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明治十七年（1884）再版的《哲學字彙》改訂增補版封面。東京大學教授、哲學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人以英人威廉‧弗列蒙（William Fleming）的《哲學字典》（The Vocabulary of Philosophy）為底本編纂而成，明治十四年（1881）由東京大學出版。明治十七年（1884），井上和有賀長雄（1860-1921）的改訂增補版由東洋館書店出版。大正元年（1912），丸善刊行井上和中島力造（1858-1918）、元良勇次郎（1859-1912）修訂的三版。《哲學字彙》是日本第一部哲學詞彙集，雖只是條列譯詞，但範圍不限於哲學，更遍及幕末到明治初期急速發展的思想、倫理、法學、政治、經濟等人文、社會學科的專門用語，集理論性抽象語之大成，對近代語的成立有不可抹滅的功績）
【譯前說明】
明治時代的知識人，在繼承江戶以來的傳統外，又藉著「借」與「譯」兩種手段，創出大量學問方面使用的新詞、譯詞，為漢字文化圈賦予了語言上的近代性。語言學出身的作者，在這篇論文以微觀的方式析論了整個過程，也提供另一種俯瞰東亞近代文化變遷的視角。
【作者簡介】
沈國威（1954-），遼寧省人。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平成五年（1993）以論文《近代中日詞彙往來的研究》（《近代における中日語彙交涉についての研究》）獲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目前為關西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機構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代漢語的生成與交流、中日詞彙對照研究、中國語教育法。學術著作主要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1994）、《「新爾雅」とその語彙》（1995）、《植學啟原と植物學の語彙》（2000）和《電腦による中國語研究のススメ》（2000）等書。
〈明治時代學問的用語〉（上）
一、 緒言
明治時代，是新式學問的導入期，也是從過去江戶時代以漢學、蘭學為中心的學問體系全面轉向西洋近代學問的時期。
新文體、新表現以及新詞彙對新式學問來說是必要的。明治一代，特別是明治二○年代之前，大量的新詞、譯詞被當成學問的用語而創造出來。在這些詞彙裡，舉例來說，西周的新造詞至今仍被使用的，雙字詞僅兩成弱，而《哲學字彙》（一八八一）大致也是這樣的比例。這意味明治的學問用語為古典語。不過，這些詞彙很多成了今日在學術領域之外，一般的社會生活不可欠缺的基本用語。
本文的目的，乃是概觀「明治學問的用語（以下略稱學術語）實際上如何確立」的問題。但是，即使以「學術語」一言蔽之，自然科學的用語和人文科學的用語仍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明治時代和現在，專門性的程度也會不同。本文不打算將範圍限定在各專門領域的高深術語，而是限定在進行學校教育或知識活動上廣泛使用的詞彙，特別是把比重放在人文系列的用語上作進一步的討論。
二、繼承與創造
明治的學術語，有以下的特徵：
（1）歷史較短的新詞、譯詞。一部分的詞彙有漢籍的典據，但不是被賦予漢籍的古老意思，而是被賦予作為譯詞的新意義。
（2）為表現西洋傳來的文物、制度而發明。換言之，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所引起的語言接觸成為學術語誕生的誘因。
（3）幾乎全是取漢語形貌的詞彙。江戶時代以降，漢語成為談論學問的語言。外來的概念往往被譯成漢語，人名、地名及其他音譯語幾乎沒有例外都被賦予漢語的語形。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明治後期（註一）。
（4）和漢字文化圈其他的語言同樣形貌的詞彙，即有很多的同形詞存在。例如，在中國報紙的四千個常用詞彙裡，和日語同形的複合詞達一千八百個以上，佔全體兩千九百五十個複合詞的百分之六十二（註二）。大量同形詞的存在，說明了詞彙的交流是如何的興盛。此即，漢字文化圈裡近代語的成立，不只是一國、一語裡面的問題。
明治的學術語，就出現的類別可分成（1）江戶時代原有的詞彙（2）蘭學的譯詞（3）漢籍語、佛典語、白話小說的詞彙（4）中國漢譯西書、英華辭典的譯詞（5）明治時代的新造詞等五部分。
源自江戶語的學術語，可以舉「取締」、「引渡」、「場合」等法律相關用語為例子，但總數並不多。江戶時代蘭學的譯詞，是指透過荷蘭引進西洋知識的時候在翻譯荷書的過程中所發明的譯詞、術語。從領域來看，以醫學、植物學、化學、兵學、砲術為中心，特別是解剖學、眼科、婦產科、外科的術語，到幕末才完成其主要部分（註三）。
不論是江戶時代荷語的翻譯，或是明治初期英語的翻譯，中國書籍始終是最大的供給源。根據手島邦夫的調查，在西周所用的一千三百二十五個雙字漢語的譯詞裡，有中國書籍的典據者就佔了近七成（註四）。然而，如前所述，即使是有漢籍等典據的詞彙，很多在意思上未必與漢籍的出處有關。
中國漢譯西書的譯詞，可分為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士的譯詞和十九世紀以降基督教傳教士的譯詞。除去個別領域的詞彙，直接採自耶穌會士著作的詞彙其實很少，幾乎都是透過基督教傳教士的著作而傳入。而英華辭典也提供許多譯詞。
明治的學術語裡，在幕末、明治期間新造的詞彙，數量上有很多。譬如，據手島氏前述的調查，西周的譯詞被視為幕末和明治初期的新造詞者，在全數一千三百二十五個的譯詞裡就有三百一十個左右，約佔百分之二十三。該氏指出，這兩成多的新詞「可說是純粹的字根創造…大量的新造詞被造出、被使用」。
明治的學術語，就這樣經由繼承和創造而成型了。
三、「借」與「譯」
採納外來的概念，大致上有兩種方法。此即「借」與「譯」。「借」有「借音」和「借形」之別。借音的詞彙又可稱作「音譯詞」，藉由音的轉寫，母語裡就會納入源語（source language）的音。借音主要在不同表記體系的語言間進行。相對於此，借形則常出現在相同表記體系的語言間（還包含部分相同的表記體系之情況）。使用羅馬字母的歐洲語言間存在著許多這樣的事例，此乃人盡皆知的事實。例如英語中從法語、德語的借用詞。另外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的漢字文化圈之詞彙交流也可說是借形的好例子。文字是記錄語音的記號。因此，借形裡面必然夾雜著語音。在表音文字裡，這種情況特別明顯。所以筆者認為，歐洲各語言之間透過書籍所進行的詞彙交流，與其說是借音，不如說是借形才對。
「借」不管是借音或借形，基本上不會伴隨意義的轉移。要賦予新詞意義，須藉注釋或改述等方法才能實行。例如，幕末、明治初期，附在取自漢譯西書的借用詞上的旁注假名，就扮演了這類注釋的角色。理論上「借」在最大限度上是有可能接近原詞的意思，不過意思的滲透和固定則需要長時間。然而，特別要提及的是，這是出現在向漢字之類的表意文字借形的場合。在漢字文化圈，因為共同具有漢字是有意義的記號體系這樣的歷史過程，漢字借形詞就容易陷入意思能同時轉移的錯覺。不過字義不一定和詞義有直接的聯繫，而且漢字在漢字文化圈各語言間形成了獨自的意義和用法，因此就會產生漢字借形詞誤導人們偏離源語言的詞義的危險性。特別是在引進的初期，這種現象最為明顯。
另一方面，譯是藉著翻譯的手法把源語言的概念置換為母語，有直譯（語素對應譯）和意譯之別（註五）。
「譯」有可能同時轉移了意義，但是要將源語言的獨特的概念，正確無誤地翻譯到母語來，則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與時間，有時甚至覺得是不可能的事。對源語言的造詣越深，這種不可譯的問題就越嚴重（註六）。
四、借的魅力──漢譯西書譯詞的借用
日本在締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後，一八五九年開放神奈川、箱館和長崎三個港口，大量進口中國的漢譯西書、英華辭典。又如千歲號遠航上海（1862）所象徵的──前往中國積極收集書籍。漢譯西書和英華辭典，就以原來的形貌或是透過翻印、翻譯的手段而被廣泛利用了（註七）。在這過程中，漢譯西書的詞彙被日語「借」過去了。幕末英語學尚未確立而不得不仰賴漢譯西書、當時的翻譯者具備高度的漢學素養、國際情勢緊迫因而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從事翻譯等，都是產生這個現象的理由。在還沒有合適的英日辭典的幕末、明治初期，學者把英華辭典擺在桌上，竭盡心力來翻譯。而且，許多英日辭典參考英華辭典而編成的情況，也加速中製譯詞的借用。借用最大的優點，便是在創造譯詞上節省了時間和勞力。這樣才能短時間引進大量譯詞，並迅速把新的概念轉化成詞彙（即所謂的「概念的詞彙化」）。然而對許多讀者來說，未必了解這類借用詞的意思。如前所述，為了克服意思上的隔閡，而使用行間小注和旁注假名。特別是旁注假名的存在最重要。英日辭典上附在譯詞旁的假名，很多是在明治二○年代以後才消失。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此即漢譯西書的譯詞取代既有譯詞的現象。例如，幕末已經固定存在的「舍密」被「化學」取代，「越列機」被「電氣」取代。其他尚有「積極、消極→陰極、陽極」、「健全→衛生」的例子（註八）。填補譯詞的空缺並不是借用的唯一理由。將這類譯詞統一成中國書籍上的用語的志向，早從《曆象新書》（1792-1802）上中篇和下篇譯詞的移動裡可以看出。換言之，真正的價值不在譯詞意思的正確，而在漢字詞本身。這也是借用中製譯詞最主要的原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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