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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8-21 00:57:30 | 人氣(1,496) | 回應(2) | 上一篇 | 下一篇

【學涯譯萃】吉川幸次郎〈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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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人像為明治至昭和前期哲學家西田幾多郎(1870-1945)。日本近代的「哲學」,雖出自明治前期的啟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的譯語,但屬於日本獨特的哲學體系,一直要到明治後期,才由西田幾多郎正式構築完成。明治四十年(1907),西田以刊登在《哲學雜誌》上的論文〈論實在〉,為學界所知。不久,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行的處女作《善的研究》,被視為日本近代哲學的發端。西田在《善的研究》裡,認為在主觀客觀的對立與知情意的分離以前,最直接的意識現象為「純粹經驗」,而這「純粹經驗」,乃是真實的存在,且是哲學的根本原理。之後,他努力將「純粹經驗」理論化,而這理論化的結晶,表現在大正六年(1917)的著作《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此書中,他進一步追求「純粹經驗」的分裂與統一之間的關係,提出「自覺」之概念將主客未分的「直觀」意識和主客分裂後的「反省」意識統合,而呈現動的過程。但到了大正十五年(1926),他發表的論文〈「場所」的理論〉,超越之前意識的立場。文中,他指出主觀底下「無」的「場所」為包攝一切的一般者,客觀世界裡的具體事物,就在這「場所」的自我限定下而成立。因這篇論文所展現的新立場,大正時期的哲學家、經濟學者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便以「西田哲學」稱之。同時,也正式宣告西田思想生涯後段的開始。從這時起,西田的哲學將主觀底層的「場所」,當成是在主觀與客觀背後統合兩者的「辨證法的一般者」。昭和五年(1930)的《一般者的自覺體系》裡,他層層解明「場所」的重層構造;兩年後(1932)的《無之自覺的限定》裡,他認為「場所」不只在主觀裡,而是同被主觀與客觀包覆。這存在於主觀和客觀之間根底的「場所」構造,在隔年(1933)的《哲學的根本問題》中,被他進一步理論化。此外,西田還強調人是「創造性世界的創造要素」,並重視人類創造、製作的主體「身體」。最後,「場所」的理論,在他提出「個體的多」和「全體的一」兩個絕對相反之物的自我統合,即「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的概念時,終告大成。「西田哲學」也由「場所」、「絕對無」、「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等理論而結成複雜綿密的學問體系,帶給大正、昭和時期的思想界重大影響。特別是在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以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1885-1962)為中心,形成具獨特學風的「京都學派」,並聚集了許多優秀的學者和學生。作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於大正十二年(1923)剛進京大求學時,西田已是京大最有名的教授,而此時「京都學派」的學風也已成形。但據作者所言,自己並未上過西田的課,讓人不能不略感遺憾)



【譯前說明】

人的一生,往往要做出很多抉擇,而這抉擇常影響著往後的人生。對於作者吉川來說,他自己所做的關鍵抉擇,就是進入以中國研究出名的京都大學文學部就讀。雖然,作者之所以走上研究中國的道路,如其自言,緣於小時候長相似中國人,被人稱做「支那人」,而興起「為什麼不能像中國人」的反叛心(可參看作者的〈我的讀書經歷〉,原文收入筑摩書房出版的《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卷)。但作者親炙明治以來日本關西一帶諸多大學者風範,從中獲得他們為學的方法,漸而能獨力治學,還是在他進入京大以後。在京大課堂上,作者受教於以狩野直喜(1868-1947)為首的傑出學者,修習外語(中文)與資料的使用方法、觀念。這樣的求學體驗,在他成為京大教授後,對當年母校栽培之恩,仍感念不已。因此也期望年輕學子們能像他當年一樣,依「自己的選擇」進入京大文學部讀書。在這篇為參加京大考試的學子所寫的短文中,可窺見作者這般殷切期盼之意。

【作者簡介】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兵庫縣人。曾任京都大學教授,為日本知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兼漢學家。吉川以其廣博知識從事中國古籍的考證研究與解釋,而著成《元雜劇研究》、《尚書正義》、《杜甫私記》等重要學術著作。在杜(甫)詩研究上,吉川可謂日本第一人。東京筑摩書房自昭和四十三年(1968)起陸續出版《吉川幸次郎全集》,而成二十七卷巨帙。


〈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的選擇,就是進入了京都大學文學部。那是大正末年的事情。當時,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學問,最有名的就是西田幾多郎(1870-1945)(註一)先生的哲學。與西田同樣有名的,是狩野直喜(1868-1947)(註二)、內藤虎次郎(1866-1934)(註三)、桑原隲藏(1870-1931)(註四)諸先生的中國研究,當時叫做「支那學」。而這學問確實是壓過東京大學的。當時志在中國研究的學生很少,對此情況感到排斥,而立志研究中國文學的我,當然就進了京都大學。

就這樣,我在京都大學接受教育。我想,這是非常幸福的。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學風為對實證的尊重,表現在文學研究上,就是對外語的重視。只要遇到中文文獻,不論是書面語或口語,我都能放心地閱讀。之所以沒有感到不安,在於我對言語周邊所顯露的著者心理,大致上也確實追蹤,並進行閱讀,有這層意識罷了。而且,我也能比較沉穩地和中國人交談。這些都要託在京都大學受教育的福了。其他大學的畢業生,未必能有如此境遇。這不僅在中國文學上,在英文、德文和其他學科,也都有相同的現象。

如今有一處,我要向京都大學的教育表達感謝之意,那就是關於資料方面的知識。學校不只教我很多資料,還教我資料的使用方法。而且,也讓我學習到,原本資料就是提起資料背後問題的討論以及討論若沒有資料的根據就沒有用等觀念。

今年昭和三十一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創立就要滿五十年了。以上所述的學風,留存延續至今。想進入文學部的諸君,希望你們還是能在自己的選擇之下,入學讀書。

(原載昭和三十一年(1956)八月的《給參加京大考試的人》。後收入隔年八月筑摩書房出版的氏著《閑情之賦》)


註一:(譯注)西田幾多郎(1870-1945),明治至昭和前期的哲學家。石川縣人。號寸心。東京大學畢業。曾任學習院和京都大學的教授,與哲學家田邊元(1885-1962)並為「京都學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後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昭和十五年(1940)獲頒文化勳章。他統整禪等東洋思想,以「場所」、「絕對無」、「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諸理論闡述宗教色彩強烈的思辨哲學,與新康德派、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 1859-1941)等西洋哲學的傳統對決。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出版的處女作《善的研究》中,就顯示了他的「純粹經驗」的立場,此書並被人視為日本近代哲學的開端。由他所構築日本近代獨特的哲學體系,廣義上被稱為「西田哲學」,給與大正、昭和兩時期思想深遠的影響。著有《善的研究》、《思索與體驗》、《場所的理論與宗教的世界觀》等書。
註二:(譯注)狩野直喜(1868-1947),明治至昭和時期的中國哲學、文學研究者。熊本縣人。號君山、半農人。曾留學北京,明治三十九年(1906)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創設時,出任京大教授。後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獲頒文化勳章。在經學方面,狩野以清朝考證學為祖述之對象;而在文學方面,則致力研究戲曲和小說。另外,他調查敦煌文書,為往昔以宋學為中心的中國學問注入一股新風氣。著有《支那學文藪》、《讀書纂餘》、《中國哲學史》、《兩漢學術考》等書。
註三:(譯注)內藤虎次郎,即內藤湖南(1866-1934),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東洋史學研究者、日本學士院會員。本名虎次郎,秋田縣人,秋田縣立師範學校畢業。明治二十年(1887)至東京後,先後擔任雜誌《日本人》以及《大阪朝日新聞》、《萬朝報》的記者,期間大為活躍,並赴中國與韓國各地視察,被時人視為中國問題的權威。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開設之際,被迎至京大,講授中國近世史。在東洋史方面,其獨特的見解,獲得高度評價。他在京大任東洋史教席十九年,培育眾多弟子,給與日本近代的東洋史學巨大的影響。他也致力於基礎史料的發現與蒐集,對日本史研究也有貢獻。此外,他還是個書法家。其重要學術著作有《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學史》、《支那繪畫史》等書,還有關於日本史的《近世文學史論》。
註四:(譯注)桑原隲藏(1870-1931),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東洋史學研究者。福井縣人,東京大學畢業。歷經第三高校教授、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之職後,出任京都大學教授。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版的《中等東洋史》兩卷,確立了東洋史教育的基礎。而關於東西交流史、文明史、法制史等先趨的研究成果,也獲得極高評價。昭和元年(1926),以專著《宋末提舉市舶舟西域蒲壽庚的事蹟》獲日本學士院賞。其他重要的學術著作有《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叢》等書。

譯自:吉川幸次郎,〈みずからの選択〉,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257、258。

圖片來源:http://www.town.unoke.ishikawa.jp/nishida-museum/frapage/news/news2/framepag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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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寂寞道人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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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2010-01-15 14:47:20
cbsg
如果可以還請麻煩回信給我
謝謝
2010-01-15 14: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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