用道家靜坐工夫而生初步的效驗，即著《因是子靜坐法》，以傳世一般，足贻初學者以參考。
1949年以後，道教人士在臺灣的活動，由赵家焯的首倡，即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重整道教會，宣傳組織，均甚積極。他如著書弘揚道家學術，並影印發行道書丹經，如蕭天石主辦的自由出版社等。複由道教蜕變，自創新時代的宗教，如王寒生創設的轩辕教。重新影印《道藏》，傾銷世界各國，如嚴一萍主辦的藝文印書館。凡此種種，直接或間接，對於二十世紀之道教，都有莫大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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