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右人像為幸德秋水（1871-1911）之師木戶明（1834-1916），圖左人像為片山潛（1859-1933）之師岡鹿門（1833-1914）。片山、幸德等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儘管有不同的立場和思想傾向，但藉由在木戶或岡所設立的漢學塾裡修習漢學，智識與身心均有所成長，後日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時，能從容不迫將之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樹立日本式的特色，為近代日本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與漢學塾教育：以片山潛和幸德秋水為中心的討論
一、前言
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在一般既存的印象裡，通常會被視為深受西洋學問、思想的教化。不過，有多位社會主義者的學問成分，幾乎一半的比例是來自漢學的教養[1]。只是在與外來的西學接觸的過程中，或融合，或混居[2]，並以日本自古所不具的社會主義的學說形式表現出來，因而隱晦不彰[3]。如果回頭審視這些社會主義者獲取漢學教養的途徑，則會發現和江戶時代以來的私塾教育脫不了干係。
私塾和寺子屋在江戶時代並為最重要的私人教育機構。私塾又可細分漢學塾、蘭學塾、兵學塾、醫學塾、書塾和畫塾幾類，對日本的教育影響最大者，當屬教授漢學的漢學塾。
明治時期漢學塾的研究，目前以日本佐賀大學的生馬寬信為首的「幕末維新期漢學塾研究會」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Margaret Mehl的著作為代表。生馬寬信是日本近世、近代教育史的專家，曾糾集多位學者以「幕末維新期漢學塾研究會」的名義聯合完成幕末維新期漢學塾研究的著作[4]。雖然不是專就明治時期，但從幕末談起，的確擴大了研究的視野，而且其中不少篇論文以明治時期為主，有概括明治前期漢學塾特色的研究，也有針對漢學塾在東京地區和城鄉地區的發展情形而作的分析，時間上集中在明治二○年代以前。Margaret Mehl則以一人之力挑戰漢學塾的議題[5]，從興衰因素、塾的教育方式到日常生活無不一一深究，對東京及非東京地區的多個漢學塾也分別作了探討，而其從多重角度建構明治漢學塾全貌的特色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至今明治漢學塾研究的成果裡，在對人的方面展現的是某塾對某地區人士如何進行教育以及有何影響，似乎少從對特定知識份子集團的方向來論述。這裡所說的知識份子集團，是指具有共同目標且一起投入的知識份子的群體，譬如推行啟蒙運動的明六社成員。而當我們在翻查生存於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的全集或著作集時，會看見不少追述自己幼、少年時期在漢學塾中度過而稍長再習西學的資料。從這點來看，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絕對也是適合探討知識份子集團和漢學塾教育的對象。
明治社會主義者之中有好幾位有在漢學塾學習的經歷，若選擇立場或思想呈對立的社會主義者，或許反而能突顯他們身上竟也存有共通性的事實，即漢學塾教育所起的相同的作用和影響。在這方面，筆者選取留下多數相關史料且在明治社會主義運動的光譜上互為兩極的片山潛（1859-1933）和幸德秋水（1871-1911）為對象[6]，討論兩人所經歷的漢學塾生活以及漢學塾教育帶來的影響，並試圖找出影響的「共通性」。但在此之前，必須先回顧漢學塾在明治時期的概況。
二、明治時期漢學塾的存續與沒落
江戶時代雖然有教授漢學的教育機構，但不稱作「漢學塾」。「漢學塾」的詞彙，是隨著明治維新後府縣提出給政府的〈私學開業申請書〉及相關調查而開始使用[7]。明治時期，有從前代相傳下來而富有歷史的漢學塾，也有進入明治後才開設的漢學塾。到明治五年（1872）的短短五年間，東京的漢學塾數量呈現持續成長的狀況[8]。而在大都市東京以外的城鄉地區，有許多名氣不大卻作育出各色優秀人才的漢學塾是在明治才成立，像下面要討論的修明舍、遊焉義塾和有功學舍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跡象顯示了一個事實，即是在西風東漸的強力情勢下，漢學塾的傳統仍延續到明治時期，並有過短暫的榮光。
明治五年政府頒布學制，推行近代的教育制度。不過，限於人力、物力，新制度無法立即深入全國各地，擁有教育機能的傳統私塾正好可以填補這個不足。在近代的學校體系尤其是中等教育制度確立之前，漢學塾代替中學提供基礎的教養，也為想進入高等教育機關的青少年儲備必要學力。漢學在明治時期雖然因為西方思想的傳入而降低重要性，但這是指失去形上學的解釋權力與地位，無礙其所具的強烈的倫理道德觀繼續擔負起強健魂魄、塑造人格的作用，至於內含的漢詩文知識仍舊是民眾必備的素養。長久以來，漢學建立了一套由素讀（重視字句的讀法而不重理解其意）、會讀（就某書提出問題、交換意見）到輪講（全書分配給數人講解）、講釋的學問系統。透過漸進式的學習，可養成思索抽象的概念和問題的能力，等到學西方學問的時候便能事半功倍。在學問的攝取上，漢學可說是學習西學的基礎[9]。明治是個厲行西化的時代，漢學塾之所以能存續，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教育狀況以及漢學的學問型態有很大的關聯。
至少在明治二○年代以前，漢學塾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然而，明治時期的漢學塾碰上近代學校體系的形成期，不是和近代學校體系保持一定的緊張關係，就是積極在這個體系中找出自己的位置而存在，兩種方式只能擇一[10]。明治二○年代學校體系完備後，漢學塾首當其衝，影響大不如前，有些地方的漢學塾甚至被認為妨礙了官方教育的推展，成為政府打壓的對象，而學歷社會的出現，強調大學名校的出身背景，對漢學塾黯淡的前途無疑是雪上加霜[11]。二十世紀之初，漢學塾就在歷史中正式落幕。
三、片山潛與有功學舍、綏猷堂
片山潛[12]的幼年，能接觸到教育的機會很少。片山出生在幕末的安政六年（1859），當時近代的學校尚未建立，村裡雖有教育孩童的寺子屋，卻不普遍。遊戲玩耍是多數孩童唯一的受教途徑，稍長再從父母長輩處獲得直接或間接的教育。片山自己就是由曾祖父教導讀書[13]。七、八歲時，入寺子屋習字，後轉入寺廟習字和受《孝經》的訓讀，一年間沒有什麼進步，讓片山覺得「這是無視少年的發育、知識和嗜好的封建式兒童教育的弊害」[14]。既然毫無所獲，只好打消學習的念頭，回家幫忙農事。
這種低迷的求學意志獲得改善而轉向積極，乃出於兩個事件。一是明治五年（1872）故鄉當地設立小學，作為羽出木村的代表，片山入小學就讀。或許是新式教育較完善與系統化的緣故，「始感學問之趣味」，且成績常名列前茅[15]。對讀書漸感到興趣，而興起向學的志向，片山認為這是「個人生涯的第一次革命」，「所謂的作為人的獨立心奮起的時期」[16]。其次是西南戰爭結束的明治十年（1877），自由民權運動傳到了故鄉。感受到時代的變動，決意以學問為立身之道[17]。為追求學問，同年秋天片山離鄉，先後在他處擔任兩家小學的助教。明治十二年（1879）因人之薦，入勝北郡郡長安達清風（1835-1884）[18]所設立的漢學塾「有功學舍」。
入有功學舍，是片山「首次進入純學生的生活」[19]，換言之，即是以學問立身的起點。塾生中有鳥取人，有東京人，大多是士族子弟。自己是平民出身，不免有不如人的自卑感[20]。
課業上，開始進行輪講的練習，又在老師面前實際作講解，從讀《漢書》的評注學習理解其意義。透過這樣的學習，原本對漢學棘手的片山突然開始瞭解漢學的趣味，甚至還自行研究起《十八史略》[21]。由僅能素讀到可以獨立研究的轉變不可謂不大，更重要的是，經由漢學塾的補強，順利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考取了岡山師範學校[22]。
明治十四年（1881）八月，對學問仍有熱忱的片山，不甘於當一小學教師，從岡山師範學校退學，前往東京。在東京當印刷廠的排字工人的同時，經下宿旅社裡的青年介紹，到漢學者岡鹿門（1833-1914）[23]開設的漢學塾「綏猷堂」學習[24]。
明治以來偏重西式教育，然而陸海軍學校、法律學校等官方學校的入學仍需有漢學的基礎，綏猷堂的成立正是為了補充當時教育裡漢學教養的不足[25]。片山來東京想接受西方學問和文明的教育，綏猷堂提供了受西式教育前的必備漢學素養。不過由於每天在印刷廠工作達十小時，幾乎沒有時間到塾裡學習。入塾後過了兩、三個月，恰好原先擔任塾僕的青年離職，片山就辭去印刷廠的工作，接下塾僕一職。當塾僕可免去學費和伙食費，更能專心讀書[26]。在綏猷堂擔任塾僕，是繼小學和有功學舍之後第三次擁有穩定的學習環境的時期。
塾的授課以四書五經為主。或許跟塾主岡鹿門最專精的學問是《左傳》有關，塾所開的《左傳》課，讓其「自始至終，未嘗一日缺席」[27]。從師授讀《左傳》的收穫，在於「其筆誅之法鍛鍊我的膽量。後年研究邏輯及哲學時，助我獲取相關基礎知識」[28]。從《左傳》至漢學全域，則是漸能理解漢學和作漢文，並由此轉化心性。自幼以來片山常覺出身不如人，剛進綏猷堂時還被人當面嘲笑午餐的菜色寒酸而心生憤慨[29]。然而，靠著漢學，「展現了自己的意志，神采因而煥發。我認為它（漢學）創造了一種有根基的人格，也確信即使是百姓之子也不必畏懼武士階級的子弟」[30]，源於階級制度的卑下感逐漸消弭，代以依靠學習可不斷向上的自信姿態[31]。
片山在綏猷堂當塾僕，同時幫岡鹿門編輯維新革命史（即《尊攘紀事》）。維新的歷史波瀾壯闊，年少氣盛的片山受其感動[32]，全力投入維新史的世界。片山對政治的關注，肇始於自由民權的風潮，而在大量閱讀維新史料後，認識又進一層，「想成為熱心的革命家」[33]。當時塾裡的塾生大多不讀報紙，疏遠時事，也幾乎不參加自由民權運動。塾所教的漢學和社會的實態脫節，流於空虛枯竭。塾生習此學問，難與現實有所牽涉，這是最大的癥結所在。其次，明治八年（1875）公佈的讒謗律和報紙條例，限制了民間的言論自由，塾生中甚至有人因違反報紙條例而入獄[34]。在綏猷堂這種不利於政治意識發展的環境下，如果不是接觸到維新史料，就不會對政治那麼快開眼，而且這個體驗也讓其在日後深切反省漢學在新時代的侷限性。
至於志士的事蹟給片山帶來什麼徹底的改變？「以前只知埋首學問，沒有其他的目標，也不會主動尋找」，而今激發了革命的氣概與決心，「此等思想與決心固然得自漢籍的研究，但讀維新革命史，受革命志士言行的感化，直接促其形成」[35]。離開綏猷堂後，片山在明治十七年（1884）十一月毅然決然隻身赴美求學。這種壯烈的行動和決心，也可說是受志士精神的啟發吧！
四、幸德秋水與修明舍、遊焉義塾
提及幸德秋水學問的根源，不免令人想起其師中江兆民（1847-1901）。雖然存在著這樣的共生聯想，但從師承角度觀之，不是只有大名鼎鼎的中江一人。中江之前，幸德曾師從故鄉幡多郡的大儒者木戶明（1834-1916）[36]。兩人的師生關係，始於木戶所經營的漢學塾「修明舍」和「遊焉義塾」。
明治九年（1876）十二月，幸德入中村小學下等第八级，三年後的明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中村小學下等第一级畢業。當時，課外求師研讀漢籍之風，在學生間蔚為盛行。明治十二年，尚在小學就讀的幸德和兄長龜治進入木戶在中村町的漢學塾修明舍。在塾裡，藉由《孝經》的素讀訓練，對漢學有了初步的認識[37]。就這點而言，木戶可以說是幸德的漢學啟蒙老師。學習上，其優異的表現讓人有目共睹。據幸德的夫人師岡千代子回憶，塾裡年紀最小的幸德此時開始嶄露頭角，而有「神童」之稱[38]。
中學時代的幸德，由於仍和小學時代一樣因為自己資質聰慧和身為「町人之子」的緣故備受同學妒忌和憎惡，而有出外遊學的打算[39]。明治十八年（1885）八月，所就讀的中村中學遭颱風侵襲，校舍倒塌而廢校，學習被迫中斷。所幸在母親考量到其未來以及籌措到學雜費的情況下，遊學高知的夢想得以實現。隔年春天進入了木戶明設在高知市的遊焉義塾。從修明舍到遊焉義塾，除了漢學以外，還有漢詩文的學習。木戶本人善作漢詩，後來幸德稱揚其詩幾乎沒有「和臭」（日本味），不比中國《唐詩選》裡面的漢詩遜色[40]。一生常以漢詩的形式抒發情感[41]而留下百餘首作品的幸德，有九首漢詩就是在遊焉義塾時所作。其中題為〈種崎觀桃〉的三首是春季和同學泛舟至種崎時之作[42]：
輕舟泛去大江東，一詠一觴興不窮。
醉眼喜看前岸上，桃花十里映霞紅。
紅桃花映水，春在曲江頭。
無是仙源洞，風微鳥語柔。
春江水暖午時天，短艇泛過興可憐。
前岸垂楊含露綠，後洲桃李映霞鮮。
其他還有題名含「春」字的六首[43]：
徐步曳節野徑隈，狂蜂懶蝶逐人來。
一村綠麥微風度，疑是蒼波去又回。（〈春日郊行〉）
微風陣陣雨初乾，獨擁紅爐怯曉寒。
黃鳥一聲何處到，日移花影上欄干。（〈春曉〉）
沉沉春夜漏聲傳，風拂簾櫳興可憐。
舉酒閑看深院外，一朵花影月嬋娟。（〈春夜〉）
紗窗半鎖晝沉沉，煙外垂楊春雨深。
點滴繞簷聲不斷，啾啾呼起故園心。
濛濛春雨久難晴，煙繞山腰十里橫。
午睡覺來無一事，靜聽窗外落花聲。
狂風吹雨入簾幃，日日掩扉客到稀。
簷角殘花紅欲滴，園中春草綠應肥。（〈春雨〉三首）
此外，日後幸德為文常使用漢文調，〈祭自由黨文〉等多篇名文皆是漢文調的文體，而評論家兼小說家伊藤銀月（1871-1944）亦認為其文漢文元素比例較高[44]。這類對漢詩文懷有深刻理解且能運用得宜的能力，最初實出於木戶的教導和影響。
遊焉義塾時期的幸德，學業成績如何呢？幾乎和幸德同時入塾的親戚安岡秀夫回憶道：
時常依先生之命而舉行的詩會、書會、輪講、歷史等相關討論會，能獲得出眾成績的總是K君（指幸德）。現在還記得，在某次詩會上，此男所作七絕〈春雨〉的末句「靜聞窗外落花聲」贏得了先生極高的讚譽。[45]
從這段描述中可知來到遊焉義塾後，課業仍能和修明舍時期一樣出色。儒學的傳統要求人培養良好的智能以作為團體中理想的領導者，幸德在學習上常保持領先地位，可能有受木戶的漢學教育強調此價值觀的影響[46]。
能從容應付學業，照理說生活應是愉悅又適意，不過幸德心中的不滿和反感卻於此越發膨脹。這有兩層原因，一是封閉落後的教育方式，另一是惡劣的飲食品質。木戶生於幕末，維新後回到故鄉幡多，「久避故鄉之山間，絕不知世間為何物，眼中所存僅是一個中國古代史」[47]，算是一位舊時代的老先生。教育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目的，以英雄豪傑為效法對象，採強制性的干涉主義，一日內僅有一小時的外出時間，並嚴禁閱讀報紙和談論科幻之事[48]。儘管能明確地指出邁向志士仁人之路，但在幸德往後的生活上生出了不良的影響[49]，而舊式的管教方法，對熱中現實政治的少年幸德而言，無異教人與時勢脫節。再者，加上「食物甚差…三餐副食為醃菜已成定例，只有幾天才有提供菜餚料理」[50]的飲食環境，腸胃虛弱的身體尤不堪負荷。身心兩方的痛苦持續困擾著，讓幸德深感「不過是一個囚奴」[51]。在苦惱與惡食交迫的情況下，四月底罹患嚴重的肋膜炎，而離開遊焉義塾入院治療，八月病情好轉回鄉療養。隔年元月返塾，並通學於高知中學。但之前由於半年的休養，學力落後以致考試落第，七月只得再歸故里，漢學塾的求學生涯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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