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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倘若你生活周遭的民眾、朋友、同事、伴侶，紛紛變成犀牛，那是什麼景況？那些人發生了什麼事？你會怎麼想？如果情況再加劇，只剩下你尚未變成犀牛，你仍會認為你是正常的嗎？什麼是正常？誰或者是什麼來決定正常？為什麼你沒有變成犀牛？你可以選擇嗎？更重要的是，別人或那些人會怎麼看待你？

 

如果不去細究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 1909-1994）創作《犀牛》（Rhinocéros, 1959）的時空背景，或者他想要透過這個劇本來表達或影射什麼特定的社會氛圍，從我們當今的閱讀理解角度，至少可以引發起上述的疑問。大致歸納而言，這些疑問不外乎牽涉到兩個主題：變形，以及群我關係。

 

從人的角度來看，犀牛是大型的陸地厚皮動物，在生物學上，那就是另外一群物種；原本是再自然不過了，但在尤涅斯科所創作的寫實場景中，卻不斷地有角色從人變成犀牛，物種間的跳躍變形，即使劇中人知道犀牛為何，但仍為此變形感到焦慮和恐懼，而且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另一個關鍵則是，當犀牛數量漸漸多過於鎮民時，剩下的人更形緊張與恐慌。對人而言，異形變種（甚至是混血）似乎都是非我族類，在古今中外的神話、小說、電影或生活現實當中，我們都看過不少例子，人們在神話中浪漫以對，但卻在寫實中戒慎恐懼，總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然而，倘若由於種種原因，物種之間最後的馬其諾防線（Ligne Maginot）也被衝破瓦解的話，如何是好？以劇中人為例，他們各自以理性邏輯、不以為然、自然本能、感性直覺來因應面對，但最後幾乎都抵擋不了跨種變形的結果；我們甚至還看到變形過程中的漸變狀態，角色從不接受、遮掩，到掙扎、暴躁，甚至覺得孤立無援，再到變形完成、棄守或不得不接受。

 

當年尤涅斯科創作此劇，或許是對1930年代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所生的感觸，對知識分子的棄守轉向或麻木不仁予以譴責，對集體暴力與極權主義的批判，但他似乎對主角最後的抵拒變形，並未給予悲劇英雄的對待，由於主角的性格缺陷（酗酒、責任感低、心不在焉、寂寞感強等），導致結局毋寧是諷刺滑稽的，也因為如此這般的處理，使得我們更貼近主角的理性困局與人性窘境。

 

這齣戲肯定是跨時代與跨文化的現代經典荒謬劇，至少在我們所處的當今現實中，理念立場的衝突、社群幻似感的孤獨寂寞、當為而不為的冷漠麻木、網路霸凌與正義魔人的無處不在、群我關係的協商與算計、生活與生存空間的悍衛與爭奪等，仍然是無日無之。

 

而面對即將在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欣賞到的這個演出——法國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所帶來的《犀牛》（2004年首演，2011年改版），我們應該也可以從中感受到導演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面對當代歐洲許多問題與現象、文化精神、情感結構、文明遺產、社會現實等，他的詮釋態度、他的美學手法，與他的劇場詩學，值得我們拭目以待！（http://www.npac-ntt.org/npacnttprogram?uid=14&pid=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