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萬長卸任副總統後，坊間出版了兩本紀錄他公職生涯五十年的新書，每本書都厚達三百多頁，我花了幾天時間逐頁讀完，掩卷後無限感慨。
其中最大的感慨是，在他組閣前那三十幾年，他之所以能夠放手施為，替台灣經濟轉型作出貢獻，除了因為那個年代是個做事的年代外，也因為他一路都有貴人相挺，他的長官挺他信任他，更在關鍵時刻當他的靠山。
他當國貿局長時，趙耀東是經濟部長。趙鐵頭常跟他說：「你不用怕自己要去承擔這個責任，這責任是我的；我當部長，我來承擔，不是你」，在老蕭的回憶中「祇要你是為公，有什麼事他一定會挺，他不會說『唉呀，你怎麼會做成這樣？』也不會責備你考慮不周」。
其實在他接掌國貿局前，蔣經國也約見他，告訴他：「你做，你不要怕，有問題就來看我。假如有事情，上面沒辦法幫你解決的，你就來看我」，後來兩岸轉口貿易除罪化，以及智財權法律體系的建立，都是因為蔣經國挺他才能有成。
他當經濟部長時，行政院長郝柏村問他有何打算？他提了治安與五輕兩大急務，郝柏村當下即說：「那就這麼辦，第一件事情（治安）我做，第二件事情（五輕）你做」；後勁居民圍廠抗爭三年多，但蕭萬長上任後三個月就畫下句點，他歸功於郝柏村：「有他這樣一個長官，你就不用怕」。王永慶在最後一刻放棄海滄計畫，回台投資六輕，也是因為郝柏村挺蕭萬長：「我完全相信你，你做的決定要有什麼責任，我替你扛！」
蕭萬長對那個時代那些挺他的人至今難忘，「想到當時的情境，上面的長官，包括最高的總統、院長到部長，都真的是挺你的。讓你做起事來，就是拚了命，無所顧忌、勇往直前」，「我很感恩，我碰上了這樣的年代」。
相對於蕭萬長當年的際遇，這幾年當官的人應該都有生不逢時的感慨。愈趨兩極化的政黨對立，以及日益惡質化的媒體統治，已經讓想做點事的人常有官不聊生之嘆，更嚴重的是，禍起蕭牆更幾乎已成官場常態，每遇政策爭議，扯後腿的必是同黨閣員與立委，甚至連直屬長官也不挺不扛；劉憶如黯然掛冠，就是同志杯葛、長官不挺的一個例證。
劉憶如復徵證所稅犯了求功急切與不擅溝通的錯誤固屬事實，但課徵資本利得稅乃是馬英九調任她當財長的首要任務，而且財政部版方案報院後，也經陳冲同意後才對外宣布，當時人在非洲訪問的馬英九也隔洋表示支持。但從四月中旬部版公布後，到五月底劉憶如辭職，一個多月內卻風雲變色，不但劉憶如變成眾矢之的，部版更被院版、黨團版、共識版修改得面目全非，行政院甚至到最後放手讓立委主導方案內容，立法權凌駕甚至取代行政權，太阿倒持至此，不但劉憶如非走不可，其實連陳冲都該引咎下台。
但在眾議非難劉憶如的關鍵時刻，在她請辭待命的那兩天，內閣發言人卻說「院長沒有說要慰留」，馬英九也惦惦無聲，同黨立委更同聲叫好，堂堂閣員竟然變成長官不挺、同志不愛的全民公敵，這叫什麼政府、什麼團隊？
二林園區也是禍起蕭牆的另一例證。二林轉型是內閣決議之政策，國科會正副首長這幾個月雖曾多次溝通，但執政黨地方立委卻仍然多次率眾到國科會示威反對二林轉型，但從府、院、中央黨部到地方黨部，卻自始即袖手旁觀，放任黨籍立委公開杯葛內閣政策並羞辱閣員，如果馬英九、陳冲「援劉憶如前例」不在關鍵時刻力挺閣員，難保哪一天朱敬一不會一怒掛冠，讓內閣再受重創；依此類推，如果龍應台、李鴻源等閣員也因為得不到長官在政策上力挺，而心生挫折甚至萌生退意，這個政府豈不要宣告瓦解？
陳冲當副手時曾被人肯定是「一個能幫主管解決問題的人」，他當金管會主委時，媒體也稱讚他是歷任主委中「最理所當然的主委」，但他能否轉型為「最能幫閣員扛責任的人」，「最理所當然的閣揆」，蕭萬長那個時代的那些故事，也許可以當成他學習轉型的教材。 （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觀念平台－唯有堅持 改革才能成功
- 2012-06-07 01:25
- 中國時報
- 【林祖嘉】
日昨拜讀南方朔先生大作「拜託，改革為名的案子全部撤銷！」對於政府現階段的施政多所評論。本人對於其中的許多觀點難以認同，因此特別撰此文就教於南方朔先生。
首先，南文認為「…為了改革而進行的案子都應撤案，包括證所稅撤案、十二年國教撤案、油電雙漲撤案、募兵制改革撤案等。」我們認為此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方式，把一些重要的政策一竿子全都否定，這分明就是一種譁眾取寵的民粹說法。如果施政者可以如此輕易的改變政策，那麼執政者還真容易呢。
其次，南文認為「…第二任總統經常會自以為是的犯下許多錯誤…。」文中並舉出一些外國的例子。問題是，十二年國教與募兵制是已經討論很久的議案，怎麼會是第二任才提出來的呢？現在只是把這些議案執行完畢而已，與第二任與否沒有任何關係。
第三，南文認為「…馬政府並不在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上努力，卻以『改革』為名，拿著『公平正義』的大旗亂舞，將『改革』的口號亂叫，把整個台灣搞得雞飛狗跳，永無寧日。」我們覺得此種說法並不公平，在上述的四個案例中，十二年國教、募兵制、與油電雙漲其實都與公平正義無關，唯一有關的應該是證所稅制度的改革。請問您每天寫稿是否很辛苦？但是您的稿費要交多少的所得稅？但是，您知道嗎？台灣有一些有錢人利用股票上市輕輕鬆鬆就數億元落袋，卻連一毛的所得稅都不用繳，這公平嗎？
稅制改革當然不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原先的政院版的制度中，只針對股票所得在四百萬以上的大戶課征證所稅，就是希望把對市場的衝擊降到最低。依財政部估計大約只有一萬多戶的大戶要多繳稅，其實絕大多數人是完全不受到影響的。但是，由於這些將要被課稅的大戶，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人數的比例，因此稅制改革就受到很大的阻力。尤其是當股市受到衝擊而下跌時，散戶們因受到虧損而反對證所稅，這是我們可以了解的。但是，做為一個知識分子，不但不去支持此一改革，反持反對的立場，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站在社會大眾這一邊，其實是成為股市大戶的代言人！
這一些日子以來，政府的許多政策對於國人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請大家捫心自問，十二年國教、募兵制、證所稅與油電雙漲，那一件不是該做的事？或許，政府的事前準備不足、或許是政府的溝通不夠，因此造成民眾的不滿，然而這在民主國家是很正常的現象，因此各種管道的聲音與民意的監督正是政府改進的最佳動力。而對於現階段政府的諸多施政，我們覺得應該做的就要努力去做，改革的過程中遇到阻力是必然的，不然就不叫「改革」。雖然，阻力很大，聲音很多，但是只要方向是對的，就應該堅持去做，因為「唯有堅持，改革才能成功」。（作者為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鉅變社會 需要治理創新
- 2012-06-07 01:25
- 中國時報
- 【周桂田】
近日國科會正副主委皆針對中科四期爭議轉型規畫公開撰文，指陳其與地方、公眾團體「安排對話卻歷經羞辱」、「雙重壓力、腹背受敵、裏外不是人」。事實上，國科會近月來對中科四期轉型調整水權爭議的努力各界有目共睹，其辛勞也可以深切體會。然而，嚴肅來看，這些現象卻是台灣社會在面對全球化與氣候變遷鉅變下的嚴重治理危機之冰山一角，或說是整個政府治理與決策結構問題的末端，而問題源頭的決策典範不改，政府、產業、民間三十年來的對立與不信任，將持續並無法因應鉅變衝擊的挑戰。
論者皆知，面對全球化鉅變轉型的台灣，缺乏清晰的考量環境、健康、經濟、農糧安全、社會分配之國土規畫與永續發展走向。而這些國家發展走向，由於牽涉到複雜領域及眾多利害關係人與族群，需要長程的、持續的對話、協商與溝通。尤其，誠如朱主委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運動的動能已趨飽滿」，或朱雲鵬教授於二○○二年撰文主張政府應以「開放、融合台灣公民社會之社會資本」來進行政策「議程設定」，公民社會「並以超然的、評判的、甚至是反制的角色來對政治運作進行監督」，可惜的，這些豐沛的社會能量，或是各種爭議事件中豐富的公民知識、反思力量，一直以來並未納入政府治理與決策的機制。
觀諸近十年來政府面對重大科技或經濟開發決策，鮮少全盤考量各種全球化鉅變的衝擊對應；行政官員習於以計畫、指導方式、特別是單線的經濟開發成長思維來制訂決策。即在政策研議階段，由中央部會擬定既定政策目標，並透過同質性高的專家網絡與會議進行政策可行性評估，最後，在政策執行階段強力推動或進行置入性行銷。這種決策模式由於一開始未能廣泛參酌各界意見，進行與專業社群或公民團體充分溝通，同時在政策可行性評估時委外計畫往往僅對既定政策小步地修正，因此往往埋下黑箱決策與專家政治之爭議變數。當然，在最後政策執行階段舉步維艱。
濱南開發案如此，國光石化案如此，中科四期案也是如此。尤其，這些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或有明顯的政治操作，或有隱匿資訊、甚至誤導資訊，長期以來，已經造成民間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而相對的，政府官員也不相信人民，而形成僵局的風險治理狀態。因此，與其奢求民間團體坐下來平心靜氣的對話，倒不如將之納入政府決策體制。
從制度路徑來看，這是我國治理與決策創新遲滯的後果。因此，要打破台灣目前永續經濟社會發展的困局，首要的便是在第一階段政策研議、與第二階段政策可行性評估，即引入透明參與的決策溝通機制，建構利害關係人包括專業團體、各界與公民團體的參與管道，如專家委員會的民間參與比例；將可以使問題在事先對話下，在最後政策執行階段將爭議降至最低。善用目前台灣勃發的社會能量與公民認識論，來共同規畫與協商國家發展與經濟走向，不但能化阻力為助力，而且能前瞻的發現問題與迴避可能性爭議，及早深耕民眾共識與信任。
洞察目前台灣決策體制與觀念的結構問題，未來科技會報與科技部能即刻著手的是，掌握全球化鉅變下各國政府科技民主決策之治理創新趨勢，學習歐盟發布科技與社會治理白皮書並建構科技對社會衝擊評估機制，以逐步建立政府決策溝通協商制度；學習南韓在二○○八年大膽的修訂科技基本法，明列公民參與條款，其造就南韓今日科技社會發展的強健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要說，在面對愈來愈嚴峻的全球化衝擊鉅變，若未能破解政府與民間長期以來累積的對立僵局，台灣將更深陷危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科技政策與風險治理中心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